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喊分钱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已经到了不分不罢休的状态了。村委向上级汇报后，上级批准可根据政策将农田补偿费的40%，按人口平均分给村民。金姚村村民每人分到9000元。但是经两委商议决定，有少部分人，户口虽在村里，因为某种特殊原因，也是不参加分钱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
宏亮担心自己已出嫁的女儿也会分不到钱，心里嘀咕着来到村委办公室。双武正在造册，宏亮就问：“双武，造分钱的名册了，我女儿琼花有吗？”双武抬起头认真地说：“没有。”
宏亮着急地问：“为什么？”
“不知道，村两委决定的。”双武仍造册。
这时昌林和青山走进办公室。宏亮又问：“青山、昌林，双武说我女儿没有分啊？”
“你女儿嫁出去了哇。”两人一齐回答。
“我女儿虽然嫁出去了，但户口还在金姚村没迁走。分钱应该按户口分的嘛！”宏亮的声音很响，挥手在办公桌上狠狠地一拳。接着又一屁股坐上办公桌，两只脚架起来：“我女儿没有份，你们就休想把钱分下去。”这时来了好多担心自家吃亏的村民，金祥婶走在最前面，进门就问：“昌林，我有吗？”昌林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金祥婶，你也没有。”
金祥婶一下就哭丧着脸说：“昌林，这样的话也让你说得出口。”又面朝大家，“你们给我评一评，我在国营砩石矿工作，1986年，政策规定儿女可以接替父母的班，我就按规定退休，让儿子维荣去接班。他的户口迁到矿里，我的户口迁回村里（户口对调）。我回村后，在村里当了十年妇女主任，做了多少工作，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的户口现在还在村里，你竟把我一脚踢开，一分钱不分我。现在我家维荣又下岗失业，家里一个小孩读书还要靠我们老的帮忙，早知道这样还接什么班？不管怎样，我和儿子总有一个户口在村里的，你们不分我，这是什么道理，你们评评看。村里如果真不分我，我就是为争气也要到街道、县里上访的。”她逼到昌林面前，“昌林！你说呀，你说出个道理来。”
昌林说：“你的户口虽迁回村里，但你还是享受原来单位的福利待遇的，你现在是有退休金的嘛！你的户口实际上是挂在村里的，所以没有分。”
“那我问你，我是不是金姚村人，你分钱是不是按户口按人口分的？你这样的话一点没道理嘛！”
这时来查询分钱的村民越来越多，办公室、会议室里站满了人，一片闹哄哄，都是骂昌林和青山的喧嚷声，震得人们耳鸣头晕。昌林和青山觉得这样解释都解释不清楚，就任凭他们闹着。
徐茂松的妻子沈仙群，知道自己两个儿子也没分，嚷嚷道：“又不是我不愿意把户口迁回来，不分，是没有道理的……”仙群还没说完，德衍委屈地说：“我两个儿子前几年读大学，国家规定要把户口迁到学校，但毕业后国家不包分配，自谋职业，后来连户口都迁不回来了。这是国家不让迁回来，又不是我不愿意，我儿子这样的情况也是要分的。不分也是没道理的。”大家的话越说越多，越闹越凶。有人喊着：凡是金姚村人都要分的，这是祖宗的田，子孙都有份的。这一喊，很多人响应。凡是金姚村人都要分的，凡是金姚村人都要分的。大有将办公室震塌之势。昌林站起来板起面孔说：“你们闹吧！闹好了再分。”青山走到双武身边说：“别造册了。看样子这钱分不下了！”三人就走出了办公室。
村长、支书、会计都走了，大家就又骂着：真的，你这样想把钱分下去？
也太气人了呀！
也太欺人了！
真不分我就与他们拼了……
村民们一面骂娘一边往家走。宏亮回家想想，徐茂松两个儿子也没分，去听听他的意思，他有先见之明。刚进门，就听茂松的妻子仙群在责骂茂松：你会算的，怎么自己家里这样大的事都算不着。我看你是七算八算，算得竹篮打水空荡荡，亏到顶了。茂松不作声。仙群又说，还说会做不如会算，我看你还不如斤米荡。斤米荡在田里橘苗一种，就得了几千元。
宏亮知道仙群是为1985年时，茂松为每个儿子花了15000元钱，从农业户口买成城镇居民户口。现在因儿子户口不在金姚村，这次分不到钱在怪茂松。心想，是你自己要把户口买出去，这就好像做生意，看歪了就亏本了嘛，你这种情况怪不到村里。那时你是想糠箩跳米箩嘛！农业户口和居民户口是天地之差，居民有固定粮票发，有油票发……有工作安排。有了工作，就是国家包了生老病死。况且工作在屋里，免受风霜雨雪之苦。当时，拿得出钱的人，啥都不用，都去买户口。没钱的人还眼红你们呢。哪料得，买进去的户口不给分配工作，只是发粮票。到后来，粮票也取消了，啥也没有了。真是活见鬼，就是给人家送了些钱去。啊呀！真应了那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古话，现在是全倒过来，花钱也不能将居民户口迁到农业户口了。你想把户口迁回农村，就是村里会同意，公安局也有规定，居民户口一律不准迁到农业户口。没门。
宏亮想着就说：“仙群，这个不能怪茂松。我家的囡嫁出去，可户口还在村里，这次也没有分，真是气死人了。儿子有分，女儿没有，这不是公开的重男轻女吗？这样的情况全村有好几个，我不相信他们能做得通。9000元钱啦，又不是小数目，我是要和他们拼命的。”仙群说：“一样，我们也一样的。这是上代太公的田，太公的子孙，田卖了都要分的。不分也是要和干部拼死的。”茂松斥责仙群：“户口都不在村里了，还想分，人家户口在村里都没呢！”仙群不高兴地说：“我听说城里有些村，像我们家这样的情况也是有分的，就是少一点。这样的事是靠缠的，缠得久，总会分点来的。”茂松站起来对宏亮说：“去老年协会看看。”又对仙群说，“你省省事吧！分不到就分不到呗，农业户口的人，都有分的吗？大多数村都没有嘛，和他们比一比就想通了。”
两人一起到了老年协会，往天，五六张桌子上都坐着老年人专心致志地打麻将、下棋。今天，坐的坐，站的站，只有一桌在打麻将，乱纷纷的样子。关原爷爷正在说话：“真是穷开心，富不宁。像以前集体化时那样苦，饭都吃不饱，布票只发三尺八，遮得屁股遮不得老巴，可是社员们和和气气，开开心心，劳动都很积极。现在有钱分还要争吵，真是搞不懂。”
“那时大家都一样，一起出工，一起休工，一样记工分，分的是生产队谷，烧的是生产队的柴，你穷我也穷。”汉松爷爷说。
不知谁说：谁说那时不吵的，就是吵的东西不一样罢了。人的心窝不平，总要吵的。那时农活有轻重，分配不均也要吵嘛。
这话也真对，没东西吵，农活分配不均也要吵。吵得最凶的是，公社分给每个生产队两个名额到公社茶场（离金姚村只四里路）上班。工分跟生产队挂钩，上班按茶场规定。这样的好事，除了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因成分不好，根本就不敢想）外，谁都争着想去。为这事，晚上这个那个到队长家串门递香烟，要队长让他去茶场。第一生产队金良宝当队长，昌林和舍宝两人有空就到良宝家里蛮缠。缠了几天不成，两人忍痛花了1元8角钱，买了一条雄狮香烟送给良宝。良宝看到两条香烟，眼睛亮了起来，说：“随便哪个去，总是有人去的。好，你们去吧！”
两人到公社茶场了，良宝天天抽雄狮香烟了，社员都觉得奇怪了：他以前都是抽8分钱一包的香烟，怎么这几天抽起干部烟来了呢。真是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让社员们知道了。几个厉害一点的社员都买了一条雄狮，送给良宝，笑嘻嘻地说，队长，让我也去茶场吧！弄得良宝下不了台。后来闹到公社，良宝被撤了队长职务，昌林和舍宝也回来了。结果还是采用拈阄的办法来解决。就是把大家都召集到记工室，队长拿来一张白纸，用刀裁成小纸头，当大家的面，两张小纸头写上“去社办”三个字。其余都是空白。又当大家的面折好放进一个毛竹筒，摇了又摇，然后让社员去拈阄，结果被金飞和德风拈到。两人早上7点30分（社员已经老早在田里劳动了）晃荡晃荡才从村里出去。下午四点半，太阳还老高两人又回来了，肩上还背着一捆柴根。两人从心里高兴，庆幸自己有好命，能到茶场上班。而社员却心里妒忌死了。斤米荡第四天就编出了顺口溜：
命好社员到茶场，迟出早归真爽趟。
干活省力又省气，工分一样记满满。
每天柴根一大捆，好柴可以烧好饭。
粮食又是同样分，余下稻米养猪娘。
猪娘生崽多卖钱，过年时节喜洋洋。
没命社员生来贱，面朝黄土背朝上。
甚怪世事太不均，眼睛红红泪汪汪。
想想看看怎干活，队里粮食怎不降。
一天，社员们正在路边田里割晚稻，到茶场上班的8个社员都肩上背着一捆柴根，走成一队回来了。队伍里，不知谁得意地向田里的社员喊了声“下班喽！”斤米荡第一个丢掉手中的稻把，一边跑出田去，一边大叫：“歇夜喽！一样记工分的人都歇夜了，大家歇夜喽！”一下，全部社员都跑出来跟在金飞、德忠两人后面回家了。队长大叫，没歇夜，太阳还没下山，快回来。可是社员们水一样地流出去流不回来了。队长火凛凛地大叫：你们谷子也不要了，明天起，我队长不来当了。这样一说，才有一些社员又回来挑谷子。只听有人说，挑你的几巴谷，茶场的人都不要挑，我也不来挑。因为干了一天，人已很累了。还要挑谷子，累上加累，简直是怕了。
大家都没忘，那集体化时，最苦的是双抢。每天早晨5点钟，公社的广播转播站就唱起了《东方红》，时而播着各个大队的双抢进度，时而是公社的通知，间或唱唱样板戏。公社广播一响，队长第一个从床上爬起来，到各家各户分配农活。出门时，天还灰蒙蒙，干了好一阵子，黎明才渐渐退去，天空很快碧蓝、碧蓝，一点云朵都没。又一会儿，红红的太阳真像一个火球慢慢升上来，很快就把大地蒸晒得滚烫滚烫，连田水都晒烫了。社员在田里插秧，田水冷得双脚又红又痛。太阳晒得乌黑油亮的背上汗流如雨。不但是热，还有数不清的蚂蟥弓着身体都来叮脚腿。被蚂蟥叮咬过的地方流血不止，用稻草把伤口扎一下，仍旧不停地插秧。割稻时，气温有时摄氏四十度，人在稻田里闷得喘不过气。人拿稻把放在人踩脱粒机上脱谷粒，那脚都提不起来。
公社驻队干部头戴草帽，肩挂白毛巾，手拿笔记本，常到田头来检查公社分配来的收种进度，完不成要敲敲大队长、生产队长的头，还要找个四类分子拖去斗争，以杀鸡儆猴。所以再累再困难也必须完成收种任务。（只是秧插下去了，田里的草又比秧苗高了，收成又不好，交了国家的农业税、统购任务后，剩下的粮食又不够吃了。）
双抢时，从早晨一直干到了晚上七点半，中央广播电台播着新闻节目，生产队才收工。社员脚都拖不动了，还要挑满满两箩的谷子到生产队仓库，大家都累怕了。到了家，脚都没力气洗就想睡觉了。可是女人还要在灶间烧晚饭。灶台上点着一盏墨水瓶改成的煤油灯，晃着昏黄的光苗，人在灶下烧着忽明忽暗的柴火。
有一次，仙群用生产队里稻草烧饭，罚了五元钱，仙群哭得去上吊。那天仙群把谷子挑到生产队后，匆匆忙忙回家点起煤油灯就准备烧饭，可是晒在屋外的茅草被人偷了，只好烧湿茅草（当天午休时，在田塍上割下来的）。人在灶下一边吹火一边骂：“谁把我晒在屋横头的柴都偷去了，今晚可烧不熟饭了。”说着就哭了起来，“偷柴的人不得好死，明天就死……”这时，两个儿子高兴地跳到仙群身边，仙群对着孩子就是两个手栗子，骂道：“整天跑到外面干什么，早上你看到我晒茅草在外面，天晚了也不收回来。”（因为那时金姚村很缺柴火，山上的柴火不够烧。）仙群拿起扫帚在桌子上扫：“该死的瘟鸡，总要飞到桌子上拉屎的。”又骂着孩子，“眼睛不看牢，地上都是鸡粪，脚乱踩，打死你。”到灶下一看，火又灭了，她就急急地到生产队牛屋拿了两把稻草来烧，结果被罚了五元钱。为此，仙群用绳子去上吊，幸好茂松算到她的脾气，她的脚刚踢翻凳子，茂松就及时把她抱牢了。
在打麻将的月娥，突然停住去抓麻将的手，大声说：“我女儿的户口，选举投票就有用了，就来拉票了，到分钱就没用了。我老公死得早，没有儿子，你们都来欺侮我。”原来月娥两个女儿都结婚了，村里决定只分给她一个女儿的钱。月娥又说，公共食堂时，民兵把我捆在柱子上打，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那是大跃进的时代，村村开起了大食堂，农村实行人人吃饭不用钱，还说是拉开肚皮吃饱饭。可是好景不长，没到一年，食堂就无米下锅，只好烧些毛芋、山薯、萝卜杂混起来的苞萝羹。大家都拿着陶盆排队，炊事员按次序每人一勺。轮到月娥时，羹桶里已空了，炊事员把沾在桶壁上的都刮下来，也只有半勺。月娥没吃到份儿，肚子饿得发痛，人都快站不住了，人气得说不出话。她懒洋洋地走过晒谷场，看着一堆叠得方方正正的栏肥冒着热气，她知道里面有很多山薯，生产队利用栏肥发酵的热量把山薯放到里面孵芽。
这时饥饿使她走了过去，掀开栏肥就挖了一个山薯，用衣服一擦，连忙放在嘴里狠命地咬起来。刚好走来生产队长，逮个正着。民兵就把她捆在食堂的柱子上，拿起竹梢狠命地抽。月娥的脸上，手背上都被打得血淋淋的。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哀求：我再不敢了，饶我吧！可是民兵把她打得不会喊了才罢休，还说她偷吃种子，要把她送到县里坐牢。
月娥边哭边说：“现在可不比以前了，政策开明了，讲民主了，没有那样好欺侮了。他们真不分我钱，我就到县里、省里、中央去上访。”这时关原爷爷说：“当时，月娥因食堂打不到羹，饿昏了去挖一个山薯吃被人打，她都不敢骂人、不敢上访，而只有讨饶。现在分不到这点钱比那时还气，其实现在大家都不差这点钱，比以前好二百倍也不止，主要是心理不平衡。古人说，不患贫，患不均。不均就会出问题，小不均出小乱，大不均出大乱。”茂松说：“其实也不是均不均的问题，哪个时代都不均，而是现在政治民主了，老百姓敢说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