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刘实在看不过她睡眠不足神情恍惚的样子，也曾劝过她。老刘劝她，是劝她把工作辞了。老刘在一家大金融公司做精算师，老刘的收入是沁园的五倍。可是沁园却迟迟不肯放弃报社的那份工作。那份工作说起来也不是什么让她割舍不下的美差。老板很抠门，小薛也很抠门，抠的却不是同一扇门。老板把每一个毫子的开支，都要放在脑子里称过几个来回。而小薛整天和老板扯的，是广告提成的百分比，还有每一张请客吃饭汽车公里数的报销单，精确到小数点之后的两位数。而她，却成了老板和小薛常年的拔河赛里那条系在绳子中间的手绢，一会儿被老板拉过去，一会儿被小薛扯回来，满耳满头都是彼此的抱怨。沁园下班回家，总觉得一个脑袋瓜子里塞满了别人的情绪垃圾，儿子和老刘轻轻一碰，就能碰撒出一地鸡毛来。可是她却没有一寸地盘，可以放置自己的垃圾。
然而她还是不愿放弃她那份实在说不出有多少好处的工作。她爱拿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说事。她说伍尔夫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一个女人要写书，起码得要有一年五百英镑的收入，和一个自己的房间。老刘听了不吭气，半晌，才说：“一个女人，非要写书吗？”
这句话倒把沁园问得怔住了。
是啊，她为什么非得写书不成呢？这世上缺她一本书吗？这世界就是一条大浑河，她的书不过那浑水上漂的一片烂菜叶，一根馊鱼骨，打个漂漂就不见了，连屁大的一个声响也听不着。那水，有没有烂菜叶馊鱼骨，都还会一步不停严丝合缝地朝前赶路的。
是为名吗？有那么一点点。那为名的念想是她肚皮里的一条小虫子，时不时地醒过来咬她一小口，说不上疼，甚至也说不上痒，连个芝麻点大的疤痕也没留下，就过去了。
可她心里有一股火啊。那火得有一个去处，要不会把她的身子、她的心烧穿一个大洞。那火岂止烧她，那火还要把她的家也烧穿一个大洞。她只有把那火一个字一个字地放出来，她才有救。她有救了，老刘和欢欢才有救。
沁园忽然就想明白了，那火咬着她的脚跟追她，她是为了逃命才写那些字的。她怨不得天也怨不得地，更怨不得人。她只有认命。
就在她开始写第六本书的时候，老天爷跟她开了个玩笑。这个玩笑开大了，把她一下子砸懵了。不仅把她砸懵了，也把她周遭的人砸懵了。
一个在好莱坞和香港内地来回行走的大导演，在一个酒足饭饱的无聊时刻里，偶然翻到了一本文学期刊。那本期刊里有一部讲述南美甘蔗园历史的小说，而导演的一位叔公，就是在那片甘蔗林过了一辈子的老华侨。导演本人，当时正陷在一部电影和另一部电影之间的拍摄空当里。上帝的手指轻轻一拨，电闪雷鸣间，导演被灵感击中，决定把这部小说搬上银幕——当然是国际大银幕。
这部电影，在两年之后，成为一个超级票房神话，并得了几个国际大奖。
而沁园，正是这部小说的作者。
于是，沁园一夜之间突然就不再是烂菜叶和馊鱼骨了。于是，沁园的名字，开始成为写书码字的人饭桌酒席上的话题。于是，沁园走在路上的时候，脑门上有了光。
沁园小时候在乡下外婆家里过暑假的时候，见过乡里夜市点煤气灯的情景。灯不亮的时候，兴许也有虫子，可是虫子潜伏在角落里是看不见的。灯一亮，虫子突然从草丛里树枝间田埂上，从一切角落里扑了上来。蠓虫、黑蛾、白蚁，还有许多她说不上名字的野虫，云雾一样地围着煤气灯转，嘤嘤嗡嗡，翅膀和翅膀交叠着，叫声和叫声交叠着，把灯光咬成一团一团的碎渣。
她问外婆为什么虫子爱追着光？外婆说虫子哪是追光，虫子是咬光呢。虫子一年四季活在黑咕隆咚的角落里，虫子也想要光呢。虫子见了光，就想咬一块下来存在肚子里，虫子自己也就有了光。
八岁的沁园听了，不知怎的，竟有些凄惶，心想虫子可怜，光也可怜。她不想做虫子，也不想做光。
一直到她被虫子咬上了，她才知道，原来不知不觉的，她已经成了那盏夜市里的煤气灯。
沁园清清楚楚地记得，她发现自己被虫子咬上的那一天。
参加温哥华冬奥会的加拿大滑冰选手里，有一位是出生在卡尔加里城的，很有希望在几个短跑道滑速项目上夺冠。沁园的老板年轻时也是一位得过名次的速滑运动员，所以对这条新闻情有独钟，竟肯花钱让沁园专程飞去温哥华采访那位本地籍的运动员。后来那人果真在冬奥会上得了一枚银牌、一枚铜牌。
沁园带着一肚子新闻从温哥华回来，出了机场没回家就直接去了报社。报纸是周刊，第二天发报，她想把采访文章赶在当期发出来。
走进办公室，老板和小薛都在，她发觉气氛有些怪异。她急切地向老板汇报着温哥华的所见所闻，老板却似乎有些心不在焉。老板在回避她的目光。老板的目光如儿时她在弄堂里见过的弹棉花匠手里的那张弓，一弯一拱地绕着她的身子弹动，却始终没有压在她的目光上。她坐下来，把照相机里的照片下载到电脑里。她听见老板和小薛的目光绕过了她，在她背后一来一往地询问试探碰撞着。
后来，老板去茶水间，沏了一杯热茶端过来给她。她有些吃惊——她在报社工作了七年，老板从来没有给下属倒过一杯水。
“这几天，老刘，给你，打过电话吗？”老板问。
老板的语气很温软，仿佛轻轻一捅就要流出水来。老板是个离过婚的女人，几十年水深火热单枪匹马打天下，老板学会了只用一种语气说话，那就是强悍。突然听见老板换了种声气说话，沁园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忍不住笑出了声：
“怎么啦？是不是老刘有了外遇，你们都瞒着我？”
老板和小薛互看了一眼，却没有说话。
沉默。
长久的沉默。
沁园第一次知道，沉默原来也有声响。世上所有的声响都有破绽，沉默没有。沉默从所有声响的破绽里钻出来，凌驾于所有声响之上。沉默让世上所有的声响听起来不再像声响。沉默震得沁园的心开始散乱。
“老，老刘，到底，怎么啦？”沁园问。沁园的声气里，已经有了明显的裂缝。
老板叹了一口气，在她对面坐了下来。
“你到底招惹谁了，沁园？”老板问。
“玛利亚温泉城原来只是一个不为人知的捷克小村落。许多年前一群伤残的士兵偶然来到这里，在泉水里洗过了脚，竟意想不到地痊愈了，就扔了拐杖四下奔跑，高喊圣母玛利亚的名字，从此这里就成了世界闻名的温泉旅游城。”袁导说。
没有几个人在认真听。车厢里有人在分享带颜色的手机段子，惹起一波波深深浅浅的笑骂声。有人在侧着身子和对过的旅客胡乱聊天，有人在哔哔啵啵地嗑瓜子吃零食，也有人脱了鞋子在晾脚丫子，声响和气味都很嘈杂。众人上了车才意识到，旅行不过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逃离——从一种嘈杂，逃奔到另一种嘈杂。而导游的讲解，不过是花了钱来忽略的诸多嘈杂中的一种。
“玛利亚不过是个凡人女子，能治病的不是她，而是她儿子耶稣。”邻座的老女人突然说。老女人的声音轻得几乎像耳语，老女人的话是说给她自己听的。
可是沁园听见了。
沁园听见了，却没听明白。作为记者的那个沁园很想发问。作为作家的那个沁园也很想发问。可是这一刻的沁园不是记者也不是作家。这一刻的沁园是个病人。好奇心治不了她的病，所以她不想问。
“愿意下温泉洗澡的，现在来报名。”
小郭拿了个本子跑到车后排来登记门票数额。小郭是索邦大学的留学生，学城市规划的，女朋友刚刚从国内来探亲，他就请了几天假带女朋友去东欧玩。一车的人里边，数小郭年龄最小，所以就被袁导抓过来帮忙。
“慢着，有句话先问明白了，再下车不迟。”
坐在沁园前排的那个红衫女子倏地站起来，大声说。
“袁导，你给大家解释解释，这车上的座位是怎么分配的？”
袁导被这个问题砸过很多次，袁导知道怎么躲闪。袁导的回答胸有成竹，天衣无缝：“大姐，其实很简单，就是根据报名前后顺序定的。最先报名的，就坐前面。报名晚的，座位就排后边些。”
红衫女子冷冷一笑，说：“到底谁先来谁后到的，也无对证，就听你一个人说了算。”
“大姐，你要是不信，等你回到巴黎，旅行社里有报名记录，我拿来给你过目。”
袁导失态过一次，袁导决计不在同一道坎上摔第二个跟头。所以袁导说这话的时候，带了一脸钢盔铁甲刀枪不入的微笑。
“先来的也没比后到的多花钱。都花了一样的钱出来旅游，凭什么有人一路坐前边看好景致，有人一路坐后头受颠簸？”
红衫女子说“前边”的时候，拿手画了一个圆圈，把所有坐在她前面的人都归在了圈子里。圈子不大，人却很多。被圈在里头的人，开始隐隐感觉到拥挤的不适。
“那你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袁导两手抱了臂，歪着头看红衫女子，依旧一脸是笑。
“那好办，半天换一次座，前排后排对换。”
“架上的东西一天搬两次，累不累啊？”前排有人嚷道。
“你要是坐后头，你就不嫌累了。”红衫女子嚷了回去。
大家便都不吱声，看袁导。
“好吧，一个行程九天坐车，咱们就在四天半的时候换座。四天半正好在布达佩斯城里，咱们就在布达和佩斯的分界线上，正中午十二点换座。”
车上的人轰的一声笑了起来，除了那个红衫女子。
“大姐，您看成不？”袁导把“你”换成了“您”。
又有人笑——那是听懂了的人。
小郭的登记本里，只有四个人名：小郭自己和他的小女朋友，再加上另外一对美国来的夫妻。十几欧元一张门票，众人都嫌贵。小郭也嫌贵，只是小郭这会儿正处在跟女友显摆的阶段上，小郭这个面子是非要撑下去不可的。
剩下的人，就都排着长队喝不同泉眼里舀出来的矿泉水。水不收钱，杯子要钱。纸杯子两欧元一个，瓷杯子八九十几个欧元不等。众人大骂黑心。有舍不得花钱却又想尝稀罕的人，就数人合买一个纸杯子，一个人喝过了，拿纸巾擦过杯缘，再传给另一个人。
老女人没买纸杯，也没买瓷杯。老女人压根没想尝水。
老女人绕过长长的队伍，独自找了张石凳坐了下来。石凳在一棵大树底下。树是一棵沁园没见过的树，枝和叶的形状都是陌生的。叶子已经稀落了，枝干却依旧强劲有力，低低的把石凳遮挡了一个角。其实下车的时候，沁园一眼就看见了这张石凳，只是让这个老女人抢先了一步。这张凳子很窄，可是只要老女人抬一抬屁股，还是有一小块位置可以容得下沁园的。沁园一整天都是和这个老女人坐同一排车椅，一下车沁园就再也不能忍受另一具躯体另一腔呼吸的逼近。于是沁园就挑了一个没有石凳也没有人群的角落，靠着另一棵陌生的树站了下来。
老女人取下那个不离身的肩包，从里面掏出另外一片干面包，啃咬起来——依旧嚼咽得干涩困难。不知道那是她耽延了很久的午餐还是提早到来的晚餐。老女人的目光不在面包，不在人群，也不在泉眼上，老女人只是默默地看着远方。远处是山——说不出名字的欧洲的山。低矮、绵长，把天空剪割得支离破碎。山峦和山峦交叠的地方，是大片大片的深黛。山巅上有一抹橙红，浓艳得如同一罐打翻了的番茄酱。捷克的夕阳颜色厚腻得让人感觉呼吸艰难，却红得坚硬冰凉。秋风咬过老女人消瘦如刀的脊背，咬得一地碎牙。
这是一个，把每一个铜板都掰成两半花的寒酸老人。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样把这一程旅游票凑齐的？
沁园暗想。
“辛迪，怎么不尝一口矿泉水？据说是治百病的神水，灵验得很呢。”袁导走过来，站在沁园身边。沁园的树干，被占了一半。
“你呢，信吗？”沁园问。
袁导掏出一根烟。风很大，点了几回才点着了火。点着了，就递给了沁园。
沁园吃了一惊，却没有把这一惊放在脸上，只是默默地接了过来。烟从喉咙里钻进去，慢慢地爬过五脏六腑，再慢慢地从鼻腔里爬出去。有些热，有些辣，却是妥妥帖帖的热和辣，仿佛它和她的身子，已经经历过了千次百次的磨合，天衣无缝，彼此相安，毫无初次相遇的揣摩和抵抗。
“我要是信了，会在这里吗？”袁导说。
沁园忍不住笑了。
从那件事发生起，家里就不再是原先的样子了。老刘取消了每周六晚上雷打不动的桥牌聚会，呆在家里陪沁园看那些对他来说毫无兴趣的电视相亲节目。有时沁园回头一看，老刘已经侧身歪在躺椅上睡着了——侧着身子是为了不打鼾。儿子依旧话很少，但吃完饭后却会帮她把脏碗收拾到水池子里。老刘和小刘看她的眼神是如此的小心翼翼，仿佛她是一件超薄的珍稀明朝瓷器，略微吹重了一口气就要碎裂。
老刘变得很沉默。老刘向来是个浑身每个毛孔都大大地张开着，咕嘟咕嘟地往外冒热气的人。每一个走近老刘的人，禁不住被他的热气蒸熏得也有了暖意。可是现在老刘的毛孔都盖上了盖。老刘是个手极巧的人，老刘修得了世上每一样破损的物件，可是老刘却不知道怎样修补一颗破损了的心。老刘在一个心碎了的女人面前不知所措。
有一天，沁园在饭桌上忍不住对老刘吼了一句：“我又不是得了绝症，你们用不着把我当成明天就死的人！”老刘和儿子互看了一眼，却没有说话。后来老刘搁下饭碗，站起来，走到了院子里。沁园看见院里浓郁的金银花架下，有一个火星子在一忽儿明一忽儿暗地闪动着——是老刘在抽烟。老刘平时极少抽烟。
沁园就是在那个晚上决定要独自出门旅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