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说，从20世纪初到80年代前，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中，是理性意识占主导地位，这种理性既有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精神，又有西方传统的理性精神，而到80年代后，文学中对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表现，在经过冲突、并存、失衡之后，一时有着非理性占据主要位置的倾向，或者说是对人的非理性的表现成为一种时尚、一种潜在的创作意识，并在实际上被作为文学发展或意识进步的标志；许多作品(文学作品及其改编的其他艺术作品借助于对非理性的张扬而独领风骚、名扬四海。这时，或可说非理性因素已经开始演化为一种非理性主义的倾向了。在这种倾向中，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而中国现实社会转型的时代特点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社会意识也表现出对非理性的“需要优势”，文学中的非理性主义正是对此需要的一种满足。回顾这一演变过程，对于认识和理解当下中国文艺界的现状是有意义的。首先，从纵向发展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贯穿着一种虽有曲折但并未消失的“人本”意识的线索。
20世纪中国的历史特点、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决定了从世纪初到改革开放前的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与西方那种现代人本主义完全相同的思潮及其“现代主义”文学，也没有对于“人本”的持续地哲学思考和理论探讨。但是，20世纪中国文学并不一般的忽视人的问题，相反，它不断地呼唤着“人”，形成了中国式的人本主义文学思潮。它以对“人的发现”、对人性的呼唤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张扬以及“人的文学”的提倡为重要标志，它集中地体现在“五四”新文学与新时期文学两次重要文学变革及其随后的嬗变中。“五四”时期“人的发现”，人本主义思想的传播，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新文学运动及其参加者承担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有过“人的觉醒”的历史过程，有过对人性的不断呼唤的追询，有启蒙主义、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的理论，有对“人的文学”的提倡，有创作中的“问题小说”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对下层社会人的生存的关注和苦难的揭露，还有文学表现“普遍人性”的理论观点。“五四”之后，二三十年代对人走向社会后的道路、精神状况的追踪表现，40年代对不同条件下的人的处境、心理、精神追求等的表现，五六十年代文学所提倡和设计的“理想人格”等等，都是一种建立在对人的理性思考的基础之上的、与传统科学精神结合在一起的理性人本主义思潮的演变，这种文学精神所蕴含的哲学意味是，认识人的价值、权利、意义，确立人在社会发展中应有的位置和作用，发扬人的理性精神，理性地认识人在社会历史中的意义和价值，等等，它始终在深层制约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精神意蕴和主题，其次，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以“人的发现”、“人性解放”、“人的发展与历史发展”相统一为基点而展开的是十分复杂的认识层面，在这些不同层面中作家进行着各自不同的人生世界的艺术建构，从而从不同的角度共同体现了一种“人本”文学思潮，比如，鲁迅在前期以个性主义和进化论为武器，提倡改造国民精神的观点及其在创作中的体现，有着一种深刻的与现实息息相关的人本意识和理性精神，而他对人的非理性因素的肯定和表现，因与对人的全面发展相联系也具有重要的时代特色和现实意义，它共同标志着文学中人的解放的动向和在这一时期达到的范围。
周作人提倡以“人间本位主义”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看到的是兽性的泛滥、人性的沦丧，进而把人性的恢复主要理解为个性的充分独立和自我价值的提高。梁实秋以文学要表现永恒的、普遍的“健康”人性而闻名，他用白壁德人文主义和抽象人性论的“眼光”看待人生，提出自己的文学价值观。稍后，从下层社会步入文坛的老舍，不但深切地体验到罪恶的社会制度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看到人把自己的同类驱逐到野兽里去的严酷现实，而且强烈地意识到古老的传统文化对人性正常发展的严重束缚和对人的灵魂的戕害。他因之几乎和鲁迅一样，自觉地去探索中国民族性格的重大问题。不用说，老舍关于人对文学需要的理解就有着自己独特的角度和出发点了。诸如此类的例子难以尽数，相互之间明显和微妙的区别更是难以描绘。这说明，现代作家对于中国传统理性的批判并没有导向非理性主义，他们义无反顾的反传统也没有西方现代人本主义陷入纯理论的思索和“科学”的逻辑实证。其三，中国现代文学家因对“人本”概念的不同理解和对人的发展及其实现途径的不同理解而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文学主张和创作面貌，这在一定意义上表明了人本意识在文学中达到的深广度。
现代作家们在具体到什么是人的真正的发展，什么是真正完美的人生理想和人性，以及什么是达到这种境地的途径时，人们开出的“药方”、提出的方案就迥然不同，对文学需要的理解就出现深刻的分歧和对立。有的把人的发展理解为政治，经济地位的获得，有的理解为个性的充分独立，有的理解为美好的人性的复归，有的理解为理想人格的重建。而其途径，有的理解为经由阶级的、民族的群体奋斗，把族类的解放和新生看作人的发展的具体表现，有的理解为精神的改良和人性的健全；有的理解为人格的自我完善等。这样，实践的革命者更多地需要文学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直接的教育、激励甚至宣传的需要就显得重要；思想家和启蒙主义者更多看到文学精神武器的作用，着眼于重建人的道德意识、精神结构方面的需要，以及认识和批判的需要。“纯粹的”美学家、艺术家则往往从维护文学独立性和抽象人性的角度，强调文学“本来”“应该”去满足人的何种需要，而不大顾及文学与现实具体人生状况的问题。但是，无论在人的问题上有多少种分歧和冲突，而理性地思考人的问题，思考人与历史文化的关系，是一个最重要的相同点。这从一定意义上说明，中国现代以不同的对人的思考及其结论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中国式的人本主义思潮。这种人本主义一方面是现实的需要和中国传统实用理性精神的延续，一方面则是受西方传统的理性的人本主义的影响。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中国现代各种不同的文学观念和理论观点，就会看到它实际是以围绕人与文学的关系而形成的不同文学价值观的冲突。
而对于绝大多数作家、理论家来说，在种种不同中，一个相同点是贯穿着一种理性精神，并将文学对“人的发现”视线主要投向对人的理性精神的发扬。中国现代少有西方那种与哲学思想结合在一起的文学家，或者用文学方式演义哲学观点的哲学家，如萨特，也少有现代西方那种明确地以“人”为出发点进而研究世界的思路，而是把人与世界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这是因为中国现当代社会基本上没有大力张扬这种哲学思想的机会，也没有把这种哲学观念推向极端的可能。文学中的“人本”意识的体现，也大致带有这种特点。中国现代所奠定的这种“人本主义”的模式延续到当代，其具体内容与现代有很大不同，但是其深层的结构并没有根本变化。它在经过曲折后，一直持续到进入“新时期”。新时期前期（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对人的重新发现和呼唤，文学对人的理性思考，对丧失理性的批判等等，如所谓“伤痕”、“反思”乃至“寻根”，都是对“人本”真实含义的恢复和呼吁，是对人由极端理性化而走向非理性化的鞭挞和反思。它反映的是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对人性的重新发现。这种“发现”仍然是十分理性的，或者说是对人的理性方面的重新认识，它是在一种与政治相关的伦理层面对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分，而不是对人的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地位的争论。换句话说，当时关注的还是关于社会政治的问题，是对压抑人的美好精神的政治的抗议，而不是文化哲学的问题。我们可以列出一大批这一类在当时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品。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对于人的非理性因素的表现还没有提到重要的位置，它的主体还基本属于从20世纪初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理性的人本主义的文学线索。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随着社会结构、生活内容和方式、文化心理、价值观念等等方面的变化，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中国文学的面貌发生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深刻变革，这种变革不但把人的非理性因素的表现推向文学视野的前合，而且使以前文学对人的非理性因素的表现得到了新的价值评估（比如对郁达夫、沈从文、张爱玲的一些作品的重新评价中，实际就包含着对这些作品对人的非理性方面表现的欣赏、肯定和价值定位），也使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一个事实：20世纪中国文学对人的非理性因素的表现，构成了另外一条虽不明晰但同样重要的线索。文学中的这种非理性的人本意识，是从两个意义上去说的：一个是作家对于人的非理性方面的表现；一个是作家非理性地表现人生和人性。当然，非理性表现方式既可以表现人的理性方面，也可以表现人的非理性方面；反之，理性的方式，既可以表现人的理性方面，也可以表现人的非理性方面。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非理性的现象的源头同样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这个时期，西方现代人本主义的影响，是通过现代哲学和现代主义文学传入中国的，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尼采的意志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克罗齐的表现论等都以不同的形式对中国文学发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西方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在中国产生实际影响，形成以强调主观、自我、表现为特点的艺术倾向，不能否认有西方传统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人性论的影响，比如卢梭的浪漫主义的自然人性论的影响。但是，更重要的也许还是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想的作用。这也许是中国新文学中的浪漫主义较少传统浪漫主义中的“理想”、而多一些愤懑和感伤的原因之一。这种文艺思潮的出现，不仅仅是西方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影响，而相伴着它们的哲学基础而来，受这种双重影响，在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中，注重表现人的直觉、体验、感受、情绪、潜意识等等，在方法上则运用象征、变形、心理独白、精神分析等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