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哲学关系的进一步密切是20世纪一个世界性的重要文化精神现象。以反传统姿态出现的西方现代主义各种文艺的兴起和嬗变！无不以西方现代哲学思潮的转向作为直接动因。中国传统文学渗透着东方哲学精神，这是它在根本上不同于西方文学特质的最重要的原因。到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发生了整体性的历史变革，形成了迥异于历代文学面貌的新格局。这些变革，同样有着哲学思想及其演变的重要作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同时期产生影响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思潮以及嬗变中的中国传统儒道互补的模式，都不同程度、不同角度和层次地影响到本世纪中国文学的价值意蕴和精神特质。这种影响既在文学创作方面，也在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方面。这两种思潮及其演变对本世纪中国文学精神内涵的影响不仅构成重要的深层的线索，而且这种影响在近年又日渐突出。当前中国文坛许多费解的现象，正与这两种哲学思潮的再度产生作用有着深刻的关系。
中国现当代两种文艺倾向与西方两大哲学思潮
20世纪中国文学的艺术倾向，在总体上呈现出两种相互消长的态势：从文学的精神特质和价值蕴含来说，是以强调文学对于现实的真实反映从而使文学参与现实的变革的倾向，与以突出人的真情实感从而张扬人的力量和价值这两种倾向的相互消长；从文学的艺术目的，手法等角度来说，是以追求科学地真实地再现现实，与自由地表现人的心灵世界为特点的两种倾向的相互消长。处于不同层面的这两种倾向既有对峙冲突的一面，又有相互渗透交织的一面，它在某一个具体时代或某一个具体作家身上都有表现。文学上的这种倾向，当然有着中国具体的历史、文化方面和文学自身发展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有中国文学在接受外来文学思想时直接受西方两大哲学思潮影响这一重要因素。20世纪西方哲学，以反对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理性主义为起点，形成了两大哲学思潮，这就是以非理性主义为特点的现代人本主义和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现代科学主义。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哲学思潮，对西方美学思想、文艺观念和创作面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许多重要文学作品本身就是哲学家对哲学观念的演绎。西方现代的这两大哲学思潮在中国文学中也有着突出的反映，如在“五四”前后就有对尼采、柏格森、叔本华、弗洛伊德等的介绍借鉴，其中许多翻译者或介绍者就是新文学的提倡者和实践者。中国现代文艺中的“现代主义”思想或创作派别，如象征主义、精神分析学、表现主义、新感觉派等，都可以找到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哲学的影子。而对西方科学主义精神的介绍，在很长一段时期则基本是对西方传统的理性的科学主义的借鉴，以及自然主义、实用主义哲学的改造利用。在文学理论方面，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理论，客观观察、真实描写的思想和观念，既有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也可以从孔德实证主义、杜威实用主义等哲学观点中找到理论依据和渊源关系。到了80年代中期，西方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思潮对中国文化思想、特别是文艺的影响再度突出，许多现象都可以从这种背景中找到影子。其中现代西方以非理性主义为特点的人本主义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精神的影响，西方现代科学主义对于当前学术理论的方向、方法的影响特别明显。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外哲学的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或者说更重要的是表明20世纪中国的哲学领域也存在着类似西方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相互对峙、冲撞、影响、失衡以及位置的变换等等现象。而这种现象深层次地内在地制约着文学的发展及其精神特质的内涵。
20世纪中国人本意识与科学精神的对立与冲突，可以追溯到世纪初西方哲学文化思想的传入，但是最先表明这两种哲学思想对立的，也许就是20年代初爆发的所谓“科玄论战”，即玄学（“形而上学”，代表人物为张君劢、张东荪）与科学（代表人物为丁文江、胡适）的论战。当时的“玄学”，其实质不是关于“形而上学”的方法问题的讨论，而是“人生观”问题，强调的是人的主体性问题，是以人为本的观点。当时的“科学”也不是指自然科学或科学知识，而是提倡一种科学态度和精神。就其思想来源与理论依据来说，“科玄论战”双方则与西方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哲学思潮直接相对应、相联系。这场论战，尽管它本身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两大思潮在中国对峙的局面，但是其意义首先却在于，这场论战中反映的一些问题和论战的结局，特别是讨论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一定意义上显露出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反映及其面临的命运，也显露出中国现代哲学思想的一些规律性的端倪。今天，站在新的世纪来回眸这次论战，它具有某种征兆性和典型性。后来的事实说明，中国现当代不同哲学思想和意识的冲突在相当程度上都与这些哲学课题相关。从整体上看，西方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在中国的作用和位置，是以它们适应中国的现实需要的程度来决定的。中国文学对西方哲学营养的吸收，既有“现代”的，又有“传统”的，既有“人本主义”，又有“科学主义”。而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界，诸种关系的不同交错组合，构成很不相同的两种局面。前80年，“人本”与“科学”、“传统”与“现代”以及“中”与“西”的关系构成的大致图景是，西方传统的科学主义占上风，而人本主义思潮在被抑制中得到变异、改造和发挥，但它不占主导地位；与之相对应，中国传统的玄学也只是作为一种学术观念被继续，而没有与实际的社会运动、思潮发生直接的重要关系，占主要地位的是中国传统实用理性精神和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精神的结合。“五四”时期文学对人性解放的呼唤，对人的价值的肯定、人的权利的争取，对人与历史关系的思考，基本是以传统的理性的人本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即使对于人的生命意识的张扬，对于人的潜意识心理的揭示，对人的合理欲望的表现，也没有把人的非理性因素强调到人的本体的高度。而现实主义文学在后来成为一种占据绝对优势的主潮，当然有着复杂的原因，但其中就有科学主义哲学思想的深层作用。
“五四”之后中国文学的发展演变，在其深隐层次也循着这种基本的哲学思路在嬗变。上述状况发展到80年代有了重大变化。进入新时期，随着西方哲学观念和文化思想的进一步传播，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潮再次以更为强盛的势头同时传到中国，并形成相互冲撞又相互依存的局面，在中国掀起了更大的波澜。但是，由于80年代中国社会在诸多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这两大思潮在中国的影响产生了与以前极不相同的结果，也使我们对这个世纪两大哲学思潮与文学的关系及其嬗变的轨迹看得较为清晰了。
80年代传入的人本主义，是以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为主要特征的。除过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以及克罗齐的表现主义美学等曾经影响过中国几代人的哲学和思想理论之外，又有了诸如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存在主义、胡塞尔的现象学、卡西尔的符号学、荣格的分析心理学、马里坦等的新托马斯主义等“新”的思想。而现代西方科学主义，也因为时代特点的变化，不但得到了新的重视，而且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和选择性，先是对桑塔亚那的自然主义美学、贝尔关于“有意味的形式”的观点和形式主义美学、格式塔心理学等大力介绍，之后是对语义学、分析哲学、结构主义乃至解构主义的介绍。这表明西方带有传统色彩的科学主义如实用主义、自然主义不再受到特别看重，代之而来的是对实证主义的逻辑化现象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对具有实际“操作性”的思想观念和方法如词语、概念、逻辑和结构等有着极大兴趣。这一点在美学领域似乎显得更为突出。新时期传入的这种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新的内容，在中国当代的影响表现在不同的层面上。以非理性主义为特点的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与中国新的历史气氛、思想意识有着自然的契合，使之具有某种“实用”意义，适应着中国现实的文化思潮，适应历史转型期的某些社会心理、特别是青年的心理。一些重大的文学现象，如关于主体性问题、关于文学中的严肃与通俗的关系、关于“痞子”文学的批评、关于人文主义精神的探讨等等所涉及的问题，从文艺理论的角度不能得到透彻的解释，本身就说明它们在根本上就不只是个文艺思想、文艺观点的问题，而有其深层的哲学精神在起作用。在西方已经似乎并不新鲜或者“过时”的哲学思想，再一次被中国人重新阐述、理解、改造和发挥，来为己所用，中国当代许多文学现象乃至精神现象正与这种哲学思潮中的非理性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相比之下，现代西方科学主义似乎主要在学术界（所谓精英文化层）有着较大影响，它不但从学理的、方法的角度得到借鉴，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改变着中国知识层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与此相反，传统的理性精神（中国的和西方的）受到不同程度的贬抑；传统的科学主义也受到冷落。上述现象说明，我们不能回避西方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不能回避20世纪中国文学与这种哲学思潮的深层联系，不能不对这两种思想倾向在当前文艺中的表现进行认真探讨。
中国的人本意识与科学精神在性质和内涵上，既有与西方两大思潮相同的方面，又有鲜明的中国特点。总的来说，中国特殊的环境和传统决定了在这两种思潮中没有产生许多具体的派别，也没有形成相互冲击、对立的明显态势；然而，中国这两种思潮的潜流及其来源似乎比西方现代两大思潮本身的关系更为复杂，这主要表现为围绕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涉及中国与西方、现代与传统、理论与实践等关系的相互交叉，它们的焦点则在于：第一，围绕人本主义，有着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第二，围绕科学主义，有着西方传统科学精神与西方现代科学精神的关系；而在这两种现象的更深层次，则还有中国现当代的精神需要、社会思潮与传统哲学中的玄学与实用理性精神的关系，它们多方面地影响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创作思想、艺术思维方式和文学的精神意蕴。
科学精神：传统与现代
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的“科学主义”，主要不是移植西方“现代”科学主义，而是借鉴西方“近代”科学主义，即自文艺复兴以来至19世纪的理性的科学主义，在美学和文艺领域还特别包括了俄国19世纪以近代科学发展为背景的文艺理论与美学思想。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哲学中的“科学”，在实际内涵上，更多是西方传统的理性科学精神，或者说，是西方传统理性精神与科学思想的一种结合，是一种用以指导人生和社会活动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西方科学主义，不是以反传统（反形而上学的方法）姿态出现的、以逻辑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为特征的现代科学主义思潮。企图用科学的方法证实哲学问题或人文科学命题，用以解决现实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坚持实践论和反映论推崇决定论和因果律，是中国现当代长达几十年间最重要的一种哲学“实践”，是一种新的实用理性精神的反映，这在文艺中有突出的表现。
第一，这种以科学精神为核心的思潮直接影响到文学价值取向及文学发展思路，成为对于外来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学采取何种态度和如何进行取舍的重要标准。“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正是以这种科学精神作为反对旧道德和旧文学的武器的。在文学理论上，他们用科学理论来分析文艺的进步和发展，认为19世纪以后，是科学盛行的时代，是科学方法对非科学方法的变更，而中国文学的历史性变革，最需要科学思想的洗礼。这正如茅盾所理解的：“十九世纪的写实主义对于人生表现的努力是朝着两个大目标的：更多的确实性和更多的科学性。”①由此推论，他提出只有经过自然主义的洗礼，中国文学才有可能接近现实，尔后才能提倡象征主义新浪漫主义等等新的文艺潮流。在这种意识下，“用科学解决宇宙之谜”（陈独秀语），用社会科学原理来艺术地理解和分析现实和人生，在作品中表现哲理和社会科学命题等，逐渐成为主要的文学观念和艺术主张，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认为文学向现实靠近，在方法上注重客观真实的反映是文学上的一种科学精神的体现。当时对于自然主义写实主义的提倡，也有认为中国文学缺乏真实性和科学精神这种意识的原因，这与“五四”时期的“科学”“民主”思想是一致的。
第二，西方传统科学主义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还突出地表现在20世纪前80年中国文学艺术倾向的总体格局上。从文学艺术倾向的发展演变的角度来看，以“五四”时期为新的契机，古老的中国文学历史长河在改变走向，加快了文学朝着强化客观再现现实的方向运动的步伐，求“真”是其重要目标，它的背后则有科学精神的支撑。那时，站在这种文学潮流前列并推波助澜的，是一些具有新的思想意识带有不同程度启蒙色彩和科学精神的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等，他们大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组织者，又是新文学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参加者。他们提倡新文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进行思想革命和社会改革的需要，对文学价值的判断着重于思想内容、认识意义和启蒙效果，而客观写实的文学无疑最适应这种需要。客观再现因素的强化，除过中国文学自身发展规律所决定外，还为思想革命、社会改革等时代需要所选择，而追求文学的“科学”真实性在当时成为文学参与这种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体现，并认为强调文学客观写实，既是使文学成为思想革命的有力工具的重要一环，又是扭转文坛风气的关键。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心理倾向和文学意识。在这种心态和意识中，就有着明显的近代“科学”精神的重要作用。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形成以强调客观再现的现实主义为主潮的文学思潮，固然有时代要求、现实国情等方面的原因，但是，哲学思想上的这种影响作用也是十分强大而深刻的，因为“科学”精神在这里既是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它直接影响到文学的艺术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