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与夫人志同道合，携手并肩致力于美术创作。他比夫人年长十岁，像老师又像兄长。艺事短长，悉心指点；起居冷暖，宠爱愈加。安定的生活，甜蜜的家庭，使画家无忧无虑，彩笔生辉。他接连创作了《毛主席到重庆》、《内蒙人民欢庆国庆》、《劳模会见毛主席》、《中华优秀女儿郭俊卿》、《诞生在毛泽东时代》、《套马图》、《赛马图》、《暴风雪》等一系列作品。其中《劳模会见毛主席》荣获中央文化部嘉奖。他还与夫人合作了连环画《金宝娘》（以夫人名义发表）、《抗日小学》，与内蒙青年美术工作者合作了连环画《内蒙人民的胜利》等等。
刚刚三十几岁的尹瘦石，在内蒙的美术界已是首屈一指的“长者”、“前辈”。他的资历，他的艺术成就，他对于开创内蒙美术事业的功绩，都是无人能比的。他擅长中国画，醉心于水墨，但并不以个人的好恶而鄙薄其他画种，连年画、连环画这些普及样式都大力提倡，并且身体力行。他的周围团结了一批青年人。这些人，是他的部下、学生、朋友、同志，他尽心尽力地培养造就他们，为他们创造学习提高的机会。他主持创刊的《内蒙古画报》截至1956年8月的统计数字已出版一百六十多期，发行六十多万份。而他倡导的年画创作，仅1949年一年之内就出版了十四种，发行五万六千份。1950年文化部颁发新年画创作奖，全国获奖作品共二十五件，内蒙就占了三件，令其他边远地区艳羡。这些为人民喜闻乐见的美术作品，配合了解放战争和建国事业，也为贫穷落后的草原播下了新文艺的种子。
尹瘦石历任《内蒙古画报》社长、内蒙古文联副主任、内蒙古人大代表、内蒙古政协委员、全国美协常务理事。1956年8月，中国美术家协会内蒙古分会成立，他被一致推选为主席。他是当之无愧的。1946年到1956年，他投身内蒙的这十年，也是内蒙的美术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十年，奠基的十年，开拓的十年。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在这十年艰苦创业中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和贡献。直到多年之后，继任的分会主席文浩仍然满怀深情地说，尹瘦石是“内蒙古革命美术‘挖井人’”，并把他看做自己的老师和朋友，认为他“在这最初十年中，确实为内蒙古的美术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分会副主席乌力吉图也对尹瘦石在内蒙古所作的开拓性贡献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为自治区美术事业的开创与发展，为培养少数民族美术队伍做出重大贡献，应当载人内蒙古美术的史册”！
1957年，尹瘦石三十八岁。
1957年，风云变幻的多事之秋。
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并提出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其实早在1956年5月2日由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首倡，如今再次重申，显示了贯彻的决心坚定不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诗一般的语言为人们描绘了一派春光，立即在知识分子尤其高级知识分子的心头吹人了祥和的春风。
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着重讲了知识分子问题、准备整风问题和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问题，并且继续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党内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直到此时，广大的人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这场“整风运动”将会是“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的重演，因为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春光下，嗅不到任何火药气息。人们根本没有把去年10月在匈牙利发生的事件与中国目前的形势联系起来，连毛泽东也相信“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闹不起来”。但是同时也在高层人士聚会时指出：“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蚂蚁引出了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
此后，全国性的“大鸣大放”轰轰烈烈地展开，大字报贴满了每一个角落……
5月15日，毛泽东为党内写的指示《事情正在起变化》迅速印发党内部分干部。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形势急转直下，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展开。其结果是五十五万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被划归资产阶级右派。
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似乎和尹瘦石并没有什么切身利害关系。他根本没有“大鸣大放”，而是一直在忙着本职工作。1月，赴北京参与编纂大型画册《今日的内蒙古》；2月，为荣宝斋编印的《现代中国画选》创作《雁归图》；3月，参加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不久，尹瘦石奉文化部之命，调离内蒙古，前往北京中国画院主持工作。
对内蒙古的美术界来说，这真是件大事。一位功绩卓著的元老，自治区美术事业的祖师，他怎么能走呢？商调的“谈判”进行了很久。甚至由周扬亲自出面找乌兰夫协商，说明调尹瘦石进京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乌兰夫才答应放人。
北京中国画院是由周恩来提议、经毛泽东批准成立的全国第一家画院。参照历史上早在唐、五代、宋就已有的皇家画院形式，由周恩来亲自命名为“中国画院”，聘请国内著名国画家，集中起来从事创作、研究和教学。他们当然不同于昔日皇家画院的宫廷画家，服务的对象不是帝后妃嫔而是人民大众。周恩来在繁忙的国事之中仍念念不忘对民族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继承、发展。他希望艺术家们在新中国的太平盛世把古老的中国绘画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高峰。他并且注意到美术界长期存在的画种、流派之间的门户之见，号召中、西画家要团结，不同的流派要相互尊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画院的成立，必然需要既有组织能力又有艺术威望的领导干部，于是，尹瘦石应召而来。
身为一名党员、国家干部，他当然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北京是名家荟萃之地，他也十分向往到全国首屈一指的画院工作。而且，他的夫人已在1955年到中央美术学院深造，可以借此结束两地分居的生活，免除了天各一方的长久思念。但是，他对于内蒙，又有依依不舍的恋情。十年岁月，已经使他与内蒙血肉相连。他舍不得那青翠的草原，舍不得那些和他一起与暴风雪搏斗的牧民，舍不得那些和他共同开创美术事业的朋友，舍不得那些赋予他创作灵感和人生斗志的骏马——连他的三个孩子都是喝马奶长大的啊！
“军令如山”，必须走了。草原，再见了！我永远忘不了这个第二故乡，还会回来看你的！只有在这时，他才真正体味到当年文姬归汉时含泪悲歌《胡笳十八拍》的复杂心情，“一步一远兮足难移”！
内蒙的老同志、老领导、老朋友、老部下，送了他一程又一程，茫茫草原上洒下串串惜别的热泪。他们临别的赠言是：“瘦石同志，到了北京，您可以代表我们骄傲地走过天安门！”
7月15日，尹瘦石抵京，走马上任，任北京中国画院副秘书长、国画界反右斗争领导小组成员。
8月，举家迁京，住东四什锦花园10号。
此时，北京的反右派斗争方兴未艾。然而滔天风浪并不曾使尹瘦石有丝毫惊诧，因为他正在“好风送我上青云”。
毛泽东在此时发表的《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这正是人民盼望的、极其美好的局面，但愿能够早日实现。
第七章
胜负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
——杜牧
1957年10月，北京，东四什锦花园10号。
这是一座二层西式楼房，内蒙古自治区驻北京办事处。尹瘦石上调进京，是内蒙的光荣，搬家时就搬到这里，进进出出仍然觉得自己是“内蒙人”。
六口之家，两间居室，已显拥挤，还有许许多多箱子、柜子，只好再占用公家一间房暂存。
在这小小的斗室，仍然辟出一角为他置放画案——画家是永远丢不下笔墨的。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尹瘦石还要读书写字、挥毫作画。壁间，悬挂着毛泽东手迹《沁园春·雪》以及柳亚子、沈钧儒、黄炎培、于右任、郭沫若、李叔同的题咏。仰雪词馆主永远珍藏着他的瑰宝。
黄昏时分，他刚刚从画院下班回家，正待研墨命笔，忽有客人来访，是画院的画家颜地。
颜地不是闲得无事来“串门儿”，一见他就急匆匆地说：“老尹！我刚才在琉璃厂看见一张毛主席的书法，要卖……”
尹瘦石一愣：“毛主席的字？怎么会在琉璃厂卖？是真的吗？”
“我看不像假的，”颜地说，“不过也拿不太准，你最好去看看……”尹瘦石将信将疑。毛泽东是党和国家领袖，当然不可能在画店卖字，别人也无此胆量以他的名义制造赝品，说不定是由于什么原因，毛泽东的手迹流传于民间，致使在市面上出现！
想到这里，强烈的收藏欲在他心中燃烧起来，必欲先睹为快，惟恐迟了一步，落人他人之手！这正是收藏家惯有的习性。而且，他还有另一层担心：如果真是毛泽东手迹，在大街上标价出售岂不有损于领袖声誉与形象！
他顾不上吃饭，立即拉着颜地从东四直奔和平门外的琉璃厂！琉璃厂是那条布满文物古董字画的文化街的总称，而他们要去的地方则在琉璃厂十字路北的一条死胡同“安平里”。而且也称不上“画店”，只是寻常住户，主人不挂字号，做些字画的转手买卖，类似旧日“夹包揪皮儿的”。
颜地二次光顾，主人已经认得，知道他必定是来取“货”了，便取出展示。
尹瘦石举目望去，那是一幅五尺立轴，墨绿色绫边中间镶着三幅书法。中间一幅写的是：
胜负兵家事有之，包羞忍辱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落款：
杜牧之题项羽庙诗一首，录赠杜冰坡先生。毛泽东，二十八年二月。
字体潇洒飘逸，神采飞扬，是尹瘦石极为熟悉的。他立即确认这是毛泽东真迹无疑！
下面一幅是齐白石九十岁时写的篆书，录王昌龄的《青楼曲》：
白马金鞍从武皇，旌旗十万宿长杨。
楼头小妇鸣筝坐，遥见飞尘入建章。
落款也是赠杜冰坡。
上面的一幅显然是在装裱时预留的白纸，而字是后来请人补写的，翻看背面还可见渗透的墨迹。
尹瘦石当即决定，裁去上端不要，下面两幅一齐买下。问主人：“多少钱？”
当时的字画行情，远不如数十年后的日新月异。主人见这是实心实意的买主儿，壮起胆子要价：“五十块！”
尹瘦石根本不还价，马上付五十块，如获至宝，捧回家去！
反复观赏，爱不释手。毛泽东书杜牧诗于1939年，正是艰难抗战时期，显然寄予了鼓励士气、收复失地的深意。杜牧诗原文首句为“胜负兵家事不期”，毛泽东书为“胜负兵家事有之”，可能是转战途中不便翻检，记忆有误，抑或是有意改动也说不定。白石老人书写王昌龄诗则已在1950年，“白马金鞍”、“旌旗十万”，气势威武雄壮，恰似在歌颂解放大军。向来“诗无达诂”，同一首诗，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感受，甚至同一个读者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见解。尹瘦石的解释，既无法就教于杜牧、王昌龄，也难以查证于毛泽东、齐白石。且姑妄言之，聊备一格吧。他喜欢这么玩味诗章、含英咀华。而更有意思的是两幅同是唐人绝句，而书家又同是湖南湘潭人氏，且同是赠与一个杜冰坡。
那么，这个杜冰坡是何许人？尹瘦石对此人闻所未闻。后来听说，杜冰坡也是毛泽东、齐白石的湘潭同乡，已故。家人由北京迁返湖南故里，行前变卖老人平生所藏，云云。又有一说，杜冰坡在反右中沦为“右派”，以至潦倒。也不知确否。
尹瘦石喜得双璧，又极耐心地在琉璃厂跑遍许多古董店才买到一对同样规格、尺寸一律的硬木镜框，请人将两幅书法装裱之后，并排挂在墙上，仰雪词馆从今又添新辉。
尹瘦石是个十足的文人。他虽然已经革命多年，仍然未能脱去文人积习、雅士之风。在文人眼里，他已是老资格的“政治家”；而在政治家眼里，他仍然是个“书呆子”。因此，他命里注定不可能成为职业的政治家。他投身革命，是出于对旧中国的憎恶、对新社会的向往。他渴望革命改变中国的命运，使国家富强，工农康乐，知识分子专心致志地做学问，他本人更自由更舒畅地写字作画。他虽然也勉力完成革命交给他的“政治工作”，但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个文人，是个画家。他有他醉心的事业，而为了革命不得不做出牺牲，犹如瞿秋白在回忆起自己以文弱之身担当党中央要职时所作的自我剖白：“犬耕”——以“犬”代“牛”而已，颇感力不从心。
现在，尹瘦石沉浸在书画收藏的乐趣之中，旁征博引，追根寻源，似乎完全忘记了“今夕何夕”。1957年中国的上空，正是云翻雨怒、电闪雷鸣，还有几个人像他这样有闲情逸致跑古董店、钻故纸堆呢？年底，内蒙派人来京请他回去。文化部干部司司长对他说：“内蒙在反右当中有些问题牵涉到你，你去一下吧！这儿工作很忙，去个把星期就赶快回来。”
他不知道内蒙出了什么事。他在内蒙工作了十年，“牵涉到”的事当然很多，但和反右有什么关系呢？
他呆呆地回想着。难怪最近一段时间，内蒙有人到驻京办事处来，与他见面已不像过去热情。中宣部的一位朋友有一次私下问他：“你在内蒙说过什么话没有？”他莫名其妙。说过什么“话”？
现在想起来，这些也许是某种征兆。但是到底会怎样，他一点也不知道，想不出自己在内蒙有什么可以在反右中拿出来的“问题”。那么，就应该回内蒙去，问问清楚。离开内蒙已经半年了，他想念草原和昔日的朋友们了！
太天真、太善良了！他根本不知道，此刻，厄运正像压顶乌云在他的头上盘旋……
2月8日，他抵达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当初离开这里的时候，他说过还要回来的，没想到回来得这么快。但是，这是怎样的“归来”啊！“近乡情更怯”，他从火车站走向那熟悉的文联大院，每走一步，心中就增加了一分忐忑，他不知道“家”里到底出了什么事？
老“家”变了。房子没有变，人没有变，但是气氛全变了。没有热烈的欢迎，没有亲切的嘘寒问暖，没有你争我夺的接风洗尘。往日熟悉的面孔，如今已经变得冷冰冰，或者略显尴尬、言不及义。也有一些远远地张望着他，不敢走近，仿佛在观看一个来意不善的不速之客。
立即进人正题。他出席了自治区文联党组会议。再不是他主持工作时候的众星捧月、侃侃而谈了，熟悉的人们都变得陌生，略有紧张地抛出看来早已有准备的关于他的“问题”。
好，他想知道的就是这些“问题”。
他静静地听着。
“问题”相当严重：尹瘦石在担任内蒙文联副主席、美协主席期间，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反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反对毛主席，说毛主席“要当皇帝”！这些都白纸黑字、有案可査：有的是他多次发言的记录，有的是别人的揭发……
他瞠目结舌，天下竟然有这样的冤案，完全是莫须有！如果允许他申辩，他可以——予以澄清！
不错，他确曾说过：文艺要配合政治运动，但不能一概而论。要配合“解放台湾”，有的可以配合，比如歌曲、说唱、漫画、宣传画，简便易行。有的就没法配合，比如小说，在内蒙的条件下，没有关于“解放台湾”的生活，又要马上写出来，怎么去搞？就是宣传画也不一定总是画举红旗、挥拳头，要讲究艺术感染力。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不一定就是直接表现工农兵。齐白石的画怎么表现工农兵？梅兰芳的戏怎么表现工农兵？他到朝鲜前线去演出《贵妃醉酒》，这行动本身就是为工农兵服务（尹瘦石本人也曾去朝鲜慰问志愿军）。文艺工作者需要党更多地从政治上关心他们，和他们交朋友，宴请、车接车送并不是最重要的。宣传部开会一谈到文艺工作只有一句话：“加强文艺工作。”这句话放在多少年之后都是适用的，说了等于没说。这是官僚主义、教条主义……
这些话，都是他说过的，他至今认为是正确的。而且这些话不是他自己发明的，来自在北京开会时所听的许多重要人物的报告，他只不过是传达而已。怎么就错了呢？
至于说他“反对毛主席”，说毛主席“要当皇帝”，更是无稽之谈。事实是1949年在北京参加首届文代会期间，有一次他到田汉房间去，正巧阿英也在，阿英说了一句：“皇帝老子想看梅兰芳的戏……”田汉马上制止：“别开玩笑！”就是这么一句笑话，尹瘦石曾经对内蒙的一位朋友偶然提起过，怎么能这样信口雌黄地“揭发”他“反对毛主席”呢？他如果要反对，为什么不在乌云压顶的重庆谈判期间“反对”？
可惜，“欲加诸罪，何患无辞”。他已经没有解释的余地了，现在对他摆的已是“聚而歼之”的架势。大会小会开了将近一个月，整了一大批材料。没有一个字提到他在内蒙十年的贡献和功绩。当然没有，他已经成为内蒙的罪人。去年送别他时请他“代表我们骄傲地走过天安门”的那位同志，现在改口说：“我的那句话收回！”人的变化竟然如此惊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个堂堂汉子在光天化日之下说的话，可以这么“收回”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