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帮风风火火走西口
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那时晋南一带就有了商业交易活动。晋文公称霸时，榆次、安邑（今运城夏县）就已成为有名的商业集镇。秦汉时代，太原、平陆、平遥、汾阳等地已成为重要商品集散市场。
而此时的太谷商业虽已有萌芽，但尚处于走家串户的对“内”贸易状态。然而，“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的窘迫状况，不得不使太谷人痛下决心，弃农从商，背井离乡，加入到了如火如荼的晋商创业洪流之中。而这一看似冒险的举措，却成就了“金太谷”流芳百世的千秋伟业。
公元1690年，清康熙二十九年，为了平定噶尔丹的叛乱，康熙皇帝亲率八万大军深入草原腹地，在清军队列中，第一次出现了西洋大炮这种杀伤力巨大的先进武器，不仅帮助清军在一天之内打垮了噶尔丹的主力总队，而且从此永远改变了草原上游牧骑兵占优势的局面。经过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的努力，清帝国将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等广大的西北地区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统治之下。
康熙、雍正两朝对西北用兵时，由于补给线过长，军粮供应成为决定战事胜败的关键，但是由于战场与后勤基地之间相隔万里，运输线路又要跨越茫茫草原、浩瀚沙漠，《清史》中说：其地不毛，间或无水，至瀚海等砂碛地方运粮尤苦，当朝廷为此事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山西商人站出来说这件事由我来做吧。
这个山西商人当时主动请缨给康熙打了个报告，他要求帮助政府运军粮，而且费用只要政府运军粮的三分之一，原来政府运一石军粮要120两白银，他只要40两，在《清史稿列传》中是这样记录的：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林，克期必至，省国费亿万计，由于运粮有功，雍正皇帝授予他二品官衔并给了他和他的商业伙伴对蒙、俄贸易的特权，这就使得晋商能先人一步进入西北市场。在当时的条件下，大宗货物的运输完全是靠人力和畜力来完成，这就使得成千上万的山西农民离开土地，揭开了晋商“走西口”的序幕。
大盛魁大漠草原流动的晋商
创办大盛魁
康熙末年，杀虎口的一间草房里，三个山西商人正惨淡经营着一家小小的草料行，他们都是太原府人，名字叫王相卿、张杰、史大学，其中的王相卿为太谷县人，三个人曾挑着担子，为西征的大军送过军粮。战争结束后，三个人合伙在杀虎口经商。谁能想到这就是大盛魁的三个创办人。
他们三人虽然资本少，业务不大，但买卖公道，服务周到，生意十分兴隆。清兵击溃噶尔丹军后，主力部队移驻大青山，部队供应由山西右玉杀虎口往过运送，他三人便在杀虎口开了个商号，称吉盛堂。康熙末年改名为大盛魁，这就是大盛魁商号的创始经过。
在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一顶顶用来遮风挡雨供人居住的帐篷，就相当于我们汉民族通常意义的房子。但是，“大盛魁”在垄断外蒙市场二百年的长河中，飘荡在茫茫草原沙漠的“房子”，则不是简单指一顶顶大小不一的帐篷，而是“大盛魁”千里市场流动的商铺、货柜；是“大盛魁”商旅活动的运输和计量单位或贸易机构；是“大盛魁”整个商业行为的一个独特的手段。
大盛魁在蒙古广阔的市场，贸易中心点最初是在外蒙设有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两处分庄。光绪末年又增设了库伦分庄。在这样广阔的市场贸易，大盛魁不是依靠开设铺面在柜台上做生意，而是依靠驼队，依靠遍布草原的大房子、小房子，在各旗进行流动贸易。
房子里的秘密
大盛魁每年由归化城运往外蒙和从乌里雅苏台返回归化的货物，品种繁多，数量很大，四季不断，通常都是以房子的数目来计算的。它每年派出去的房子，也没有固定的数目，少的时候八、九顶房子，多的时候二十几顶房子。总号由归化城派出去的货房子是大房子。一般每顶房子包括十四把子骆驼，每一把子有十四只，共是一百九十六只骆驼，加上领房子掌柜们的乘马四匹，总共是二百峰（匹）。如果我们按十五顶房子计算，共有二百一十把子，二千九百四十只骆驼，相当于三个团的兵力经常穿梭于戈壁、沙漠。
这些大小“房子”，实际上是大盛魁在外蒙的主要贸易机构。这种组织非常的灵活，按实际需要来配备。所以，多数时候，骆驼进入外蒙以后，他们就把每把骆驼作为一个单位，改组为小房子，分别到各旗进行流动贸易。有时候，根据各地域和人口情况，可以用一把子骆驼组成，也可以用两把或三把子骆驼组成流动的贸易单位，各带一顶小型帐篷，一般也称为一顶房子。每一单位都有一个领房子掌柜，有几个做生意的助手。这些流动的贸易单位，到各部各旗赊销货物。同时，也协同放印票帐的人员，把赊销货物的价款，换算为印票帐的价款，向王府取得货物凭据，任务就算完成，它不做零星售货的生意，这就是大盛魁的批发部分。
此外，他们还组织若干流动贸易小组，串蒙古包，做零星售货的生意。做这一部分生意的人员，多半是入号几年以后的学徒。他们既是售货员，又是拉骆驼的，他们出去，驮着少量的货物，不带帐篷，边做生意，边了解掌握蒙族的语言、风俗、生活习惯等，在实践中进行商业贸易知识经验的积累。
归化城市场上的几种重要商品，都由大盛魁来做开盘行市，如果大盛魁的货物未运进来，就必须推迟开盘。归化城市面上有种“过标”、“过骡子”的制度，这在归化城商业上是一种极其严格、认真的收、付款项的制度。商号与商号之间，由于生意来往，彼此有存、有欠，需要按照预定日期进行清理。有存项就收回来，有欠项就付出去。每月清理“债权”、“债务”的日期，就叫做“过骡子”；每季清理“债权”、“债务”的日期就叫做“过标”。农历的二、三、五、六、八、九、十一、十二月的二十五日前后“过骡子”，这就是所谓“月月常骡”；每年标期分为春二月、夏五月、秋八月、冬十一月四个标期，每期三天，这些日期的规定，不是由当地的官府公布的，也不是当地商业团体公议的，而是以山西标中的太谷标为准的。有了标期和骡期，市场上进行交易就更为活跃了。除现款交易外，凡是赊货迟期付款的交易，付款的日期总是预定于某一骡期或标期，随便定日期的很少。如果大盛魁的“房子”在“过标”期、“过骡子”期以前回不来，就可以适当改期。足见大盛魁是过去归化城市场上的操纵者，在其经济贸易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幅员辽阔而自然禀赋不同，加之信息闭塞交通不便，当地产品的结构性短缺与人们多样性的物质需求的矛盾愈来愈突出，精明的太谷人在外创业的过程中，敏锐地发现了这一潜在的巨大商机。他们开始先把山西的特产与创业地的特产串换销售，后来逐步发展到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商埠设点，全方位异地串换销售，经营的品种囊括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足迹遍及全国，甚至走出了国门。为了解决长途贩运的问题，他们建立了驼帮、马帮，同时为了保障运输中的安全，还设立了镖局。
草原上的晋商
大盛魁的总号最初设在乌里雅苏台，后迁驻归化城（呼和浩特），其经营的基本地区是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乌、科两地柜上的店员，在柜上住过三年，学会蒙语以后，就组成若干小组到草原各帐蓬售货。基本上是一个店员，再雇一个蒙民，两个人骑两只骆驼，另用两只骆驼驮货，贩运的商品有砖茶、生烟、洋布、斜纹布及针线之类，走串蒙古包送货上门。夏天卖了货，换成羊马；冬天卖了货，换成皮张。同治时，大盛魁看到茶、烟销路好，为了适应蒙民的口味和运输上的便利，与茶商、烟商一起制出名牌“三九砖茶”和“祥生烟”，而且越做越精细，越做越定型，颇受蒙民欢迎。大盛魁从全国各地贩运商品到蒙古销售，其货物来源主要有三种方式：一、随时在归化城市场上采办；二、向外地来归化城销货客商订购，或向归化城到外地经商者订购；三、派人到产地采购。
大盛魁对购货、订货有一套办法。凡买大宗货，合价300银两以下的，现银交易，不驳价，表示厚待“相与”；但如果价高货次，则永不再与共事。大盛魁的这种做法名声在外，也就无人敢来骗它。对于手工业品订货，凡选中的手工业户，世代相传，也不随便更换加工户。当手工业户资金短缺、周转困难时，便借垫银两，予以扶持。这样，大盛魁就取得对这些加工户的手工业产品的优先购买权。每逢账期对“相与”商号大盛魁予以宴请，表示厚待“相与”商号。但宴请时有厚有薄：凡共事年久或大量供货的商号，则请该号全体人员，并请掌柜到最好的馆子吃酒席；一般的“相与”，只请一位客人在较次的馆子吃普通酒席。吃好酒席的，觉着与大盛魁交情甚厚，引以为荣。而大盛魁则通过这一做法，扩大自身影响。大盛魁购销的商品种类很多，自称是“集二十二省之奇货”。例如：
砖茶：主要产地在湖南。大盛魁装砖茶箱子的大小是固定的，有一箱装36块的，名三六茶，专销张家口旅蒙商。有一箱装24块的，名二四茶，专销归化、包头等地，乌里雅苏台、科市多等地蒙民最喜喝。另一种是每箱装39块的三九砖茶，大盛魁每年运往蒙古、乌、科等地的三九砖茶约4000余箱，每箱值银十二、三两，总值达五万银两左右。
生烟：主要产地在山西曲沃县。生烟有一定的包装，每囤180包，每包10两重。大盛魁每年运销蒙古生烟1000余囤，每囤生烟价值二十三、四银两，总值近二万三、四千银两。
绸缎：大盛魁每年运销蒙古绸缎4000匹，洋布和斜纹布共6000匹。绸缎中以曲绸为大宗，曲绸以河南曲绸质最优，布匹中斜纹布约占五分之四，因斜纹布耐用，很受蒙民欢迎。
糖：大盛魁每年运销蒙古糖一万余斤，以冰糖为主。红糖产于广东，白糖、冰糖产于福建。
铁器：大盛魁每年运销蒙古铁器很多，铁锅来自山西之晋东南和孟县，铁锹来自山西榆次，铁条来自山西长治。铁锅每口银1两8钱，铁锹每把银五、六钱。
蒙古靴子：大盛魁每年运销蒙靴一万多双，都是香牛皮制做，品种有全云（花纹）靴，每双银12两；纳闷靴，每双银8两；四忘靴，每双银3两。
木碗：大盛魁每年运销蒙古价值银一万余两的木碗，木碗产自山西五台山和岚县。蒙民喜欢木制餐具，因为便于携带，且喝热奶、喝热茶不烫嘴。
药材：大盛魁销售到蒙古的药材有两种：一种供喇嘛治病用，按照72味、48味、24味药分别装成药包，用蒙、汉、藏三种文字注明药名和效用。另一种药是灌牲畜用的。
牲畜：大盛魁从蒙古贩运到内地的牲畜主要是羊和马，据说每年贩运羊最少十万只，最多可达二十万只，每年贩运马最少有五千匹，最多两万匹。象大盛魁这样长期长途贩运羊马的商号，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冻羊肉：大盛魁因冬季沿路草少，赶运活羊往内地比较困难，便贩运冻羊肉到北京等地。其运销冻羊肉的办法是将羊宰杀后，剥皮，去头蹄五脏，仅剩两张肉板，剔去骨头，卷成肉卷，夜间把肉放在席子上，一夜冻好后，将肉放在“冰房”里。所谓“冰房”就是四周和顶子用木板搭起，房内的地上泼上冷水，放上冰块。运销时将肉从“冰房”取出包好，不让透风，以保持肉的鲜美。然后用车辆、骆驼等运往销售地。
皮毛：蒙古乌里雅苏台所属唐努乌梁海盛产兽皮，大盛魁用赊货、放贷等办法与猎户进行交换，兽皮一般以貂皮为单位进行折算，如一张猞猁皮、水獭皮或豹皮等于三张貂皮；一张狐皮或狼皮等于一张貂皮的二分之一；一张灰鼠皮等于一张貂皮的四十分之一。大盛魁还结交清政府官吏，在官员每年挑选贡皮时，大盛魁也派人参与其事，并借此获得上等兽皮，因此大盛魁在经营兽皮方面颇有优势，利润也高。兽皮多运往大同加工，制成珍贵皮货运销内地。羊皮大部分走顺德府和交城县，羊毛多销往山西左云、右玉、浑源等地，牛皮多运销张家口。
大盛魁商号极盛时，几乎垄断了蒙古牧区市场，蒙古的王公贵族及牧民大多都是它的债务人。该商号三年分红一次，盛时每股分红可达一万余银两。大盛魁商号是股份制，但它的股本很特殊，除了银股、身股外，还专门另设财神股和狗股。
大盛魁诚信经商的故事二则
一、财神股的来历
据说，财神股的来历是：该商号在初创时，营业很不顺利。在过大年的时候，年三十晚上王相卿、史大学、张杰三个人已经揭不开锅，只能喝些米汤过年。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敲门，来了一位身穿蒙古袍、背着一个包裹的蒙古壮汉，要吃饭充饥。他三人见是过路人，便热情接待，把自己仅有的米汤让给壮汉喝。这个一壮汉喝完米汤后说是出去办点事，便留下包裹走了。此后，这个壮汉再未返回。于是他三人打开包裹一看，原来是一包白银。结果一检查他的货垛子，里面全是银子，以后，多次查访壮汉，亦无下落。掌柜的就商量，把人家的这笔钱点清楚了当成股本放进本金里，然后每三年结账的时候把人家的红利加进去进入万金账上，此后，商号生意十分顺利，赚了不少银两。就这样滚了几十年仍然没有出现钱的主人，他三人觉得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是财神变化成壮汉给他们送来了资本。但是大盛魁一直到倒台的那一天它的万金账上仍然记着这一笔没有评价的财神股的本金和利息。
同时，为了纪念他们创业时过大年喝米汤的日子，规定每年正月初一商号要喝一顿米汤。
二、狗股的来历
关于狗股，也有一个故事：据说一次库伦发生灾情，粮价腾涨，库伦分号为了把这一情报报告总号，便让一只狗带信到归化（今呼和浩特），当总号收到狗带来的信后，立即大购粮食，囤积居奇，获得了巨额利润。为了纪念这次生意的成功，特别给狗也顶了股份。还有一说是：一次，大盛魁商号某经理在过草原的途中病倒，便让一只狗返回总号报信，结果救了这位经理的性命，所以给狗也顶了股份。
这些故事在这些古老的县城中广为流传，故事的真实性由于年代久远已经很难考证，但是当年大盛魁的商人要把讲述这个故事当作每年开张之前的一个仪式，他的含义就不再是夸耀一段传奇历史，这番举动，除了弘扬一种善有善报的因果循环之外，更重要的是山西商人希望每一代后人都能够把诚信当作经商的第一要诀。
大盛魁商号是清代对蒙贸易的最大商号，极盛时有员工六七千人，商队骆驼近二万头，活动地区包括喀尔喀四大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今乌兰巴托）、恰克图、内蒙各盟旗、新疆乌鲁木齐、库车、伊犁和俄国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其资本十分雄厚，声称其资产可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铺一条从库伦到北京的道路。
三多堂晋商之首富
来山西就是看晋商，而留存下来的四座较完整的晋商大院中有灵石王家大院、祁县乔家大院、祁县渠家大院和太谷曹家大院三多堂。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其他三个大院都是称“大院”，唯独太谷曹家叫“三多堂”，这是为何？原来，太谷的曹家大院原有“福”、“禄”、“寿”、“喜”四个大院，“三多堂”仅为其中之一。所以，太谷人不敢妄自说“大院”。但不可否认的是仅曹家大院三多堂一处，其宅院总占地面积就达10638平方米，建筑面积6348平方米，祁县乔家大院占地10642平方米，建筑面积4175平方米；三多堂内套15个小院，现存房舍277间，乔家大院则分20个小院，313间房屋。由此可见，曹家大院一个堂尽与乔家一个大院旗鼓相当，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若曹家大院整体保存至今，其规模可想而知。
发于外、敛于内的发展轨迹——谷帮大多数都是迫于生计而背井离乡闯荡江湖的。凭借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克勤克俭，慢慢地积累起了雄厚的财力，而后又回转家乡，建立总部大本营，然后再向外发展，从而成就了太谷晋商的辉煌。北洸曹氏就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明朝末年，曹家曹三喜辗转东北沈阳、锦州等地，由磨豆腐、卖砂锅起家，逐渐积累资本，不断发展。清初，发迹后的曹氏家族又随清兵入关，把买卖做回关内。道光、咸丰年间，曹家商业达到了鼎盛时期。于是就在北洸曹家设总号，各地开设大小商号640余座，国内遍及大半个中国，国外在英国伦敦、俄罗斯的莫斯科、伊尔库斯克、日本的东京都有曹家的商号，经营的商品有13个种类，雇员达37万余人，总资本达1000余万两白银。终于建立起了自己庞大的跨国商业帝国。《山西通志》称曹家为晋商首富。
先为关外大商
曹氏原住晋源县花塔村（今属太原市晋源区），明洪武年间迁至太谷县北洸村。《清稗类钞》称曹氏有资产银六七百万两。曹氏发迹，始于明末清初人曹三喜。当时三喜为谋生，随人至东北三座塔（在今辽宁朝阳县），租地种菜、豆类。后与一当地人合伙，用所种之豆，磨成豆腐出卖，用豆腐渣养猪。辛苦经营多年，日渐发达。这时，原合伙人提出分开各自经营。三喜独立经营后，由磨豆腐、养猪，又发展到用高粱酿酒，进而开杂货铺，后又兼并了原合伙人的生意。随着三座塔地方的繁荣，人口的增多，清廷设立了朝阳县。而曹氏在该地早已开办有商铺，所以当地有“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之说。此后，曹三喜又将商号开办到赤峰、凌源及建昌等地，经营范围也扩展为杂货业、典当业、酿酒业。后来又在沈阳、四平、锦州等地设立商号。这样，曹氏已成为关外大商。
后成商业帝国
清兵入关，曹三喜向关内发展。他首先在原籍太谷设号，继设号于华北、西北各商埠。曹三喜致富后，把资产给七个儿子分为七份，不过在商业上仍合资经营，七家各出资本10万两，组成总管理处，称“曹七合”。后因一个儿子出门承嗣去了，又把“曹七合”改为“六德公”。六门各有堂名，分别是：怀义堂、馨宜堂、留青堂、三多堂、五桂堂，还有一堂佚名。他们合资办的商业，到清道光、咸丰时达到鼎盛。当时曹氏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如济南、徐州、兰州、太原、天津、北京、沈阳、锦州、四平、张家口、黎城、屯留、太谷、长子、榆次等，在新疆、库伦及莫斯科、伊尔库次克等地，也设有曹氏商号。其经营范围很广，如：绸缎、布匹、呢绒、颜料、药材、皮毛、杂货、洋货、茶叶、帐庄、典当、钱庄、票号等。曹氏在商业经营上合资共管，在家庭的经济上则各门自立。在各门中以三多堂最盛，在曹培义时代，家资有300万两，年开支3000余两；到曹中美时代，家资600万两，年开支万两。
曹氏商号用人，初以曹氏本族为多，后来商业发展，用人范围有所扩大，但也只在晋省籍人之内选用。用人途径大致有二：一是各大号掌柜荐举；二是从伙友中提升。被荐举者均须具备相当业务经验；被提升者均须已有一定劳绩。曹氏商号还聘用过一些能文善写的秀才，如高介臣、杨济溥等人。曹氏商号在用人上规矩很多，例如：新用掌柜或刚入号伙友，三年内不给工资，只管伙食，也就是试用期。三年后，如在试用期表现不好者、违犯号现者、掌柜认为“不堪造就”者，一般在农历正月十五日前通知辞退。如继续任用，按其地位高低、责任大小发给劳金。掌柜劳金一般一年为100~120两，十年后按其劳绩给以顶生意，即以人力顶身股参与股份利润分红。各商号除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外，还有管账、坐柜、栏柜头、跑外人等。
曹氏商号订有严格号规，员工均须遵守。如规定商号员工不得抽大烟、打牌、嫖妓。宴请来客时，有指定的专管应酬的掌柜（一般是二掌柜或三掌柜）负责，宴请中一般不谈交易，俟饭后才看货、议价、交易。掌柜及伙友，平日在号内必须穿大褂，外出或与来客洽谈生意必须加穿马褂，以示恭敬。伙友有坐柜、站柜之分。站柜者为初进号之学徒，往往需站柜七八年后才能升为坐柜；就是已成为坐柜者见到掌柜时也必须站起。住号伙友平日所穿衣服，都不准有口袋。清代使用铜钱，每位伙友有一小钱串袋，记名次挂在柜房内，可作剃头、洗澡等零用开支。如遇例假批准回家时，必须把携带的包袱收拾好，放在柜台上，表示请大家检查，内中绝无夹带柜内财物。平日号内吃饭，各伙友均按劳金多少依次而坐，不得乱位。
巨商的陨落
曹氏商业系封建的资本经营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内外政局的变化，曹氏商业在清末衰落。辛亥革命后，白银改银元，银元改钞票，几次变更，曹氏商号由此带来资本折换，债务折换，亏损银数十万两。1919年，曹氏在莫斯科、恰克图、伊尔库茨克和蒙古库伦（乌兰巴托）的商号，负外债银80余万两。持原帝俄时代的钞票每张抵银一两，苏联革命成功后每张仅值白银五分，此一项曹氏亏银37万两。曹氏商业以东北各大城市为多，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张作霖的奉系军阀大量发行“奉票”。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军阀失败，“奉票”大跌，曹氏商号又损失一百数十万元。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三省，后来又成立伪满州国。按日军的殖民地经济统制法，曹氏在辽宁的五个银号合并为玉城银号，归伪满州国的政府所有，曹氏在东北的商号全部化为乌有。东北原是曹氏发祥地，其东北商号的垮台，又影响到关内的商号。
晋商巨贾辉煌数十户
城内四大家族
据县志办曾搜集的资料云：过去，老早以前太谷的四大家族是：党、杜、吴、白。到了晚清，老百姓知晓的却是：孙、赵、武、孟。以下是晋商研究专家、原晋中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赵荣达老师的研究成果：
孙家
城内东南维住家。据《孙有询墓志铭》介绍：“先人自秦迁谷”，发展成太谷望族。到清咸丰年间富有程度居全省之冠。咸丰三年（1853）十月，有个任广西道监察御史的官员章嗣衡向皇帝写的奏折中，列举了晋商富户的一个排名榜，位居榜首的就是太谷孙家，“富约二千余万两（白银）”。此前，太谷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修鼓楼，全县大小商业字号和富户都捐了款。据“道光鼓楼书名碑记”记载：当时的县太爷叶菁华捐银100两。而孙家的孙阜昌、孙椿年两人各捐200两，合计400两。此外捐银200两的还有三人，是郭文渊、曹七合和阳邑合镇。曹七合就是今日人们共知的三多堂，合全族之力，捐了200两，而阳邑全镇是合全镇之力，捐了200两，从捐银数目来看，孙家自然是当时的太谷首富。
明代，孙家出了个进士孙廷夔，曾供职北京宫内，是个大孝子，其母患妇女病，为治母病，从皇宫大内将“定坤丹”的配方抄出，在自己的家庭药房——“保元堂”配制、生产，这便是定坤丹传入太谷之始。可以肯定的说，在全国各地、大江南北都有过孙家的铺、号，是晋商中一大巨族。
而给鼓楼捐巨款的孙阜昌，不仅富有，出手阔绰，而且是个酷爱书法的人。他收藏名家墨迹，更有兴趣刻碑上石。人称“白石傻子”。他把自己收藏的碑、帖汇总起来，命名“听雨楼法帖”，全部刻成石碑，陈列于家中花园碑廊下。后来，孙家败落，榆次常家也爱好书法，便被常家购买到常家庄园中去了。现在，常家庄园中的听雨楼法帖，就是从太谷移去的。有一些还保存在山西省博物馆内。
白石傻子的传说
说到孙阜昌，还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孔祥熙当年任“铭贤学校”校长时，经常向他的学生们讲述。据说，当初孙家盖房子时，用了“汉白玉”石材。这在当时有僭越皇宫用材之罪，有人告发到朝廷，皇上派御史下来查处。孙阜昌得知消息，赶紧活动，上下打点。总算买通了关节，但事情总得给皇上有个交代。于是，暗中说好到开庭问案时，孙阜昌当庭装疯卖傻，只说自己认不得汉白玉，只当是白石头。于是，白石傻子的故事，也就流传开了。
赵家
就是著名书法家赵铁山的家族。赵家祖籍交城，其先祖赵永祥迁居太谷东北维田家后，传至赵秉智开始经商。到赵铁山的父亲赵维周时，赵家的生意已经做得很大。主要商业在南方，总号徐州，号名叫“义聚公”，经营典当业，初与武家合资，两家关系世代和好。赵家在彭城还设有“谨丰典”当铺、“树慎成”钱庄；砀山设“公慎栈”、“笃慎昌”粮栈；上海有分号“元丰得”；太原有“晋升栈”酱园；太谷城内则开设有“晋丰得”花布行和“义全得”咸料行。到赵铁山时，父亲和兄长都鼓励他读书，求取功名。赵铁山果然不负重望，在清王朝最后一次朝考中（宣统元年，1908）蟾宫折桂，榜列一等第一名，分吏部，后改农工商部，任庶务司主事。不久辛亥革命爆发，铁山也无心官场，便回到太谷，再未出山。一生以诗、书为乐事，成为大江以北书法第一大家。
武家
有据可查的闻名的太谷武姓，有北大方巷的武和南关武家花园的武。不过据《武氏家谱》记载，太谷武家好像都是从陕西迁来的；或许，原本就是一武。北大方巷的武家，有一位商业发家祖叫武兴光（1766—1835），现存其墓志铭中说：“武氏自前明由秦迁居晋之太谷，今数百年，族大而盛，支派繁衍，散处城乡间”。可见武姓在太谷是一大族。武兴光经营商业名声很大，成绩斐然，武家成为太谷巨富；他在太谷做了不少公益事业，但墓志铭没有具体描述他经营商业的细节。
南关武家花园的武家后人出版了一本《武家花园》的家谱，图文并茂，记载很详细。书中说：武家花园的武氏祖籍陕西韩城县，元末，武景旻迁居太谷，后辈经商起家，但清初商业遭受过挫折。到武洋掌家时，家业再振，建起武家花园。他家的生意也是遍布全国，开过当铺、钱庄等，和赵家关系密切。清末，有位武尧卿和赵铁山是同榜拔贡，曾参与本省矿务，在山西商界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孟家
是太谷遍布城、乡的一大望族。城内主要占据城南部，东南维、西南维都有其院落。现在开发的孔祥熙宅院，其实就是孟家祖产，是孔祥熙民国年间向孟家购买的。而现在的山西农大，原来的铭贤学校，就是由孟家的一处花园扩建而成的。据《孟氏头股第一支家谱》记载：孟家祖籍山东济宁。元代至正年间，孟仲明迁居太谷。以后，在太谷发展壮大。从乾隆年间人孟启周为家谱写的序可知。孟启周十六岁到舅父的“天益号”商铺习商。家业慢慢发展起来。卫聚贤在《山西票号史》序言中说：“省库所收之银，其元宝上有太谷孟家银炉所印的‘孟合’二字，即当作十足银使用而不化验，可知太谷县在当时经济势力之大。”
乡村四大富户
太谷乡村的四大户，就是人们熟知的“北洸曹家，上庄王家，白燕张家，东里乔家”。
北洸曹家
自“三多堂博物馆”开发以来，介绍曹家的书籍、刊物越来越多。研究和关心晋商的人对它并不陌生。曹家怎样来到太谷？怎样发家？富裕程度如何？有那些成功的经营之道？程素仁和程雪云先生合著的《太谷曹氏家族》一书，介绍的很清楚了，这里就不再费更多的笔墨赘述。
上庄王家
八十年代末在县志办工作的梁才先生就写过《太谷四隆堂的兴衰概况》，做过扼要的介绍。据《王兆惠墓志铭》可知：王家“始祖讳明达，宋末时由闻喜迁居太谷之上庄。”十二世王成恩时就有在河北韩城开车马店，因遗失爱马，失而复得，获银致富的传说。到十七世王标时，他家在韩城车马店“宁远号”倒贩粮食发了财，到他儿子王希兰时，在北京到沈阳许多城市都开设了不少当铺、钱庄。王希兰注意交结官吏，掌握信息，他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形势紧张，制钱贬值时，大量兑换制钱，待太平天国失败，制钱升值时，又兑换成白银，因而，大发其财，成为太谷人所共知的巨贾。
白燕张家
县文物局李希军同志告诉我，白燕村尚存一块张家的“后土碑”。我于是亲去考察了一回。那是一块记述张家祖坟修建牌坊的纪念文字。从中可以知道张家也是明初从陕西迁来太谷的。后经商发家，出了不少读书人，有功名的人。从县志办现存资料看，清末，太谷人口头常说的“东锦全，西万聚，当中夹着元生利”之“锦全昌”就是张家在太谷东街开办的“夏布绸缎庄”，而“正心裕”就是张家的银号。民国年间，著名药商“广升蔚”，因经营不善，濒临破产，张家联合其他几家大户，出资入股，拯救了企业，并改名为“广升誉正记”。在外地，张家也有不少企业。
东里乔家
据冀尚宽先生提供的资料，乔家自元朝末年（1341）因老家浙江绍兴遭水灾，迁来太谷范村（时称东安村），后又迁居东里，以种地为生，世代务农。到乾隆二十八年（1764），乔家十四世乔万金只身到东北谋生，先给人打工，后来自己磨豆腐，开豆腐坊起家。然后烧锅酿酒，渐渐发起来。在东北开设了总号、分号100多座。著名的有港儿台的“广福生”，金江屯的“广益当”、“广裕永”，辽宁的“广秦公”，八面城的“聚源益”；此外，在朝阳城、法门库、三江口、老城镇、太原也都开过字号，太谷则有“利源昌”、“庆丰源”、“井泉昌”等。
员家“志成信”
沟子村员家其实在太谷还是发家较早的一户。早在明代，员家已经发迹，主要生意在苏州、广州一带。清初，员家出了个员成望，年轻有为。康熙年间，他在广州开办了“志成信”苏广绸缎庄；另一说他直接开办的就是“志成信”票号，而且有顾炎武、傅山为其策划的传说。如果此说属实，山西第一家票号，就不是平遥“日升昌”了，而是太谷“志成信”（现在尚无定论）。员家的票号即便不是山西第一家票号，是太谷第一家票号是毫无问题的。员家发家早，衰落也早一些。咸丰、同治年间员家九门、十门发生的争家产“猪血案”是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但无论如何员家是堪称太谷一大巨贾的。
南席“人参客”
南席武家“人参客”的故事是熟为人知的。“人参客”叫武贵亮，是没爹没娘的苦孩子，靠姐姐、姐夫供养生活。十六岁上，他立志要自己闯一番事业，听人说：东北人参很值钱，就想到东北去挖人参。姐姐知道他的想法后极力阻拦。于是，他就背着姐姐、姐夫，在一文钱盘缠没有的情况下，不辞而别，只身闯关东。一路乞讨，进到长白山里，人参是挖到了，但清廷严禁贩卖人参入关。无奈之下，武贵亮把人参装在棺材里，假扮孝子送父灵回籍，闯过了山海关。首次贩参的成功，使武贵亮有了经验，也赚了一大笔钱。他想方设法打通山海关官员，取得以后通关的便利，成为贩参起家的巨富。武贵亮发迹后，在南席盖起了五处楼院，在东北开了字号，成了太谷的又一家巨贾。清末，武家曾聘用过一位家住晋祠的教书先生刘大鹏，此人有个记日记的好习惯。在他的日记里保留了许多太谷的商业资料，是一份难得的史料书。书中也可看出武家当年的辉煌。
票号现代银行有祖父
太谷票号铸就辉煌的创举
通过多年的商业经营，太谷晋商积累了极为雄厚的财力，除了用于在家乡大兴土木之外，还有很多的资金闲置。所谓票号是在清朝道光年间慢慢兴起的一种金融机构的名称。当时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晋帮商业资本便与金融资本结合，形成了这么一种相当于现代银行的金融机构，并称之为票号。
关于太谷的票号，孔祥熙曾自诩其“知之甚捻”。据他讲来，票号的产生是由清朝初年北方特有的镖局演变而来的。清人自入关以来遍及中国各地，其所需银饷及食粮，都是由各地征集而来。为防粮饷运输途中有恙，当时便在许多通都大邑设起了负责沿途护送的镖局。但因这种运送往往缓不济急，故后来就有了所谓“过票”的变通办法，即在各地联号的商家互通汇兑，每3个月结账一次。当时经营这种业务的商家，俗称汇兑庄，又称“票号”、“票庄”等等。此即后来山西票号的最初滥觞。
当年的太谷县不过是个内陆小城，地处偏僻又人口寥寥，物产稀少且交通又十分不便。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城，当年居然票号林立，并且历经百年而不衰，许多信誉卓著且规模宏大的票号，最初均发迹于此，甚而至于有了“中国的华尔街”之美誉，这不能不令人拍案惊奇，叹为观止。
孔祥熙发迹以后，曾不止一次地大谈特谈太谷人精于“票号之道”并且信誉最响：“我国以往的经济大权，大都操在山西太谷、祁县和平遥三县人士之手，尤以我所生长的地方——太谷为中心。”当我们了解了当年太谷票号之盛况后，方始信孔祥熙的话果然不是吹牛。
康熙年间，太谷沟子村商业大户员成望开设志成信苏广绸缎庄，后来曾兼营兑汇银两的业务，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正式改组为票号，资本原为白银3400两，后增为26万两，四年一帐，普通每股红利七八千两，最多开过14000两，资本雄厚，信誉卓著，成为太谷票号中的佼佼者。其次为“协成乾”，成立于咸丰十年（1860年），资金由6万增加到24万两。最盛时，太谷票号共有30多家，全国大中商业城市，几乎都有太谷票号的分庄，如“志成信”的分号就有天津、张家口、吉祥、沈阳、上海、南京、苏州、汉口、广州、开封、济南等30多处。
票号同清朝官方有着密切的往来和联系，像李莲英这样的人都与太谷票号有瓜葛。“志成信”广东分号的历任经理，都同奥海关监督是拜把兄弟，商借官势，官助商威，官商互相勾结利用。广州海关数以百万计的海关税银就由“志成信”、“协成乾”等票号代为汇兑。
太谷票号的传说一
谈到当年太谷票号的卓具信誉，这里有一传说或可从某一侧面佐证之。当年有一位外省的商人，因为出门去很远的一个地方做生意，恐路上不方便，便托付太谷的一家票号转寄现银500两。不幸的是，这位商人竟在途中一病不起，最终客死在他乡了。而太谷的这家票号等了3年仍不见有人前来兑银，老板便派出得力的伙计赴全国各地苦苦查找。就这样又找了3年，终于找到了那位客死他乡的商人后裔，并将其所存的500两银子及6年的利息一并交给了那商人的后代。这个传说今天听来或许有某些夸张的成分，但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也反映了当年太谷票号的信誉之高。
太谷票号的传说二
在全国的票号行业中，山西人尤其是太谷人为什么就能独领时代之风骚、而执当年中国金融界的牛耳呢？说起来这中间尚有一段依旧是信则有而不信则无的传说。
那还是明末的崇祯17年，已成燎原之势的李自成起义军自陕晋出居庸关，一路浩浩荡荡锐不可当地直扑北京城而来。一时间京都局势岌岌可危，人们惶惶不可终日。为了作最后的负隅顽抗，一筹莫展的崇祯皇帝只好派自己的心腹大太监徐高拿一道密旨往请周皇后的父亲周奎。崇祯想请周奎出面发动外戚及大臣们捐钱输饷，以济当时前线燃眉之急。因为当时的大明朝已然是“穷庙富和尚”，朝廷国库空虚，入不敷出；而王公大臣手里却是金山银山，穷极奢侈。万没想到的是，那国丈周奎竟一毛也不肯拔，以至徐高为之气愤之极奋力大呼“父如此，国事去矣！”周奎才勉勉强强拿出银子资助崇祯御敌。不久，李自成义军攻破北京城，直逼得崇祯皇帝走投无路在煤山上自了尽。俄顷，李自成手下大将军刘宗敏就在京城铁狮子胡同崇祯爱妃之一田妃的父亲田琬宅中大设刑堂，将所有的外戚王公还有明朝的大臣们抓了起来连夜拷打，结果几乎没费多大的劲，竟从这些王公大臣身上一下打出几百万两的银子来。
倘若崇祯皇上泉下有灵，得知这个结果恐怕欲哭都没有眼泪了。
太谷票号的传说三
吴三桂引清军急攻北京城。李自成义军仓皇退走之际，就把几百万两银子加上缴获的明宫库存，一并铸了几万块金砖银砖，每个重值千金，命士兵们用骡车载上，准备运往陕北米脂——李闯王的家乡。当时因为这些金砖银砖分量太重了，以至负责押解的士兵和夫役们一路上叫苦连天，累死的骡马也不时地丢弃途中。当起义军退至山西包括太谷等地途中，身后紧追的清军一路掩杀过来。迫不得已之际，李闯王只好下令将这批金银沿途坑埋并作好记号以待来日。但后来不久，这支义军便告失败，闯王李自成也在湖北九宫山罹难。于是，山西人当然也包括太谷人便白拣了这么个天大的便宜。有了这样一笔巨资金银，自然在后来的中国票号业中得天独厚的雄居霸主地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