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探求因果的叙事精神
《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陈述，而是追根溯源，努力揭示隐藏在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司马迁非常重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具有敏锐的目光和正确的判断力。他批判项羽“天亡我，非用兵之罪”的说法，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在分析造成吴起乱箭穿身悲惨结局的原因时，认为这缘于他的“刻暴少恩”。以上见解都是很精辟的。司马迁对于事件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原始动因，在叙事时反复加以强调，成为贯穿人物传记的主线。在叙述李广事迹时，突出这位名将的不遇，写他总是遭受意想不到的挫折和失败。而对于大将军卫青，则以“天幸”二字为叙事主宰。讲述卫子夫如何得到武帝宠爱、立为皇后，以及卫青从平原公主等事，都突出卫家的幸运。在《留侯世家》一文中，又侧重于所谓的天意。黄石公授张良兵书是天意，张良称刘邦成功是天授，自己有机会为刘邦出谋划策也是天授。司马迁本人也深有感慨地说：“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司马迁对许多历史事件、人物命运因果关系的判断并不完全正确，但是，他对始因的苦苦思索和在行文中的自觉揭示，使得人物传记血脉贯通，各篇都有自己的灵魂，有统摄全篇的主导思想。
《史记》叙事有详略之分，一般情况下，司马迁对于事情发展的起因，往往都详写；而对于这种原因所引发的最终结果，往往是略写。《李斯列传》开头写了李斯这样一件事：“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是一件生活琐事，但却集中反映了李斯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为了摆脱厕鼠的处境而成为仓鼠那样的食利者，于是向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之后前往秦国游说，在和荀子告别时又说道：“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这两句话说得非常坦率，和他把厕鼠、仓鼠进行对比时所发的感慨一脉相承。苦于贫贱而贪恋富贵是李斯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这种思想是他人生之梦得以实现的动力，也是葬送他身家性命的祸根。《史记》人物传记写了许多生活琐事，司马迁之所以对这些生活琐事详加叙述，就在于它们在人物的活动中带有原始动因的性质，是诸多事情和现象得以生成的根源。《史记》各篇都有贯穿始终的主线，和主线相关的事件都是详写的对象。《商君列传》一文以任法为线索，司马迁认为这是决定商鞅命运的根本原因，他的成功源于变法用法，他的人生悲剧也由此而引发。文中详写商鞅以刑名之学游说君主，在秦国掌权之后又主持变法，太子犯法他绳之以法，最终又因推行变法而被杀。商鞅在被追捕过程中，因为由他制定的秦国刑法异常酷烈，竟然无人敢收留他，商鞅自己也喟然叹息：“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而对于商鞅身亡家灭的结果，司马迁只作简单的交代，没有过多的铺叙。总之，《史记》许多篇章的详写与略写，往往和对因果律的展示密切相关。
司马迁有很强的驾驭材料的能力，与韩信将兵一样，是多多益善。无论是头绪众多的历史事件，还是人物错杂的重大场面，他写起来都条理清晰，显得游刃有余。如《陈涉世家》，把秦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千头万绪的事件非常清晰地勾勒出来。西汉前期的重大事件莫过于诸吕之乱和七国之反，这两个事件分别见于《吕后本纪》、《孝文本纪》、《绛侯周勃世家》、《吴王濞列传》等篇目。在叙述这两个事件的原委及经过时，司马迁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对事态的轻重缓急明于心而应于手，成功地运用了顺叙、倒叙、正叙、侧叙等手法，使人应接不暇而又无不了然。《史记》的场面描写也很精彩。写荆轲刺秦王是险象环生、惊心动魄；写鸿门宴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写灌夫骂座和东廷辩论则或冷或热，对比鲜明；写长乐宫诸侯君臣始朝仪，则秩序井然，庄严肃穆。不同场面有不同的气氛，司马迁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笔法，传达出了各种宏大场面的实况及自己的独特感受。《史记》固然时而穿插生活琐事，但司马迁更善于写复杂事件、重大场面，这也是《史记》叙事艺术的特点所在。
二、《史记》的写人艺术
在《史记》之前，中国的写人文学也已出现。在《左传》中，可以看到若干有一定个性的人物；到了《战国策》，人物形象的描写更为细致，人物性格的刻画也更为鲜明。但是在历史人物的选择上，他们往往只注重写重要的历史人物；在具体人物的描写上，他们也只是以历史事件为本位，片断地零散地进行刻画，缺乏完整性。像《晏子春秋》专写一人之事，它也只是把晏子的许多故事结集在一起，与其他人物和事件之间没有太多的联系。总之，在汉代以前，还没有出现全方位的人物传记；人物形象的刻画，总的说来也还比较粗略。《史记》在此基础上，把中国文学的写人艺术，提高到了一个划时代的高度。
《史记》的写人艺术可以概括为：闾巷之人的入传；人物个性与共性的展现；刻画人物手法多样；多维透视法和旁见侧出笔法。
1.闾巷之人的入传
《史记》中的“纪”、“传”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散文，通过展示人物的活动而再现多彩的历史画面。本纪、世家、列传中的人物来自不同阶层，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所涉人物四千多个，重要人物数百名。《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有如此广大的覆盖面，与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及开阔的视野是分不开的。司马迁本人“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希望借助于《史记》一书而扬名后世，实现立言不朽的人生追求。出于这种心态，司马迁对那些在历史上虽有卓越表现、终因无人褒扬而难以扬名的布衣平民怀有深切的同情，为他们鸣不平。他在《伯夷列传》和《游侠列传》中都有论述。司马迁清楚地看到，一个人知名度的高低，乃至他是否能够青史留名，固然和他本人的业绩有关，同时也和是否有人宣扬提携密不可分。在司马迁看来，战国四公子（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或凭借王者亲属的血缘优势，或身居卿相之位，有的是二者兼备，他们显名诸侯，犹如顺风而呼，事半功倍。“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司马迁对儒墨等学派由于门户之见排斥这些出自平民的侠客而深感不公，所以，司马迁在按照惯例为帝王将相立传的同时，也把许多下层人物写入书中，其中包括刺客、游侠、商人、方士等，使得《史记》所收的人物非常广泛，并且都刻画得栩栩如生。（详见《史记》的思想内容一节）
2.人物个性与共性的展现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具姿态，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不但不同类型的人物迥然有别，就是同一类型的人物，形象也罕有雷同。同是以好士闻名的贵公子，信陵君和其他三公子在人格上有高下之别，而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也各有各的风貌。同为战国策士，苏秦主要是一位发奋者的形象，而张仪身上更多的却是狡诈权谋。张良、陈平同是刘邦的重要谋士，但司马迁笔下的张良令人莫测高深，带有几分神异；而陈平这位智者却富有人情味，没有张良那种仙风道气。同是写军事家，韩信是写他的谋略，孙子是写他的兵法；同是写将军，樊郦滕灌写他们的攻城略地，捕斩首虏，李广则是写他仁爱士卒，威震边陲；其结局韩信终因谋反罪蒙冤受诛，李广也因“数奇”无能封侯而遭迫害，樊郦滕灌由于附骥尾而名垂汉廷，子孙受爵。《史记》同类人物形象之间尚有如此明显的区别，不同类型人物形象之间更是形成巨大的反差和鲜明的对照，人物的个性在差异、区别中得到充分的显示。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能准确地抓住表现对象的基本特征加以渲染，使许多人物形象的个性非常突出。《万石张叔列传》突出石奋祖孙三代的谨小慎微，唯命是从。《樊郦滕灌列传》写到夏侯婴时，主要叙述他对刘邦一家的精心呵护，他和刘邦家庭的特殊关系，多次提到他的太仆之职。《李将军列传》在描写李广时着意表现他高超的祖传射艺，他射匈奴射雕者、射白马将、射追击者、射猎、射石、射敌方裨将，百发百中，矢能饮羽。《史记》中的人物形象之所以各具风采，就在于司马迁充分地展示了他们的个性特征。司马迁在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时，能充分注意到他们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社会经历等各方面的因素并给以恰如其分的说明，不但展现出人物的个性特征，而且对形成人物个性特征的原因也有或明或暗的揭示，有时一开始就为人物性格的发展作了铺垫：萧何是刀笔吏出身，故能谨守管钥，因势奉法；陈平年青时贫而好学，所以始终有读书人的气质，见识高远，在皇帝面前对答如流；周勃最初从事杂艺，没有什么学问，执政之后就显露出知识的不足，在文帝面前陷入窘境；樊哙发迹前以屠狗为业，成为将军以后保留那种莽撞豪爽之气，他大块吃肉，大杯饮酒，对刘邦、项羽也敢于直言直语、大声大气；写窦婴是一副老年失势的窘态，写田则是少年得志的猖狂。总之，影响人物个性的许多重要因素，司马迁都充分注意到了，因此，他使《史记》中的人物都按各自的方式说话行事，符合自己的年龄、身份和教养。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有各的风貌，各有各的性格，同时，他们身上还表现出许多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即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并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某些共性。这是《史记》在刻画人物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最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史记》人物形象的共性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知恩图报，以德报德。苏秦之于宗族、朋友，刘邦之于萧何，陈平之于魏无知，韩信之于漂母、辱己之少年，王陵之于张苍，都是受人之惠而报人之恩。苏秦佩六国相印后，“散千金以赐宗族朋友。初，苏秦之燕，贷人百钱为资，及得富贵，以百金偿之。遍报诸所尝见德者。”刘邦为泗水亭长时，前往咸阳行役，一般的小吏都赠钱三百，唯独萧何送给刘邦五百钱。汉初封侯，刘邦为萧何益封二千户，用以报答先前多送二百钱的恩惠。韩信为布衣时从人寄食，一位漂母曾接济他数十日，韩信封楚王之后，“信至国，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曾经有一少年侮辱韩信，让韩信从他的两腿间爬过去，韩信同样感谢了他，“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为楚中尉。告诸将相曰：‘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从这里可以看出韩信真可谓“宰相肚里能撑船”哪。魏无知向刘邦引荐陈平，汉初剖符定封，陈平列举魏无知拔擢之功，魏无知得到刘邦赏赐。即“平曰：‘非魏无知臣安得进？’上曰：‘若子可谓不背本矣。’乃复赏魏无知。”王陵对张苍有不杀之恩，“张苍得王陵。王陵者，安国侯也。及苍贵，常父事王陵。陵死后，苍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后敢归家。”类似这样知恩图报的人物在《史记》中有一大批，他们百倍、千倍地报偿恩人，以表示自己不忘本、不负人。二是以牙还牙，以怨报怨。这是与知恩图报、以德报德相对应的一种行为。伍子胥之于楚平王，李广之于霸陵尉、主父偃之于昆弟宾客，采取的都是这种做法。伍子胥父兄均被楚平王无辜杀害，伍子胥奔亡吴国，借吴之力攻入楚都，杀害他父兄的楚平王已死，他想找楚昭王算账，可是怎么也找不到，所以“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霸陵尉曾经喝令过李广，当李广被任命为右北平太守时，向皇上请求赴任时带上霸陵尉，皇上同意了，结果到了军中，李广就把霸陵尉杀了。主父偃为齐相，“至齐，遍召昆弟宾客，散五百金予之，数之曰：‘始吾贫时，昆弟不我衣食，宾客不我内门；今吾相齐，诸君迎我或千里。吾与诸君绝矣，毋复入偃之门！’”知恩图报和以怨报怨是相互联系的两个侧面，往往在一个人的身上同时体现出来。范雎奉行的人生哲学是“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因此，对迫害过他的魏齐、须贾，或令其死，或令其辱，而对搭救过他的王稽、郑安平都请求秦王委以重任。。三是士为知己者死，为报答知遇之恩而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知恩图报的升华，是它的极端形式。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提到“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在《报任安书》中提到“士为知己用，女为说己容”，他本人是赞成这一信条的。《孟尝君列传》中记：“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孟尝君起，自持其饭比之。客惭，自刭。”《刺客列传》中的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人都是为知己者死；《魏公子列传》中的侯嬴，《张耳陈余列传》中的贯高，也都是为知己者而死。第四，《史记》人物形象还普遍存在富贵还乡的想法，这是他们共同的理想和追求。“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项羽的这番话很有代表性，道出了绝大多数人的心理。司马迁也写了许多人衣锦还乡的场面，苏秦、刘邦、司马相如、主父偃等人的传记都有这方面的记载。苏秦富贵还乡，笑视兄弟妻嫂前倨后恭的变化，抒发对世态炎凉的感慨。刘邦当了天子之后回到故乡，慷慨悲壮高唱《大风歌》，袒露对故乡刻骨铭心的思念之情。
《史记》中的人物既有鲜明的个性，又有普遍的共性，是共性与个性完美的结合。《史记》中有许多人物所做的事情相近，但是怎样去做，却是各人有各人的选择，各人有各人的方式。同是衣锦还乡，韩信显得雍容大度，不计私仇，主父偃却心胸狭小，报复心极强。同是知恩图报，豫让、贯高先是忍辱负重，顽强地活下去，关键时刻又死得极其壮烈；而侯赢、田光等义士，却是痛快地以自杀相谢。人物的共性寓于鲜明的个性之中，二者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