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延寿担任左冯翊时，仍然奉行他的这套主张。一年春天，他巡行各县，一方面考察长吏治迹，一方面观风劝农。当他来到高陵县时，有兄弟二人为了争夺田产，前来告状。两人在他面前攘臂争吵，势同水火。韩延寿见此情景，大为沮丧，他觉得这是对他一贯推行的礼义教化方略的嘲弄。但同时，他马上又感到，这也正好是他向本郡宫民展示其政教力量的大好良机。他镇定了一会，表现出一种无比悲伤的态度，说：“我有幸成为京城一郡的长官，可却不能为全郡官吏做出宣明教化的表率，致使百姓未曾蒙受温恭礼让的教化陶冶，以至兄弟失和，骨肉争讼，既已伤风败俗，又使本县贤良的长吏、啬夫（掌诉讼的乡官）、三老（掌教化的乡官）、孝弟（掌教民耕作的乡官）蒙受耻辱。这个不幸全是因为我这做冯翊的无德无能造成的，我必须首先引咎解职，闭门思过，听候朝廷处分。”说罢，马上就来到县里接待过往官员的馆舍，称病不理政事，直挺挺躺在床上，自己把自己禁闭起来。左冯翊摧肝裂胆般的伤心自责，以及他的自动离职，自我禁闭，使得全县大小官员吓得不知所措。县令、县丞、啬夫、三老，无法劝转郡守，一个个都只得自己把自己捆绑起来，自投监狱，俯首待罪。诉讼两兄弟及其家族，更由于惹起这场大祸，举家惶恐不安，相互埋怨、指责。那两兄弟更是呼天抢地，深深痛悔。他们剃光头发，脱去上衣。一身囚犯装束。到县里投案认罪。两人都表示愿将田地让给对方，终身不敢提出异议。
韩延寿看见他的行为已经获得如此巨大的良好影响，这才满心高兴地打开馆舍大门，延请县里的官员和诉讼两方相见，又大设酒宴与他们同欢共乐。他对兄弟二人的息讼解纷、悔过从善，勉励有加；又鼓励地方官员修治学官，教民化俗。经过韩延寿的倡导，左冯翊所属二十四县，谦恭礼让之风大行，讼狱刑罚锐减。
《汉书·韩延寿传》
哀帝决断薛家案
薛宣曾经担任过汉成帝时地方大吏和御史大夫、丞相等显赫官职，并进爵高阳侯。后因政绩不佳免官。
薛宣的弟弟薛修，当过郡守、京兆尹和少府，善于结交朋友，很得州里人的称誉。薛宣有个后母，平时都跟着弟弟薛修生活。当薛宣任丞相时，曾派人去接后母到京，而薛修却不将母亲送去。后来母亲病逝，薛修解职归家服丧。薛修主张应为母亲服丧三年，薛宣觉得服丧三年虽然是古制，但很少有人这样做。由于意见不同，弟兄由此失和。
哀帝即位后，博士申咸任给事中。他与薛宣兄弟是同乡，都是东海人，同薛修是密友。他自谓了解薛家的情况，数次在京城官场中诋毁薛宣不供养后母，母死不行丧服，于兄弟骨肉之情也非常凉薄。又说，薛宣以前就曾被成帝斥为“不忠不孝”而罢官。这样的人不适宜再以列侯的身份混迹朝省。
薛宣的儿子薛况，时任右曹侍郎，数次听到申咸散布有关他父亲“不忠不孝”的言论，十分生气，就收买一个打手杨明，叫他击毁申咸的面部，使他不能在朝为官。后来，又遇到朝中司隶位置缺出，薛况惟恐申咸当上这一职务后对他们父子不利，就敦促杨明执行袭击申咸的计划。一天，杨明就在宫门外的路上，拦住申咸提刀就砍，当即砍断申咸的鼻梁，伤了嘴唇，身上一共八处受伤。
案件经国家司法部门审理以后，御史中丞等上奏称：“薛况作为朝廷官员，他的父亲薛宣是前任丞相，又封列侯，不力行教化，却骨肉相疑，猜测叔父薛修唆使申咸制造谣言，以毁谤其父薛宣。可考察申咸所说，都是薛宣平日所行之事，为熟悉他的人所有目共睹，朝廷也有所闻。薛况知道申咸为给事中，惟恐他当了司隶后举劾薛宣，便公然使令杨明等人于迫近宫门之地，拦路击伤近臣于大道人众之中。薛况的举动，妄图阻塞皇上耳目，杜绝舆论公议。狡黠凶残，无所畏忌，制造如此大案，万众喧传，流播四方，与一般百姓愤怒争斗绝然不同。臣等认为，给事中乃皇上近臣，尊重近臣，正是因他侍从皇上身旁。礼制规定，连皇上的牲畜都应尊敬，何况给事中为皇上的侍臣？又按《春秋》的道理，起意不良，即使获得良好的效果，也不能免于诛戮。逼近宫门，擅伤近臣，决不能助长这种风气。薛况首倡为恶。杨明动手伤人，无论起意者或行动者，都是作恶，都是大不敬。杨明应判以重罪，薛况则应弃市。”
廷尉则认为：“经传上说：不以正义待人而被人伤害的，他的罪与伤人者相等。之所以要如此，是厌恶那些不光明正直的行为。应该考虑到薛况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起意伤害申咸的。他的计谋已经定下了，才听说司隶缺位，因此要催促杨明执行前议，不是由于恐怕申咸会当司隶才设谋害他。他们的冲突是由于私人间的恩怨，尽管在宫门外打伤申咸，仍然与普通的民事纠纷无异。杀人者死，伤人者判刑，这是古往今来的大道理，就是三代也不例外。孔子说‘必也正名’。名不正，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而民无所措手足。今以薛况为首恶，杨明动手杀伤人为大不敬，公和私就没有差别了。《春秋》之义，推原其本心而定罪。薛况是由于父亲被人诽谤而难忍愤怒，又无别的大恶。对他加以诋毁，收集小过，罗织成死刑，不符合法律本意，不能如御史中丞那样判刑。英明的皇帝不能由于发怒就增重刑罚。杨明只是受贿伤人，御史中丞判得过重。薛况和其也同谋之人，因为身有爵级，故应减罪，完为城旦。”
哀帝将御史中丞和廷尉的意见提交给大臣讨论，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同意中丞的意见，而将军以下至博士、议郎则赞同廷尉的主张。哀帝决断薛况减罪一等，徙敦煌，薛宣免爵为庶人。
《汉书·薛宣传》
汉武帝挥泪严执法
汉武帝的妹妹隆虑公主身患重病，眼看就要断气了。一生富贵，她没有什么遗憾的，只有儿子昭平君年轻任气，使她放心不下。
昭平君是公主的儿子，又娶了汉武帝的女儿夷安公主为妻，更加亲上加亲。皇帝是他的舅父兼岳父，贵盛已极，炙手可热，养成了他骄横暴虐的秉性，常常同一些权豪子弟一起斗鸡走狗，招惹是非。隆虑公主临终前对武帝说：“陛下的外甥、女婿脾气暴躁，全不把他父亲看在眼里，都是我娇惯了他。我死之后，难保他不犯下死罪。我就这一个儿子，恳求陛下怜悯。我想国家法律有献金赎罪的条款，我愿意拿出金千斤、钱千万，为您的女婿豫赎死罪，陛下不会不允许吧？”见到妹妹虚弱不堪的身子，充满哀求的目光，汉武帝的心情十分悲痛，此时此刻，根本不容许他有丝毫的犹豫，就不住点头，一口答应了。
果然，隆虑公主死了以后，昭平君愈加肆无忌惮地寻欢作乐，胡作非为。一次大醉之后，竟然拔剑杀死了前来劝止他酗酒的辅导公主的官员“主傅”。由于杀的是朝廷命官，昭平君被关进了监里。可是，他毕竟不是普通百姓，他是公主的儿子，皇帝的驸马，他的母亲又事前给他办过赎罪手续；也就是说，他的权位，他家的千金万金，早已为他买得了杀人不犯死罪的权利。种种因素都使得最高司法长官的廷尉不敢擅自给他定罪，只好以按律当死、但赎罪在先的特殊情况上报皇帝，让皇帝作出决断。
汉武帝没有想到妹妹临死前的担心，竟然不幸言中。这位以雄才大略之称的英明皇帝，面对这个案子，竟然愁肠万结、幽柔寡断起来。他无法忘记妹妹临死前那乞求般的目光。一想起妹妹的嘱托，他悲哀叹息不止，眼泪汪汪地对百官们说：“朕的妹妹隆虑公主年纪很大了才生这个儿子，况且只有这一个儿子，临死前托付给朕，朕怎忍心让她在九泉之下大失所望啊！”左右众臣看到皇帝这般痛心，七嘴八舌地劝慰道：“这件事既然早已入赎，而且又是陛下亲口答应的，宽恕了昭平君，也是既合情又合理的事，陛下就不必多虑了。”
汉武帝还是在痛苦地思索这件事，感情与法律，亲贵与万民，屈死者与杀人犯，这种种因素，都在他的头脑中反复衡量。最后，他抬起了头，神情严正地对百官说：“国家的法令，是高祖皇帝制定的，倘若仅仅是因怜恤隆虑公主的原因，就败坏高祖皇帝的法度，朕有什么脸面再进高庙？又有什么脸面治理天下？”说罢命将昭平君依法处死。敕令送出之后，武帝五内如焚，悲痛欲绝，左右大臣也都感伤不已。
朝臣中只有太中大夫、给事中东方朔与众不同，他端起一蛊酒，毕敬地走到武帝面前，献辞敬酒说：“臣听说古圣先王治理国家，赏罚不分亲疏远近，视同一体。《尚书》说，公正无私，政通令行。要做到这点，古代的三王也很难。如今陛下做到了罚不阿近。如此一来，天下的百姓就能各得其所，各安其位，这是天下的大幸运！”臣朔奉献这蛊美酒，诚惶诚恐，请陛下消忧止哀，谨祝陛下万寿无疆！
《汉书·东方朔传》
张敞缉盗安民
很多人都清楚西汉张敞为妻子画眉的故事，但若说这位风流儒雅的张京兆还是一位善于治理剧郡、缉盗安民的地方大吏，恐怕了解的人就不多了。
西汉的京畿长安地区，工商繁盛，人文汇萃，由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分区管理，称为“三辅”。天子辇毂之下的地方行政长官，向来都是令人艳羡的风光职位。可在这冠盖与盗贼皆甲于天下的京师当官，其繁难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在张敞之前，京兆尹就频频换人，任职久的，也不过二三年，少者仅数月，“辄毁伤失名，以罪过罢”。连当时号称“治行第一”的著名循吏黄霸，在京兆尹的任上，也只勉强维持了几个月，就被以为不称职，罢归原任。汉宣帝挑来挑去，才下诏调胶东相张敞“守京兆尹”。“守”者，试用也；试用称职，才能“即真”（实授）。到职之前，皇帝问他能否把京师的盗贼收拾干净，张敞满有把握地表示能够办到。
上任之后，张敞殷勤访询长安父老，广泛打听方方面面的社会治安情况。面对长安盗贼猖獗、人民怨声载道的局面，他一方面赏罚分明，鼓励吏民捕盗立功；另一方面，又设法将那些家境比较富足、年纪稍大、有心洗手不干的偷盗团伙的头面人物召集起来，对他们进行改恶从善的教育。既训斥他们的过失，又昭示宽免其罪的意向；手里攥着他们的前科旧帐，敦促他们去将那些正在犯事作恶的盗贼罗致到官府归案，立功赎罪。
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偷盗头头献计说：“倘若一下子要将那帮家伙叫到官府来，怕会打草惊蛇，一些顽劣奸猾者会因此而吓跑。是否恳求官府权且赏给小人们一个胥吏的身份，小人们回去好相机行事。”张敝允许了这一要求，马上给这些愿意改邪归正的人以胥吏的职务，让他们回去为缉盗工作效力。
这批有了胥吏身分的老牌偷盗回家后，得意非凡，纷纷摆酒庆贺。各街坊区乡的大盗小偷们，自然都不敢不来为“老前辈”凑趣。一阵阵狂欢痛饮，一个个醉得七倒八歪。当此之际，承担了特殊使命、憧憬着新的希望的“老前辈”们，就悄悄地拿出红土块，在强盗、罪犯们的衣服上逐个画上记号。这帮家伙哪里知道，张京兆派出的缉捕人员，早已守候在里巷出入之处，看见衣服上画有红土记号的，见一个抓一个，一日之内，就捕得偷盗罪犯数百人之多。然后就是逐个审问，追查其犯罪事实，强令其检举同伙，许多无头公案一下子就弄了个水落石出。张敞都依据各人的罪恶大小，分别加以惩处。
经过这样一番整治，城市社会秩序立即好转，京畿地区的惯偷惯盗基本上被搜捕干净，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得到了安全保障。张敞治理地方的名声大振，皇帝也下令予以嘉奖。
称张敞的治术是采用刚柔相济、智力并用的办法，以盗治盗，巧于获得借用力量，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汉书·张敞传》
罗裒做生意获利几千万
罗裒（póu）是蜀郡成都人，生活在西汉的大商人。
起先，他在京师长安做生意。有一位姓石的人，很有钱，也很有办法，姓石的与一位姓苴（jū）的，都是闻名长安的大富之家。罗裒这个人很有力气，先是帮助姓石的做生意，经常随身带着几十万上百万的钱跑在生意场上。
等自己的钱挣得比较多了，他就派自己信得过的人，带上钱，到巴、蜀（即今四川）一带去采购长安一带没有的货物，运来京师贩卖，然后再把京师有而巴蜀没有的货物运回那里贩卖，这样来来回回，盈利颇高。几年的时间，就挣了一千多万钱。
罗裒拿出半数钱财，行贿给曲阳侯王根和定陵侯淳于长。那王根是哀帝的舅舅。而淳于长在立赵飞燕为成帝皇后、废立许皇后等事件中，都起了重大作用。因此，在皇帝面前是“大见信用，权倾公卿”。这两个人收了他的贿赂，自然对罗裒百般庇护关照。
有了钱，又有了靠山，罗裒便开始在各地放高利贷，甚至把高利贷放到郡守和王侯的封国中去。人们知道他的后台厉害，谁也不敢亏他的钱。他放出去的钱，无论本和利，都能毫发无损地收回来。
巴蜀盛产井盐和天然气，人们可以利用天然气来煮盐，罗裒便凭借王根、淳于长的势力开井煮盐。汉代已经实行盐铁专卖，煮盐带有一定的垄断的性质，所以，谁能得到煮盐贩盐的权力，谁就能发大财。
罗裒从放贷和煮盐当中挣了很多钱，他的资本一年就可以翻一番。然后，他又把这些钱投入到贩运中去。
因此，罗裒成了西汉成哀间有名的大富翁。
（《汉书·程郑传附罗裒》等）
淳于恭自责以教子侄
东汉淳于恭，字孟孙，北海淳于（今山东安丘县东北杞城）人。他生当王莽时代。王莽末年，天下饥荒，有饥兵将淳于恭的哥哥淳于崇捉去，想要烹食疗饥。淳于恭请求代替哥哥一死，乱兵为他的行为所感，将他的哥哥放掉了，兄弟两人均幸免于难。
淳于恭对老子的学说宠爱有加，其思想也深受老子的影响，清静而不慕名利。他家有一片山田，种的是果树。每当果子成熟时，总是有人到他家田中偷偷地摘果子。淳于恭与众不同，他不把小偷赶走，反而上去帮助他采摘，让小偷将果子拿走。他家的田地中又种有庄稼，有人偷偷地到他田地中割庄稼，淳于恭见到了，生怕偷割庄稼的人遇见他会感到羞愧，自己急急忙忙趴伏在草丛中。那情景，倒好像他自己做了小偷，怕被人发现似的。直到偷割庄稼的人从容离去，他才站起身来。因为他的所做所为是如此高尚，以致于乡亲们都受到感化，偷盗之事也很少见到了。
时遭乱世，天下纷扰，人们朝不保夕，不知自己会死于何时，所以都无心耕作，淳于恭却独自一人照样出去耕作。乡亲们都劝他说：“现在这样的纷乱时世，还不知道自己能活几时，种了庄稼也未必能享受得到，你又何必这样自讨苦吃呢？”淳于恭的想法却与众人不同，他答道：“即使我得不到这庄稼，留给别人享用，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见时世不可为，不肯应朝廷之召，隐居在山中，潜心养其志。尽管隐居山野，却仍然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一举一动，都合乎礼仪法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