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河川型古镇和湖泊型古镇
水在农业社会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湖泊则成为行政区划分的天然界线。这样，不仅使同一流域内的地方政府结成了利益的共同体，也促使形成区别于其他类型的社会经济地域。前期研究表明，六大古镇按其成因可以分成两大类，也正因为古镇类型形成的差异，导致发展轨迹亦有所不同，造成了六大古镇的规模级别也有所不同。
以南浔、乌镇为代表的河川型低地古镇，地处江南古运河及其支流附近。南浔地处苏杭嘉湖的中心点上，江南运河及东苕溪支流贯穿南浔，历史上交通较为发达，约于宋理宗淳佑十二年（1252）建镇，历史较早。南宋以来已是“水陆冲要之地”，“耕桑之富，甲于浙右”。明万历至清中叶南浔蚕丝业发达，经济繁荣，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罕见的巨富之镇。乌镇自古就是二省三府六县要冲地，规模之大只有南浔才能匹配，历史上曾多次请求设县。而以同里、周庄、西塘、甪直为代表的湖泊型低地古镇，都地处太湖平原东、南岸，处在湖泊密集的水网地带，相对于河川型低地古镇，形成时间相对较晚。由于历史上太湖东、南岸湖泊经常变迁，所以这些古镇也多次迁移。据地方志记载，九里湖西南部分系唐宋时代的同里镇所在，后下陷为湖，市镇遂南移至今地。从九里湖湖底所发现的遗址密度看来，可以确认这里是古代同里市镇的所在。
历史上太湖水系已有水土流失。娄江、东江、吴淞江的兴衰、湮废与太湖东部的淤塞有着直接关联；而湖岸线的变迁，也使得同里、周庄、西塘、甪直等古镇的发展受阻。因此，湖泊型低地古镇的规模普遍小于河川型低地古镇。
3.古镇的内部空间特征
“水”是六大古镇生态系统的血脉所在。不仅外部自然环境是以运河和太湖作为集聚空间，而且古镇内部亦是以水为脉络延展布局，从而衍生出与水相关的各种文化品性、风俗习惯等等。有着古镇特色的历史街区大都是由主街、沿河街、巷弄、桥头、集市、广场等景观要素构成古镇感知环境的。水乡古镇的沿河街同“市”的功能一样，是聚集人气、凸现古镇生命力的商业空间。
其主要构成元素具有一定的共性，主要集中体现于“形、水、街、市、史”五个方面。水乡古镇形成机理同中世纪欧洲城镇一样，属于地域系统内部自组织形成的空间体系，这种自组织体系在社会、经济与文化等深层次机制作用下，其空间格局沿水系、山体等自然脉络等自发性生长，生成了树状的空间格局。
古镇因水成街，因水成市，因水成镇。“三山万户巷盘曲，百桥千街水纵横”是水乡交通格局的写照。以河为轴、顺应延展的方式是古镇生长发展的主要特色。所以，水乡古镇的布局也因河道形态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南浔由于十字形河流形成星形城镇；周庄、同里则由网状河流形成了团形城镇。
4.古镇的文化特征
江南水乡古镇的外部大环境是长期安逸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古镇内部则表现为独特的建筑布局和风格、良好的文化氛围、富裕安定的生活环境。镇内的人文环境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亲切和睦的邻里关系，体现出江南水乡特有的“文明、富足、诗意、和谐”的理想境界。正是这样的环境背景，吸引了社会精英流，促成了定居在古镇以及本土人士的崛起。这些市镇之所以成为古镇，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文人士大夫的群集，名流的凸现，名门望族的迁移繁衍。
六镇属吴文化体系，相对粗犷雄浑的中原文化而言，太湖流域所蕴含的江南文化是温柔秀美的，较少受到严格的宗法礼制思想束缚，由于经济的发达，生活中更加采取了务实的态度。
“业商贾，务耕织，咏诗书，尚道义”是太湖流域古镇的社会意识和民俗风情的真实写照。
同时，水乡古镇也因其地域与历史沿革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周庄是以几乎全镇区范围的明清古建筑群落“集中国水乡之美”；同里是以“一园、二堂、三桥”为主轴，以“三多”（名人多、深宅大院多、桥多）而着称。甪直的特色是“小桥、流水、老街、深巷”，充满了诗情画意。南浔中西合璧的园林是其主要特色，“小桥流水、名园书楼、粉墙黛瓦”，加上丝绸享誉海内外。乌镇以古建筑民居多而闻名，镇西和镇南长街绵延数里，对称排列，是着名文学家茅盾故乡，许多名篇如《林家铺子》、《春蚕》等均以乌镇为背景。西塘则以廊桥、弄多而闻名，展现了其“生活着的千年古镇”上的西塘人家。
三、缫丝养蚕和民俗文化是江南水乡古镇水文化的主要表现形态
文化是一个动态的系统。任何文化都是由多种层次、多种形态、多个方面的内容并有着相互关联的一定的结构组成的。
了解古镇水文化的主要形态对于理解古镇文化的内涵，认识古镇文化的运动规律有着重要的意义。六大古镇水文化是吴地区域文化的一种类型，包括该区域自古以来人类的社会生产方式、生活与精神风貌、行为特征等方面的内容。
（一）缫丝养蚕是江南古镇最为丰富和动人的社会生产方式
江南六大古镇文化发祥于太湖流域，故具有水的气息、水的风格、水的灵性。“水与水的景象在太湖水流经的这片地区有着最为丰富和动人的形态。凹处是水，高处是田，是人家，大面积的高处之地和水道汇集之地，便成为水乡的市镇，人类按照自身的要求寻求最适合繁衍生息的居住之地。……江南的意趣只在小桥流水上，只属于春雨杏花，只属于比户而邻、族居在水之一方的人家的白墙黑瓦。传统的江南水乡风情在欸乃的桨声里，村落宛然，丝丝斜雨断断续续地飘落，升腾起薄薄的水雾，贴水而行的小船惊得一两只水鸟扑噜噜地振翅冲起。这才是让人心醉的水乡景象，这才是一幅悠然的水路旅程和大自然的生动画卷。”
古镇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依赖于水的浸润与滋养。种稻、植桑、养蚕、缫丝、养鱼、石桥、舟船、茶馆等，与水密切相关，尤以植桑、养蚕、缫丝最为突出。水犹如古镇文化的精灵，深深地融入了古镇文化之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水是一种重要的原始意象，它一直被看作是蕴涵多种语义的能指性概念。孔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智者”即为水性人的聪颖和灵慧。
水的灵气和才气哺育了古镇人的智慧，使其创造出绚丽多彩的文化。岁月千载，水乡味十足的江南古镇，是渔歌与炊烟的诗境，是小桥和流水的故乡，也便有了“吴门烟水”的美称。显然，水是古镇物质文明的基础。
1.太湖流域是中国蚕丝业的发祥地
太湖流域素以栽桑养蚕闻名于世，尤以湖州为最。
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蚕丝业最初从河南省起源，然后传播到全国各地乃至世界，正如我国封建社会学者认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于起源于单一的黄河流域一样，即持所谓的单源中心说。然而，近代我国大量的地下发掘文物足以证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起源地除了黄河流域以外，与其同期存在和发展的还有很多，诸如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北方的红山文化，西南地区的西蜀文化等。
有关我国蚕丝业的发祥地也有类似的说法，比如：“蚕事如《禹贡》、《豳风》所陈，多在青、兖、岐、雍之境，后世渐盛”，实与史实不符。早在清光绪二十八年（1900）魏光焘所辑《蚕桑萃编》中，就已否定上面的结论，提出了“海内至广，高原宜山蚕，下隰宜泽蚕，北方养蚕晚，南方养蚕早，无不可以充衣食、资赋税”。关于北方养蚕先于南方的误解，已不断为我国和世界各地据出土文物、民族学的研究以及有关史料所否定。1958年从湖州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掘到了大量的绸片、丝线和丝带；农业用具如竹编的篓、箩、簸箕；纺织工具如石、陶质纺轮，石、骨质的针等遗物。这就有了早在4700多年前，位于太湖流域的湖州先民已从事栽桑、养蚕、制丝、织绸等无可辩驳的有力证据。
有关远古时期太湖流域土着文化与丝绸文化的发展已有不少着作论述，在此不再加以阐述。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蚕桑已经在太湖流域农家经营中占据愈来愈重要的地位。以湖州为例，据史料记载，从六朝起，经唐、宋、元奠基，至明朝形成，前后达1400年左右。清朝和民国前期为湖州丝绸之府的鼎盛时期。在这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曾涌起的三次规模巨大的人口、经济、文化、技术的南移，史称南下潮流，对湖州蚕丝业的发展，对湖州丝绸之府的形成有着积极的影响。
据载，三国吴到魏晋南北朝时，吴之属地永安（今德清武康）一带生产的蚕丝就很有名，丝质特别好，与诸暨丝同为“御丝”，上贡皇室。梁代吴均有“连连文蚕丝”的诗句，描绘了当时吴兴盛产蚕茧的情景。宋大明年间（457～464）已有“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之说。可见，这一时期，湖州的丝绸业已相当兴盛。
唐代，湖州已成为蚕丝的重要产区并开始崭露头角。花绸、绵绸、乌眼绫、吴绫、丝绵等丝和丝织品均已列为江南东道上贡的贡品。据《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清同治《湖州府志》卷二三、明化成《湖州府志》卷八记载，太湖流域各州的贡品，以丝绸居多。蚕桑丝绸业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农家生计则主要依靠蚕桑收入。陈旉《农书》卷下，重桑之法中写道：“十口之家，养蚕十箔，每箔得茧一十二斤。每一斤取丝一两三分，每五两丝织小绢一匹，每一匹绢易米一石四斗，绢与米价相侔也。以此岁计衣食之给，极有准的也。以一月之劳，贤于终岁勤动，且无旱干水溢之苦，岂不优裕哉。”按此计算，十口之家养蚕十箔，可以获得蚕茧一百二十斤，可以收丝一百五十六两，可以织小绢三十一匹，以一匹绢交换米一石四斗的比价计算，三十一匹绢相当于四十三石四斗米，按当时最高每亩产量三石米计算，需十四亩四分七厘优质水田一熟的产量，才可以与之相抵。可见养蚕缫丝织绢的收益，明显高于农田粮食种植的收益。无怪乎陈旉如此重视蚕桑经营，要说“唯藉蚕办生事”了。
宋代，由于北方战事频繁，社会动荡不安，蚕区遭到严重破坏，而东南地区，尤其是吴越一带，社会稳定，自然条件优越，加上开发海外丝绸贸易，故经济中心南移，这就促进了太湖流域蚕丝业的发展。“平原沃土，桑拓甚盛，蚕女勤苦，罔畏饥渴”，出现“茧箔而立，缲车之声，连甍相闻。非贵非骄，靡不务此”的盛况。当时，官方与民间蚕缫丝织业均相当兴盛，以至于达官及文人到太湖南岸游览苕溪风光时，亦有不少吟诵：“苹生楚客将归日，花暖吴蚕始蚕时”；“渔舟荡漾逐鸥轻，呕轧缫车杂橹声”……蚕缫如此，丝织及印染也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至元朝，湖州的蚕桑、丝绸业保持稳步发展。不仅平陆地区“桑麻如云，郁郁纷纷”，湖滩、山地也植桑成林；民间蚕户，则“纤纤女儿手，抽丝疾如风”；“旬日可经绢，弗忧杼轴空”。另据新修《长兴县志》记载，至元二十九年（1292）初夏，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游览太湖流域，在他的《游记》中记述：“当地居民温文尔雅，衣绫罗绸缎，恃工商为活。”
明代是湖州丝绸业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太湖流域的蚕桑业产区不断扩大，蚕丝量多质优，丝织业不仅产量、品种有所增加，而且产地和从业人员也日益扩大，尤其是丝绸市镇兴起，蚕丝技术自成一体，同时也是南浔古镇辑里湖丝形成的重要时期。明代学者茅坤曾这样评价江南丝绸专业市镇：“至于市镇，如我湖归安之双林、菱湖、琏市，乌程之乌镇、南浔，所环人烟小者数千家，大者万家，即其所聚，当亦不下中州郡县之饶”。可见，当时湖州水乡丝绸市镇的规模不小于府、县城，而且经济实力相当雄厚。农家经营中几乎出现了蚕桑压倒稻作的趋势，也就是说，在蚕桑区的生产格局中，蚕桑所占比重已经超过了传统的稻作，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蚕桑用地超过了稻作用地；二是蚕桑收入超过了稻作收入。
因此，在蚕桑产区，蚕丝收成的好坏，即蚕丝之丰歉，成为农村“有岁”或“无岁”（即丰收与歉收）的决定性因素。这一情况的产生首先是与明初朱元璋曾三次下诏令劝课农桑的政策有关。朱元璋为吴国公时的龙凤十一年（1365）六月下令栽桑：“民田五亩至十亩者须栽半亩，十亩以上倍之”；洪武二十七年（1394）令：“多种桑树，每一户初年种桑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其次是由于湖地水清地肥，非常适宜蚕桑。于是，“尺寸之堤，必树之桑”，乌程、归安水网平原桑园繁盛，“人多习蚕务”，“各乡桑拓成荫，蚕织广获；今穷乡僻壤，无地不桑，季春孟夏，无人不蚕，男妇夜夜勤苦，始获茧缘告成”。在此情况下，蚕区面积不断扩大，制丝质量不断提高，并涌现了一大批蚕桑专业大户。至明代中叶，湖州逐渐成为全国蚕丝业的生产和贸易中心。福建、广东、江西、江苏、山西等省的丝织原材料大多选用湖丝，产品遍及全国各地，并开始对外贸易，产品销往南洋各国和日本、朝鲜等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