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腐败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发展中面临的挑战。腐败与贫穷，腐败与文化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腐败的根源何在？如何才能消灭腐败？国际反腐组织透明国际的项目负责人是这样回答这些问题的。
国际反腐败组织的项目负责人弗里曼认为，腐败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国际现象。中国的腐败很猖獗，但贪污腐败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中国也不是世界上腐败问题最严重的国家。
透明国际是目前致力于打击腐败的国际性的非政府机构。透明国际成立以来，在国际上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大。除了每年发布“腐败指数”大排名外，透明国际最近几年还发表了“全球腐败晴雨表”，研究人员直接对一些国家的民众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政党、议会和警察被普遍认为是最容易产生腐败的三大机制。透明国际的弗里曼说：“腐败与贫穷往往并行。政府如果不是为公众服务，而是成为个人致富的途径的话，那么这种状况是很难扭转的，这也是很多国家都面临的挑战，不少人进入政府部门工作，不是为民服务，而是为了赚钱。”
弗里曼说，透明国际工作方式的一大特点就是跟私人部门相配合，因为私人公司和企业是行贿的一方。弗里曼说，在跟很多公司接触的过程中，他们了解到，很多公司并不愿意行贿，完全是迫于竞争对手的压力，才这样做。
弗里曼说：“有人认为中国腐败的根源在于文化，我们希望消除外界的这种看法。我们认为，在缺少制约机制的情况下，任何个人和任何机构，只要机会合适，都可能成为腐败的机会主义者。香港过去也曾腐败盛行，但经过治理，现在已成为世界上廉洁和高效的地区。”
弗里曼女士介绍说，透明国际已经在世界上大约90个国家里建立了“分会”。这些分会隶属于总部设在德国的透明国际，但同时又是半独立的民间机构。不过，她强调指出，这些分会的建立，首先要求这些国家有打击腐败的意愿，并主动跟透明国际接触，申请成立分会。弗里曼认为：“中国在反腐败问题上面临很大的挑战，中国政府已意识到反腐败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必须一步一步慢慢来。”
亚洲不平等和贫富差距拉大现象在增加。联合国负责亚太经社委员会的副秘书长海泽说，有关国家必须对社会保障问题作出投资，从而确保亚洲的经济增长。他表示，亚洲各地的腐败现象正在破坏为解决贫困和减少收入差距所做的努力。海泽说：“问题是管理方式。人们需要的是良好的经济管理，需要的是更好的政治管理，原因是为了让人民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人们需要能够拥有一套体系来投资你所在社区的社会基础。很明显，任何形式的腐败行为都有悖于此。”
亚洲开发银行在2011年呼吁，亚洲把改进政府的问责作为保持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当务之急。亚行说，不断增加的腐败是国家政治和经济部门的品质和可信度正在恶化的证据。以印度为例，世界银行发现只有40%划拨给有关脱贫项目的政府资金最终会用在贫困人口身上。世行表示，其余的经费则由于糟糕的管理和腐败问题而被侵吞。
联合国亚太经社委员会副秘书海泽博士警告说，尽管近年来亚洲地区取得经济增长，但是不断加大的收入差距则需要该地区的国家政府通过改善社会保障机制项目来解决。海泽说：“我们看到的是，在亚洲有很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亚洲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也在增加。解决应对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要确保实现全面的发展，向社会保障事业进行投资，确保在思考社会发展的广度和深度方面，这个大陆能够首次重新审视自己，重新充实自己。”
经济分析人士表示，亚太地区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但是海泽副秘书长表示，为了让经济的增长能够被广泛分享，亚洲仍然面临一些挑战。海泽说：“缩小贫富差距的鸿沟至关重要。怎样在保证增长的同时，也确保这种增长的全面性？我们正在实现经济的复苏，但是这个复苏仍然很脆弱，在通货膨胀方面会有很大的担忧，对资产泡沫、资本的流入方面也有很大的担忧，这些因素对保持经济增长也是很关键的。”
人们注意到，国际社会对中国外逃贪官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据公安部有关人士介绍，目前，中国主要通过引渡、国际刑警组织缉捕等几种形式，围堵、追捕外逃腐败分子。其中借助国际刑警组织的力量，中国已将不少外逃腐败分子押解回国。国际刑警组织终身名誉副主席、公安部前部长助理、国际刑警中国国家中心局前局长朱恩涛，在接受本报笔者专访时透露，国际刑警组织迄今已帮助中国抓回了两百多名外逃贪官。
据朱恩涛介绍，国际刑警组织总部在法国里昂，来自世界各国警察部门的360多名工作人员，在这里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关注发生在世界各地的犯罪活动，发出国际通缉令，组织协调跨国追捕等。该组织已经成为中国腐败分子头顶上的一把利剑。例如，中国农业银行河北衡水中心支行曾发生100亿美元备用现汇信用证诈骗案，中方将它列为特急案件，仅用20多个小时，就由国际刑警组织发出了通缉令，结果100亿美元的信用证全部冻结，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4国警方积极配合，现汇信用证被悉数追回，避免了国家的重大经济损失。
国际通缉令的震慑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外逃贪官不是改名换姓，就是隐姓埋名，惶惶不可终日。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诈骗4.8亿美元，为了骗得美国的入境签证和绿卡，饱受恐吓敲诈之苦，进入美国之后又被黑社会盯上，被中国警方押解回国后，四十多岁的他已是满头白发。贵州省交通厅前厅长卢万里贪污受贿索贿5500多万元人民币，案发后用假名仓皇出逃到太平洋岛国斐济。他不敢去见已在澳大利亚定居的妻子儿女，也不敢上街，整天躲在租来的别墅里焚香祷告。出逃3个月后被押解回国时，卢万里的头发也白了一大半。不断发出的国际通缉令，以及这两人头上的白发，无疑也是对国内腐败分子的极大心理威慑。
但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也并非没有问题。外逃贪官通常都藏匿在西方国家，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没与中国签订引渡条约，这给中方追拿外逃贪官带来了许多法律上的困难。近年来，每年拿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事部门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出逃案为20至30件，其中能成功引渡回国的只有5人左右。
中国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围堵腐败分子时，也遇到了一些障碍。例如，美国长期以各种借口，不积极承担作为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应该承担的责任，逃避帮助中国引渡藏匿在美的腐败分子。但是，朱恩涛非常肯定地告诉笔者，即使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国际刑警组织依然在大力帮助中国抓捕逃犯。只要是外逃贪官留下蛛丝马迹的国家和地区，中国警方都会加大追捕力度。这些人不论逃到天涯海角，最终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就在中国重拳打击腐败的时候，加拿大西南部某市，一些来自中国的“富二代”仍像往常一样，开着豪华车出现在街头。不少当地人知道，这其中一些孩子的父母是中国官员。当地人也听说，就在不久前，一名孩子返回了中国，因为他的父亲由于贪污而被捕了，他因此失去了经济来源。当地一位华文媒体的记者在讲述这个故事时说，从现在开始，在中国国门之外，能为腐败分子挡风遮雨的地方只会越来越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