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小说中的死亡情结
对生命而言，有诞生就会有终结，有多少生命曾经来到世间，就会有多少死亡降临在世间，生命有多密集，死亡就有多密集。正如西汉扬雄在《法言·君子》中所言：“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这是一个再浅显不过的道理。但是，自古以来，人们对于死亡的态度却并没有因此而有丝毫的释然和豁达。自人类诞生以来，对于生命终结的焦虑，也就是对死亡的焦虑，始终像鬼魅一样徘徊在人们的心头，挥之不去。在人类的情感世界中，“生”被赋予了喜庆、祥和的色彩，而“死”则成了恐惧、悲伤的代名词。
死亡自古以来就是文学的不朽主题。远及《诗经》、《论语》、唐诗、宋词，近至现当代文学中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对死亡的关注程度几乎是少有能够与之比肩的。在形形色色的文学作品中，与现实世界的价值认定相关联，死亡被赋予了丰富的意蕴和内涵：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使死亡具有了名留史册的恒久意义；刘兰芝、焦仲卿“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用生命的代价诠释了爱情的真谛；而在革命的祭坛上徒然作了示众材料的夏瑜的鲜血则昭示着国民的愚懦……在当代文学中，先锋文学对死亡本身的热衷更是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在罪恶与暴力中展示死亡这束“恶之花”的妖冶、恣肆成为许多先锋作家的拿手好戏。
迟子建走上文坛之时，正是先锋文学方兴未艾之际。但是，在迟子建的作品中（即便是早期作品）却丝毫不见任何“先锋”的痕迹。如果说先锋文学是远离大众的一次艺术的空中冒险，那么迟子建的创作则始终在紧贴着地面飞翔。如果非要在两者之间建立关联的话，也许对于死亡的情有独钟是二者唯一的相近之处。但是，迟子建与先锋文学在对死亡的关注角度、表现方式、意义呈现等方面又存在着天壤之别。
有论者曾这样评论迟子建的小说：“在她的小说世界里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死亡情结’。”此说并不为过。纵览迟子建迄今为止的所有小说创作，几乎很少有哪一篇作品不涉及到死亡的话题。从早期的《北极村童话》、《沉睡的大固其固》、《北国一片苍茫》，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亲亲土豆》、《岸上的美奴》、《雾月牛栏》，再到新近发表的《一匹马两个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额尔古纳河右岸》等，各种各样的死亡奔突而至，密集得让人目不暇接：“老苏联”在人性的冷漠中孤寂而去，死不瞑目（《北极村童话》）；芦花的妈妈被狠心爸爸的一把大火活活烧死（《北国一片苍茫》）；年少的美奴不堪疯癫的母亲带给自己的耻辱，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将母亲推入江心；乌塘镇的蒋百死于矿难，为了有朝一日给丈夫讨回公道，蒋百嫂居然藏尸家中……而在《树下》、《额尔古纳河右岸》等长篇小说中，甚至通篇拥塞着一个又一个的死亡，几乎成为故事得以延展、连缀的主要动力。
一般认为，只有屡经岁月沧桑的老人才会对生死问题发生兴趣，朝气蓬勃的青年人往往因为现时世界的精彩而忽略对人生终极问题的关注和思考。那么，年轻的迟子建为什么会对死亡这个话题有如此浓厚的兴趣？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其一，从个体成长经历的角度而言，幼年和少年时代的迟子建目睹了太多的死亡场面，死亡在她幼小的心灵深处形成了深刻的心理印痕。如作者自己所说：“我就这样嗅着死亡的气息渐渐长大了。它给我稚嫩的生命揉入了一丝苍凉的色彩，也催促我早熟。”1986年1月，也就是迟子建刚刚走上文坛之际，迟子建并不算年长的父亲溘然长逝。父亲的死对迟子建的影响是重大的，在其后的许多作品中，“‘父亲之死’大概要算是迟子建小说中最常见的故事情节和结构因素了”。诸如《白雪的墓园》、《遥渡相思》、《重温草莓》、《原始风景》等等。随着时间的消逝，正当这段痛苦的记忆渐渐淡出的时候，结婚不满四年的丈夫在一场车祸中的意外身亡再一次将迟子建抛入无边的伤痛之中，心灵深处未及弥合的伤痕再一次被狠狠地撕裂。死亡所形成的生存阴影一直笼罩在迟子建的生命旅程之中。其二，从个人气质角度而言，作为女性作家的迟子建属于感伤型的作家。在她的作品中，始终浸润着一种浓浓的感伤情绪，她的作品具有一种先天的“伤怀之美”。带着这样一种审美情趣来观察世界，死亡这一最易给人带来伤怀的话题对迟子建而言就具有了不可抵御的诱惑力。所以，是否可以这样表述，迟子建作品中的“死亡情结”，既是由作家独特的生命体验决定的，也是作家本人个性特征的必然选择。上述两个方面的阐释，均是从创作个体的角度出发得出的结论，本文接下来的主要任务，是从地域文化这个相对较为宏阔的视域内来探寻迟子建小说中“死亡情节”的内在机缘。
一、死亡：在即兴的方式下进行
在一次访谈中，迟子建这样描述她在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所描写的鄂温克族对于死亡的理解：“在少数民族中，他们的死亡观念和汉民族是不一样的。他们把身体看作是神灵的一部分或者是自然的一部分。神灵随时都可以把他们的生命取走，无论是在痛苦或者快乐的时候，生命都可戛然而止。也就是说它们的死亡不仅是奇异的，而且还是很即兴的。”迟子建这里所说的“即兴的”死亡，在我看来，指的就是死亡的无常性，它可以随时随地以各种方式降临，甚至毫无征兆、没有任何理由。比如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作品中，各种各样的死亡就充满了“即兴”性：“我”的姐姐列娜在一次部落迁徙的途中在驯鹿身上睡着，掉下去后仍浑然不觉，在睡梦中被冻死；瘸腿的达西带着自己心爱的猎鹰“奥木列”在与狼搏斗中身负重伤，虽然报了当初的“一箭之仇”，但他和猎鹰也奄奄一息，被另外的几只饿狼吃掉了；父亲林克在一次外出换取驯鹿的途中遭遇暴雨，被雷电击中，不幸身亡；母亲达玛拉在自己儿子鲁尼的婚礼上盛装曼舞，在舞蹈中安然逝去……由此可见，对于死亡，迟子建所说的“即兴”，已经排除了我们日常所言“即兴”中的主观色彩，并非出于主观意愿的“兴之所然”，也并非生命自身的寿终正寝，它更多地属于一种意外事件，即打破了正常的生命逻辑，发生在人力的控制之外的死亡。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种“即兴”的死亡，理解成一种意外死亡，或者非正常死亡。
这种“即兴”式的死亡不仅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少数民族身上发生，在迟子建的其他作品中也屡见不鲜：在《沉睡的大固其固》中，做还愿肉为小镇上所有的孩子消灾的媪高娘，被魏疯子推下的一截圆木砸中头部，丢了性命；在《树下》中，七斗的姨妈一家四口全都惨死在邻居朱大有的枪下；在《秧歌》中，拉黄包车的李老头，只因为剃头师傅给他剃了个光头，就觉得遭遇了奇耻大辱，用剃头师傅的剃头刀结束了自己的性命；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我”的魔术师丈夫死于一场车祸，而这场车祸的起因，居然是因为肇事摩托车的主人因为憋了尿而骑快车闯了红灯，而那辆摩托车，更像一个“瘸腿老驴”一样破烂不堪；在《伪满洲国》中，各种离奇的死亡更是不胜枚举：因为亲手害死了自己儿子而变得精神恍惚的张秀花最终葬身狼腹；做了和尚的杨昭被两个胡匪割心挖肝，“扔到锅里去煮”，“未等煮烂”就作了两个胡匪的下酒菜；身体硬朗的张家老太为了显示自己结实的牙口，张着嘴用手往里扔蚕豆，蚕豆飞进气嗓，命归黄泉……在迟子建的小说中，死亡多是以这种离奇怪异的面孔出现，往往毫无征兆，让人措手不及。在这里，死神就像一个惯于恶作剧的鬼魅，在即兴的方式下，把各种各样的死亡附着在人们的身上。
这种即兴方式下的死亡彰显了迟子建对于生命的认识：在她看来，在整个自然界中，人的生命貌似强大，实则脆弱无比。风雨雷电、虎豹熊狼、战争杀戮、矿难事故、瘟疫疾病、饥饿灾荒……能够结束人的生命、致人死亡的力量实在太多太多。正如作者在《一匹马两个人》中借老头的嘴感叹的那样：“一块这么不起眼的石头就要了她的命”，这真让人“想不明白”。与老头相濡以沫、相伴一生的老太婆，只是在睡梦中被跌落车下，撞在那块“不起眼”的石头上就一命呜呼了，生命啊，何其脆弱！
在一篇创作谈中，迟子建这样回忆自己最初对生命的理解：从中国的版图上看，我的出生地漠河居于最北端……
……短暂的夏季来临的时候，莱园就被种上了各色庄稼和花草。……一到昼长夜短的夏天，这形形色色的植物就几近疯狂地生长着，它们似乎知道属于它们的日子是十分有限的。我经常看见的一种情形就是，当某一种植物还在旺盛的生命期的时候，秋霜却不期而至，所有的植物在一夜之间便憔悴了，这种大自然的风云变幻所带来的植物的被迫凋零令人痛心和震撼。我对人生最初的认识，完全是从自然界的一些变化而感悟来的。比如我从早衰的植物身上看到了生命的脆弱，同时我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了生命的从容。
正如迟子建在同一篇文章中强调的那样，“我对文学和人生的思考，与我的故乡，与我的童年，与我所热爱的大自然是紧密相连的。”迟子建的童年时代是在居于中国版图最北端的北极村度过的。包括迟子建的故乡在内的东北地区，在自然气候上与中原地区存在很大差异。中原地区四季均衡，气候宜人，无霜期长，适于植物生长，所以，一年之内多数时间草木茂盛，生机盎然。很多南方地区更是四季繁花，温暖如春。在这样的地区是不易目睹万物凋敝、山枯水瘦的寂寥场面的。东北则不同。东北地区冬长夏短，一年内大部分时间白雪飘飞，自然界提供给植物生长的时间极其有限。而在这极其有限的生长期内，丰富的降雨和短暂夏季里持续的高温让各种植物生机勃发，长势旺盛。但这旺盛的生命又会在“不期而至”的霜冻中瞬间消逝，让人生发出无限感慨。如果说中原地区草木的凋零是由于生命周期的终结，要经历一个逐步“式微”的过程，那么东北地区的万物凋敝则更多地是在大自然的意外袭击下发生的，毫无过渡，具有突发性和意外性。由此可见，迟子建对于生命的独特认知与东北地区特有的气候环境是密切相连的。
在现代科技不断发展的时代，人类从相偎相依的自然万物中抽身而出，越来越跋扈地凌驾于万物之上，将宇宙自然置于被征服的他者之境。在现代科技的助力下，人类的寿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延长，人类的力量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大，人类生命的韧性和强度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所有这些辉煌的“战绩”都来源于现代理性，但是现代人在津津乐道于此的同时却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理性前提，那就是生命毕竟只是生命，它本身的性质和属性决定了它在具备坚强韧性的同时永远也摆脱不了脆弱的一面。正是在这种貌似不合时宜，实则为一种更为清醒和理性的思想的指导下，迟子建固执地认为，人类的生命，在大自然的谱系中，永远是和脆弱联系在一起的。这并不是对人类自身的否定，而恰恰是对人类生命的一种尊重。同时，那起于倏忽、止于瞬间的“即兴”式的死亡，则以各种乖戾的表情嘲弄着貌似强大的现代科技。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对于飞速发展的现代科技，以及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我们生命的质量和强度，迟子建是抱着一种怀疑态度的。
二、死亡：圣洁平和与充满活力
在惯常的意义上，生与死分别代表着生命的两极，生意味着生命的起始，死意味着生命的终结。而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无论即将开启的生命之旅是一片坦途、充满阳光，还是荆棘遍布、步履维艰，生命的降临都是充满喜庆意味的。与之不同，从古至今，死在人们的观念中，始终是与恐惧相伴相生的，“死亡是人类的一个永恒的隐痛”。古罗马哲学家马可·奥勒留曾经在他的名著《沉思录》中发出这样的感叹：当秋日来临，大抵染成金色，人可以在低垂的谷穗和成熟的橄榄中领略一种心旷神怡的美，何以人独独对他自己生命的成熟期视若畏途呢？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悖论。为什么人类会对死亡充满恐惧？印度当代哲学家乔德哈里认为，对死亡的畏惧大致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首先，死亡是种痛苦的经验，一个垂死的人，通常要经历巨大的苦痛。其次，死去之后万事皆空，我们生前孜孜以求的享受、荣誉、名位、财富等等，一切将化为乌有。第三，我们将被周围的人忘却，因此失去我们的骨肉和亲朋挚友。”而在叔本华看来，“我们所以怕死，事实上是怕个体的毁灭，死也毫无隐讳地把自己表现为这种毁灭。但个体既是在个别客体化的生命意志自身，所以个体的全部存在都要起而抗拒死亡。”而在我看来，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一方面源于人们对现世的留恋，对生的眷顾，另一方面则源于人们心灵深处对死亡本身的惧骇。但是，在迟子建的作品中，死亡，却是带着圣洁平和与充满活力的光晕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中的。
迟子建有一篇短篇小说，名字叫《到处人间烟火》。用这篇小说的名字约略可以概括出迟子建小说在取材上的一个总体特点。无论是早期创作中讲述的“北极村童话”，还是后来作品中呈现出的更为厚重、博大的底层镜像，迟子建的小说总是于字里行间萌动着浓浓的人间烟火气息。这种气息的获得主要应该归功于作家所采用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正如批评家谢有顺所言，“迟子建择用了现实主义的方式来写作”，使“接近迟子建的小说没有任何困难”。但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为阅读行为削平难度的同时，也存在一个先天的陷阱，那就是对现实的亦步亦趋的追随，从而丧失了艺术之为艺术的根本。在这一组悖论中，迟子建没有丝毫的尴尬。比如在对死亡本身的描写上，迟子建一方面坚定地视死亡为死亡，而不是将死亡从最底层的芸芸众生中抽离出来上升为一种纯精神性的活动，无论是《北极村童话》中“老苏联”奶奶在非常年代的孤寂而去，还是《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蒋百在顶顶乌纱的掩盖下的神秘失踪，这种种死亡都是密切地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本身粘连在一起的。另一方面，迟子建呈现给读者的死亡，又绝非是现实生活本身的一种简单复制，而是将其进行审美化的处理，使死亡超越死亡本身的既有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