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几次催促郑来香回去，裂了缝的房子已经被推倒重建，新房子已经盖好了，让他们两口子回去庆祝一下，小两口商量来商量去还是决定让郑来香一个人回老家去，让孙喜宝在鱼塘喂鱼，鱼塘离不开人，郑来香带着孩子回老家去了。鱼塘恢复了先前的平静，孙喜宝照例每天喂他的鱼，詹雨桐坐在那里看塘里的莲花鱼，孙喜宝看詹雨桐烦闷的样子，就给她讲他的童年趣事，还有年轻时在社会上闯荡的事：
“小的时候，家里有只羊，寄养在队里的羊群里，白天有队里的牧羊人赶着那些羊到滩里放，下午放学回来，我便第一时间去喂它，饲料是用切碎的胡萝卜拌上麸皮，我把它装在一个木头做的容器里步行穿过村子赶往一公里以外的羊场。到了羊场，那只羊早已认出了我，头伸着往我跟前蹭。喂羊是我每天生活的一部分，也是父亲给我指派的硬性任务，那只羊我喂了一年多，每天坚持喂，风雨无阻，哪怕我不吃不喝也要把羊先喂饱。有一次，下大雪，我喂完羊回到家时，我的棉鞋都湿透了，脚冻得跟两块石头似的，我在母亲的热炕上焐了很久才缓过来。
“母亲那年刚刚生了妹妹，记得妹妹出生那天，一家人忙乱不堪，母亲躺在床上呻吟，产婆的身边放着一盆热水，我听见一声啼哭，她凌乱的头发被汗水沾在脑门上，她的脸色苍白如雪，产婆用一块布将女婴包裹起来放在母亲的头前让她看。想想母亲是多么不容易，多少次，她因为抢着干农活差点流了产；多少次，母亲由于先天性心脏病不堪婴儿的挤压差点停止了跳动。
“我还记得母亲做月子时煮的小米稀饭，里面放了红糖，味道好极了，我现在想起来那稀饭还流口水，母亲后来还透露，她是在做月子时吃胖的。整个月子我都陪伴在母亲的身旁，母亲一共生了四个孩子。
“小的时候，家里本来有十只鹅，我没有管理好，死了五只，还有五只。记得当时我们那个村的稻田一眼望不到边，靠近排水沟的地方是一个荒草滩，我就在那十来亩大的荒草滩上放鹅，因为贪玩，那五只鹅总要趁我不注意时，钻进稻田里吃稻穗，崔乃臣是村里的稻田看管人，他把鹅从稻田里追了上来，鹅根本跑不过崔乃臣。崔乃臣是个个头很高的家伙，他个头高，可还有点驼背，一年四季戴着一顶灰色帽子，他抓起跑在最后面的那只鹅，猛地摔在地上，那只鹅翻了个身从地上爬起来继续往前跑，我一看他摔我的鹅，我哪里肯，我跑上去与他扭打到了一块，我还在他的腿上咬了几个牙印。崔乃臣对待动物的凶狠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任何一个活的动物，只要敢吃麦穗被他抓住，非摔死不可，他那闪着光的黄眼珠总是恶狠狠地。黄昏时分，我赶着鹅回家时，我把那只被崔乃臣摔过的鹅抱在怀里，从荒滩一直走回村子里。半夜里，我还偷偷起来看那只鹅是不是死了，我摸了摸它的羽毛，它叫了一声，我才放心地回去睡了。我在上炕的时候，吵醒了母亲，她问我出去干什么，我说闷得慌，出去看看月亮，我父亲却睡得跟头牛似的，还打着呼噜。
“家里的地少，我就到外面打工挣钱，出门时，母亲给了我五十元钱，叫我省着花，我搭了村里的一辆拉水泥的车来到城里，先在车站一带干零活，车站离劳务市场很近，我每天跟几个老乡在劳务市场找零活干，看见有找零活模样的人就围上去，找活的人需要几个人，我们就去几个人，有时我们围上去五个人，找活的人说他只需要三个人。有一次因为争抢我还和他们打了一架，我的鼻子被他们打破了，眼睛也被他们打青了，在家里躺了好几天。三个人去干零活虽然每人才能分五元钱，为了挣这五元钱，我却挨过不少次的打。
“为了不再挨打，我决定单干，我在煤气公司报了名，给需要煤气的城市住户换煤气，一罐煤气挣三块钱，后来城里大多通了液化气管道，换煤气的居民越来越少，挣不到什么钱了，我就去工地上打工，慢慢地，我在那里学会的技术很多：捆绑脚手架、给搅拌机上料、支壳子板，成天陪伴我的是水泥、石头、砂子和搅拌机的轰鸣声。我和工友们顶着烈日从夏天干到秋末冬初，在讨要工钱的时候，我与工头发生了摩擦。我和几个工友去劳动执法大队申请强制执行，工头因拖欠民工工资被执法大队处罚了，我的工资讨了回来却被老板开除了，之后我在电线杆上看见了家政服务的招聘广告，看了广告上的内容，我觉得我符合他们招聘的条件，我就应聘去了，他们让我跟着几个妇女擦玻璃，修煤气灶，修电饭锅，有时也给人搬家。有一次，我们给一个住户搬家，搬完后，那个住户说搬的东西丢了，说是什么金项链之类的东西，还说那个金项链是他们的结婚纪念品，不但拒绝给我们付搬迁费，还把我们公司告上了法庭，老板怀疑是我们中谁偷的，他像审判长一样挨个审问每个人，审问没有任何结果，我由于顶嘴又一次被老板解雇了，后来听工友说，那个金项链找到了，是那家住户的妻子把金项链藏在长筒袜里，连同长筒袜放在电脑桌的抽屉里，她忘记放到那了。”
“你又回到家政公司了吗？”詹雨桐问道。
“从家政公司出来，我干上了修理自行车兼修皮鞋的行当，到现在，我还清清楚楚记得我修自行车的那条街，尤其是摊子对面那个酒店，它的名字叫假日酒店。假日酒店的生意一直不景气，改了几次名字，装修了无数次，可生意仍然冷清，假日酒店也是最近刚刚起的新名字。门前的两尊威风凛凛的石头狮子卧在黑色的基座上，圆圆的眼睛永远盯着正前方，嘴张着一条缝，头上缠着两片红绸子。酒店对面的街边就是我修理自行车的小摊，我的小摊还配钥匙，修锁子，修补鞋，卖车筐，免费打气。所有的工具我都装在一个旧三轮车里，三轮车是环卫工人淘汰的那种车，车身是绿色的，绿色的车身上喷着白色的字：创建卫生城市靠大家。我车前面摆着一个金属架的藤编躺椅，虽然椅面都变黑了，但在没人修车时，我就躺在椅子上休息，车身的一面还挂着换下来的旧轮胎。
“还记得有次，三个搞装修的民工坐在靠狮子一边的门台上等待老板回来讨要工钱，这三个人在酒店门口守了三天老板一直未露面。我照例每天修车但也帮他们注视着酒店的动静，一辆灰色越野车停在了酒店门口，我赶忙示意那三个人。最终，那三个人堵到了酒店老板，要回了工钱。
“假日酒店的隔壁有一个餐厅，餐厅的门头全被红色覆盖了，只有餐厅的名字是金黄色的，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挂在屋檐下的灯笼风吹雨淋使它变了颜色。穿着绿色衣服的环卫工人不时用铲子铲着电线杆上的小广告，用的工具是短把小铲子，铲过一根电线杆，再到另一根电线杆上铲，这是他们的工作，他们从早铲到晚，每当看到他们铲累的时候，我都会为他们递上热水，并顺便聊上几句。
“后来，我遇到了郑来香，我们结了婚。我觉得上帝是公平的：无论贫穷或富有你都能同等地享受阳光、空气、水，结婚后我们的日子朴实而简单。
“结婚后不多久，环保局为了市容卫生取缔了我的修鞋摊子，正当我又一次在劳务市场徘徊时，碰到了你儿子朱海波，我找到了一个养鱼的工作，这个工作既稳定还包吃住，所以我退了那间租来的简陋的小房子，带上妻子和刚满月的儿子，连工钱都没有谈就直奔鱼塘来了。通往鱼塘的公路边上全是参天的白杨树和绿油油的稻田，一排排农民的房子整整齐齐，过了一条小河，穿过一个镇子，就看到一整片鱼塘。”
詹雨桐听得津津有味，忘记了时辰，此时，天已渐渐黑了，落日的余晖照在池塘上泛着金色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