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在新文学已经经历十几个年头之后，郑振铎、傅东华编辑出版了由五十几位文学家撰写的我与文学（一书，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家与文学发生关系的过程和基本特点，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正如编者在序言)》中指出的：“这数十位作家在文学活动上各有各的不同经验，他们对于文学的态度和见解当然不能完全一致。”但是他们共同点之一是：“各人之与文学发生因缘和中途转变态度，无不由某种外在的戟因所促成。”打开这本书，给人的第一印象也正是这种对文学态度和见解的分歧的看法与对“外在戟因”情状的叙说。有的正面回述“我投到文学园地里的初衷”（如白薇）、“我怎样与文学发生关系”(如叶紫）、“我对于文学的理解和经验”（如小默），有的却相反，极力说明“我并非有意选择文学”（如萧乾）、“我不愿坐这把交椅”(如草明）、“我是个外行人”（王文慧即巴金）。在谈到今后对文学的态度时，有的表示，“我不愿意放弃文学”（如黎锦明）、“我要做一个勤恳的园丁”（如赵景深），有的却予以否定的回答：“我希望能够不再提笔”（巴金）、“此道不可以立身安命”（如孙席珍）……如此等等，看法颇为分歧。但是在这些迥异的见解和不同的外因中，却表现出现代作家近乎相同的走向文学的路径和近似的认识文学的角度。就走向文学道路的“过程”来说，一方面，绝大部分人，在童、少年时期，先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学，特别是民间文学艺术的熏陶，对文学发生兴趣，并程度不同地打下了传统文学素养的基础；而后，通过不同渠道，接触到外国文学，主要是从具体的作品中受到了感染和影响，进一步认识到文学的一些特性，另一方面，也差不多从童、少年开始，在逐步接触现实人生的过程中，内心产生了由不同原因引起的精神痛苦和苦闷，随着年龄的增长、时代的变化和与社会的进一步的接触，特别是国家、民族的衰亡的阴影，使得他们的苦闷到了难以遏制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种种具体的“刺激”而走上了文学道路。为了救国、救民，也为了救自己，他们操起了文学的武器。这是一个对文学价值属性的感性认识与“我”对文学需要的意识不断加深的双向变化过程，而后一方面的原因也许更为根本。对绝大多数作家来说，强烈地需求解除精神苦闷的需要，超过了对文学“是什么”的认识。从自己的体验和需要出发，他们或者把文学当做“梦”与“酒”，试图使“沙漠般枯燥、污泥般的龌龊”的现实生活，“由梦得到调剂”，“借酒泉里之沐浴”而“导人暂时离开尘俗而入于缥渺之境”，“以释去一些灵魂上的重负”（小默）。或者把文学看做“解剖刀和显微镜一样”的武器，“刻出人类的痛苦”，“暴露压迫者的罪恶”（白薇）。而更多的人最初的创作简直就是“苦闷的象征”和愤怒的发泄。叶紫说，他的提笔，是因为一方面要寻找“能够补救我的过去的破碎的灵魂”，一方面要抒发“郁积在我心中千万层、千万层隐痛的因子”；草明的开始写小说是描写着“愤怒的将要哭那时的情绪”，刘大杰是欲写“心里充满着说不出的压迫的情绪”。这里没有对文学是什么的神秘玄妙的解释，没有文学家的自负和自豪，倒明显地流露出对文学家的头衔不屑一顾的神情，有着不期而然迈进文学门槛、无意间参与文学活动的某种“不甘心”的“恼丧”的意味。还有人甚至这样说：
文学是什么？我不知道，而且我始终就不曾想知道过。
……我写文章不过是消费自己的年青的生命，浪费自己的活力，我的文章吸晚我的血液，我自己也知道，然而我却不能够静止它社会现象像一根鞭子在后面驱使我，要我拿起笔……
但是我那生活态度，那信仰，那性格使我不能甘心。我要挣扎我常常绝望地自问：难道我是被命定了跟在文豪学士后面呐喊的吗？我难道就不能做一件更有用的事情吗这是作家巴金的肺腑之言。它表达了许多作家的共同心声，一种普遍的精神现象和心态。在现代文学自述中，还有许多颇为相似的说法，如丁玲常常想着在文学之外“弄点别的什么”等等。
中国现代文学的这种文学意识，一方面，对于破除旧的传统文学观念，冲破理性的束缚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且它体现了文学价值追求与人生价值追求的一致性。但是另一方面，对文学是什么的有意无意的轻视和理解的简单化，直接影响到对文学本体特性以及它的多侧面价值属性的认识，往往形成对文学价值目标追求的单一和片面，这不利于建立更全面宽阔的文学价值观。
“文学至死是自由的”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有一批所谓“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人，他们所信奉的是“文学至死是自由的”这一观念。追求文学的独立、自由和它的特殊品格，本是中国新文学反叛传统、重建新的系统不可绕过的环节和既定目标，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具有新的内涵的现代意识。它与人追求独立自由和自主意识相联系。从这个角度说，追求文学的独立、自由，不能随意地进行贬低和否定。问题在于在中国现代，为什么这种追求不但收效甚微，而且与时代所尊崇的道德观念和人生价值目标相冲突？这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主要还与追求者自身文学意识上的缺欠相关。本来，对于文学独立和自由的追求，是为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借文学以实现某种人生价值。而现代文学史上“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人恰恰缺乏面对现实的勇气，缺乏对人的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缺乏把理想人生的追求与文学功能的发挥联系起来的桥梁，缺乏把文学自由与人的自由的追求结合起来的现实基点。相反，他们往往在现实人生价值目标失落后“死抱住文学不放”，并以此来取得心理的平衡。因而他们的主张不但失去了现实的基础，而且少有真正的理论的探讨和建树。这使得文学是自由的这一有意义的命题和意识，未能成为重建新的文学价值系统的主要的有力的支点。中国现代文学实际缺乏真正的自由意识。
“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发生过许多次理论上的争论和斗争，其中贯穿着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围绕“实际”与“定义”关系的争论。
20年代关于文学革命的论争，30年代左联与“新月派”、“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争论，40年代延安文艺界的分歧、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艺思想的批评等，虽然都不能单纯归之于“定义”与“实际”关系之争，但是程度不同地都与这一问题有着联系。按照文艺的定义去指导文艺活动、评价文艺价值，还是从实际的需要出发确定文艺的方向，是暗含在不同主张中的一个实质问题。抓住问题的症结并作了明确阐述的，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说：“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后来，对这个问题有过思考的还有胡风，他说：
……思想的巨人们不止一次的指出：理论或原则，只能从历史要求或具有实践性质来衡量，合于历史要求或具有实践性质的就是真的，否则就是错的。使“一般性的原则”远离人间，高高在上，因而弄的不能解决“具体历史或现实问题”，虽然说是宽大为怀地不忍“运用过高的尺度或提出过苛的要求”，但实际上只是阉割了“一般性的原则”，把它变成没有生命的死的教条以后的、情虚的遁词而已。同着这样的遁词，不仅是向“具体历史或现实”背过脸去放手不管，事实上却往往骑在“一般性的原则”上飞着铁蹄，把血肉要求中的“具体历史或现实问题”踢乱，以至踢死。
在胡风看来，现代文学史上关于“定义”和“实际”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由如何把文学运动与“具体历史或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这一关键问题引起的。
“从实际出发”本身并没有错，因为所谓“实际”在这里也就是“需要”，是构成文学价值观念的重要方面。问题在于，从20年代起就存在着过分强调眼前实际而不顾定义或贬低“定义”的现象。往往把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定义出发，变成了只要眼前的“实际”而不顾及文艺定义，甚至忌讳探讨文艺定义。对文艺定义的轻视与对文艺规律的违背有着直接关系。
以上现象，是中国现代关于文学意识的主要的特点。那么，作为一个新的文学历史阶段，现代文学意识在总体上有哪些特征呢？
知识、情感、意志构成人的意识的内在结构，文学意识也不例外。现代文学意识的形成及其特征，并不仅仅在于现代中国人较之古代获得了多少关于文学的新的知识，还在于人的知识、情感和意志三者之间处于何种关系，形成怎样的结构。
中国现代文学意识的形成，并不是所谓的盲目崇拜西方，导致与传统的决裂。崇拜是有的，但是却并不是盲目的，相反，人们对外来文学的注意、理解、阐述和接受，都有着明显的选择性和倾向性。这种选择和倾向正是特定条件下人的意志和情感作用的反映，它们无不由具体社会环境所制约，根植于社会心理深层。这种情况下，起决定作用的就不是关于文学的知识的多少。中国现代文学意识，作为这个时代的社会意识之一、它们是社会性的知识形式、社会性的感情形式、社会性的意志形式互相联系、互相作用所构成的。从对中国现代文学意识的上述现象的描述可以看出，在总体上有以下特征。第一，参与文学活动的人当中，文学理论家、包括同是作家的理论家，侧重对文学知识的关注，如对传统文学的反省，对文学规律的重视等等。较之其他人，他们更多地探究过文学是什么的问题。而一般的文学家，对文学道路的选择和对文学的理解，多出于情感的驱使和精神的需要，他们不曾想知道文学究竟是什么，而更多的是“我认为文学是什么”的意识。实践的革命者的文学意识，则更多意志的成分，侧重考虑的是文学对于现实社会有什么用处。当然这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比较。中国现代不少人是集作家、文学理论家和斗士于一身的，他们的文学意识常常处于某种矛盾之中，知、情、意三者某一方面的片面突出常会构成一种内在的冲突。第二，中国现代文学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它在社会大系统中的位置，规定了这个时代的文学意识的演变趋向，在文学意识的内在结构中，越到后来，越强化情感和意志的功能，社会性因素越加明显。而意志的特性在于它的自觉“目的性”，情感则参与人的思维和行为，又强化着目的性。中国现代人对文学的各种意识，归根结底都转化和集中为含有具体内容的“目标意识”。第三，现代文学的“目标意识”，除了文学为现实斗争服务的目标意识之外，还有其他的表现形态和具体的目标意识，比如，探索国民性问题，把改造国民精神作为文学的一种意识到的“目标”；比如，反省民族文化精神，把重造理想的民族文化、民族性格和理想人格作为“目标”等等。而各种具体文学目标意识是形成不同文学价值观念的直接的动因。
当代文学意识，逐步统一，用文艺政策取代了文学观念，对文学的功能的认识，逐步划一。
新时期对文学属性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