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一下官场。简单地说，官场就是官员们活动的一个场域，这个“场”，英文的对应词是filed，不仅仅指“空间”，还兼有“田地”的意思，暗示有“生长”，有“收获”。
收获的是利益，生长的是“官场神经症”。如果不用利益把一大帮人召唤到官场，是玩不转的。但仅仅用利益，它也转不了。所以今天的官场有它坚不可摧的组织逻辑：科层化。科层化特别讲究官僚机构的权力等级划分、规章制度管理、文凭、证书等。
所以，“有才”还当“兼职教授”的孟立联得不到升迁，当然不会服气。除此之外，官场还有一套生存逻辑，比如要学会钻营拍马。利益、科层化、生存逻辑，共同组合成官场强大的游戏规则，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对官员的“非人格化”：要在官场混下去，你必须隐藏真实的自己，压抑自己的内心。你在官场上，所看到的每一张脸可能都戴着面具，包括自己。李琢太不小心了，只顾说得痛快，明显忘记了这一点。
这样一来，官场就成为一个“致病情境”，也就是说，会让人产生某些病态的心理特征，这些病态的心理特征即为“官场神经症”的正式解释。而一个人要进入官场，不能像普通群众那样思考，必须把自己“豁出去”。
作为一种有自我意识的存在，人本质上其实最害怕失去自我，失去的话，他一定会有自我憎恨，因为有一种“存在的声音”告诉他，人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因此，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是无法去信仰宗教的，因为他珍视那个独立的自我，做不到让自己完全投身进去。很多“不适应官场”的人，也是如此。
当一个人“豁出去”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官场上，他至少付出了压抑自己内心的沉重代价，那就必须给自己一个“合理的”交代。在信仰和理想主义存在于官场的时候，这不是问题。因为，当一个人投身进去时，在心理上可以体验为是在信仰和理想的召唤之下，将其看成是“为人民服务”，是一种崇高的“献身”。他通过廉洁奉公、兢兢业业，给了自己和想象中无数看着他的人一个交代。
但当一个官员进入官场主要是受利益驱动时，情况就不同了。如果不听党和政府的教育，他很可能会得“官场神经症”，早已存在的“官场神经症”也会传染给他。孟立联正是如此：不具有革命前辈们那种不计较职务高低的崇高精神，让自己郁闷到捅出了这么一个大娄子。
这个事件，把“官场神经症”暴露得栩栩如生。我们可以进一步梳理一下几类常见的症状：
一类就是发牢骚性质的。“李琢19961003”代表了一些官员，表述得非常清楚：“整天假话空话套话大话，老子心里太苦太累了，只有在这里说点真话。”发牢骚追求的是发泄，其功能是让官员排解郁闷，以便少些心理负担，继续投入到说假话空话套话大话的事业中去。
在酒桌上说黄段子其实也是一种另类的发泄。大概一些官员在这方面比人民群众更有才华。这与智力关系不大，只是因为他们在平时都不能放开，因此“解除压抑”时更猛烈。
另一类“官场神经症”，属于补偿性质，靠“占有”来解决心理问题。当一个人压抑自己的内心就是为了得到利益时，追求利益就是他补偿自己的手段。这种“官场神经症”往往比较疯狂，因为任何东西都无法补偿、挽救一个人对自我的出卖，所以有这种症状的官员，根本停不了手，占有本身已经成为一种自我“治疗”，一停下来他就有恐惧。这方面的经典例子太多了，比如写“性爱日记”的广西烟草局销售处原处长韩峰、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许三多”。
还有一类，已经不仅仅是具有病态特征的“官场神经症”，而是泡在官场，官员得了痛苦的心理疾病，比如抑郁症。它的心理逻辑是“我受不了了，结束吧”。于是，内向攻击，自杀。
所有这些“官场神经症”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用嘴巴说出来，用行为玩出来，既是症状的表现，同时又是它的“语言疗法”“行为疗法”。这种“治疗”当然是无效的。
4.亲人？自私的人，往往用“梦想”来包装自己亲人变狠后，也会伤害我们，无论是精神上，还是人身上。硕士研究生苗某，毕业后找不到想要的好工作，回家种地，父亲承担不了各种压力，服毒自杀了。但他没有死成，被救活了。他对自己如此下狠手。但他没有看到其子在内心的变狠。
网上那些只知道骂教育体制的人，同样也失去了看到的能力。
◆变狠的标识之一是失去责任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可以自私，但是，如果用“梦想”来包装自己的自私，那就很可怕。
硕士研究生苗某，正是这种人。悲剧并不是他找不到工作（他曾在某双语学校工作过，也有中学联系他工作事宜），而是想找“收入稳定”的工作，且工作环境又适合他实现“文学创作”的伟大梦想。
而这种理想的“收入稳定”的工作，就是所谓的“铁饭碗”--当公务员或进事业单位。做一个教师或做其他，好像就会挡了他实现“梦想”的道。
多么具有中国特色的伟大梦想啊。但纳税人拿钱去养一个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搞“文学创作”的公务员，显然不太好，这比养一个饭桶好不了多少。能够名正言顺的，就是想办法混进文联，这是合法的“包养”，可惜他又拿不出具有足够分量的文学作品。
我注意到，苗某说了这样一句话：“每个人都有一个人生梦，我的梦就是创作文学。”“创作”这个词，属于具有体制“包养”特征的文联、作协的话语体系，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非常流行。一个自我言说“创作”的人，对应着他被体制“包养”的作家身份或对这一身份的向往。苗某在今天还用它来表达，无异于一种自我暴露：一个清高迂腐、自卑自恋、自怨自怜、思维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的小文人。
一个人有“创作文学”的梦想当然也没什么不好。但是，对于苗某来说，他已经超过40岁，家里一贫如洗，老父有病，正期待他来改善家庭的贫困状况，能够找到一点钱治病。对于他来说，毕业后要做的，就是担当起一个儿子、一个男人的责任，先找个工作养家糊口--而这样，也并没有妨碍他的“创作文学”！
但他好像不知道有这样的责任。同时，他好像也不懂得预知回乡务农可能对父母的伤害。他不愿意去理解父母对自己投入了多少期望，以及自己这样会不会成为别人嘲笑父母的把柄。
这是一个从来就不愿意为别人考虑的人！而更让人悲哀的是，在不能混进政府和事业单位搞“创作文学”后，当上了“农民研究生”“农民作家”，他还可以将其想象是为了文学的梦想、理想，他受到了这个社会的漠视，但始终坚持着理想。经由这种想象，自己的人格瞬间崇高起来。我曾经说过，一个没有道德的人，一定是一个内心被破坏的人，一个强迫自己变狠的人。这里指的，是那些羞辱穷人的人，是那些暗算别人的人。还有一类人，他们不会去主动攻击别人，却无视自己对于他人的道德义务，从而消极地对他人构成伤害，这类人，无一例外地是有人格缺陷的人。
◆把亲人押上赌桌
苗父的自杀，除了绝望，还有巨大压力。它就来自于“社会价值排序”这个恶魔。
一个人只要屈服于社会价值排序，心理问题的门就会向他打开，他就会不得安宁。如果社会价值排序的挤压让他在心理上难以生存，他甚至可能通过自杀来逃避。
屈服社会价值排序的人，最喜欢和别人进行心理竞争赌一把，所有可以衬托自己价值的东西都可以是赌资。很多人喜欢比谁的儿子有出息就是这个道理，儿子出息就意味着他比对方社会价值排序高，在心理上就可以压倒对方。
但如果儿子最终还是没有出息，在社会认知中成了一个笑柄呢？我们还原一下苗某刚考上研究生时的情境：文凭在社会价值排序中是处于高端的，可以转化为其他稀缺资源。
一个研究生，可能在城市社会价值排序已经不高，但对于一个小山村来说，还是很不得了的。而苗某是他们那个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研究生。
所以，他考上研究生，村民一定有这样的想象：哇，有出息了。像北大一位研究生，刚找到工作（注意，还只是刚工作）时月薪8000，他父母嫌丢脸，称年薪应该百万，从中可以想象到这样的父母的认知水平，以及把儿子作为赌资押上心理竞争的赌桌时是如何地坚定。
对于苗父来说，苗某考上研究生，心里肯定是乐翻了天。因为“儿子是研究生”这个属性，给了他希望，在众乡亲面前，也具有了心理优势。
有的村民无论嘴巴说什么，多少会因为自己和苗父在心理上的关系有了一点改变而产生心理落差。从苗某回乡后的“闲言碎语”中还可以判断，有的人甚至在当时羡慕嫉妒恨。
如果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在心理上没有压倒我们的人，突然之间飞黄腾达，或混得比我们好，我们就会感受到他对于我们的心理优势，为了在心理上保护自己，我们就有一种阴暗的心理，期待他倒霉。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如果兄的子女没有出息，而弟的子女有出息，那么，兄的老婆往往期待弟的子女哪一天倒霉。
对苗某考上研究生羡慕嫉妒恨的人，早就等着他没有出息那一天的到来了！他在当初越是心理受挫，越是等着要看苗某父亲的笑话。
按照社会价值排序，苗某以“研究生”的身份回村种地，无论自我想象成什么浪漫的“耕读”或坚持“文学梦想”，终究是一种失败，一个笑话。这是无法否认的。它等于狠狠地扇了苗父一个耳光。苗父当初越是拿他当骄傲，拿他当和别人进行心理竞争的资本，这个耳光越响亮。
苗父一定感觉得到别人在看着自己的笑话，而根本没有任何底气回击。疾病、绝望、社会价值排序的压力，一个老人是无法承受的。寻求解脱，成为他的选择。
说句题外话：只是用来装13的知识，从来不可能让一个人牛13；相反，那是牛13以后的装有文化。
所以，一个人得明白，如果你的东西不为大家欣赏，不让他人有益，无论你认为它多么伟大，终究只是你的自娱自乐，为之埋单的，只能是你自己（也许还有亲人），社会没有这个道德义务。而要玩得起自娱自乐的东西，得在你牛13以后。把自娱自乐的东西看得多么伟大，把自己的人生也押了上去，是极不明智的。
可见敢于面对自己是多么的重要，无论你多么惨，只要你敢于面对自己，你还可以站稳，你还可以从站稳的地方开始。而如果不敢面对自己，谁还能拯救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