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喜欢德国的斯托姆、英国的道生，他只译他们的小说。他还谈到自己的创作，他低头吸了几口烟后说：“我写的东西能够流传下去的恐怕只有《薄奠》、《春风沉醉的晚上》二、三篇。”我说：“《沉沦》的影响可大，那是向黑暗的封建大院子投进了一颗炸弹，它是一篇好作品。”他摇摇头说：“那是在日本当学生时写的，比较幼稚。”郁先生就是这么谦虚。那时他说在研究闽中音韵，如中原四声在闽中以阴平、阳平来划分，可以有八、九个音韵。于是他又谈到中国旧诗。我很奇怪，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评论中国白话诗，大约他也有自己的看法，不随便发表意见。
这里要插进一句：《郁达夫诗词抄》中收所谓《毁家诗记》第一首就是那年春天写的。他把这首绝句写了一个条幅送给我。
从《诗词抄》中看到的诗是这样：“离家三日是元宵，灯火高楼夜寂寥。转眼榕城春渐暮，杜鹃声里过花朝。”据编者说：原第三句和第四句为：“转眼榕城春渐老，子规声里又花朝。”但我记得当时写给我的原句却是：“离家三日已元宵，灯火楼台夜寂寥。过眼榕城春欲暮，杜鹃声里是花朝。”28个字中有4个字与《诗词抄》本不同。可能是郁先生后来修改的。很可惜，这一条幅在抗战烽火中连同藏书一起丢失。
这次谈话特别多，他拼命吸烟，一支接一支，我们在小屋中坐到天黑，我才告辞了。过了六、七天我要回上海转去杭州，行色匆匆，来不及再去看郁先生，就搭上轮船走了。
过了一年，我又到福州，同样是夏天。我到福建省政府去见郁先生。那是一所好几进的破旧大衙门。门禁森严，我填写了会客单后被领到一间大而无当的所谓会客室。室中放置一条长桌，几张破椅子，连茶水也不备。坐等了一会儿，郁先生从后一进大屋走进会客室。这回见面显得拘束，这大抵是衙门气氛不同，我们都正襟危坐。郁先生最关心的还是北新书局的版税不能按时给他有意见。次则谈了抗日战争和上海文化界救亡工作的情况，那时上海“八·一三”战争还未爆发，我约略谈了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天热，我赶忙把他要的谢翱的《唏发集》4卷给他。这是我家藏叶氏刻本。他在闽中喜爱买旧书，凡是诗文集无不收购。闽中在宋以来是中国三大印书中心之一，但刻板不讲究，纸张也差。所谓建阳麻纱版，错字也多。而且因地湿，书易发霉。然而郁先生不重视版本，凡是有用的他都收购。我在会客室坐了一会儿便告辞了。
那年，即1937年冬天。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去武汉的长江水路被切断。有人入武汉多从上海赴香港转入内地，我则迂道福州转江西入武汉。我路过福州时便去看郁先生。记得那是阴雨绵绵的傍晚，我撑一把油雨伞到他住的光禄坊寓所。这座房子是清朝大官的官邸，木构建设，极其宏美，一说是刘家旧宅，一说是黄辛田十砚斋旧址。郁先生住的只不过那所大宅邸东边一栋五开间花厅。我进门向左手拐了几个弯儿到了花厅。一脚跨进门槛，抬头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正中朝门一间竟设了一座灵堂：白布幔，白布幢，桌上设个灵位。一对锡制烛台上插一对白蜡烛，烛光荧荧。当中一个宣德炉插了几炷香，香烟袅袅而上。我怕走错了门，正在迟疑之际，郁先生从东边卧室走出来，领我到西边一间会客兼吃饭用的小室，坐下之后，他大约看到我神色不定，便开口说：“我母亲在富阳老家给日军杀害了……”我那时年轻不懂事，没想到该在灵堂前鞠个躬。这是礼节，然而我不懂。到掌灯时分，他知道我已吃过晚饭，便叫我坐在饭桌边。阿姨端上饭菜，一壶酒，他一边喝酒一边跟我谈话。福州的冬天不冷，但阴雨天气，加上屋子阴暗，灵堂烛光熠熠，给人阴森可怕的感觉。郁先生有点牢骚，对文学界某些人有不满之辞。我未敢置一辞。我朝四下一看，怎么没见到郁夫人及孩子呢？当时又不敢问，后来才知道王映霞来闽住了一段时间又回浙江与某官僚同居去了。然而当时我已察觉到郁先生的孤独和悲哀。眉宇之间浮现着一股怨气，精神上的负荷很重，他喝的正是伤人的闷酒啊！
郁先生使我一直怀念的还有他的待人接物、平易近人。我们是师生关系，但他向来不见外，从不以老师自居。常常把我当做朋友一般看待，家庭纠纷不谈外，什么都谈。这回在饭桌上谈的多。他有一肚皮怨气，对时局十分悲观，对人也多取怀疑态度。声音依然那么低哑而平和。饭后纸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停了一停，问我：“你怎么办？到哪儿去？”我说：“去武汉后再说。”郁先生想了想，说道“福建这地方不好呆。杨骚搞了一辈子文学，写了一辈子诗，到处找饭吃都找不到。现在我介绍他当报纸副刊编辑，每月只40多块钱。你去武汉，我给你写个字给老郭。”他说时巴嗒一下眼睛，望我一眼，笑了一笑说：“你在北平念书，怎么跑到杭州来，是搞学生运动吧？”他很聪明，他带着充分信任的神情说着，便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来。在名片背后给郭沫若同志写了几十个字，写完交给我。这时有两位客人进来了。一位是名教育家姜琦，是郁先生在东京帝大同学，满口浙江话；另一位就是诗人杨骚。这人长个大脑袋，宽阔前额，瘦长而清秀的脸儿，戴一副黑框近视眼镜，说一口闽南腔的普通话。我过去在鲁迅先生编的《奔流》杂志上读过他的诗。他们年龄都比我大一半，算是前辈。经郁先生介绍握握手。我看坐下去不大方便，自己又急于准备行装去武汉，便起身告辞了。这里有必要补充一笔：郁先生东边卧室的陈设是我向来不曾见过的。从东墙墙根起，郁先生用“白锡包”空烟罐头四五百个如叠积木一般从地下一直码到天花板。看来十分别致，实则也是一种苦闷的象征啊！
我是1938年初到达武汉，借住海燕出版社。曾渡江到武昌昙华林去见郭沫若同志。他一看是郁达夫先生介绍的，便通过一位全副戎装，身上斜背红绸值日带的军官把我领进一间小楼的小客厅里，郭沫若同志已站在那里等我了。他耳聋，那时没助听器，彼此坐得很近才能谈话，谈话的内容与本文无关，这里就从略了。大约过了一个月，二、三月间郁先生携眷从福州来武汉，经郭沫若同志推荐担任政治部设计委员。我去武昌看他。他的住处好像租用一富有人家厢房和正厅。正厅的摆设很讲究，多是红木家具。在哪一条街已忘记。总之，这回见面，郁先生情绪很好，他说很忙，马上又要到前方劳军云云。又问我的情况，我说搞抗日救亡工作，他沉默不语，因为他知道我工作的岗位是地下党领导的，领导我工作的是当时公开的共产党人。这是郁先生沉默不语的原因。他叫儿子郁飞上街买纸烟招待我，那时我还没学会抽烟。于是他改了主意给我泡了一盅茶。王映霞那时正在后边厨房忙着，我来见过。我坐一会儿便回汉口。没有多久，在武汉报纸的广告栏上见到郁先生寻找王映霞的启事。启事的内容大意是说他夫人王映霞卷走衣服细软潜逃，希望她早日回家云云，这事在当时文艺界如从上海移家一样又成了一条重要新闻。据在第三厅郭厅长身边工作的同志后来告诉我，郭厅长用日语责备郁先生不该这样做，然而广告已登出，自然引起人们的非议。后来经过别人的努力，王映霞回家了。不久武汉告急，人们纷纷逃难。郁先生并未随着第三厅人员撤至长沙、桂林，而是携眷到湖南汉寿易君左那里，呆一个时期后又转经福建，以后消息中断。只听说郁先生又是只身下南洋去了。1941年皖南事变后，曾与胡愈之、王任叔在新加坡工作的陈楚云同志写信并汇来路费要我去新加坡，并说郁先生也希望我去工作，说那里人手不够。我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去南洋，从重庆动身经贵州到达桂林。先去见邵荃麟同志，他那时与葛琴住在桂林东郊丽君路。他们夫妇很热情，帮助安排从广州湾出口，路线都已定好。不料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军占领，我去新加坡也走不成了。信息自然也中断了。郁先生在南洋的思想、生活，我就不知道了。郁先生，他具有多方面的才能，擅长写小说、散文之外，他还是一位很出色的外交人才，具有较高的组织能力，会处理各种复杂的人事关系。就我所知，他与人往来办事，很少与人争吵，他总是不忙不慌，慢慢地说。这是郭沫若同志说过的，事实上正是这样，一点儿也不假。据后来从南洋回来的王任叔、陈楚云同志说，郁先生工作很有成绩。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已有胡愈之同志等写过回忆文章，我就不说了。
本来我是不想写这一类文章的，我认为一个人活着，只浸沉在回忆里，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但我在《新文学史料》杂志一连读了几篇回忆郁达夫先生的文章，我觉得都写得很好。令人遗憾的就是从1934至1938这4年郁先生的思想和工作却没有人来写。我等了整整3年还是没有人写。后来我只看到香港曹聚仁写过郁先生到徐州台儿庄劳军一节，而且语焉不详。所以我想，为了填补这个空白，同时郁先生生前友好如汪金丁同志一再怂恿我动笔来写，于是我趁着住在医院治病的机会断断续续写完这篇文章。我写这篇文章还有一层更为重要的意思是：郁先生由于自己在创作里喜欢用第一人称，又常用艺术夸张的描写手法，这给许多读者造成一种不好的印象：把郁先生看做一个整天喝酒、玩女人、逛窑子的洋场才子，这是很冤枉的。上边提过，郁先生一生是非常刻苦、努力写作，而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是一位可敬的、和善的、渊博的学者。这里还得补充一下：郁先生还是一位出色的文体家。他的文学造诣极深、根底厚实，又善于吸收中外各名家之长，从而构成自己的独特文风。他的文笔之流丽灵秀正如富春江的山水一样，在五四以来的作家中是独树一帜的，是别人模仿不来的。过去周作人说郁先生的文风有点像日本的永井荷风，这是贬低郁先生的成就，是不恰切的。
郁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远离祖国，到南洋做了大量抗日救亡工作，写了大量的富有战斗性的文章。因此，于1945年9月12日被日军宪兵秘密杀害于Paidkamluh。到今天已38年。我作为他的学生，可能对他的弱点原谅多些。然而，我始终认为郁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遭遇最为悲惨的一位作家。最近有一位在新加坡南洋大学工作的人住在医院里。他告诉我说，仅在新加坡一地专门研究郁达夫及其作品的队伍就多至五六十人，评传也出了好几种。日本、美国也有不少人在研究郁达夫及其作品。我在东京出版的一种叫做《海》的杂志上读到《郁达夫评传》连载文章。那么回头看看我们国内从事这方面研究工作的人则寥寥无几。特别是关于郁先生童年．少年时代的调查研究工作，应该说都要超过外国人才好。
我始终怀着虔诚的心情来怀念这位敢于插入人类灵魂深处，敢于干预社会生活的优秀的作家、学者和战士。郁先生被害已38年，我至今还没有看到纪念文章，我的心像铅块一样沉下去，沉下去。
1982年12月12日于西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