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手机里有母亲的一张照片：穿着对襟布扣衫的母亲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双手捧着一本书在看，面容专注而宁静，仿若名媛，仿若大家闺秀。这张照片是我母亲从乡下到我这儿度中秋时，我在一旁偷偷拍下来的，母亲没有发觉。
母亲78岁了，眼神依旧好，穿针走线都不在话下。但是，母亲看书，却令我没有想到。因为，我的母亲，是真正的大字不识。她会写的字只有三个，是她繁体字的姓和名，会认的字，多一个，是我父亲及她的儿女们的姓——一个“谢”字。
我家客厅的茶几上堆了好几本书，母亲常常会一本本地拿起来，一本本地翻。国庆节前一天，母亲见我下班回来，满脸的皱纹笑得如花瓣儿一样，她把书里面的一个个“谢”字指给我看，问：“这是你的名字吧？”这些书上，有些有我的名字，但大多数都不是，除了本家同姓的人名外，像感谢、酬谢、谢顶、凋谢这样的构词，也多得很。母亲敢这么肯定地指认给我看，一定是因为她听人说她的儿子会写文章，书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她还指着一本登有我照片的杂志对我说：“这本书上的照片，就你的像最小。”母亲语气里透着些骄傲，脸上却有些许不高兴，仿若是出书的把相片登小（与其他配照相比）了，亏欠了她儿子似的。
母亲没读书，但她爱让她的儿女们读书。我们兄弟姐妹七个，男男女女，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毕业没毕业的都有，但每个孩子，都是自己读到不愿读为止。在六七十年代，依我们的家境，父母能这么做非常不易。但母亲乐意供孩子读书，哪怕每年的春秋两季开学她都要厚着脸皮去东挪西借。那些日子里，哪怕日子再艰苦再难撑，母亲也是两句话常挂在嘴边：“饭管饱，不误身子，书管读，不误脑子；饭吃饱了别硬塞，书不读了不强求。”这是一个当家女人对儿女的许诺，也是她的治家方针。或许正是因了这样的治家方针，我们家很少添置什么贵重物品，甚至连碗筷也是点着人买，缺一只补一只，缺一双补一双。家中稍有余钱，除了交学费还学费，就是买米添粮。母亲的生活目标简单明了，一点儿也不拖泥带水，效果却是出奇的好：一晃眼，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已经是“奔四奔五”的人了，但自小到今，我们的身体都结结实实，无病无灾，再加之，我们多少也都算是读过书开了窍的人，脑子都还好使，各自成家后，生活虽然没有大富大贵大出息，每个人还算过得和和乐乐滋滋美美。
儿女们都大了，母亲便心欢了。儿女升了学在她够不着的地方有了好工作，她高兴，没考上在跟前种地的，她也不数落，是真正的顺其自然。到后来，女儿出嫁了，儿子到外地工作了，母亲便经常要到散居各地的儿女们那儿看看。母亲说，手背手心都是肉，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血肉，一年半载的没见到，总感觉哪儿少了一块。父亲去世之后，母亲一走动，家里的老屋便经常空着。房子一空，便容易遭贼。今年春上，母亲正在姐那儿“巡视”着呢，却突然听大嫂打来电话说家中被偷了，母亲急成什么似的，她从不敢坐摩托，那天却冒险让姐夫用摩托载了她回来。破旧的老屋里，贼把所有的陶陶罐罐弄了个底朝天，狼藉得很。母亲却不管，直奔一个樟木箱子而去。都以为老人家藏了什么宝呢，打开一看，却是满满的一箱子书。这个大而沉的箱子是母亲的陪嫁，她舍得用来装书，原因有两个，一是她无金银首饰可搁，二是樟木箱子搁书不招虫子又不易受潮，搁多久都像新的似的。看到满满的一箱子放了二十几年的“新书”还在，母亲这才长舒一口气，说：“亏得那贼人不读书，不识货。”和母亲一起清理旧物的大嫂不知母亲的心思，嫌这些书没地方搁又重得搬不动，便对母亲说：“这些书早没用了，我们当废纸卖了吧？”母亲盯嫂子一眼，说：“这可都是六崽留下来的书呢？书是读书人的灶头，你见过有谁家卖灶头的吗？我都当宝守了二十几年了，你能狠下心来卖了啊？”嫂子一下子就红了脸，没了声。
国庆节那天，我应酬到晚上八点才回到家里。客厅里一团漆黑，母亲不看电视，在干什么呢？我推开儿子的房间，却见儿子在做作业，妻子在一旁辅导，头发花白的母亲，也拿着一本书在看。三代同室看书的情景，让我一下愣在那儿。我问母亲为啥不看电视，母亲忙把我拉到外面，说：“小孙子在做作业，我看电视，他哪安得下心？”然后，她又咧着没牙的嘴直笑：“小时候，你们做作业，我也是这样假装识字的样子，坐在一旁陪着你们，你不记得啦？”
我怎么可能不记得小时候母亲陪读的情景？不怕你笑话，大哥家的新楼房里，至今还放着一个又大又旧的书柜，里面码放着我们兄弟姐妹几个的课本和作业本啊什么的。我家不是什么书香人家，母亲却如此看重这些破烂东西，这让我们村里的人很难理解，其实，这些书要是搁别的乡下人家，大人不是给小孩擦屁股、糊墙就是压陶陶罐罐的口子去了。但母亲从来不拿我们的书这样去“糟蹋”，一直当钱一样存着看着，在三十年前就专门费了大钱添置家里最贵的大件——全樟木做的七层大书柜。如此这般，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母亲在村里人嘴里多了一个“书呆子”的叫法。
说来也巧，那天母亲拿起书指点给我看的时候，电视里正在重播“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78岁生日的访问节目。袁隆平老人终其一生专注于杂交水稻的科研，造福人口众多的祖国甚至是全人类。想起母亲今年也正好78岁，而我们兄弟姐妹七个及我们的儿女，对于我不识字的母亲来说，无异于也是一个“大家”和一个小小的“人类”。她倾尽一生心血让儿女们茁壮成人成家，犹如袁隆平之于水稻的专注和投入。
那一天，我心里在健健康康的农田里的大科学家和健健康康的不识字的“书呆子”母亲之间划了等号。母亲和袁隆平，天地不一样，身手也不同，但他们生命的意义却一样深远，赢得的敬重和感恩，也一样厚重——至少，在我的眼里是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