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自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后，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驱使他们在世界各地贸易，但英在华贸易却一直是入超，赤字很大。所以，英试图扩大通商地点来弥补巨额赤字。但乾隆命江浙等地重加税赋，而且于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关闭了雍正年间开放海禁所设的“云山，宁波，漳州，澳门四海关，指定广州为唯一通商口岸。但英商试图不理清政府闭关限制政策，强行前往浙江贸易。当地清军严密戒备，清定海总兵罗英笏将洪任辉等拦截。任才将呈状交给守备陈兆龙，转交清廷。
乾隆责成两广总督李侍尧调查李永标一案，经查，李永标本身虽无此事，但其家人置买货物，不给实价却是事实，而且李侍尧还了解到商行（清政府规定外国商人存放货物，被代卖货物的地方）普遍存在拖欠外国商人银两问题。另外，李侍尧通过追根溯源，将给洪任辉写状子的刘亚匾及与之勾结的汪氏父子（在送）纠了出来。最后，洪任辉被在澳门圈禁三年，满日逐回本国，不许逗留；原海关监督李永标驭下不严，徇纵滋弊，立即革职没收家产入官；将已逃匿的汪圣仪父子家产查抄；召集在广州的外国商人，当众宣读乾隆上谕，将刘亚匾当众处死，意在使内地人人敬惧，外国商人共识大清的德威。
事后，清政府加强了对广州贸易的管理，制定了《防范外夷规条》，主要有：“外国商人销货后依期回国，不得住冬；商馆毋许私行交易；毋许贷与内地行商资本；毋许雇内地厮役。”
乾隆从重处理英商洪任辉告状一事，从维护国家主权，巩固东南海疆来说，是完全必要的。与此同时，广东粤海关对外贸易管理的弊病也暴露出来。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乾隆在承德避暑山庄的万树园，正式会见了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使团来华是打着“前年是乾隆八十寿辰，未及叩祝，今遣马戛尔尼进贡”的旗号来到中国的。实际上是为进一步打开中国门户的先遣团，目的是想打开中国市场。
自洪任辉事件后，清王朝在中英贸易中仍然保持着出超的优势地位，英商虽然也在经营中国茶叶中获得了利润，但大量白银却流入了中国。
为了使乾隆不便拒绝英使臣前来，富有殖民经验的马戛尔尼以向乾隆“补祝八旬寿辰”，“敬呈英王国书及贡品”的名义前来。在来前，东印度公司董事长弗兰西斯·培林爵士给两广总督写了正式信函。马戛尔尼本以为这样就可以畅行无阻，但乾隆帝却对英使团持有高度警惕，告诫有关接待使团的清大吏，在英使团到达口岸时，要不动声色，暗中秘密查访，提高警惕。同时，为避免贻留后患，乾隆曾多次颁发谕旨，对接待使团的原则，礼仪款待等做了具体规定。乾隆强调“至接待远人之道，贵于丰俭适中，不卑不亢”的原则，对于是否行“叩见之礼”，乾隆没有硬性要求，而是如其不同意，也可顺其国俗。
八月，使团100多人到达天津大沽口，随行而来的庞大舰队却载着700余英海军正规部队，而且马戛尔尼坐船“狮子号”是英海军装有64门大炮的第一流舰只，随行“士兵”中很多是军事和情报专家，这是一支具有强烈军事侦察性质的庞大舰队。直隶总督肯堂到天津迎接马戛尔尼，设宴款待，并给使团送去米面鸡鸭等主副食品。马戛尔尼也递送了包括天体运行仪、地球仪及新型军舰模型等礼物。双方在北京就英使谒见乾隆帝的礼节仪式进行商谈，马戛尔尼为此写信给军机大臣和珅。马戛尔尼到承德后，在佟王府与和坤继续商磋谒见乾隆礼节。和坤坚持三跪九叩首大礼，马不肯，最后双方讨论决定用晋见英王的礼节，但又改为单腿下跪，而免去吻手礼。
据载，接见仪式举行得庄严隆重。八月十日上午，身着盛装的马戛尔尼和副使斯当东以及陪同接见的王公大臣，蒙古贝勒齐聚万树园，乾隆身着龙袍衮服在接见英使的大幄中升宝座后，中和韶乐高奏《元平之章》，由礼部尚书引马戛尔尼谒见，呈献英王书，乾隆以长半尺左右的玉如意回赠英王，以绿色玉如意赠及剐使。马戛尔尼和副使斯当东分别献镶嵌钻金的金表和气枪回赠。第二天，乾隆指示和坤和福康安陪伴英使游览避暑山庄。十三日，乾隆83岁生日，英使同众王公大臣到淡泊敬诚殿“行庆贺礼”，参加了盛大的阅兵盛典，观看了民族歌舞及杂技、京剧、放焰火等庆祝活动，马戛尔尼先行回京，等候乾隆回京后谈判。
乾隆对以马戛尔尼为首的英使团给以热情接待，但对英王国书和马戛尔尼提出的政治经济要求毫不让步。乾隆回京后，派和珅与马戛尔尼在圆明园继续会谈。英方提出派使臣“久驻北京”和扩大贸易，打开中国市场，割给土地、减免关税，允许传教等多方面要求，和珅没有作正面答复。几天后，乾隆通过和珅交给了马戛尔尼他给英王的回信，回信中对英王的几项要求作了明确答复：派驻使节一条，不符天朝体制，断不可行；扩大贸易，扩大通商口岸一事，因各地没有设商行，况且该处无通事语言不通，有诸多不便，所以恳请浙江宁波、直隶天津等处泊船贸易皆不可行；在北京设商行更是不可行；要在珠山海岛割地居住，因珠山系我朝领土，疆界森严，岂可割让，在广州或澳门拨地居住更不可行；减免关税本是我朝之事，岂可因是英吉利货物而独减免，应一视同仁；至于天主教传教也尤属不可。
乾隆以维护清朝主权出发，据理逐条驳斥用“断不可行”等准确措词，给予明确答复，客观上起到了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有某种程度的闭关自守成分。
乾隆在拒绝马戛尔尼使团的无理要求以后，下令加强东南沿海海防，同时要求沿海各省督抚，在英使团必经之处，务必“铠仗鲜明，队伍肃整，使之有所畏忌，弥患未萌”。由于乾隆对英国可能的骚扰做了严密布置，加上英国资产阶级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所以中英贸易基本维持原状。
乾隆时期，清政府所设的行商贸易制度使英商受到很大限制，难以有更大发展。据康熙朝的行商贸易制度，西方商人来广州贸易，所携带货物需交行商代售；采办中国商品，亦由行商代买；在行商之上，清粤海关监督督理外贸诸事宜，主宰着西方商人的命运。英商为了摆脱广州行商的控制，直接与中国民间打交道，一些商船赴宁波贸易，中西贸易剧增，到乾隆三十年时，西欧输入清王朝的商品总值达白银190万两，清朝输出商品总值达360万两，这说明，当时中西贸易中国仍处于出超的地位。
令人遗憾的是，尤其在乾隆朝，本来人口激增，东南沿海人民为生活所迫从事海外贸易的人日益增多，这本是解决人口与土地矛盾的有效办法，但乾隆怕出洋人众，引起统治不稳，而且主要是根深蒂固的天朝大国思想，认为中西贸易是赐给人家的，是不忍小国民困窘迫，认识不到世界大势的发展及利用保护关税来促进清朝的经济的发展。他在给英王的信中说：“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衙门收纳……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巾，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