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唐弢等先生著文指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洪子诚先生认为，“唐弢先生说的当代文学不宜写史，主要是对当代人处理新近发生的事情的可靠性的怀疑。时间过于靠近，心理、情感缺乏距离，大概就容易看不清楚，过于情绪化吧。”[]对于“十七年”文学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段历史距离我们现在已经越来越遥远，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时代语境上都已经真正进入了“历史”范畴。逐渐抛却了“当局者迷”的干扰，这段历史的本真面目在我们面前应该渐趋清晰。按照唐弢先生的观点，此时写史应该渐入佳境。可事实好像并非如此，与20世纪90年代以前文学史家自信而决绝的姿态相比，对于“十七年”文学如何进入文学史，近年来的学者们却表现得越来越犹豫不决。问题不但没有因为时间的推延而明了，反而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
这应该是一个可喜的进步。意识到问题的
复杂性，说明我们对这段历史的思考正在走向深入。十七年文学如何进入文学史，其难度一方面来源于当代文学史写作自身的诸多困惑，比如文学史写作如何最大程度地呈现历史原貌？绝对的客观公正是否可能？如果主观因素不可避免，那么如何处理史家价值判断与文学史实之间的关系？具体到“十七年”文学，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十七年”文学在整个20世纪文学史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我们应该如何评判这段备受争议的历史？评判的标准是什么？这一标准是否科学有效？等等。
一、“十七年”文学的文学史价值
在现有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中，不同史家对“十七年”文学的处理方式也是不同的，体现了对这段文学史在价值和立场上的差异。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许多著者对这段历史进入文学史采取了极力压缩的方式。比如被教育部列为“面向21世纪教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十七年”和文革近三十年的文学只占全书的五章，而新时期以后的二十年却占了八章。黄修己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从1949年到1985年，计三十六年，只占全书的两章，而1986年到1998年，计十二年，却占了三章。类似的情况在陈思和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孔范今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金汉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等文学史著作中，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如许多学者指出的，“对‘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盲视’几乎成了8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史’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甚至在大学中文系的课堂上，它们都会被毫不犹豫地忽略乃至省略。在80年代的文学史叙述中，公式化、概念化、政治化的‘文革文学’，乃至‘十七年文学’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当代文学’的真正意义是通过‘新时期文学’加以体现的。”
这一处理方式的认识论基础是对“十七年”文学文学意义和文学史价值的否定。“文革”结束后，出于对以往政治运动对文学的伤害的反感，人们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几乎是义无反顾地将“文学的自主性”作为评判文学价值的重要甚至唯一标准。在这一标准的衡量下，“十七年”文学无疑是处在劣势的，其文学意义和文学史价值自然要受到质疑和否定。这就勾连出一连串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些问题：“文学的自主性”作为衡量文学意义的标准是否科学？一段缺乏“文学自主性”的文学历史是否就是缺乏文学史价值的历史？
一个不容否定的基本事实是，“十七年”文学确实在当时深受政治的影响。很多学者惯于用“一体化”或“一元化”来形容当时文学的基本态势。指的是在意识形态力量的参与下，当时文学的生产方式、组织方式以及文学形态等都表现出高度趋同的倾向。“‘一体化’与文学历史曾有过的‘多样化’，和我们所理想的是‘多元共生’的文学格局，构成正相对立的状态。”当时评价文学作品优劣高低的标准也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但是，对基本文学事实的认定并不代表对以“文学自主性”作为衡量这一时段文学意义和价值的标准的认可。所谓“文学的自主性”，本身就是一个极其脆弱和模糊的概念。文学不是一门封闭自足的艺术，而是一门开放的艺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地理、民族等各种因素都会对文学产生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反过来，文学也会对上述这些因素发生一定的反作用。正因为如此，从古至今，文学始终没有真正做到过所谓的“自主”。在此我们不必列举封建社会诸如“文以载道”之类的文艺思想对文学的规训，即便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一普遍被认为是文学摆脱了政治束缚的时代，文学其实也很难实现完全意义上的“自主”。这不仅指文学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受到从属于政治的作家管理机制、评奖制度、作品审查制度等的规约和指导，同时，更为显在地，在这个商品意识空前膨胀的社会中，文学艺术更难以摆脱商业大潮的裹挟。那么，我们是否就应该据此也否定当下文学的价值而使其淡出文学史呢？
客观地讲，不但以“文学的自主性”作为衡量“十七年”文学意义和价值的标准是值得怀疑的，而且当代人确立的任何价值标准都难以保证不在将来受到后人的质疑，包括一度被奉为金科玉律的“文学性”标准。这是因为，任何标准其实都是一种主观预设的想象，这种想象植根于当代人的价值观念和理想模式。政治标准、艺术标准、自主性标准、文学性标准、现代性标准……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人们为自己确立的一个参照体系。我们不反对运用这一参照体系对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学进行评判，这是任何人在任何时代都拥有的权力。并且，完全抽离了价值判断的文学史著作也是不可想象的，那样只能使文学史沦为一盘史料堆砌而成的散沙。洪子诚先生曾经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尝试一种“价值中立”的“知识学立场”，但他同时也指出：“我在《文学史》中讲到的对价值判断的搁置与抑制，并不是说历史叙述可以完全离开价值尺度，而是针对那种‘将创作与文学问题从特定的历史情景中抽出来，按照编写者所信奉的价值尺度作出臧否’的方式。”因此，如果凭借预设的评判标准将某一段文学排除在文学史外，造成历史的空白，无疑是武断与粗暴的。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存在的历史意义，“十七年”文学尤其如此。
首先，“十七年”文学是历史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从左翼文学到延安文学，再到文革文学，“十七年”文学在这段历史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如果将左翼文学和延安文学等视为“一元化”文学形态的萌生和发展阶段，那么“十七年”文学则可以被视为成熟阶段。1949年以后，解放区的文学形态和文学模式被作为一种成功的经验推广到全国，“十七年”文学则是这种经验全面推广的结果。文革文学虽然对“十七年”文学采取的是一种否定的姿态，被江青等人称为“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的文学，但在内在机理上二者是有深刻的渊源的。只不过文革文学已经是这种文学形态“盛极而衰”的产物，走向极致的同时，其内部也在酝酿着一种反动的力量，比如文革后期地下文学的兴起。
其次，“十七年”文学见证了新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探索文学道路的过程。虽然新中国将解放区文学作为一种成功的经验借鉴过来，但是，解放区文学毕竟是一种区域性文学，被作为整体模式推广后还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在建国前，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思想的解放区文学，是作为包括国统区文学、沦陷区文学在内的三元文学形态中的一元出现的，建国后，解放区的文学形态对其他文学形态形成了强烈的挤压效应，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就曾斩钉截铁地宣布：“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多元并存的格局必然要被打破，文学的单一化就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在文学方面主要就是力图解决这一矛盾。并且，“十七年”文学和解放区文学的具体语境也是存在巨大差异的，前者发生在相对稳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而后者则是处在一种战争文化的大背景下，如何使一种战争文化下产生的文学模式在和平建设时期成功转型，这也是需要解决的矛盾之一。建国后一系列针对文学创作领域的批判、斗争，其实是反映了在探索有效的、适合本国国情的文学发展模式的努力和焦躁状态（借文学批判另有所谋者当别论）。
再次，“十七年”文学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段内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特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在“十七年”时期，整个国家从上至下都笼罩在一种激越、兴奋，充满激情和理想主义的氛围之中。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精神气质。作为对现实世界主观再现的文学作品，同样秉承了这一精神特色。无论是革命历史题材的《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还是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创业史》、《暴风骤雨》、《上海的早晨》，无不于字里行间再现着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风貌。也正是“十七年”文学的这种特征，决定了其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不可取代的“这一个”的独特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十七年”文学缺席或被删减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肯定是一部不完整、存在巨大缺憾的文学史。
从根本上说，文学史的书写疏离不了价值判断，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认为，文学史最本原的任务却在于对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记录和描述上，而非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在记录和描述的过程中自发地体现出来的，或者说是潜在地指导记录和描述的，但这种价值判断本身无法担承起“史”的重任。对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来讲，“十七年”文学是完全陌生的，他们进入这段历史的通常方式就是借助于文学史的叙述。克罗齐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指的是贯穿在历史叙述中的价值观念是叙述人的，或者说是史家的，它们具有当代性。只有作为客观存在过的历史事实才是历史的，这种历史事实是不可改变的，不会像史家观念一样随时代之变而变。因此，文学史在“史”的层面上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记录和描述，因为某一历史现象背离了史家期望的价值立场就将其裁减掉是荒唐可笑的，也背离了文学史的初衷。“说当代文学只有评论而没有史，说它只有浩大声势而没有相对成熟的学术成果，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
二、重新建构的危险性
与这种压缩、忽略不同的另外一种对十七年文学的处理方式，是对这段历史进行重新挖掘与对已有文本进行重新解读。这种处理方式以陈思和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为代表。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渐高。之所以提倡“重写”，是因为当时大家普遍对已有的文学史著作不满意，因为当时的文学史著作对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选择和评判多还停留在意识形态的视角，这在要求文学“向内转”、呼唤“文学自主性”的80年代自然是要受到批判的。“重写”的目标之一便是“要把文学史的评价标准逐渐移向文学审美领域”，“原则上是以审美标准来重新评价过去的名家名作及各种文学现象”，“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由此可见，“重写文学史”旨在颠覆与重建，颠覆的对象应该是以往政治标准视角下的文学史著作，或者说颠覆的是以往史家价值判断的标准，重建的目标也是将政治标准置换为审美标准。对当代文学史来说，颠覆和重建的重点主要是在“十七年”文学。当时对文革文学和刚刚开始不久的新时期文学的争议相对较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