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3年（崇德八年），清太宗皇太极在沈阳意外暴毙，年仅6岁的皇九子福临在两派争夺皇位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被多尔衮推到台前，承继大清皇位，是为清世祖。
福临登基之初，由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睿亲王多尔衮辅政。在福临于北京举行登基大典时，多尔衮逐渐排挤了济尔哈朗，由摄政王变为“叔父摄政王”，而济尔哈朗，却为“信义辅政叔王”。如果此时多尔衮取代福临，那是易如反掌，但多尔衮始终没有行动。据说这里是因为多尔衮与福临生母，皇太极妃孝庄文皇后有秘密的协议：当年皇太极死后，才高貌美的孝庄文皇后盛年寡居，多尔衮对其嫂美貌早已垂涎，不时以陈奏机密为由，出入宫禁，向孝庄后表示诚爱之心。孝庄后为了使自己的儿子能够稳坐天下，孝庄后遂提出“你若真心爱我，必忠心为国，捍卫我母子，待天下统一之日，即是你我姻缘成就之时”。于是多尔衮与孝庄后对天盟誓，并在臂上刺血写书为证。从此，多尔衮便励精图治，百倍勤勉，后终于如愿以偿，太后下嫁。
此系传说，未有确切考证。不过满族旧习，弟娶兄嫂，妻分子侄的事是常有的，孝庄后能够以美色将当年的洪承畴拉过来，看来此事也并非是捕风捉影。
虽然多尔衮没有在他权力达到顶峰时夺取帝位，但对于少年天子福临来说，他一直生活在多尔衮的影子里。十二岁的福临曾有过被锡翰、冷僧机、纳布库等多尔衮亲信拥着“驾幸”摄政王府，恭问皇父摄政王安康。
回宫后，福临既愤怒又胆战心惊，多尔衮大权独揽，应属皇帝的两黄旗大臣被多尔衮分化瓦解；多尔衮权倾朝野，且又在盛年，出头之日不知何年何月，只有听天由命了。
正当少年天子愁闷苦恼之时，1650年（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多尔衮意外地死于喀喇城（今河北承德市郊），此时的福临，欣喜若狂，却不得不装出十分悲痛的样子，为多尔衮举行“国葬”，追封为成宗义皇帝，并将多尔衮夫妇袝太庙，使多尔衮死后得到了特殊的荣耀。
1651年（顺治八年）正月十二日，14岁的少年天子福临举行亲政大典，接受诸王大臣叩拜，顺治终于拨云见日，荣登龙位。
虽然顺治举行了亲政大典，但摆在他面前的困难重重：多尔衮虽死，但其亲信在朝中都握有重权，英亲王阿济格亦在力图接替多尔衮而执掌军政大权，多尔衮嗣子和养子多尔博和劳亲掌握着两白旗和正蓝旗，是威胁顺治皇位的潜在力量，正像历史上许多幼年亲政的皇帝一样，亲政伊始的顺治帝虽然只有14岁，却开始了他知难而进，集权中央的一系列举措。
多尔衮去世后，英亲王阿济格欲拉拢多尔衮生前亲信，欲夺两白旗归己。但正白旗大臣鳌拜等人却联络四旗大臣揭发了英亲王，顺治乘此机会将英亲王阿济格擒捕，押解到京，将其幽禁起来，没收原属于他的十三牛录归顺治的两黄旗下。同时，顺治提苏克萨哈、鳌拜、巴哈等人为议政大臣，将博洛、尼堪复封为亲王，在自己身边形成一股护卫皇权的势力。两红旗和镶蓝旗的势力也迅速靠拢过来，久被压抑的济尔哈朗也站到了台前，再次辅政，但此时的顺治帝已初次显露出他的治国之才。第一次理朝就命各议政王大臣推举各部尚书、固山额真的缺员、推贤上奏，决定权仍在顺治手中；议政王大臣遇紧急要事，必须上奏皇帝；细务由理政三王处理。
由于顺治帝的刻意提拔，两黄旗原有大臣鳌拜、索尼、遏必隆、巴哈等迅速掌握了朝中大权，取代了多尔衮的亲信谭泰、何洛会等人。而且由于顺治恩威并施，两白旗、两红旗、两蓝旗的大臣多数都向皇权靠拢过来。
1651年（顺治八年）二月十五日，郑亲王济尔哈朗、理事三王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同内大臣遵旨审理摄政“谋逆”一案，最后议多尔衮有罪十条：以皇上之继位尽为己功；独专威权，擅作威福，一切政事和本章自行裁处，概称诏旨；不令郑王预政，擅令其弟多铎为辅政叔王；谋死肃王，逼纳其妃；以朝廷自居，令诸王、贝勒、贝子等日候府前；府第仪仗、扈卫人员皆僭拟至尊；亲到皇宫内院；诳称太宗即位“原系夺立”；私制帝服；逼取皇上侍臣归己旗下等等。郑亲王等奏请处死睿王党羽何洛会、胡锡兄弟等。
福临立即批准，同时颁旨追论睿王罪状诏书，诏书最后称：“多尔衮逆谋果真，人神共愤，谨告天地、太庙、社稷，将伊母子并妻所得封典悉行追夺。”
多尔衮仅得到昙花一现的荣耀，在其死后两个月即被夺去所有封典，其属正白旗转归于顺治亲辖，其府宅入官，陵墓被毁，其尸体被挖出来，用棍子打，鞭子抽，最后被砍掉脑袋暴尸示众后，焚骨扬灰。
不久，福临将投靠多尔衮的两黄旗大学士刚林、一等公吏部尚书谭泰、镶白旗三等子固山额真、何洛会及其兄胡锡等五大臣磔死（分裂肢体而死）。
多尔衮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其旧日亲信被杀，其势力被夺。顺治在刚刚亲政之初即开始了巩固皇权的行动。很快，顺治便将英亲王阿济格及其子劳亲勒令自尽。给其王兄肃亲王豪格平反，封豪格之子富寿为和硕显亲王，将豪格军功增注于册，复豪格爵。晋封其五兄硕塞为和硕亲王、议政王。接着，加恩宗室，晋尼堪博洛为和硕亲王，宗室亲贵一律得到提升，在顺治身边形成以皇权为中心的统治圈。
1651年（顺治八年）八月，14岁的福临在北京紫禁城举行了册立皇后的大婚礼，被册立的皇后是蒙古科尔沁国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博尔济锦氏。这是满清与蒙古联姻的继续，亦是巩固清王朝统治的要求，尽管14岁的顺治帝开始对此婚事不满，但来自孝庄太后和郑亲王等王公大臣的压力使得他不得不屈服。可见，顺治帝还未完全掌握军国大权。
然而，胸有大志的顺治帝怎肯久困于此境地。果然，未过两年，顺治便做出一件轰动的事情来。
1653年（顺治十年）八月二十四日，顺治谕令礼部、内三院查阅前代废后事例，群臣震惊。同日，大学士冯铨、陈名夏、成克巩、张端、刘正宗上奏称“皇后母仪天下，废后之事关系重大”。并举汉光武帝、宋仁宗等因废后而终成盛德之累。顺治立即予以迎头痛击，称废后是因为后无能，不能母仪天下，如有在其他方面根据引证者，定严厉斥责。
顺治废后的理由有二：一是皇后由多尔衮给选定，没有经过自己的选择；二是与自己不和分居三载。礼部尚书胡世安等人深知顺治少年心性，龙颜易怒，于是上了一道奏折，建议顺治帝此举交诸王、贝勒及大臣、内三院、九卿、詹事、六科给事中，各掌道御史会议具奏，顺治帝批准。
群臣议时，也是人人都想到如使天子难堪，祸及其身，于是以册后关系很大，已告天地诏示天下，不宜改变。但顺治帝拒绝让步，称与皇后分居三载，虽古今废后会给后世留下议论，但形势逼迫难以容忍，所以才有此举，此事交诸王、贝勒、大臣及各官再议。
顺治话虽不多，但用意明显。再集议，要么冒着掉王冠和乌纱帽的危险，拼死上谏，要么遵旨办理。最后，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上奏遵旨办理，顺治下诏称诸王会议共以为是，双方谁都不能推脱废后责任。于是，皇后博尔济锦氏在被册后三年降为静妃改居侧宫。
通过废后一事，顺治才逐渐地达到了乾纲独断，皇权得到提升，少年天子终于得以扬眉吐气。
顺治帝巩固皇权之后，面临的重大问题便是国库空虚，财政困难，战乱不断，兵民穷苦之极。亲政之初，每年各官的俸银国库缺四十万两，四藩（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吴三桂）南下平定江南各地，所需军饷年缺二百万两之多，而亲王显贵的王禄及修缮府第的大工每年缺几百万两之巨，难怪国库空空如洗。于是顺治决定“开源节流”。
开源并非像以往那样加派赋饷，而是扩大辖区，平定更多的府县，开垦荒地，以增加正额田赋盐课和关税，同时减少一些无用兵卒，归于地方，裁减大批冗员，节流公费开支。为彻底摆脱财政困难，1652年（顺治九年）十月，福临亲纳大学士范文程的建议大兴军屯，并制定劝垦则例：总督、巡抚、巡按，一年内垦至六千顷以上者加升一级；道、府垦二千顷以上者加升一级；州、县垦三百顷以上者加升一级。但因战争连年不断，清政府还未统一全国，各方面的困难使财政一时难以得到好转。虽然顺治帝停止了多尔衮摄政期间修筑的避暑城大工，蠲免一些地方的贡品，减少民间的苦累，而且数次行大赦，多次减免赋税，但由于原来的基础薄弱，加之连年的战争不断，财政困难还是重重地压在顺治的头上。到1657年（顺治十四年）《赋役全书》颁布，清政府有了征赋徭役的依据，财政困难的局面有所缓解。
在缓解财政困难的同时，顺治帝还惩治贪官污吏以安民心。首先顺治恢复了被多尔衮废除的巡按一职，加派方正人员充任巡按，表现了惩贪安民的决心。就是在落到具体人和事情上，少年天子也表现出了很大的决心。这具体表现在惩贪期间一督六抚的因贪革职籍没。
一督是指漕运总督吴惟华。吴惟华在多尔衮统军进入北京时投诚，1647年接漕运总督。1652年（顺治九年），吏部奏称吴惟华贪赃银一万一千六百余两，论罪应死。顺治帝念其投诚有功命免死，革职削去恭顺侯爵，永不叙用，赃追入官，一品漕都因赃罢官。
江宁巡抚土国宝敛赃数万，被江南巡按秦世祯弹劾，畏罪自尽。山东巡抚耿焞亦未逃脱被惩贪的行动，只因其被审时病故而罢。
云南巡抚林天擎是平西王吴三桂的部下，曾得太子太傅太师、大学士、兵部尚书，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的洪承畴推荐，于1659年（顺治十六年）升任云南巡抚，后被洪承畴上疏弹劾。虽然当时顺治全靠平西王吴三桂捍卫西南边疆，如严办恐于军务不利，但考虑到察吏安民的方针，还是将林天擎革职查办。
另外几位巡抚大员亦被弹劾论处，只是因为后来顺治暴亡，才告一段落。这期间遭受惩办最为严厉的莫过于被凌迟处死的江南按察使卢慎言。
卢慎言于1657年（顺治十四年）被提升为正三品的江南按察使，主管江苏、安徽两省的司法大权，顺治十五年被江宁巡按卫贞元弹劾，初卢慎言顽抗狡赖，且反诬卫贞元等人。但刑部据实查卢慎言“奇贪异酷”。顺治帝以安民为重，将曾威震江南省的司法最高官处以凌迟极刑。
另外，因贪的二品总兵、巡按等大量不法官员俱被革职或查派，可见顺治惩贪安民的决心之大。
1652年（顺治九年），福临将祸及两朝的巨盗号称“黄膘李三”的李应试和潘文学二人处死。李应试系明末重犯，专事豢养强盗，勾聚奸枭，交结官府、衙役，手眼通天，暗操生杀，上至朝官下至百姓无人敢言，谈虎色变。但刚刚亲政不久的顺治帝可不是畏惧巨枭的百姓和官老爷，将二人捕入大狱，历数其罪，下诏将二人及其子侄俱都枭斩，使京城官民拍手称快，感念顺治帝年少英明。
由于一些特殊的军事原因和政治原因，顺治帝未能将贪官污吏彻底革除，但总的来说还是对安定民心，兴新政起到了推进作用。
1652年（顺治九年）七月初四，刚刚亲政一年半的少年天子福临迎来了很不吉利的日子。曾为金国——大清的强大和清入主中原立下赫赫战功的定南王孔有德，在桂林遭大西军重围，被迫自尽了。孔有德早在天聪年间偕耿仲明降金，入关后被封为定南王，是清王朝四藩王之首。孔有德的死，使顺治帝不得不加派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入广西。但尼堪在取得一系列胜利后，不顾属下的劝阻和士兵的疲劳，乘胜轻骑追赶李定国，在衡州中李定国诱敌之计，力战矢尽，被乱刀砍死。
噩讯传来，顺治万分震惊，急忙授随征的贝勒屯齐继为定远大将军，并且亲自谕令屯齐等领军主帅不得擅自离营出击，遇事相互商量。由于用兵方略正确，清军很快打了几个胜仗，与大西军对峙于广西、湖南。此时，顺治帝也做出了一项使人们震惊的重大决策。
1653年（顺治十年）五月二十五日，顺治帝向内三院下一道长谕，讲述改变用兵方略，即改只征不抚或重征轻抚的方针为以战为后盾，抚剿兼施。同时重用故明降臣洪承畴，命令经略湖广五省军务。
闰六月初五，顺治正式赐经略洪承畴敕书，令洪承畴总督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军务，兼理粮饷。各省督抚遇事先咨询洪承畴，如遇紧急事务，洪承畴可以见机行事，然后再上报朝廷，各省督抚、总兵以下都受洪承畴节制、奖惩。如遇藩王及公商事，应平行咨会，相见依宾客礼。京城内外的文武官员洪承畴可以任意调用，各省官员的升调补缺一概听洪承畴所奏请等等。可以说，顺治帝将江南的半壁江山都托付于洪承畴了，就连定远大将军屯齐贝勒、平南大将军贝勒勒克德浑用兵之事也须通会洪承畴。这种权势就连贵为王爷的四藩王也不能及，其势几乎相当于当年的豫亲王多铎和英亲王阿济格。
为使洪承畴进一步展开手脚，顺治命人铸印赐予洪承畴，并准奏了洪承畴的全部奏请。
洪承畴果然不负众望，上任伊始便调度有方，很快收复了湖广两个地区，大西军退入云南和四川地区，老谋深算的洪承畴没有乘胜追击，而是主张以守为战，一边屯兵整械，一边加强招抚的宣传工作，两军对峙四年有余，正当朝中流言四起，洪承畴进退维谷之时，大西军国主孙可望却因内乱被李定国赶出来，投奔了清王朝。
孙可望虽仅带百余人来降，但顺治帝却下诏封孙可望为“义王”，命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率公侯伯以下、梅勒章京以上出迎，并在太和殿召见、赐邸舍、顶戴等物，后又多次召见孙可望，赐蟒袍、银两等。如此荣耀除四藩王外，没有任何一位降臣有如此优遇。正当许多大臣对此不能理解之时，孙可望将大西军驻扎各地的地形，军事布置等机密细致地画成图呈于顺治帝，使群臣不得不佩服顺治这一招棋下得妙，全局皆活。
接着，顺治力捧众异，继续留任洪承畴，很大程度上稳定了绿营八旗，使进退维谷的洪承畴打起百倍精神，帮助顺治制定了三路大军进取滇黔的作战方针。
顺治经过反复思考并同议政王大臣商定，以宗室罗托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同洪承畴由湖南进军；以平西王吴三桂为平西大将军，同固山额真李国翰由四川进兵；以固山额真赵布泰为征南将军，同提督钱国安由广西进军。后又于顺治十五年正月授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同平郡王罗可铎前往总统三路。
顺治深思熟虑，满汉一体，以汉为先锋，满洲为根本，总统三路。既保证了军事进攻的胜利，又防止军功被汉人夺去，有损于朝廷颜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