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社会悲剧：是指悲剧主人公的悲剧结局是由个人性格与社会因素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像韩信的悲剧，一方面是由于个人性格中的某些弱点造成的，比如他太自负，另一方面是由于统治阶级对功臣的排斥，“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是一种必然规律。因此，尽管韩信功高无比，还是落得个悲剧结局。像陈胜的悲剧，一方面出于个人思想性格的许多弱点，另一方面与秦国强大势力的反扑有关。
以《陈涉世家》为例。作品在描述陈涉失败的原因时写到：
陈胜王凡六月。已为王，王陈。其故人尝与庸耕者闻之，之陈，扣宫门曰：“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自辩数，乃置，不肯为通。陈王出，遮道而呼涉。陈王闻之，乃召见，载与俱归。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楚人谓多为夥，故天下传之，夥涉为王，由陈涉始。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王斩之。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陈王以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主司群臣。诸将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系而罪之，以苛察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辄自治之。陈王信用之。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
这段话的意思主要包括两点：一是说陈涉生活腐化，骄傲自大；二是说陈涉不善用人，核心瓦解。这两点虽然不是陈涉失败原因的全部，但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他性格中的弱点。而这两个教训两千年来一直在历次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中重演着，从而导致革命一次又一次地失败，甚至连声势浩大、功业垂成的李自成、洪秀全也不例外，直到今天仍足为训。陈涉失败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六国旧贵族乘势而起，带有不同的目的和企图，割地称王，削弱了农民起义军的力量；再加上秦王朝动用整个国家机器，特别是强大的军事力量，起义军数十万人虽然进攻到咸阳附近，最后还是失败了。性格上的缺陷和社会形势的严峻促成了陈涉的悲剧，这种悲剧就是典型的性格社会悲剧。
第三，按悲剧人物划分，可分为英雄悲剧和普通人悲剧。（详述见下面之《史记》的悲剧人物类型）
以上从不同的角度对《史记》中的悲剧进行了划分，实际上，这几种悲剧不是完全独立的，而是互相交叉结合的。分析某一类悲剧自然要涉及到其他方面。
二、《史记》的悲剧人物类型
悲剧人物是悲剧性作品的中心。文学是人学，艺术作品的主体是人，悲剧显示人与命运的抗争，当然无法离开它的主体——人。自亚里斯多德起就已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把人物性格列为悲剧要素之一。作为中国写人文学的始祖——司马迁，在他的《史记》里塑造了许多他前代以及和他同时代且与其他人笔下不同的悲剧人物。因此，韩兆琦先生说“《史记》是一道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
悲剧人物主要指悲剧主人公。《史记》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其中写人物的作品一百一十二篇，这当中有五十七篇是以悲剧人物的姓字为标题的，此外还有近二十篇虽然不是用悲剧人物的姓字为标题，但其中写到了悲剧人物。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这近八十篇中还有许多是几个悲剧人物的合传，如《孙子吴起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刺客列传》等，还有许多篇虽然是以一个悲剧人物的姓字命名，但是实际上作品中还有其他次要的人物，如《伍子胥列传》中的白公胜和石乞，《魏公子列传》中的侯嬴，《李将军列传》中的李敢、李蔡等。据韩兆琦先生统计，《史记》全书写悲剧人物大大小小约有一百二十多人。《史记》的悲剧气氛无往而不在，这种现象，是《史记》所独有的。《史记》中0多个悲剧人物，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英雄人物，一类是平凡人物。下面逐一论述。
（一）英雄人物：就是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人物，他们的行为影响着政治。刘邵《人物志·英雄篇》云：“必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然后可以为英，……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断事，乃可以为雄，……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史记》中的悲剧主人公多半是叱咤风云，名震千古的英雄，从司马迁笔下流泻出来的悲剧英雄的灵魂力量，总是力图支撑起一代历史的负荷。英雄虽然毁灭了，但英雄本身显示出的对苦难和死亡的蔑视和征服，却宣示着一种至大至刚的独立人格的确立。“这样的悲剧及其主人公，往往具有事业的正义性、冲突的激越性、性格的刚烈性、效果的鼓舞性等特点。”具体分析有以下四个小类：
第一类，他们曾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但由于自身的某种过错，导致了最后的失败。如齐桓公曾经“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但晚年因为不听管仲的劝告，而信用奸佞小人，结果病中发生了诸子争夺继承权的内乱，以致死后无人理丧，“尸虫出于户外”。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为赵国的强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他晚年宠爱吴娃，导致内乱，竟被围困于沙丘之宫，三月余而饿死。楚灵王也曾经大会诸侯，威震天下，后来却耽于游乐，以致国内发生政变，最后流落于荒山野岭，饿死于中亥家中。一度称雄于东南的吴王夫差，骄傲自大，不听子胥的忠言，反而信用小人，最后战败而被迫自杀。项羽力拔山、气盖世，叱咤风云，在灭秦过程中建立了丰功伟绩，但是由于他的政治理想落后，政策和策略方面屡犯错误，以及个人性格上的种种缺点，最后陷入“四面楚歌”的悲惨境地，被迫自刎于乌江。司马迁通过这一系列悲剧人物，总结了许多重要的历史经验，意义十分深远。
第二类，他们是新生事物的代表，是在与强大的反动势力作斗争中被杀害的。如商鞅辅佐秦孝公实行变法，使秦国空前富强，为日后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奠定了基础，但遭到了秦国宗室贵戚的反对，孝公死后，他们竟无端给商鞅加上反叛的罪名，极其残忍地将他车裂而死，还巡行示众并族灭其家。吴起在楚国实行变法，卓有成效，但同样遭到了楚国反动贵族的联合反对。支持吴起的楚悼王一死，这些人便起而作乱，残酷地杀害了吴起。陈涉率领九百戍卒首难反秦，把貌似强大的秦王朝打了个落花流水，但遭到了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为王六个月，就被叛徒庄贾杀害了。晁错为了巩固中央集权，不顾诸侯割据势力的反对，力行削藩，最后竟衣朝衣被斩于东市。这些人物都代表着历史的某种必然要求，他们在同暂时还很强大的旧势力作英勇斗争时壮烈牺牲了。
第三类，他们有大功于世，却受到嫉害，结局十分悲惨。如信陵君为保卫魏国，抵抗秦军的入侵立过大功，晚年却受尽魏王猜忌，十分抑郁。他借酒浇愁、多近妇女，竟病酒而死。白起为秦国屡建赫赫战功，却受到应侯等人的嫉害，最后竟被赐剑自杀。蒙恬不仅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战争中有大功，而且北筑长城、抵御匈奴，威震中外。后来由于受到赵高等人的嫉害，被囚于阳周，最后被迫吞药自杀。韩信“于汉家勋可比周、召、太公之徒”，后来却被刘邦、吕后罗织罪名，斩于长乐钟室，而且被夷了三族。周亚夫是文、景两代的大功臣，最后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下狱。“因不食五日，呕血而死”。他们的悲惨结局，都是完全出人意料的。司马迁通过这些悲剧人物，深刻地揭露了统治者刻薄少恩，对功臣横加打击以至杀害的罪恶行径。
第四类，他们是一批忠于国家、坚守节操，或是为了某种道德信念而死的悲剧人物。如屈原忠贞爱国，义薄云天，面对朝政昏乱、国家分崩离析的局面，他虽然“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两次遭到放逐，但他仍然不肯听从渔夫的劝告而改节从俗，最后竟怀石自投汨罗而死。王蝎是齐国的一位隐士，燕军攻入齐国后欲用之为将，封之万家。王蝎却认为“与其生而无义，固不如烹！”最后“遂经其颈于树枝，自奋绝而死”。李同是邯郸传舍吏的儿子，在秦军围困邯郸的紧要关头，他不但及时劝平原君散财励士，而且率三千人给了秦军一个迎头痛击，最后壮烈牺牲。这些悲剧人物的信念、品德、节操以及他们那种矢志不二的精神都十分感人。
（二）平凡人物：指没有重要政治地位的人物。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下层人物，由此开创了凡人悲剧，也称平凡悲剧。平凡悲剧理论是由美国戏剧家密勒提出来的。比利时戏剧家梅特林克（62～49）在他的《卑微者的财富》一文中说：“在日常生活中有一种悲剧因素，它比伟大的冒险事业中的悲剧因素真实得多，深刻得多，也更能引起我们内在真实自我的共鸣。但是，尽管我们都很容易感觉到这一点，要证实它却十分不容易，原因在于这一涉及本质的悲剧因素不仅仅局限于物质，也不仅仅局限于心理，它超出了人与人之间，欲望与欲望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它超出了责任和情欲之间的永恒性冲突。”梅特林克用人类最普遍的日常生活涵盖整个人生，认为人生是与冥冥之中神秘的力量进行斗争的过程，在这种斗争中显示了生命的高尚。鲁迅先生曾经接受了这一思想，称这种悲剧为“极平常的”“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并给予肯定和赞扬。他说：人们灭亡于英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近于无事的悲剧正是社会上最为普遍存在的事实，下层人物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这类悲剧才拥有最为广泛的观众和读者，所产生的悲剧效果也最为巨大。但是，鲁迅并没有把悲剧的根源归于梅特林克所说的冥冥之中的上帝，而是归根于“黑暗的吞噬之力”——“社会环境”。后来，美国戏剧家密勒把这种悲剧称之为“普通人的悲剧”。他在《悲剧与普通人》一文中推崇这种悲剧说，普通人像帝王一样，适于作为最富社会意义的悲剧题材。在研究《史记》悲剧的文章中，很少提及此类人物，这是一种缺憾。这类人物分两个小类论述：
第一类：像荆轲、高渐离、聂政、程婴、公孙杵臼、郭解等。这些人物为了国家和他人的利益（如：士为知己者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甚至以自己的牺牲与现实、与恶势力进行顽强的斗争，赢得了人们的敬仰。如程婴和公孙杵臼都是晋国大夫赵朔的门客，在赵氏遭屠岸贾之害，满门被诛，门客四散之时，他们为了保全赵氏遗孤而共同设下密计，由公孙杵臼取别人的孩子冒充赵氏孤儿，让程婴去告发。公孙杵臼被屠岸贾杀害后，程婴历尽艰辛将赵氏孤儿抚养成人，待至报仇雪恨后，程婴也自杀身亡。荆轲是卫国的一个普通老百姓，到了燕国也是与狗屠乐人为友，身份很低贱。但在燕国山穷水尽、灭亡在即之时，他挺身而出，为反对侵伐、反抗强暴而做最后的斗争。他图藏匕首，秦庭行刺，身被八创还“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最后壮烈牺牲。郭解尚侠重义，到处为人排难解纷，最后竟被舞文弄法的公孙弘加以“大逆无道”的罪名而杀害。在这些下层人物身上，都闪射着某种光辉，他们都死得十分悲壮。
第二类：同英雄人物用死来捍卫自己的尊严与人格相反，《史记》中还存在大量这样的人物，他们面对剥吞自己尊严和人格的“客观苦难”，不是从行动上奋力反抗，而是在心灵上做痛苦的自责。我们似乎觉得他们可笑、可怜、简直是喜剧性人物，但是我们却能感到他们灵魂深处的矛盾和痛苦。这表明，他们的人格和尊严的失落，不是自己放弃的，而是被社会环境毁灭的，这无疑是更深层次上的悲剧，他们比那些在抗争中失去生命的悲剧更可悲，虽生犹死。这类悲剧值得我们研究。这类悲剧人物以万石君父子最为突出。在他们身上，我们几乎找不出一丁点人的主体性，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具异化了的可怜的行尸走肉而已：
过宫门阙，万石君必下车趋，见路马必式焉。子孙为小吏，来归谒，万石君必朝服见之，不名。子孙有过失，不谯让，为便坐，对案不食。然后诸子相责，因长老肉袒固谢罪，改之，乃许。子孙胜冠者在侧，虽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仆诉诉如也，唯谨。上时赐食于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执丧，哀戚甚悼。子孙遵教，亦如之。万石君家以孝谨闻乎郡国，虽齐鲁诸儒质行，皆自以为不及也。
……
万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长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岁余，建亦死。诸子孙咸孝，然建最甚，甚于万石君。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
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