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学，一大致以戊戌维新失败及梁启超提出“新民”主张并创办《新小说》杂志为上限，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开始为下限，一是在内忧与外患并存、希望与绝望交织的时代背景下演变的。这一时期，在不同的治国兴邦的方案和“新学”中，对于改革“国体”、“政体”的重视是一个十分突出的时代现象，“借制度改革以解决问题的途径”的意识，在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有着重要而实际的影响。这反映在文学上，便是政治色彩很浓、功利目的明确的作品的集中出现，特别是以宣传鼓吹新的理想政治、理想社会制度为核心的各种新小说的产生。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1902年），旨在“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宣传的是以维新主张建国的思想。蔡元培的《新年梦》(1904年)，是对自己关于未来中国社会的观念的一种演绎。影响很大的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1904年)等，都突出了对于理想社会制度的向往和宣传鼓动作用。他们所关注的重心显然还不在“人”，少有对理想人格的憧憬，更难有对理想人格的具体探索。但是，辛亥革命时期，毕竟是我国精神界发生变动的重要时期，毕竟有了“开发民智”、“新民之道”的提倡，对“民”的更新及其“智”的开发的企望，无疑反映着对理想民族性和理想人格的一种新的追求意识。更重要的是，辛亥革命时期涌现出了一批体现着中国传统崇高人格精神的仁人志士，他们之中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文人学士，如陈天华、邹容、秋瑾、早期南社诗人等。他们一方面借文学以唤起民众，一方面身体力行，以自己的崇高的人格力量感召民心，并把这种精神渗透到文学活动和作品中。因此，辛亥革命时期文学中的理想人格，不是理性的“设计”和客观的展示，而是一种“体现”，它主要作为一种精神体现在秋瑾、柳亚子等人的诗文创作中，体现在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中。
特别像谭嗣同为变法献身，像秋瑾这样的巾帼英雄，都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对传统的依附人格的勇敢反叛。然而这种精神变动并没有在当时的文学中得到相应的表现，人格问题没能真正进入作家的视野。这一点并不构成辛亥革命时期文学的突出缺点，它是与这个时代文学整体的思想艺术水平相平衡的。因为，我国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学，既然没能达到如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学那样对“谁之罪”的追根究底，对“怎么办”的思考探索的水平，也就难以在此基点上对“新人”进行追踪和创造，对于人格以新的人格取向和准则进行理智的设计。它有待于新的时代变革创造新的条件和氛围，有待于文学与人的价值关系的重新认识和调整，有待于文学家把人的思考和探索推进到新的历史高度。从这个角度说，鲁迅在这一时期对国民性的探索，对合理健全的人性的思考，以及把这种探索和思考与文学功能的重新认识结合起来的努力，有其独到的意义，它实际上为“五四”新文学以新的观念意识来思考和反映人格问题准备着条件。
“五四”时期的文学，其发生发展，受到“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一社会改革的思路和意识的强烈影响。这一思路和意识认为，解决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应首先从解决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和重建新的世界观入手，“立人”尔后“立国”。“五四”文学，无不与“五四”爱国的民主政治运动有着重要的联系，但它主要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启蒙色彩和对人的生存发展的思考显得格外突出，并带有以前不曾有过的内容和特点。“人的发现”和“立人”的意识，为理想人格的设计准备了新的文化氛围和现实条件，它使得“五四”新文学从它的奠基作《狂人日记》开始，就具有十分鲜明的特征，即对人的精神世界和智慧风貌的高度重视，对人的个体意识和独立特性的充分关注。与之相联系的现象是，文学在表现理想的社会理想的政治的同时，把焦点移向了对理想人生理想人格的追求。在鲁迅的小说和杂文中，在郭沫若的《女神》和《三个叛逆的女性》中，在文学研究会作家对社会人生问题的探讨中，在淦女士等的爱情婚恋小说中，甚至在杨振声的《玉君》里，在许地山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作品中，在周作人、沈雁冰等的文学主张中，都从不同的方面（或正面“设计”或反面否定）共同呼唤和期待着中国有新的理想人格的出现。因此，他们从诸如人与历史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父与子的冲突、妇女观、婚恋观以及日常生活现象等方面，批判了种种蔑视人格、扭曲人格的社会现象，从不同角度探究了这种种弊害的根源和恶果，提出了清除这些弊害的种种设想，同时对新的理想人格进行了初步设计。这些，似乎不需要特别加以论证。
值得引起注意的倒是这样一些现象，“五四”时期的文学，越是具有更多新特质、包蕴更多理想人格含义的艺术形象，越是显得“笼统”，模糊朦胧，而且大都具有象征意义，如狂人、疯子、夏瑜、女神、天狗、凤凰等等。越是适合传统审美欣赏心理、容易为一般读者所立刻接受的形象，越给人留下作家“深思熟虑”的印象，其描写也具体细致，形象也似乎较为鲜明，如杨振声《玉君》里的主人公，许地山小说中的尚洁等。这种现象至少说明这样一些问题：第一，“五四”文学在关于理想人格的表现上，一开始就出现了人格准则的意向交错或冲突，带有新旧交替时代的色彩。它除去作家的个人因素（如许地山受佛教教义的影响）外，主要原因还在于中国传统的伦理型人格理论与西方现代科学型人格理论之间的冲突。鲁迅、郭沫若等所向往的理想人格，注入了他们对人的现代化的思考的成果，吸收了新的社会思想和观念意识；他们当然着眼于中国新的理想人格主体的建构，但又对中国传统理想人格模式的弊端有深刻的认识或感知，特别是对培植畸形人格的封建传统文化精神疾恶如仇，对其进行理性的批判和强烈反叛，他们的理想人格中自然就有较明显的外来影响的印迹，有不合传统规范的特征。而许地山等人塑造的形象中，其人格理想更多侧重于东方传统的伦理道德的评价，他们在一定的范围内和意义上，其人格是“高尚”、“纯洁”的，却少有人的真正觉醒和人格独立意识。正是从这种冲突和比照中，我们比较清楚地看到“五四”时期文学中在关于理想人格问题上的实质性变动。第二，与此相联系，“五四”文学中的理想人格设计，其主导方面，主要还是一种对新的理想人性的寄托，一种对新的时代精神和群体意识的具象化、人格化，“理想人格”是这个时代精神特征的“凝聚物”和载体。
基于这些原因，“五四”文学中那些较集中地体现了新的理想人格的艺术形象，都具有“新”、“奇”、“大”的特点。其“新”，是作家竭力要在形象的人格特质上划出鲜明的新旧界限，把反抗传统的依附性人格作为重新设计新的理想人格的前提，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对个体人格的自觉和独立自由意识的强化，充分显示理想人格中的智慧力量。狂人、夏瑜、女神、凤凰、天狗以及中国式的“娜拉”们，他们对周围世界的观察和评价，对自我的意识，以及对未来的追求，都具有一种不同以往的全新的人格理想准则和目标。其“奇”，是指“五四”文学中具有新质的理想人格形象，大都以不合传统道德规范和审美标准的形态出现，充分显示新的道德力量。奇怪的举动，荒诞的心理，不合逻辑的意识流动和复杂怪异的内心世界，给人以心灵的震撼，也给以“痛快的刺激”。这种外表的奇异，乃由理想人格准则的裂变所决定。一向以“君臣父子仁义礼信”的宗法伦理来规范人际关系的中国，一向以所谓“去欲存理”、修身养性为人生重要目标的中国，一向以“克己”、“舍身”、“逆来顺受”和“节烈”为人格信条的中国，一时间出现了反对各种强权而具有独立人格的形象，传统的理想人格和被尊崇的人格准则受到了怀疑和挑战；而这些形象一经注入个性解放、“超人哲学”、“泛神论”的血液，便以一种新的姿态显示自身的人生信念和价值，并以新的目光打量和评说这个古老的世界。其“大”，是指形象的巨大特别是人格力量的巨大，它侧重显示其意志力量。
“狂人”、“疯子”、“女神”、“天狗”等，他们面对的是整个黑暗社会甚至全宇宙，尽管常常显得孤单，但他们的出现却打乱了以往的安定和秩序，引起的是普遍的震动。作家们以象征的手法显示人格形象的高大和能量的巨大，不惜创造出现代神话形象。这一方面反映出他们渴望新的理想人格的情态，反叛传统的执着和坚毅，但另一方面同时也流露出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冲突面前的惆怅一为了在精神上与整个封建势力对垒，使新的理想人格与“旧人”抗衡，唯有以半人半神、半狂迷、半清醒的特殊形象，方才显得“和谐”与适宜，方才能突现理想人格的特质和力量。
“五四”文学中的理想人格设计，就总体上说，主要是一种“终极描述”而非“过程描述”。也就是说作家以各种不同的表现方式表达着对新的理想人格的设想、构筑，并以被象征化的、夸张的、甚至荒诞的形象加以外化。但所有这些，大都是对理想人格总体特征的一种想象和描述，一种对其终极目标的希冀和把握。当然也有人试图对理想人格进行具体的“过程描述”，如郭沫若，但这种描述在当时还必须借助于历史神话题材和浪漫主义的手法。比如在凤凰涅盘中，凤凰的整个涅盘过程，其每一“细节”都有象征意义，它既是诗人“设计”的祖国更生的过程，也是新人、新的人格更生的过程，然而这种“过程”显然在当时还仅仅是一种诗人的理想，还难以通过现实人生的描写来展现达到这种理想人格境界的过程。这也许可以部分地说明，“五四”文学中那些试图写出“超人”形象和“爱与美”的化身的作品，何以给人以“空泛”、“点缀”和“生造”的印象，人物转变过程何以唐突、生硬和匆促。“五四”文学中理想人格设计的上述特点，既打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又与理想人格设计在当时的实际功能相关联。比如，鲁迅的作品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为其重要特点，但鲁迅小说的深刻性和现实性，对人生洞察的深入和评价角度的独异，正在于他心目中有自己独特的新的理想人格的准则，有一个用以衡量人生的新的人格价值坐标系。与鲁迅相似的叶绍钧，明确告诉世人，他的作品在“讽它一下”的后面，是对人生的“未厌”，是对理想的向往。这也说明，文学中的理想人格设计，不等于理想人物塑造，它不一定要付诸具体形象，而可能体现在字里行间，关键在于作家是否具备追求新的理想人格的意识和形成新的人格准则观念。而理想人格与实有人格在观念上的区分，是作家对现实的清醒认识的一种表现，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时代文学对人生揭示的深广度和对现实触及的力度。
“五四”高潮过后的一段时期，曾经以人的发现、个性解放为其特质的理想人格设计，逐渐失去了现实基础和社会条件。早先那种对力量巨大，品格超俗、独立不驯的个体理想人格的期待和讴歌，已为普遍的悲哀和彷徨所取代，甚至“五四”高潮期对人格问题思考的深度与这时作家的内心矛盾程度成正比。就以最勇敢、执着的鲁迅来说，“呐喊”过后，在追忆和沉思中，他痛心地意识到，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艰难，除去客观外在的原因之外，内在的人格缺陷也是重要原因。或者说，外在压力造成内在人格的畸变，是知识分子悲剧的直接根源。像吕纬甫这样曾充满朝气和反传统精神的知识分子，在如蝇子一样“飞了一圈”之后又回到原处，重教起了“子曰诗云”，又走上了中国传统文人的人生老路。像魏连殳(孤独者)这样孤傲拔群、具有新人品格的少数清醒者，在客观环境的压力下，也变得乖戾消沉，甚而躬行先前所反对的、反对先前所躬行的，自戕式地结束了自己的人生。特别是像子君《伤逝》这样曾勇敢宣布“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人格独立者，实际上，“她当时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而当她面对现实人生和需要更坚毅的健全人格时，则暴露出人格的孱弱无力和实质上的依附性，以致她在无爱和无望中孤寂地走向了坟墓。这些知识分子形象，甚至包括像《离婚》中的庄爱姑这样具有一定反抗精神和人格自尊的农民群众的形象的塑造，都反映出鲁迅在“五四”后对人格问题的深沉思索，如果再联系他的同一时期的杂文以及（野草），这一点就更为清楚。他后来曾自述在写《彷徨》时，技术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这种意气的冷却或情绪的减少，当包括理想人格设计受挫。这在当时具有普遍性。郭沫若在饱尝人生“苦味之杯”之后对“星空”的怅惘，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其他作家创作的变化，以及1922年后新出现的大批文学社团的创作倾向，都清楚地反映出这种特点。从对人生问题的热烈探讨变而为冷静客观地写实，从浪漫地对理想的憧憬变而为对现实不满的宣泄和寻求刺激，便是表征之一。这种现象，宣告了“五四”时期文学中理想人格设计的暂时终结，同时它又是一个过渡并孕育着新的转机。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随着时代形势的变化，“以政治斗争为解决问题的途径”的意识逐渐产生重要影响，而且越来越变成一种共识。这种意识的形成，显然是与当时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道路、途径、任务等社会改革的纲领的进一步明确相联系的。而对文学领域来说，这种意识的占据主导地位，就意味着对人在新的社会变革大系统中的位置，作用、价值等新的认识和评价，政治因素将成为一个首要标准，而文学中理想人格的设计将不会离开政治这一轴心。这也预示着文学运动的“重造”必然要造就出具有时代色彩的新的政治伦理型人格，这种人格不是唯一的但却是最重要的、占据主要位置的理想人格范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