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在朝为官。最难缠的是同僚关系，由于影响到切身利益和生命安全，最紧张最微妙和关系往往不是皇帝同大臣之间的关系，而是大臣与大臣之间的关系。同朝为官，矛盾必生，与同僚相处，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难题。而性格耿直的刘伯温，面对国家之安宁，对君王之忠诚，自然不会转弯抹角，迂回曲折，直言不讳，才是他真正的个性。也因为此，他得罪了李善长的同党，最终相互向朱元璋进谗言说刘伯温功高震主。
迫于形势压力。刘伯温不得不自己主动辞职以告老返乡。若论起他在元朝明朝入官来看。他耿直不懂圆滑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失败。
中国人的品性究竟如何？很难下结论，孔子提倡“温良恭俭让”，要人们忠心地服侍主子，而几千的封建专制又压制了人们的人性，造就了许多奴才。
刘伯温出淤泥而不染，忠心正直，在元官场为官刚直不阿，在明官场也如此，虽然他的性格决定了他在封建官场必定的失败，但其伟大的人格魅力备受后人推崇。
直言直谏魏征善始善终
自古敢谏又敢犯上的人不多，这种性格的人，他们都是正直无私，耿直忠贞。历史上有名的谏臣，魏征是其中之一，“谏”为何意？“谏”是规劝、行义事、改邪恶。从做人的原则来讲，“进谏”与“纳谏”应该是一种美德，无论如何，听得进别人的忠意劝告总比一意孤行好得多。但进谏也要看对象，如果是英明君主还能纳谏，如果是昏庸之辈，轻则丢官，重则家破人亡。但有些谏臣生来的个性就决定了他们直言敢谏，天威龙颜在他们眼中大不过原则、大不过法度。而魏征就是这样勇于直言的谏臣。
唐代魏征出身于书香世家，父亲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做过地方官，但很早就去世了，所以，魏征年轻时候的家庭生活十分清贫，但魏征胸怀大志，总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于是，他就刻苦读书，勤奋学习，在学问和政治才干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时正值隋炀帝荒淫无道，天下英雄豪杰纷纷起兵反隋之时，魏征先是参加了元末的起义军，但又觉得看不清楚天下大势，心中茫然。不知所从，便出家当了道士，以避一时之乱。后来，另一支起义军的首领李密非常赏识他，就立即派人把他请去，让他掌管军中的文书，这时的魏征，已经38岁，面对不惑之年了。
在李密的军中，魏征的地位很低，他没有任何发言权。当时，李密的瓦岗军声势浩大，占领了隋朝最主要的粮仓——河南的洛口仓、回洛仓和黎阳仓，开仓救济饥民，使起义军发展到了全盛阶段。然而，隋朝大将王世充据守洛阳，与起义军展开了生死搏斗。魏征清醒地看到了起义军中的许多不足，曾经主动进谏说：“起义军虽有重大胜利，但伤亡也很大，军中费用紧张，储备有限，且赏罚不均，不宜于同隋军硬拼硬打，目前之计，在于深沟高垒，以待敌军粮尽，等敌军撤兵，再行追击，可获大胜。”李密决定速战，大军列营而不设垒，被王世充火攻加袭击，惨遭失败。经此一役，瓦岗军彻底覆灭，李密被迫率残部投降了李渊，李密开始尚受重用，后来渐被冷落。李密心有不甘，又到洛阳一带招抚旧部。重新起兵，反对李渊。不久，李密即兵败被杀。
魏征认为李唐政权较有前途，就向李渊请求前去招抚李密的旧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后来，他在征得了李渊的同意之后，以国君之礼葬了李密，并为李密撰写了《唐故邢国公李密墓志铭》。把他比做垓下失败的项羽，意即虽然失败，也还是一位大英雄。魏征如此评价李密，竞不怕李渊的追究，对李密。他也不以屡次拒纳正确建议为忤，而是实事求是地描述他的一生。他的这种态度和精神，得到了时人和后人的赞扬，并没有人指责他背叛李密，投降李渊。
后来，魏征又受到起义军首领窦建德的器重和胁迫，在其军中历时一年半，随后，窦建德、王世充被李世民打败，魏征就再次投奔李渊。
太子李建成听说魏征既有才华又有才能，就把他找来，给了他一个管理图书经籍的小官，叫做洗马。在这一阶段。魏征虽有文名，实际上并未发生多大的作用。只是给李建成提过一个建议，让他带兵去攻打不堪一击的刘黑闼，既可建立军功，又可暗结豪杰，太子听信了他的建议，结果取得了圆满成功。
李唐政权把握了天下大势之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哥哥太子李建成、弟弟齐王李元吉，自己当了太子。李世民也知道魏征既是李建成的心腹。又非等闲人物，就立刻诏见了他。责问他说：“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间的关系呢？”魏征没有巧言机辩，而是据理回答，他说：“各为其主，如果太子早听信了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下场，我忠于李建成，又有什么错呢？管仲不是还射中齐桓公的带钩吗？”
李世民听他说得既坦率又有理，尤其他举出了管仲射小白的历史故事，自己不能显得没有气度，就赦免了他，并封他为主簿，至此魏征结束了他不得其主的生涯。
李世民即位为皇帝不久，就提升魏征为谏议大夫，这真是得其所哉！唐太宗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成就了魏征的名声。魏征敢于犯颜直谏，促成了唐太宗善于纳谏的性格，魏征的进谏和唐太宗的纳谏同样名垂青史，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谏议大夫的职责是专门向皇帝提意见。这是个很奇特的官，它既无足轻重，又重要无比；它既无尺寸之柄，但又权力很大，而这一切都取决于谏议大夫的意见，皇帝听还是不听。唐太宗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表现了唐太宗对他的才能的认可和对他本人的信任和尊重，后来又把他提升为尚书丞，就更能使他随侍左右，时时处处提醒规劝皇帝了。
在治理国家的方略上，魏征主张轻徭薄赋，休养生息。魏征认为，隋朝灭亡的教训在于扰民太多，国家赋税极重，徭役繁多，以至民不聊生。“静之则安，动之则乱”。因此在整个贞观年间，朝廷的赋税和徭役不算太重，这是贞观年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之一。
在治理国家的整体方略上。尤其是在大乱之后拨乱反正，魏征主张宜快不宜慢，宜急不宜缓。唐太宗即位之初，天下初定，百废待兴。一天，他问魏征说：“贤明的君主治理好国家也该需百多年的功夫吧？”魏征不同意他的想法，他认为：“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就像声音立刻有回音一样，一年之内就可见到效果，三年见效就太晚了，怎么要等百年才能治好呢？”尚书仆射封德彝认为：“自古以来，人心江河日下，日趋奸诈，秦用严刑，汉用霸道，都没把人心教化成功，魏征想用这些满是书生气的话来治理国家，那必然败亡。”魏征则针锋相对地说：“大乱之后治理国家，就像饿极了的人要吃东西一样，来得更快。如果人心是如流水一般向下堕落，今天的人也都成了鬼怪。还谈什么治理国家呢？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事在人为，而不是人民是否可以教化。”唐太宗听从了魏征的意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只过了三两年，唐朝就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
在执法方面，魏征主张宽缓明确。他坚决反对像秦朝那样实行严刑酷法，把人民当作鱼肉来宰割，但同时又坚决主张明正典刑，反对徇私枉法。一次，唐太宗任命卢祖尚为交州刺史，卢祖尚开始答应了，但又反悔托病辞命，唐太示当面劝他，他还是不肯上。唐太宗一怒之下，当时就把他杀了。事后，唐太宗觉得做得太过分了，认为没按律法办事，魏征就借议论北齐皇帝高洋批评唐太宗说：“高洋觉得自己理亏了还能向别人认错，这也是他的长处。”唐太宗于是借机表示后悔。濮州刺史庞相寿是唐太宗做秦王时的老部下，在上任期间因贪污被人告发，受到了追回赃物、解除职务的处分，庞相寿向唐太宗求情，唐太宗觉得于心不忍，就送给他一百匹绢，让他继续去做刺史，只是告诉他以后千万不可再贪污了。魏征知道后。就对唐太宗说：“您这是徇私枉法。庞相寿犯了罪，您还给他优厚的赏赐，让他留任原官，您做秦王时的部下很多，如果他们都照庞相寿的例子犯罪，那您怎么办呢？”他还对唐太宗说：“奖赏的时候，不要忘了疏远的人；惩罚的时候，不要给亲贵留情。要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才能让人心服。”在魏征的坚持下，唐太宗不得不改变了原来的处理方案。
魏征还主张取信于民，不要朝令夕改，这样会得罪于民，让人无所适从。
唐太宗原定政策是18岁的男子才能参加征兵服役。有一次，为了多征兵戍边境，唐太宗要求16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应征，魏征不同意。按照当时的规定，皇帝的命令要等与会的大臣全部签字以后才能生效，魏征认为这个法令与唐朝以前的法令相冲突，而且过于了苛刻，屡次拒签。唐太宗很生气，当面责怪他阻挠皇帝的命令，魏征回答说：“涸泽而渔，焚林而猎，是杀鸡取卵的做法。兵不在多而在精，何必为了充数，把不够年龄的人也弄来当兵呢？况且这也是失信于民。”
唐太宗问自己是否有失信于民的事，魏征列举了一大堆的例子，证明他办了不少出尔反尔、失信天下的事，把唐太宗弄得张口结舌。最后，唐太宗不得不同意了魏征的意见。唐太宗知道自己很容易受情绪的左右，他就提醒周围的大臣注意纠正他偏激的决定，并把批评朝政制度化。他建立了前朝所没有的新制度，即允许谏官、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这种制度不仅能够保证谏官、史官能够及时了解朝政的内幕使得有所劝谏，还起到了一定的监察作用。使宰相及其他官员不敢谎报政绩。这种制度还规定，在会议之上，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如不对之处，谏官可当面指出，予以辩论。再者，史官也了解皇帝大臣的许多情况，根据第一手材料写出起居注，对他们也是一种监督。可以说李世民确实是一个真正的明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