徐彦的家境，在我们班里，当年也许是最好的了。他父亲是市立一院的医生，他母亲原本也是医生，因为患有心脏病，长年在家休养，但享有病假工资，而他哥哥曾是海军战士，复员后分配在哈市著名的大工厂里。徐彦是我们班几个没下乡的同学之一，在他哥哥工作的厂里当车工。我在班里当“勤务员”时，几乎去遍了全班同学的家，徐彦的家当年是最令人羡慕的。不只我羡慕，每一个去过他家的同学都印象深刻，羡慕不已。他家的房子倒不大，前后皆有花园，是有较高地基的俄式砖房。前窗后窗的外沿，砌了漂亮的窗沿。门前还有木板的台阶，冬天一向扫得很干净，夏天徐彦还经常用拖布拖，那大概是他主要的一项家务了吧。那时候的哈尔滨，很少人家能直接用上自来水。但徐彦家厨房里有自来水龙头，而我们几个，都是从小挑水的，长大后以挑水为己任。我们在中学时代也都没穿过皮鞋，但徐彦既有冬天穿的皮鞋，也有夏天穿的皮鞋。不论冬夏，他一向衣着整洁。最令我们向往的，是他自己有一小“套”屋子可住。不是一间，而是有“门斗”、厨房，分里外间的单独一小套，连地上也都铺着木地板。说到地板，我们几个的家里竟都没有。云河家的地要算“高级”一点儿了，却也只不过是砖铺的，另外几家，泥土地而已。那样一套小屋子，与他父母和妹妹住的屋子在同一个大院里。在那个大院里，几户有四五口人的人家，所居便是那么一套小屋子。他居然还拥有一架风琴，就在那小屋子里。总而言之，在我们看来，他当年实在是可以算做“富家子弟”了。他还是美少年，眉清目秀，彬彬有礼，我们几乎从没听过他大声说话。要是他生气了，反而会不说话。他的性格更像沉静的女孩子。
倘以我们的学校为中点，我们几个的家在同一边，而他的家在另一边。每天放学，一出校门，我们和他便“分道扬镳”了。在学校，课间我们也不怎么主动接触他。他终究还是成了我们情义小团体的一分子，起先是因为“文革”。“文革”中我们的身份虽然还是中学生，却不上课了。于是以前不怎么来往的同学，也开始接触了。后来，则是由于我和他的关系一下子变得亲近了。我们初一下学期，我的哥哥患了精神病；我们初二上学期，他才读小学三年级的妹妹，因为在学校里受了点气，隔夜之间也不幸成了小精神病患者。我母亲听我说了，非要我带她去徐彦家认认门，为的是以后能经常向他的父母取经，学习怎样做好患精神病的儿女的家长。无奈之下，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带着母亲去到了徐彦家。怕自己无聊，我还带了一本《希腊悲剧选集》，也是从邻居家收的旧书堆中发现的。
母亲和徐彦的父母说话时，徐彦将我带到了他的房间里。他的沉默寡言加上我的自卑心理作怪，我表现得极矜持，低头看书而已。
他坐在我旁边表现着主人应有的热情，隔一会儿就找话跟我说。要是他不说什么，我也不开口。终于，他问我看的是什么书。这一问，打开了我的话匣子，跟他说起了书里的故事。两个多小时后母亲才起身要走，徐彦还没听够呢。几天后他受他父亲的吩咐，到我家来送安眠药，我向他展示了我犯禁收藏的十几本书，建议他选一两本带回家去看。
他说：“这些书以后中国不会再有了，如果别人在我家看到了也跟我借，万一还不回来怎么办？我这人嘴软，别人一开口借，我肯定会借给的。”
我说：“那我也认了，绝不埋怨你。”他想了想，却说：“我还是不借的好。以后咱俩在一起，我听你讲就是了，我爱听你讲。”后来，母亲经常独自去他家，成了他家的常客。因为儿女患同一种病，我的母亲和他的父母之间，渐生相互体恤的深情。当年即使有证明，也只能一次从医院买出十几片安眠药，而徐彦的父亲，可以为母亲一次买出一小瓶来，这减轻了母亲总去医院的辛苦。自然地，我和徐彦的关系也逐渐亲密了。我以每次见到他都给他讲故事的方式报答他父亲对我家的帮助。
他哥哥参军了，他妹妹有那样的病，他母亲还有心脏病--综合这些理由，使他可以免于下乡。
我下乡后，每次从兵团给他写信，都拜托他去我家替我安慰我的母亲、教导我的弟弟妹妹们听母亲的话、实际看一下我哥哥的病情。而他对我的嘱托一向当成使命，往往去了我家，一待就是半天。其实我觉得他并不善于安慰人，却是特有耐心的倾听者。他的心如院长嬷嬷一般善良。我想我的母亲向他倾诉心中的悲苦时，一定也仿佛向对有着宗教善良情怀的人倾诉吧。
他是个天生看不进书的人，也是一个天生懒得给别人回信的人。他竟回了我几次信，那于他真是难能可贵的事了。
“我到你家去了，带去了我父亲替你母亲买的药，和大娘聊了两个多小时的家常。你家没什么更不好的事，你也别太惦家……”“我也很寂寞。厂里还有许多人热衷于搞派性斗争，很讨厌。同学们都下乡了，周围缺少友谊，更没人给我讲有意思的故事听了……”他信上的字写得很大，也很工整。看得出，每多写一行字，他大概都要想半天。我虽精神苦闷，情绪消沉，但写给他的信，内容一向不乏发生在兵团的极有趣的事。我不愿用我的不快乐影响他。故他给我的回信中，也曾写过“：读你的信，是我愉快的时候……”我上大学的前一年，被黑龙江出版社借调了三个月。那三个月里，他家的常客不再是我的母亲，而是我自己了。出版社自然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相比平民百姓，知识分子显然是更加忧国忧民的。那时的中国，并没有麻木不仁的中国人胸中忧成块垒，积怨如地火般悄然运行。我每天在出版社都会加入值得信任的人之间的“私议”。而我在他家里，也就不仅仅是只讲故事给徐彦听了，而是“讲政治”给他的父母听了。至于他，倒成了旁听者。他的父母，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有社会良知的人。每逢我讲到义愤时，他们竟也情不自禁地插话，诅咒祸国殃民之流。我讲到希望所在时，他父亲还会激动得陪我吸一支烟。我是极少数由他父亲陪着在他家吸过烟的人--他父亲一年也吸不了几支烟的。
每次我走他都会送我，有时送出很远。他不止一次告诫我：“千万记住我爸妈的叮嘱，那些话绝对不能跟别人说。你以为有的人值得信任，可万一你的感觉错了呢？人出卖人的事咱们知道的听到的还少吗？……记住行吗？”
他那时的口吻，更像一位院长嬷嬷了。我答应了他。
他又说：“我可不是怕万一你出事了，我和我父母受你牵连。枪毙你你都不会出卖我们的，这我绝对相信。可……你是我最不愿失去的朋友啊！你如果出事了，我不是就连个与我通信的朋友都没有了吗？……”
那时我不由得站住，凝视他，整个心感动得发烫。当年，当年，当年真是不堪回首，思想竟成了令亲友们极度担心的事。
当年，当年，当年真是难以忘怀，有那样的同学间的情义，如同拥有过美好爱情。
因为在邪恶年代也曾拥有那样一种情义，我要在我死前对这个世界虔诚地说一声“谢谢”。
去年我回老家，跟前文提到的几名同学聚在了一起。我十几年没见过他们了，大家都老了，也都还在为各自的家辛劳。树起两口子都退休了，他曾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开过一个小饭店，没挣到多少钱还累出了心脏病；徐彦为了帮婚后的儿子还房贷，退休了也还在找活干，在外县的一处工地上开大型挖土机；志松从一份医学杂志总编的位置退下来后，在家带孙子，偶尔打打麻将；云河、玉刚、松山也都白了头发。彼此脸上都有被人生折腾出来的沧桑，却又都竭力表现出快乐，想要给朋友们留下毫无心事的印象。然而我清楚，每人都有各自的远忧近虑。
树起缓缓饮了一口茶（他心脏做手术后滴酒不沾了），看着我慢条斯理地说：“现在，咱们对这家伙，终于可以放心了。”
志松反应快，紧接着说：“当年你们几个托付给我的责任，我可尽到了啊！他后来在复旦大学上学，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了北京，有次出差去南京，还专程绕到上海，告诫他务必学会保护自己呢！……”
云河笑着说：“做得对，应该表扬！他上大学那三年，据说中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人更多了。”
“要说现在咱们对这家伙可以放心了，那也还是早点儿。什么时候他不写了，咱们才能彻底放心。”松山说道。
玉刚说：“现在中国没有反革命罪了，而且，我看这家伙的思想也不像当年那么‘反动’了……”
说到这儿，大家就都笑了。徐彦待大家笑过，也看着我说：“别深沉了，讲讲吧！”我问：“讲什么啊？”
他说：“讲国家呗，你当年最爱讲国家大事的呀！”我想了想，说了这么一番话：“中国现在问题很多，有些社会矛盾又突出又尖锐。可即使这样，我也还是觉得，倒退回去肯定不是出路。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儿女，从前的中国，与现在的中国相比，是一个无望的国家和一个大有希望的国家的区别……”
玉刚乐了：“都听到了吧？不但不反动了，还特革命了呢！”志松接着不客气地说：“你小子打住！当你是谁呀？大领导呀？给我们作报告呢？不许装模作样了，喝酒喝酒！”于是除了树起，我们都擎起杯来一饮而尽。大家刚放下杯，树起又说：“但这家伙刚才的话，我完全同意。”云河问：“咱们刚才反对了吗？”
松山他们几个就摇头。志松给大家杯里斟满酒，站起来，朗声道：“本人提议……”我抢着说：“为情义干杯！”志松说：“错。我要说的是为中国的大有希望干杯！咱们晚年的幸福指数还指望这呢，过会儿再为情义干杯！”于是大家都站了起来，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树起以茶代酒，也将杯里的茶水喝光了。都老了的我的亲爱的几位中学同学，记得那时一个个写着倦意的脸上，呈现着难掩的期盼了……
2011年6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