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看看关于人的生存需要与精神需要的关系。这里的生存需要，是相对于精神需要而言的，主要指物质、肉体生存需要。新文学的诞生与“人的发现”紧密相关，“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而人的发现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人对自己的生存环境、生存条件有了新的认识，对人与外部世界的现实关系有了新的感知，同时，对人的内部精神世界、精神需求及其发展有了新的发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作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当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提倡文艺运动了。”一一鲁迅对人的精神问题的充分关注，是中国现代文学以改造国民性为历史课题的理论先导，也是在对人的新的发现（对人的精神需要与肉体生存需要之间的区别及相互关系的新发现）和“文的自觉”（对于文艺善于改变人的精神的自觉意识）的基础上，把文艺本体特性与“人之历史”的现实发展需要真正结合起来的开端。不是把人的生存需要与人的精神需求分裂，而是从对历史和现实的考察中，发现人的精神的愚弱对整体人的生存构成严重障碍、因而也对整个民族历史发展构成严重障碍这一严峻事实。因此把人的精神改良作为人的全面发展、历史进步的重要方面认真对待，这无疑是人的主体意识觉醒的表现，是关于人与文学关系的认识达到新的时代高度的体现。把文学活动与整个民族精神更新，进而促使整个民族的整体的更新联系起来，是深刻和具有伟大的历史责任感的选择。中国现代文学因之在这个时代找到了自己的恰当的位置。
如果说鲁迅及其他同样重视对国民性改造的文学家如老舍，是从否定面提出问题，把人的精神需求和精神价值问题与文学的特性联系起来的话，那么，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则有更多参与文学活动的人，先后从正面提出人的精神需求与精神价值的问题，并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得以体现。比如，郭沫若，宗白华，闻一多，许地山，周作人，李金发、林语堂、朱光潜等，他们或者从哲学（美学）的高度，或者从宗教意识等其他角度，探讨人的精神发展问题，探讨“灵”与“肉”的关系。
五四时期的文学不同于三四十年代的文学，重要原因是它首先有自己的需要优势，这便是参与文学活动的人普遍地对精神需求的渴望与对文学精神特性的“发现”的契合。这一时期对精神需要的强调，并不是在物质需求、生存需求满足之后由低级需求向高级需求的提高，而是一种对自身和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危机感的认识，对因精神的愚弱而妨碍人的真正发展的深刻感知，是理想不能在现实中实现而更加憧憬理想的曲折表现。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较之其他时期，更深刻地触动着精神领域，对于中国人由传统意识向现代意识的变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些现象都能从文学的需要优势中得到解释。
但是中国现代社会的苦难一再地告诫人们，国家的存亡、民族的存亡和人的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满足，仍然是第一要义。马斯洛曾这样说过：“对于那些长期的、极端地处于饥饿状态的人来说，乌托邦可能仅仅被看做是有大量食物的地方……生活本身倾向于按照吃来定义。其他一切都被看成是无关紧要的。”①在中国现代并非没有对于崇高境界的追求，并非缺少为信仰而牺牲自己肉体的英雄，并非缺少在饥寒交迫中保持高尚精神的追求者。然而，在这个时代，精神的追求、精神高尚与否的评价，往往被置于取得基本生存条件的过程中。到后来，一种约定俗成的意识是，精神的追求难能改变人的现实处境，倒可能成为对现实的不敢正视和逃避。现实使作家发出这样的感叹“时代的不安迫害着我们的生存。我们微弱的精神在时代的荒浪里好像浮荡着的一株海草。我们物质的生活简直像伯夷叔齐困饿在首阳山上了。以我们的这样的精神，以我们这样的遭遇，我们能够从事于醐醍的陶醉吗？”2对于现实的这种强烈的感知，使得对于文艺价值的判断和目标的确立，必然转向文艺与社会变革的关系方面。“对于今日的文艺，只在他能够促进社会革命之实现上承认他有存在的可能，而今日的文艺亦只能在社会革命之促进上才配受得文艺的称号，不然都是酒肉的余腥，麻醉剂的香味，算得甚么，算得甚么呢？”②一今天远离了这个时代的人们，不必过分地责怪这种偏激的看法，实际上它反映了当时大多数想把文艺与人的关系搞得现实而具体的人的普遍意识。另外，中国文学中历来对人的“原罪”意识不感兴趣，“原罪”基本上被视为由社会制度及其意识所酿成，因而完全可以依靠社会的努力来战胜它，而不是靠人性的复归，不靠内心的忏悔。这些，都是偏重于对外部生存环境而不是从精神方面着眼思考文学“需要”的因素。正是由于这些复杂的因素，在2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现代文学形成了新的文学“需要优势”。同时从“需要”这一层次便出现了冲突和矛盾。
文学需要问题上的这些现象表明，中国现代文学价值系统的建构和价值观念的形成，与新中国成立后那种在行政命令和组织领导下的对政策的服从不同，它是时代精神的一种反映，是文学家的一种自觉的意识。绝大多数作家对于现实的关注，并把文学纳入到现代历史发展的轨道中去，并不是唯心的、强迫的。惟其是一种自觉意识，是一种时代共识，所以，中国现代文学对于现实的执着、对于政治的热衷，就不是外加的任务，而是一种选择，一种特殊的“需求”。也正是这种深层原因，使得许多本来有价值的“需要”被排除在正常的需要之外，因而突出文学的宣传鼓动作用，突出文学的认识价值、历史批判价值就十分自然。
人对文学的需要，还涉及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问题和主体的“归属”问题。从五四时期对人的个体价值的充分肯定，到20年代中期后把人的问题纳入到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中进行思考，这一过程，是现代历史环境所决定的对于人的价值认识的必然路径，是认识上的发展而非简单地以后者否定前者。然而二者的区别仍是明显的，这两个时期有着不尽相同的关于人的价值的时代标准，个体和群体在这两个时期的位置是不同的，由此涉及文学价值定向问题。
五四时期，“人的发现”，不仅是哲学思想领域内的重大课题，而且是这个时代特点的重要标志，也是文学所表现的主要领域。这个时期，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主要还在经历着人的重新发现和个体价值重新认识这一环节，关于个人与社会、个体与群体关系的统一还不是强调的侧重面，或者说当时还不要求在这些关系上做出明确的抉择和付诸行为。倒是那种把个人的发展看做社会发展的前提、把自我的更新与祖国的更新视为一体的观念更受尊崇。
中国现代历史特点和发展方向，决定了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走过从个性解放到迅速结成民族的、阶级的共同体的里程，完成从打破精神束缚、增强个体意识到在人与人的关系中重新认识自我价值、增强群体意识的历史过程。它在逻辑上仍然包含了从人的觉醒、个体价值的认定，到重新把个人交融于群体，在群体中实现自己的自由解放这一发展步骤，但却又不容许有足够的时空来充分展开。哲学家艾思奇这样说过：
五四以来的思想文化运动，和中国社会关系的变化，和中国民族的危机等是有着不可分的关联的，……在民族危机最尖锐的目前，一切问题都以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为焦点，谁也不能走独自道路而必须首先以整个民族的道路为道路了。思想文化上的独自性（或宗派性）和极端性，曾在过去形成尖锐的对立，这是会妨害人们共同走上的民族救亡的道路的。于是由于实践的新的情势和需要，在思想文化上不能不来一次反省，来一次价值的重新估量了。
——(论思想文化问归）
事实也正是如此，中国现代社会在五四后的发展，没能也不可能留给“个人”“个性”发展以充分的机会。“个性主义”在现实面前的碰壁，虽然并不表明个性解放在中国已失去现实意义，但在客观上却促使人们形成一种意识：必须以群体力量来面对整个现实世界。这时，中国传统的不从全体中划出部分、不从自类中分离出个体的思维方式，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结合在一起，决定着在个人与群体发生矛盾时，容易把二者对立或者以牺牲前者为解决办法。所以。20年代中期后，文学为自我，还是为阶级、为群体，就成为文学价值定向的重要的因素。这个问题涉及的方面更加宽泛，可以说包括了文学活动的所有方面。后来所发生的许多争论、冲突，作家的内心矛盾，文学格局的调整，风格的变化，表现对象和内容的改变，等等，都与在个体与群体问题上的不同理解和如何对待相关，当然，文学价值观念的嬗变更与此关系密切。
如果说，人的生存需要与精神需要的关系的实质是关于“需要什么”的话，那么，个体需要与群体需要的关系的实质就是关于“谁需要”的问题。这两方面的互相交织并不断演化就是现代文学“需求模式”和“需要优势”的内在的制约机制。它直接影响到五四时期和20年代中期后两种不同的文学局面和价值尺度。
第一，五四时期，人对文学的需要，在表层结构，呈现出十分繁杂的现象，但在其深层结构，则在整体上有更多的共同性。而在20年代后，人对文学的需要系统，由过去那种主要由艺术主张而引起的分歧，一变而成为带有政治色彩、阶级成分、道德意识和人生态度因素的冲突。文学社团的名存实亡或自行解散，实质上预示了由于人的意识的深层的分歧而重新组合文学的“系统”的开始。在表面上，过去那种复杂多样的主张、观点逐渐变得统一，而在深层，不同派别的界限更加分明，冲突更加深刻和强烈，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就是说，在20年代后，中国文学的需求模式，已是重新变化转换而成的不同系统，在实质上比五四时期更加复杂和迥异。
第二，文学需求模式的转换，实际上是在中国新文学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深刻矛盾面前新的选择的表现。这个矛盾是，一方面，文学的“精神性”特性和文学活动的“个体性”已被新文学作家所认识——文学的主要功能效用在人的精神方面，这种效用和功能的特性大小取决于作家个体对世界的独特感知和艺术表现状况。另一方面，现实使人对生存的需要更重于精神性的需要，作家的个体的感知和对文学的特殊需求，应服从于作为历史主体的群体的现实需求。这样的矛盾早为新文学的人物所意识，并在注意调整自己的位置。最有典型意义的是鲁迅、郭沫若、周作人，他们分别代表了一种选择方式和需求模式。周作人回避了中国文学在中国现实的发展中遇到的新的课题。这种回避也是一种选择和位置的调整。具体来说，一是试图使文学超脱于现实而追求“独立”价值，二是转向自我和内心，醉心于“自己的园地”的耕耘，以寻求精神的解脱和心理的平衡。郭沫若采取的是“彻底”转变的方式。他在五四时期对文学精神性的理解和把握，对个性的张扬都达到了极致。而在20年代中期，他在倡导革命文学的过程中，恰恰对这两点有了全“新”的认识，毫不犹豫地发生了转变。与周作人把严肃的人生问题、社会问题的回避“巧妙”地转而为维护文学的“独立性”不同，郭沫若的转变是有根有据、理直气壮的。这种率直转变的过于轻易，一方面体现出他的高昂的政治热情，他的个人特点，但是另外一方面则又反映了把这种转变简单化的倾向。相形之下，鲁迅的转变和调整要复杂、艰难得多。不像周作人那样轻松，也没有郭沫若那样“径直”，鲁迅有着痛苦和彷徨。这种艰难、痛苦和彷徨，并不是由于在感情上与民族、群体的隔阂、在行为方式上和历史运动的距离，而是在理智上无论如何也不能无视国民精神上仍然存在的严重痼疾，不能无视当时在个体人格、个体价值方面实际存在的问题。对现实的这种清醒的认识和感情上与民众的深切联系，使得他既不能回避人民大众的最紧迫的现实需要而再空谈精神需要，又不能离开文学的特性把文学等同于宣传。当时，现实国情了解得越深刻，思想情感越深沉，对文学特性理解得越充分，便越感到矛盾的深刻，感到文学位置调整的艰难，文学价值重新定向的艰难。
第三，由于文学需要受到新的因素的制约，30年代后的文学对五四时期提倡和形成的文学观念进行了“再选择”和重新估定。这是因为，需要优势的变化，必然制约着对文学属性和功能的“发现”范围和向度。文学作为客体，人们对它们的认识，不用说，越是与主体的需要相符合的方面，就越容易被认识；反之，就难为主体所认识和发现，即使已被认识也会因为“不需要”而被放弃。
20世纪后半期，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新时期改革开放，整个社会历史的巨大变化所引起的人对文学的需要的变化，深刻而复杂。新中国成立后，个人对文学的需求在后来逐渐变为一种集体的需求，这是与当时意识形态的特点相关的。人对文学需求的单一化内在地决定了文学格局的统一化。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发生的异常复杂多样的变化，其根本原因也在于人对文学需求的多样化和审美意识的个体性。这是不用赘述人们都能感受到的。
总之，20世纪中国社会人对文学的需要，有其特定的系统模式、构成要素、结构层次和转换机制，有自身的优势需要规律。大体来说，五四时期，人对文学的需要意识，呈现着表层结构“纷如乱丝”，各种文学需求杂然并成，而深层结构相对一致，不同需求相互补充、相关相容的局面。人对文学的需要优势是，尽可能多侧面地发现和认识文学的精神性特质和功能，以满足人性解放的时代需要和人们多方面精神发展的需要，这也同时是满足反封建的时代需要。20年代中期后，人对文学的需要则变得十分复杂，并表现出强烈的选择性，呈现出与五四时期迥然不同的整体格局。从五四高潮过后新文学探索继续发展的道路，到40年代逐渐走向统一，出现的许多或称之为“内部论争”或视之为根本对立的斗争，都不仅仅主要对于文学“是什么”、文学的功能、规律等认识上的分歧，而首先是关于人对文学需要的具体理解、选择上的冲突。新中国成立后人对文学的需求在强烈的政治作用下走向单一，新时期人对文学的广泛需求既是文学与人的关系发生重要变化的体现；也是决定文学面貌的内在因素。这个时代文学与人的价值关系，在人对文学的需求以及时代允许满足这种需求的程度的变化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