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小说家
（1883年—1924年）
小传
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的作品贯穿着社会批判的精神，他痛恨强权，憎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冷酷无情，但也不时流露出无力抗争的悲观情绪。
在他的作品中，主人公多是一些安分守己的弱者，他们勤勤恳恳工作，非但得不到报偿，反而为噩运所摆布，最终被社会遗弃。
卡夫卡的创作开西方现代派的先河，通过奇特的构思，勾勒出夸张的画面，使现实同非现实、常人与非常人并列在一起，产生鲜明的效果。
但不足之处是主题隐于平淡的叙述之中，略显晦涩。
代表作品
《中国长城》（小说）
《乡村医生》（小说）
《饥饿艺术家》（小说）
《狗的探索》（小说）
中学语文课文收录
《变形记》
童年
center犹太人的儿子
卡夫卡出生在布拉格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
他的父亲白手起家，发展成为一个颇为殷实的百货批发商人。他脾气专横粗暴，文化不高，但很有心计，一心要在生意上搞出一番名堂，以得到社会的承认。
卡夫卡的母亲朱丽叶·罗维出生在一个家境较优裕的知识分子家庭，受过较好的文化教育，属于犹太市民阶层。
卡夫卡诞生在布拉格旧城区，这里地处布拉格犹太和捷克两个不同区的交界地。卡夫卡始终保持着与捷克人的联系，卡夫卡这样回忆当地的环境：“在我们的内心世界里，总有这样一些黑暗的角落——神秘的通道、漆黑的窗户、肮脏的庭院、嘈杂的酒店，还有那些难以近身的旅店。我们的脚步不稳，眼睛也不知往哪里看。我们好像在一条悲惨的小巷里面，我们的心在不停战栗。不管这个城市多么干净，我们对此一点都不感兴趣。对我们来说，肮脏的犹太城比它周围的新城区现实得多。”事实上，卡夫卡的一生都在这个圈子里生活。
他有三个妹妹，他是长子。六岁时开始上学，每天由家里的仆人送他去学校。他回忆说：“也许我在家里很淘气，而且会有些倔头倔脑、调皮捣蛋……人们从中很难找到一些符合老师胃口的东西……从一开始，我就觉得去学校的路无比漫长，总感到路上会出许多事……我逐渐滋生了胆怯懦弱的性格，逐渐有了一种危机感，好像有一个幽灵紧跟在我身后……”
卡夫卡的这种状况与他父亲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他的父亲对儿子的生活、学习不闻不问，偶尔在饭桌上看到卡夫卡就对他发号施令、指手画脚训斥一通，家里的仆人、家庭教师也都俯首贴耳。卡夫卡就是在这种环境里长大，使他总是处于一种“战战兢兢的奴隶地位”，这几乎影响了卡夫卡后来一生的工作和创作。
创作准备
center自由地进行创作
十岁的卡夫卡进入了布拉格的旧奥地利文科中学，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它的校规都是几十年前制定的，比较死板。老师和学生很少有机会接触，而且师生等级森严，学生对老师只有唯唯诺诺的分儿，没有一点民主的空气。卡夫卡对这里的一切——包括课程和学校生活，没有一点兴趣。他父亲按照欧洲当地人的习惯，为卡夫卡行了“坚信礼”，卡夫卡把它看做是“滑稽的把戏，是死记硬背”。
卡夫卡性格内向、衣着朴素、举止腼腆，常常显出局促不安的样子，对别人总是敬而远之。1916年，卡夫卡在日记里回忆说，他感到遇事无人商量，包括在学校和家中。因此，他很早就作出一个激进的决定：同外界断绝一切来往。这使他的性格更加趋于孤僻。
但是，卡夫卡做了件人生中值得一提的事情，那就是他16岁时开始同情社会主义——当然，还只是有着浓厚个人主义色彩的空想社会主义。他开始阅读赫尔岑、克鲁泡特金等人的著作，并一改以往的形象，开诚布公地在公众面前表达自己的信仰和政治立场。
1901年，卡夫卡18岁时开始上大学。他父亲要他学法律，但他的兴趣却在哲学上。后来听一个朋友的意见，开学后实际选修的课程却是化学，但不到半个月，他又改变主意，转到法律系，这总算圆了他父亲的心愿。
在学校放假期间，他总是喜欢到农村几个亲戚家里，特别是舅舅家。他在给朋友信中描写他度假的情况：
我骑着摩托车，在广阔的田野上飞驰向前；
我在水中尽情地玩耍，有时
我光着膀子，悠闲地躺在池塘边的草丛里；
一个姑娘看上了我……她常和
我在公园里玩，有时一直到深更半夜才分
手……
在大自然中，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欢的事，不受任何干扰，这是卡夫卡最大的欣慰和追求。
卡夫卡在中学阶段就开始练习写作，但是从一开始他就受到了干扰，一方面是他拿不定主意，更严重的是，当时肤浅、华而不实的创作风气对他很不利。他曾一度受此影响，但后来他又纠正过来了。大学时期，他写了一篇《记一次战斗》的小说，小说里表明了他对自己和世界的看法。从他描写的事物当中，流露出离群索居、远离尘世的想法，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无法理解他那悲观失望、听天由命的处世方式。他喜欢把几种不同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在作品里就和梦境差不多。
但卡夫卡没有急于开始专门从事创作，他大学毕业以后一直从事法律事务方面的工作，文学创作对他来说只是业余的。
成名作的诞生
center梦魇似的创作风格
关于卡夫卡的成名作，实在不好说。卡夫卡生前默默无闻，只出过一个作品集，他的一些著名的短篇小说和三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审判》、《城堡》、《美国》都是在他去世以后，由他的友人马克思·布洛德代为编辑出版，而为愈来愈多的人所关注。他的作品已被译成各种文字，许多作家、文学评论家竞相探索卡夫卡那种独特的艺术手法，诠释他的创作思想的奥秘，形成一股“卡夫卡热”。
由于卡夫卡作品的风格、体裁总是那么沉重、累赘，气氛又总是梦魇般的，主题总是那种无法解除的痛苦……这一切深深影响了西方现代文学。他与著名的乔伊思并称西方现代文学的先驱和大师。
1912年12月4日，应布拉格“海德尔协会”的邀请，卡夫卡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朗读自己的作品。这篇作品就是他的得意之作——《判决》，接着，这篇小说发表在马克思·布洛德编辑的年鉴《阿拉卡》上。
关于《判决》创作时的心情，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故事在我面前发展，我是在水中向前跋涉，我是何等的紧张和兴奋啊！我都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夜里，我多次使出浑身解数，斟酌着，怎样才能把心中的一切感情全部表达出来，才能为一切——为我觉得最生疏的事情燃起一堆熊熊的烈火，让那些事情赶紧过去，让它们赶紧复活……”
卡夫卡这个时期的作品主题，总是围绕着“幽灵”、“恐惧”等字眼。他在给未婚妻的信中，谈起《判决》时，这样写道：“在那个故事中，每个句子，每个字（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每个音符都与‘恐惧’有关，在漫漫长夜里，创伤第一次崩裂了。”他在接下来的一篇小说《变形记》里，写的是一个旅行社的推销员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忽然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一条甲虫。小说中的情节是这样的：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朝天躺着，用那坚硬的，仿佛穿了铠甲的背贴着床。他稍稍抬了抬头，便看见自己圆圆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被子简直盖不住肚子尖，都快滑下来了。他那无数条腿与身躯一比，简直是细得可怜，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
作者具体而细致地描写格里高尔变成一条甲虫以后的生活，变故对他父母和妹妹的影响，以及他们对此作出各自不同的反应，使这一“荒诞”的内容在读者心目中具有了真实性和可信性。
小说告诉我们，“人”在社会的压力下，完全丧失了自己的个性尊严，“为每天的面包所感到的忧虑摧毁了一个人的性格”，人都异化成了虫。
卡夫卡早期作品还有《树木》、《衣裳》、《拒绝》、《商人》、《心不在焉地朝外张望》、《回家路上》、《一个匆匆跑过去的人》等。
他曾获得1915年度冯塔纳德国文学奖金。
巅峰之作
center生前功名身后扬
卡夫卡短暂的一生以创作短篇小说为主，长篇只有三部未完成稿，即《城堡》、《审判》、《美国》。在他死后数年，才在欧美国家引起注意。
小说《美国》描写了一位13岁的男孩卡尔·罗斯曼，因受了女仆的诱惑，被父母惩罚到遥远的美国去。小说写他在船上和到美国以后的见闻和不幸的遭遇，他被自称是他舅舅的富翁欺骗和虐待后流落街头，在一家下等客栈碰上两个流氓，后来一家大旅社的女厨师介绍他当一名电梯司机，不久又被指责擅离职守而被开除，以后他再次陷入了流氓的魔掌。
小说《审判》在美国出现时，人们感兴趣的主要还是显而易见的不可思议的迷惑性，而不是作品内在的意义结构和基本主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独特而又强烈的感染力，成为了注入20世纪文学的血液。
这篇小说通过描写诚实、善良的主人公在与他格格不入的世界中，根本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小人物荒诞的生存状态。
小说《审判》写的是：
一家银行的高级职员约瑟夫·K，一天早晨醒来，忽然无缘无故被某个法庭逮捕了，这个法庭并非国家的正式法庭，但它却有着比国家法庭更大的权力，所有人都在它的监督之下。
法庭对他宣布了逮捕令，但并不限制他的行动自由，他可以像往常一样过日子，但只要开始审判，就必然认定有罪，不能得到赦免。
在这个法庭眼中，根本不承认有罪和无罪的区别，区别只在于已经找上你或暂时没有找上你。他想不起自己犯过什么过错，有谁可能会控告他，于是他设法反抗法庭。
他四处求人，甚至在法庭上进行申辩。他指责法庭背后有人操纵，平白无故伤害好人，但奇怪的是他本可以逃避，却偏偏不，结果他不明不白地在一个晚上，像“一条狗似的”被处死了。在一个作为刑场的“人迹罕至”的小采石场上，他也不进行抵抗。小说中，约瑟夫·K想过“我好像一直找女人帮忙。先是布尔斯特纳小姐，后来是房主的妻子，现在是这个小仆人，她看来对我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欲望”。由于与莱妮——律师的女仆有瓜葛，他错过了与律师和法律事务所所长谈话的机会。
小说《城堡》的故事是这样的：
主人公K一天晚上踏着雪到了一个城堡所辖的村子，准备第二天进入城堡。他的目的是想请城堡当局批准他在村子里安家落户。
他冒充城堡雇用的土地测量员，奇怪的是城堡当局居然在这时给他派来两名助手。接着，又有一个信使给他送来一封信，肯定已聘他为伯爵工作，并告诉他，他的顶头上司是村长。于是他要信使当向导，领他去城堡。
城堡就在不远的小山丘上，但他怎么也走不到，走了很久，到达的却不是城堡，而是信使的家。K想见城堡的统治者——伯爵，伯爵是人人皆知的人物，但奇怪的是谁也没有见过他。K又想见城堡的大臣，但仍找不到和大臣联系的途径。为此，他在一家客店勾引大臣的情妇弗硕达，想通过她和大臣联系，但事与愿违，反而造成他和大臣联系的障碍。他苦恼万分，却又收到大臣派人带来的信，信中对他测量土地的工作大加赞扬。K被弄得莫名其妙，因为他还没有开始工作。
原来这封信是从城堡档案里翻出来的，是多年以前的东西。K想尽办法还是无效，倒是听到了不少有关城堡的神秘故事，令他更加糊涂，K的初衷始终没有实现。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作为象征高踞平民之上的官僚统治机构的城堡，重重叠叠，凛然不可靠近。K作为城堡的受聘雇员，尽管进行了种种努力，也未能奏效，终其一生，仍然只能被拒于城堡山下的小客栈里。
趣闻轶事
center初识伴侣朵拉
1923年夏，卡夫卡同他的妹妹及其孩子们在莫利茨波罗的海海滨浴场度过。在那里他偶然遇到了柏林犹太人大众之家度假旅游团。这个“家”是雷曼博士建立的，“它的建立给他，也给我都带来了希望”。他积极参加了这个后来在巴勒斯坦大规模展开的工作之中，他还曾一度鼓动未婚妻作为志愿者协助这个机构范围内的工作——现在，事隔多年，他在海滨见到了大众之家的孩子们，他同他们一起玩耍，认识了老师们，参加了愉快的晚会。有一次，他在大众之家的厨房里发现了一个姑娘，她正在刮鱼鳞。“这么温柔的手，而活儿是这么血淋淋的！”他不赞成地说。这个姑娘感到羞愧，要求改做另一个工作。
这就是他与生活的伴侣朵拉·笛芒相识的开端。
朵拉·笛芒那时好像是20岁左右，出身于东欧犹太教一个虔诚教派的名门家庭。尽管她对亲爱的父亲充满敬意，却无法忍受其传统的偏狭性。朵拉从波兰的一个小城市脱身而出，先是在布列斯劳，后来在柏林接受了工作，她是作为大众之家的职员到莫利茨来的。她操一口出色的希伯来语，卡夫卡那时正以特别高涨的热情学习希伯来语（在他的遗墨中，希伯来语练习稿并不比德语文学的少多少）。他俩最初的谈话就是以朵拉用原文朗读耶萨雅的一章结束的。卡夫卡发现了她演员的天赋，根据他的建议，并在他的引导下，朵拉后来去学了这门艺术。
卡夫卡精神振奋地从夏季避暑地回来，他决心扯碎一切羁绊，到柏林去，同朵拉一起生活，这个决心十分坚决——这回他开始坚定不移地付诸实施了。1923年7月底，他顶住家里的一切责难，离开了布拉格。他在柏林给友人的信中第一次写道，他感到幸福，甚至睡得很好（这是在他最后几年中闻所未闻的新鲜事）。他同朵拉住在市区边缘斯台格利茨，先是在米盖尔街八号赫尔曼家中，在那里写完了相对来说愉快的小说《一个矮女人》。文中那个对自己实际上陌生的“自我”始终气恼不休的“小个子女法官”正是他们的女房东，她显然给这对年轻人造成了一些麻烦。所以，六周以后，他们迁居至绿林街13号莱特贝格博士夫人家，这是一座别墅，卡夫卡如痴如醉地谈论这座房子的美，尽管他的住处只是两个毫不奢华的小房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