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十岁丧父。许多中国作家、政治家的“第一教师”是寡母，茅盾即由其母抚养长大。从北京大学预科读毕，无力升学，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改革老牌的《小说月报》，成为文学研究会的首席评论家，就在这时候，他参与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筹建中国共产党，下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秘书，宣传部的代部长是毛泽东。国共合作破裂之后，自武汉流亡上海、日本，开始写作《幻灭》、《动摇》、《追求》和《虹》，遂拿起小说家的笔。这段上层政治斗争的经历铸成他的时代概括力和文学的全社会视野，早期作品的题材也多取于此。左联期间他写出了《子夜》、《林家铺子》、《春蚕》。抗战时期，辗转于香港、新疆、延安、重庆、桂林等地，发表了《腐蚀》和《霜叶红似二月花》、《锻炼》等。文艺界为他做了五十寿庆，他的声名日隆。建国之后，他历任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长、作协主席，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此时，他已很难分身创作。到了“史无前例”的日月，挨批靠边，稍稍平稳便秘密写作《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稿”和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1981年辞世。
沈尹默，祖籍浙江省吴兴县竹墩村。生于1883年6月11日，卒于1971年6月1日。字中，号秋明、瓠瓜。沈尹默先生是我国杰出的学者、诗人、书法家。早年二度游学日本的沈老，归国后先后执教于北大、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同办《新青年》，为新文化运动的得力战士。
1925年，在“女师大风潮”中，沈老与鲁迅、钱玄同等人联名发表宣言，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后由蔡元培、李石曾推荐，出任河北教育厅厅长、北平大学校长等职。1932年，因不满政府遏制学生运动、开除学生，毅然辞职，南下上海，任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主任。抗战开始，应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之邀，去重庆任监察院委员，曾弹劾孔祥熙未遂，不满政府之腐败，胜利后即辞职，卜居上海，以鬻字为生，自甘清贫，足见沈先生高风亮节。沈尹默先生是陈毅先生进城后第一位拜访的民主人士，是第一届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是周总理任命的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历届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1949年后，他先后参加了市政协、市博物馆、市文管会、中国画院、市文联、市文史馆的工作，亲自创建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书法组织——上海市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为祖国文化事业的繁荣，尤其对中国书法艺术和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毛主席曾接见过他，对他的工作和艺术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中南海收藏书画集》的第一页乃是沈老写给主席的书法。总理家中和办公室都曾挂过沈老的字。民国初年，书坛就有“南沈北于（右任）”之称。着名文学家徐平羽先生，谓沈老之书法艺术成就，“超越元、明、清，直入宋四家而无愧”。已故全国文物鉴定小组组长谢稚柳教授认为：“数百年来，书家林立，盖无人出其右者。”已故台北师大教授、国文研究所所长林尹先生赞沈老书法“米元章以下”。台湾大学教授傅申先生在《民初帖学书家沈尹默》一文中，有“楷书中我认为适合他书写的，还是细笔的楮楷，真是清隽秀朗，风度翩翩，在赵孟頫后，难得一睹”。
已故浙江美院陆维钊教授评沈老书法时，云：“沈书之境界、趣味、笔法，写到宋代，一般人只能上追清代，写到明代，已为数不多。”沈先生的书法理论着作，则多发表于1949年以后，1952年的《谈书法》，1955年的《书法漫谈》，1957年的《书法论》和《文学改革与书法兴废问题》，1958年的《学书丛话》，1960年的《答人问书法》，1961年的《和青年朋友们谈书法》和《和青年朋友们再谈书法》，1962年的《谈中国书法》和《怎样练好使用毛笔字》，1963年的《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上》，1964年的《书法艺术的时代精神》和《二王法书管窥》，1965年的《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中》，1978年的《书法论丛》，1981年的《沈尹默论书丛稿》。沈老书法作品广泛流传于海内外，深得人民的喜爱。特别是1981年出版的《沈尹默书法集》，比较全面地收集了他二十岁以后的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反映了他书法嬗变的全过程。1999年的《沈尹默手稿墨迹》则收录他的草稿书扎精品四十余件，以行草为主。近年来故居在海峡两岸收集到沈老书墓志铭八种，从1921年到1960年，横跨四十年，可以看到沈老楷书从北碑、唐晋风味演变到自成独特风格的过程，乃为研究沈氏碑帖及学书者临摹之范本。其中一种为沈老在1921年为蒋（中正先生）母王太夫人书墓志（现陈列于台北中正纪念堂）。孙中山先生为蒋母写祭文并书“蒋母之墓”四个大字。此帖碑即将付印。尹默先生一生追求学术与进步，不愧为一代诗人，书坛泰斗，将与史永存。
张钧衡（1871-1927），字石铭，又称适园主人，吴兴南浔人，清光绪二十年（1894）举人，授兵部车驾司郎中。他除了继承祖业经营丝绸、盐业外，还在上海经营房地产，开办慎大钱庄和东南信托公司，也经营股票和公债业务。因经营有方，故成为较殷实的财主。张钧衡不但在经商中颇为精明，而且在文化艺术上极具品位。他生平爱好金石碑刻和玩赏奇石，故取字石铭。他与国画金石大师吴昌硕、篆刻家丁辅之、毛福庵等交往甚厚，是杭州西泠印社的发起人和赞助人，至今西泠印社还留有张钧衡书写的对联石刻。他还爱好收藏，是南浔清末民初四大藏书家之一，聚书达十余万卷。
徐自华（1873-1935），字寄尘，号忏慧，原籍石门县（今属桐乡市）。清光绪十八年（1892），时年20，嫁南浔富绅梅谦吉的儿子、光绪癸巳科（1893）秀才梅福均为妻。光绪三十二年（1906）春，镇人张弁群创办浔溪女校，聘徐自华为校长。时秋瑾自日本归国，经褚缚成等人介绍，至浔溪女校执教，与徐相识，遂成莫逆之交。经秋瑾介绍，秘密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
因秋瑾在校鼓吹男女平等，反对封建孔教等，故受到校董事会部分势力的反对，并迫使秋瑾辞职离校。徐自华亦愤然辞去校长职务。秋瑾离校后去上海创办《中国女报》，徐自华资助上千元得以创刊。1907年5月，秋瑾为筹措革命经费去绍兴组织光复军起义，访徐诉说衷肠，徐自华对革命深表同情，并积极支持，将所蓄黄金三十余两及珠宝饰物全部捐赠。起义失败，秋瑾被捕，于是年7月15日在绍兴轩亭口就义。徐闻讯后不顾一切，为秋瑾营葬，按秋瑾遗愿，立墓于杭州西泠桥畔，并亲为撰写《鉴湖女侠秋君墓表》。同时成立“秋社”，被推为社长。民国元年（1912）为纪念秋瑾，王金发等在上海创办竞雄女校，经孙中山推举，由徐自华出任校长。她积极反对袁世凯窃政，主张民主共和，参加民主革命运动，为妇女界的表率。1935年病卒，遗着有《听竹楼诗稿》、《忏慧词集》、《炉边琐忆》等。
蒋汝藻（1876-1954），字孟苹，吴兴南浔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举人，曾任学部总务司郎中，参加过辛亥革命。蒋氏为南浔望族，代有文人。祖父与叔祖均为南浔有名的藏书家，其聚书各万卷。父蒋锡绅，字书箴，七岁能诗，光绪五年（1879）举人，对祖传藏书又有扩展。蒋汝藻承家学，能鉴别古籍真伪，并大量收购诸如宁波范氏、杭州汪氏、泰州刘氏、泾县洪氏、贵阳陈氏等藏书家散出之古籍，在南浔唐家兜老宅处，辟传书堂藏书室，编《传书堂书目》，藏宋善本83种，元本102种，明本863种，并以1500银元觅得宋孤本周密《草窗韵语》一册六卷，即以此书名额其书斋，名“密韵楼”，集祖孙三代藏书，不亚于湖州陆心源的“皕宋楼”。着《说文解字校勘记》15卷，《求是斋杂着》三卷，未编定本有《唐藩镇考》、《水经注碑目考》等。蒋汝藻是湖州着名的藏书家之一。
徐一冰（1881-1922），原名益彬，又名逸宾，吴兴南浔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秀才。其祖父及父亲均为南浔有名诗人。
徐一冰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东渡日本，进大森体操学校，立志体育救国，两年后回国。于1908年2月28日，与徐筑岩、王季鲁在上海老西门创办了第一所中国体操学校，并任校长兼训育，同年秋又设女子部，为全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体育教师。
为此，他获得了北洋政府颁发的一等文虎章和七等嘉禾章两枚勋章。大总统黎元洪还颁发给他一块“教思无穷”的大匾额。
1914年3月，徐一冰与王文濡合作创办了我国最早的体育专业刊物——《体育杂志》及我国第一张体育专业报纸——《体育界》。民国9年（1920）春中国体操学校迁到南浔西庄村，占地50亩。经教育部批准立案，名中国体操专门学校，为南浔历史上第一所大专学校，徐一冰任校长。徐一冰不仅是体育教育家，也是儿童职业教育家。民国3年（1914），他拍卖家产，创办南浔贫儿教养院，自任校长，夫人任管理员。此外，徐一冰还担任南浔高等小学校长。由于工作繁重，积劳成疾，于民国11年（1922）11月在南浔病逝，终年42岁。育有三女二子，大儿子徐迟，排行第四，为当代着名作家；小儿子徐舜寿，排行第五，为新中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的设计主持人；三女儿徐和嫁伍修权。
屠守锷，1917年12月5日生于吴兴南浔镇。1940年清华大学毕业后，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攻读研究生，曾在美国布法罗寇蒂斯飞机厂任工程师，成为出色的飞机设计机师。抗战胜利后回国执教，是当时清华园中最年轻的教授。
1961年担任战略导弹研究院副院长，随后，又兼任了研究院总体设计部主任。1968年初，屠守锷和他的同事们拿出了洲际导弹的初步设计方案。1971年9月10日，我国首次研制的洲际导弹飞行试验获得基本成功。20世纪80年代第一个春天，历史性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导弹伴随着震天的巨响，耀眼的光芒，冉冉升起，扶摇直上，飞向太平洋，准确地命中目标。屠守锷，不愧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为此，他获得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培育了众多锐意进取的企业家
近年来，江浙两省最大的成就就是令国人咋舌的富裕。许多人将江浙的富裕归于地理环境、政策优势。事实上并非如此，江浙两省并没有任何资源优势，政策的惠及对于江浙人来说也不例外。
江南的富裕与繁荣全在于江南人特别能吃苦。生存意志异常坚韧，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生存意念和艰苦奋斗，也培育了众多锐意进取的企业家。应该说是水的灵性和动性滋润和濡养了江南人的文化品性，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仍然是这样……
南浔是中国晚清最富有的古镇，由于辑里丝质优量多，而且.销海内外，从明万历年间至清朝中叶期间是南浔经济空前繁荣鼎盛时期，它以江南蚕丝名镇载誉世界。至清同光年间，南浔因经营蚕丝贸易而成为富豪者达数百十家，从而形成了“四象，八牛，七十二只小金狗”的说法。南浔人很幽默，镇人称家财上千万的富商为“大象”；家财五百万的富商为“黄牛”；而身价一百万者只能屈居“小金狗”的行列了。
刘镛（1826-1899），字贯经，清乌程南浔人（祖籍浙江上虞）。兄弟三人，排行第三，发迹后，人称刘三东家。相传祖上从事铜匠业，后开铜匠铺于丝行埭。刘镛少年时遂弃学到蒋元春锦绸店当学徒，到邱启昌丝行当伙计。四年后与人合伙开设正茂丝行，因经营有方，没几年已成阔老板。拆伙后，独资在上海阜安里设刘贯记丝号，由于积极进取，不断开拓与创新，学会与洋商直接贸易，生意上以出口为主。在南浔改设刘振茂丝行，经营“辑里丝”，至同治初年已殖财白银数十万两。后改营盐务，置庄田，开发房地产；经营钱庄、典当；投资银行、涉足金融市场等等，资产迅速扩大，至光绪中，其财富已居南浔“四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