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一部正史，是司马迁父子心血的结晶。为了完成这部划时代的巨著，司马迁不仅参阅了前代的历史文献，利用了朝廷的大量档案，而且还亲自到民间实地考察，搜集资料，从民间文学中吸取了不少营养。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说：“太史公之书，既上序轩辕，中述战国，或得之于名山坏壁，或取之于旧俗风谣。”所谓的“名山坏壁”、“旧俗风谣”，指的就是民间文学。他还说司马迁“或博采古文传记诸子，其间残缺盖多，或旁搜异闻，以成其说”。“旁搜异闻”也是指民间文学。《史记》从民间文学中吸收了大量材料，还从民间文学中学到了丰富的语言。司马迁对民间的方言都注意采用，而且与人物的身份地位相符合。如《陈涉世家》写陈胜称王之后，当年与他一起庸耕的人来见他：
扣宫门曰：“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自辩数，乃置，不肯为通。陈王出，遮道而呼涉。陈王闻之，乃召见，载与俱归。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楚人谓多为夥，故天下传之，夥涉为王，由陈涉始。
这里一言一行，完全符合一个泥腿子农民的身份。“夥颐”是楚地方言，“沈沈”是俗语，司马迁加以采用，增添了作品的趣味性。像这类方言俗语在《史记》中也不少。《留侯世家》曰：“（张）良尝从容步游下邳圯上。”裴《集解》：“徐广曰：圯，桥也。东楚谓之圯，音怡。”可见“圯”字属方言。《张耳陈余列传》：“赵相贯高、赵午等……乃怒曰：‘吾王，孱王也。’”《集解》引孟康的话说：“冀州人谓懦弱为孱。”可见“孱”字属河北一带方言。《封禅书》：“神君者，长陵女子，以子死，见神于先后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这里的“先后”二字，据颜师古《汉书·郊礼志》注引孟康云：“兄弟妻相谓先后。”颜师古进一步说：“先音苏见反（xiàn），后音胡构反（hòu）。古谓之娣姒，今关中俗呼为先后，吴楚俗呼之为妯娌。”可见“先后”二字属陕西关中方言。《大宛列传》：“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苜蓿”、“蒲陶”（即“葡萄”）这是西域一带的植物，张骞通西域时传入汉朝，可见这两个词是西域一带的词语。
《史记》运用方言、俗语，一般都与人物的出生地有密切联系。司马迁能够广泛搜集民间语言，并把它们写入作品中，这不只是语言运用问题，而是与作者的阶级出身、世界观有一定关系，司马迁能冲破一些文人偏见，吸收民间语言的精华，这种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史记》还采用了各地大量的口语，这些口语经过司马迁的加工，基本符合书面语的规范。如《陈涉世家》中“苟富贵，毋相忘”，《外戚世家》中“武帝择宫中不中用者，斥出归之”中的“不中用”，“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中的“不得不”等，这些口语直到今天还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四、《史记》的抒情艺术
《史记》作为文学著作，属于叙事文学范畴，在叙事写人方面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同时，《史记》又是抒情意味很浓的文学作品。司马迁秉承了先秦《诗经》、《楚辞》的抒情风格，把他的抒情艺术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史记》的抒情性可以从它的内在韵律和它的外在韵律两方面加以分析。
1.从内在韵律上看，《史记》就是一部饱含作者满腔血泪的悲愤诗
内在韵律就是我们常说的内在精神。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曾称《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确，《史记》是爱的颂歌，恨的诅曲。《史记》融入了作者强烈的爱憎，从而使它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司马迁写《史记》是以孔子写《春秋》为榜样的。孔子写《春秋》的目的，照司马迁的理解是：“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也就是说，这不是一部简单的历史书，而是一部为改造现实社会开药方、画蓝图的政治书、哲学书。司马迁把自己写《史记》的目的概括为三句话，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
要探求人与自然的关系，要总结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要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学说，而这一切又都是融贯、体现在他这部表面看来不过是记叙历代史实的著作中的。梁启超说“迁著书最大的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况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故仅以近代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这话说得很精确。司马迁不是政治家，他的治国平天下的见解不可能像贾谊、晃错那样可以直接化为切实的纲领措施。他是一个历史家，他只能在写人叙事的过程中寓褒贬、别善恶。他在那些伟大、善良、崇高的人物身上，赋予了理想的光辉，倾注了自己无限的热爱与敬仰，从而表现了自己对于这种理想政治、理想道德的追求和向往；而对于那些卑鄙、奸邪、阴险的人物，他也揭露了他们作为反动势力代表的那种腐朽丑恶的本质特征，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些人的无比愤怒、轻蔑、唾弃与鞭挞。此外，由于司马迁自身受过汉代专制主义政治的残害，因而他的著作中也就不由得又增加了一种愤激之情，这是我们读《史记》时经常可以见到的。如《季布栾布列传》说：“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屦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这与他在《报任安书》中所说的“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的意思正相一贯。类似的话还可见于《老子韩非列传》、《孙子吴起列传》、《伍子胥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范睢蔡泽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魏豹彭越列传》等。可以说，一部《史记》，无处不充溢着司马迁的愤郁不平之情。《史记》全书闪耀着司马迁理想的光辉，同时，《史记》也流露着一种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司马迁对那种美好的政治、崇高的形象无比热爱，无比赞赏；而对那些邪恶形象、腐朽事物无限愤怒、无比痛恨。正因为他爱得深，所以他也恨得切。在他的笔端纸上、字里行间不期而然地就翻滚激荡着感情的波涛，给读者的心灵以强烈的震撼，这就是《史记》抒情性的根本来源。郭沫若在《论诗札记》中说：“诗之精神在其内在的韵律。内在的韵律并不是什么平上去入，高下抑扬，强弱短长，也不是什么双声叠韵，什么押在句中的韵文，这些都是外在的韵律。内在的韵律便是‘情绪的自然消涨’。……内在的韵律诉诸心而不诉诸耳！”按照这个原则，即使没有其他条件，单凭以上所述，《史记》就已经可以是诗了。更何况《史记》还不止如此，它的“外在韵律”同样也是很明显的。
2.从外在韵律上看，《史记》有抒情诗的很多特点
第一，作品夹叙夹议，以叙代议，以议代叙，叙议结合，整个作品像一首抒情诗，比如《伯夷列传》、《屈原列传》、《游侠列传》等。《伯夷列传》全文七百多字，而人物传记只有二百字，其他都是作者的借题发挥。《屈原列传》除去里面所引的《怀沙》赋，全文一千二百字，而纯粹的议论抒情部分占一半。《游侠列传》的抒情议论部分虽然只占全传的五分之二，但由于它的结构特殊，所以仍使人感到抒情议论是它的主体。正如清代吴见思《史记论文》评之：“篇中先以儒侠相提而论，层层回环，步步转折，曲尽其妙；后乃出二传，反若借以为印证，为注解，而篇章之妙，此又一奇也。”
第二，许多作品虽不能说整篇像一首诗，但其中有许多抒情段落，语言的节奏感很强。这些抒情段落有插在人物传记中间的，如《李将军列传》、《酷吏列传》，有集中体现在篇末“太史公曰”中的，如《孔子世家》、《伍子胥列传》、《魏公子列传》等。关于《史记》语言的节奏感，宋代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曾说它是“重沓熟复，如骏马下注千丈坡，其文势正尔，风行于上而水波，真天下之至文也”。正是由于这种强烈的节奏感，由于这种周回反复，有规律地使用感叹句，因而使得即便像《平准书》、《货殖列传》这种本来容易写得枯燥无味的篇章，也都具有了很强的抒情性。（参见“语言艺术”）
第三，大量诗赋和民间歌谣的引入，尤其是作品中人物的即景作歌，更加增强了文章的抒情色彩。司马迁爱好文章辞赋，在《屈原列传》里他收入了《怀沙》；在《贾生列传》里他收入了《吊屈原赋》、《鹏鸟赋》；在《司马相如列传》里他收入了《子虚赋》、《上林赋》、《哀二世赋》等。这些都显然增加了各篇传记的抒情性和韵律感。另外像《河渠书》收入了汉武帝的《瓠子歌》，《淮南衡山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等收入了汉代民谣，这也都是作品中的抒情因素，而其中最精彩的是作品中人物的即景作歌，如《项羽本纪》中的《垓下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可以说是楚霸王项羽在四面楚歌中所作的绝命词。以短短的四句，表现出丰富的内容和复杂的感情：既洋溢着无与伦比的豪气，又蕴含着对虞姬刻骨铭心的爱；既显示出罕见的自信，却又为人的渺小而沉重地叹息。宋代朱熹说：“慷慨激烈，有千载不平之余愤。”清代吴见思《史记论文》说“一腔愤怒，万种低回，地厚天高，托身无所，写英雄失路之悲，至此极矣。”项王“歌数阙，美人和之”，据《楚汉春秋》记载，虞姬和诗为“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项王听罢，“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又比如，《高祖本纪》中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第一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唐代的李善曾解释说：“风起云飞，以喻群雄竞逐，而天下乱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