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陵是李广的孙子，武艺高强，爱兵如子，深受汉武帝的喜爱，封他为都尉。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李陵率领五千精兵良将策应主帅抗击匈奴。李陵挥师南还时，遭遇到三万多匈奴骑兵的围堵。李陵率部浴血奋战，杀死大量敌兵，这令匈奴单于胆战心惊，准备退兵。然而不幸的是，李陵部下一个叫管敢的人投降了匈奴，招供出此时的李陵孤军无援，而且已弹尽粮绝。知道了内情的匈奴大军疯狂发起反扑，李陵和诸将拼死厮杀，五千精兵只剩下十几人。看着越来越多的匈奴军队包围着自己，看着伤痕累累、赤手空拳的部下，李陵这堂堂汉子不由得流下热泪，说：“全军覆没，还有何面目去见皇上呢？只能日后见机立功吧！”说罢，他下马投降了匈奴。
匈奴单于很佩服李陵的英雄气概，把女儿嫁给他，让他在匈奴享有尊贵的地位，期望他能效忠自己。
汉朝上下得知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后，朝野震惊。汉武帝盛怒之下，下令杀死了李陵的母亲和妻儿，以报复和惩罚李陵。汉武帝召集群臣廷议李陵罪行，大臣们纷纷顺着汉武帝的看法，痛斥李陵贪生怕死，投降变节，指责他不忠于国家。只有当时担任太史令的司马迁勇于替李陵辩护：“李将军以五千步兵，剿灭万余匈奴骑兵，已经对得起天下人了。如果不是孤军奋战，弹尽粮绝，他绝不会投降的。再有，李将军未必是真降，或许日后会寻找机会，报答皇恩。”司马迁的看法可以说是客观的，可这却激怒了汉武帝，汉武帝对他说：“你的意思是我派李陵出兵就错了，对李陵亲属的处理不对啦！”于是，盛怒之下的汉武帝，听不进去司马迁的辩解，直接把他打入了监牢。
司马迁为什么会惹得汉武帝生这么大的气呢？
作为史官，必须要有坚持真理、客观记述史实的精神。司马迁没有虚伪地为统治者歌功颂德，而是如实地记录并且评价着统治者的功过是非。对汉武帝的缺点，他也是毫不客气地加以指出。这样，就招致了汉武帝对他的忌恨，并且早就准备伺机收拾他了。这次正好借李陵事件对他加以迫害。
司马迁被判了宫刑。所谓宫刑，就是像对待太监一样，阉割男子的生殖器。这样的酷刑，对于司马迁来说，不仅剥夺了他作为男子的权利，更丧失了作为人的尊严。因此，司马迁觉得自己已经一无所有了，留下的只有难以洗刷的耻辱。在耻辱和负罪的双重压力下，结束痛苦，最快捷的办法就是一死了之。事实上，司马迁不是没有想到过死，可当他重新审视了古往今来的圣人贤人的处世之道后，他对忍辱负重的那些人的生命价值作了理性的思考。终于，司马迁放下了儒家的“士可杀不可辱”的志士仁人的观念，虽然自己遭受的耻辱比历史上其他先贤们所受的耻辱都要惨烈，但是，父命尚未完成，自己的文采还没有得到发挥。既然残酷的现实已经无法改变，他就只有寄希望于未来了。
于是，他从《周易》、《春秋》、《离骚》、《国语》中汲取了强大的精神力量，终于完成了为后世流传千古的史学巨著《史记》。
司马迁呕心沥血完成了《史记》，这之后他是否安度余生了呢？他是在什么时候辞世的呢？
司马迁命运坎坷，在遭受宫刑之后，曾复任中书令，得以继续从事他的史学研究。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性格是改变不了的。其后，在《报任安书》中，他又一次直言不讳，贬损了汉武帝，引起了汉武帝的愤怒，终招致杀身之祸。汉武帝以大逆不道之罪，将司马迁逮捕下狱。严刑拷打，再加上不堪病痛，司马迁暴毙在狱中了。
后人根据史书推断，从“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的记载中，得出司马迁死于公元前93年年底。
也有人从他在《史记》中对汉武帝称呼为“孝武皇帝、武帝”，根据其用汉武帝刘彻的谥号来称呼他，得出司马迁作《史记》时，必在武帝死后的结论。按照这个结论，我们可以推出司马迁应死于公元前86年，即汉昭帝即位初年。
因为没有具体的记载，史家对于司马迁究竟是死于何时没有确切定论，但多数人持上述第二种观点，因为史家对谥号和庙号的运用是非常严格的，稍有差池即会招来杀身之祸。因此，综合考虑司马迁死于武帝之后，昭帝元年是比较可信的。
范仲淹被罢黜之谜
范仲淹是北宋仁宗时候的名臣，苏州吴县人。出身贫穷家庭，幼年时父亲早逝，只得随着寡母改嫁，从小受尽了艰苦磨难。年轻时，他曾经住在一个庙宇中读书。每天吃不饱，冬天还异常寒冷。但他丝毫不为外界艰苦的环境所屈服，每天仍旧努力攻读。不论寒冬酷暑，数十年如一日地努力。后来终于学有所成。考中了进士，做了朝廷的谏官。
范仲淹学识渊博，才能出众，对治国安邦也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见解，很得皇帝赏识，也受到其他人的敬佩，元好问就曾经在自己的《遗山先生文集》中提到他。“范公在布衣时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又为孔子所谓大臣者，纵观历史千百年，这样的人都不见有一两人啊！”人们对他的评价可谓极高，可见范仲淹在人们心目的地位。可是，令人奇怪的是，这样一位能干的人才，在他的做官生涯中，却是屡屡遭贬，以至于他那些治国安邦的大计都没有实现，遗憾终生。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位一生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做人准则的志士屡屡被罢黜呢？
范仲淹在做谏官时，秉持直言刚正的古训，毫不畏惧权贵。他事事从实际出发，尊重事实，性格刚正不阿，得罪了朝廷上下的许多官僚，有时甚至触怒刘太后、仁宗皇帝，所以范仲淹也就屡次被贬黜。但是可贵的是范仲淹并不放弃为人为官的准则，他依然正气不改，仍旧是直谏不讳，这也是他怀才不遇的原因所在。
天圣七年，时任秘阁校理的范仲淹，多次上书请求刘太后撤帘，归政给已经长大成人的仁宗皇帝，提意见本来是臣子的一项职责，可是范仲淹提的意见实在是有些过火，触及到了太后的利益，于是范仲淹被贬官，出任河中府判官。明道二年时，仁宗皇帝赵须借口郭皇后无子，想把郭皇后废掉，让她住在长宁宫了此残生。当时的宰相吕夷简因为曾经与郭皇后有过节，所以非常赞同皇帝的意见，力主废后。这时，任右司谏的范仲淹却认为郭皇后无大过，不应废掉，还一再上书违逆皇帝的旨意，同时也抵触了当朝宰相的意见。仁宗和宰相吕夷简都很恼火，又将他贬放到外地去了。
仁宗皇帝虽然多次将范仲淹贬官，不过还是很欣赏范仲淹的为官做人风格，于是又升迁他为天章阁侍制，权知开封府。范仲淹在职期间尽职尽责，处理了很多事情。景祐三年，范仲淹因为不满宰相吕夷简滥用职权，网罗亲信的做法，便上书给皇帝，洋洋洒洒几万言谈论用人之道，不料却遭到吕夷简的嫉恨，向皇上反告一状说范仲淹结交朋党，挑拨君臣关系。仁宗一向信任吕夷简，就听信吕夷简的谗言，将范仲淹再贬出京到江西饶州上任。西夏战争发生后，仁宗又派范仲淹前往陕西。范仲淹在对西夏的战争中立了功，仁宗很高兴，从此认为范仲淹是个人才，很倚重他，还调范仲淹回京任宰相，希望范仲淹能提出治国方案。
范仲淹经过数十年的官场经历，他深知朝廷的弊端之大，必须稳妥地一步步改革。他曾向仁宗进《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意见，都为皇帝所采纳，颁行天下，这就是历史有名的“庆历新政”。新政的内容是：一、对官吏定期考核，按其政绩好坏给予提拔或处分；二、严格限制大臣子弟靠父亲的关系得官，裁汰冗员；三、改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科举旧制，着重策论和经学；四、慎用地方长官，依才任用；五、提倡农桑，行劝课之法发展农桑；六、并合县邑，减轻徭役；七、加强军备，增强军事实力；八、严格法令，违背朝廷制度法令的行重法；九、为减少官吏腐败和违法害民，分给官员公田，使他们丰足守节；十、宣布恩泽的事必须施行。这十条关键在于打破资历的限制，选拔有能力的官员，依照法度治国。范仲淹在做宰相推行新法时期，特别注重推荐良才，他在《得地千里不如一贤赋》一文里，曾说贤者的价值是一百个城也比不上。仁宗朝时，许多大臣如后来的宰相文彦博、富弼等都曾得到他的推荐。范仲淹对于贤良的官员极力推荐，可是对于那些无能之辈，却果断地罢黜，他的原则就是为国选良才。一次，他在检查全国监司的名单时，把不称职的转运使、提点刑狱一一勾掉，那时任枢密使的富弼对他说：“你勾得容易，可是被勾去的一家人都要哭了。”他却说：“一家哭，总比一路哭要好吧！”所以当时范仲淹得罪的官员是很多的。
由于仁宗急着要看新法成效，推行新法的官员有时不免急功近利，可是凡事都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所以那时新政的推行十分不力。一些皇亲国戚、权贵大臣也纷纷站出来诋毁新政，而原本就对范仲淹心存不满的大臣则纷纷向皇帝造谣说范仲淹交结朋党，滥用职权。仁宗见这么多人阻挠新政，碰巧这时京东地区发生了兵变，陕西地区发生了农民起义，不少地区还有蝗灾旱灾，这些都使得国家有些动荡。仁宗皇帝也顾不得施行新政了，他对范仲淹和新政的措施也失去了原有的耐心，再次废黜范仲淹为河东宣抚使，新政大都被废除，庆历新政以失败告终。范仲淹这一次没有承受住这个沉重的打击，不久就卧病不起，没过多久就结束了他不凡的一生。
王甫陷害渤海王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先后出现了“五侯”“十常侍”把持朝政达数十年之久。他们依势欺人，贪赃枉法，搅得朝政混乱，终于把东汉王朝推上了绝路。太监王甫就是其中的一个。
王甫是东汉桓帝和灵帝年间的一位宦官。桓帝时期，他仅是太后所居的长乐宫的一名专掌饮食的“食监”，可是到了灵帝初年，他使诡计诛杀了当时在朝中掌权的大将军窦武，一跃而成为中常侍，掌握了朝廷的大权。
王甫这个人非常贪婪，最喜欢的事就是聚敛财富。为了得到更多的钱财，他可谓用尽了各种手段巧取豪夺。但是大多数时候，王甫聚敛财富的最重要手段，就是通过收受贿赂来实现的。因为手握大权，他不但对一般人敲诈勒索，就连皇帝的弟弟也成了他勒索的对象，当时的渤海王刘悝便是受害者之一。
桓帝即位之后，曾经封他的弟弟合吾侯刘悝为渤海王。延幕八年（165年），刘悝犯了“谋为不道”罪，桓帝不忍过重治罪，便把他贬为瘦陶王（其封地在今河北宁晋县境），由原来食邑一郡之租，减少到仅食一县之租。由于租税收入骤减，难以满足这个王子的日常挥霍。如何能恢复原来的封地，是刘悝朝思暮想的一大问题。他清楚地知道，王甫十分得宠，如果让王甫从中说情，或许事情能够成功。但王甫有一个特点，只要托他办任何事情，他便会借机索贿，没有大量的钱财，他是不肯尽力的。于是刘悝私下里与王甫达成了交易，请王甫在自己兄长桓帝的耳边多进美言，恢复自己原来渤海国的封地，事成之后，送赠王甫酬金五千万。王甫虽然表面答应，但由于刘悝事先没有重贿自己，所以在桓帝面前从未替刘悝说过半句好话；更不要说去提及恢复渤海国封地的事情。时过不久，桓帝得了重病，而且病得很厉害。在病榻之上，他想到以前对待自己的同胞兄弟处罚有点过重，心中不免有点懊悔，在临死之前，他留下遗诏，恢复刘悝的渤海王爵位。桓帝死后，这道遗诏被公布于众，刘悝的封地马上由一县而恢复到一郡之大。王甫根本没有料想到桓帝的如此之举，事情出现后，他连忙在刘悝的面前装好人，表白自己在桓帝面前替刘悝说尽了好话，终于使皇上幡然悔悟。言下之意，刘悝爵位的恢复，全是由王甫挣来的，并毫不客气地张口向刘悝索取五千万的报酬费。但刘悝也不是个白痴，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爵位的恢复，完全是由于兄长桓帝的开恩，并非是王甫之功，所以分文不给。二人为此撕开了脸皮，争执得面红耳赤，从此结下了仇怨。
宦官的性格，大都残酷阴险，王甫对刘悝的嫉恨，很快发展到报复。当初，桓帝死后，因其无后，太后与窦武决定让章帝之子、河间孝王刘开的后代刘宏继位（即灵帝）。王甫觉得，只有挑拨灵帝与刘悝之间的关系，才能置刘悝于死地，才能一解自己的心头之恨。而当初灵帝继位之时，曾有一种流言蜚语传说刘悝对自己不能继位称帝而十分气愤，一度曾打算“钞徽书”赴京即位。王甫不失时机，添油加醋地把这些流言传到了灵帝的耳朵里，灵帝虽然感到不快，但未作表示。阜平元年（172年），王甫让尚书令诬奏中常传郑飒等人阴谋迎立刘悝为帝，大逆不道。灵帝仅听一面之辞，便命冀州刺史将刘悝收捕入狱，考问其罪。又令大鸿胪持节与宗正、廷尉到渤海国迫责刘悝，刘悝被逼自杀。妃妾11人，子女70人，使女24人，皆死于狱中。渤海国的太傅、国相以下，以不能辅助渤海王的罪名，全被诛杀。这便是王甫贪财不成，一手所制造的大冤案。对待皇帝之弟王甫尚敢如此敲诈，那么对待一般庶民的敲诈就更不堪言状了。
刘悝死了以后，糊涂的汉灵帝还认为是王甫立了大功，对他进行大加封赏，加封王甫为冠军侯。于是，王甫就成了东汉末年恶名昭彰的“五侯”之一，从此更加嚣张跋扈，谁都不放在他的眼里。
但是俗话说得好，善恶到头终有报，横行一时的王甫终究还是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王甫被封为侯后，其俸禄为二千石，在当时已经算是最高的了。但是，他还是觉得自己的钱财不够多。于是他明知故犯，故意违背朝廷的律法，仍然想方设法地捞取钱财。他为了经商发财，采用了十分巧妙的手法，指使自己一位名叫王翘的门生，以自己的名义出面活动，而王甫躲在背后进行策划。门生王翘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地“于郡官商界辜榷官财物七千余万”，王甫发了一笔横财。京兆尹杨彪了解到内情之后，就把此事上告于司隶校尉阳球。阳球对王甫的罪行早已恨之入骨。当初，阳球还在任尚书令时，就曾经发誓说：“如果我做了司隶校尉，一定不会放过这些惟利是图的小人！”光和一年（179年），阳球的愿望实现了，被迁为司隶校尉。他接到上告后，趁王甫出宫在家休假的机会，谓阙上奏，揭露王甫辜榷官财物等罪行，请求皇上下诏收捕王甫及其党羽，很快就得到了皇帝的允准。于是阳球便逮捕了王甫及其子永乐少府王萌等人。阳球亲自主持考审，使用了各种刑具，最后用土塞满了王甫的嘴，将其乱棍打死。还把他的尸体曝尸街头，用大笔写下“贼臣王甫”四个大字。王家的财产也被全部没收。这个贪赃枉法，无恶不作的恶宦，终于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王嘉不愿服毒甘愿下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