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中期，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提出了一些至今令人深省的问题。他首先指出：“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一一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没有正视的勇气。”“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从他们的作品上看，有些人确也早就感到不满，可是一到显露缺陷的危机一发之际，他们总即刻连说并无其事”同时便闭上了眼睛。”①这种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的态度，表现在创作中就是用“瞒和骗”粉饰事实真相，“使读者落诬妄中，以为世间委实尽够光明，谁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在这里鲁迅还指出了文人的人生态度和文学的价值关系问题。鲁迅又说：“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②这是切中要害的反省，他揭示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不能正视现实人生的文人用瞒和骗创作的作品，对于现实人生是一种否定的价值关系。它不能引人前行，却“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自以为正路”。因此，鲁迅呼吁：“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③鲁迅的这种意识，代表了现代文学作家对于文学与现实人生关系的新的理解和价值态度。
提倡积极进取、直面人生的态度，与反对消极退让、苟世龟缩的处世哲学，在对待传统文化中得到了清楚的折射。在中国历史上，儒、道，释对文学都发生过重要影响，但其影响的侧重有所不同，如儒家对于文学功利目的的重视和对作家人格的影响，道家对于人生情趣的强调和对文学艺术特殊规律的重视等等。所谓儒道互补作为一种传统，深刻地制约着文学艺术的发展。而这些哲学思想对于作家人生价值观念的影响和人格的造就，直接关系到文艺的价值蕴含。在这些影响中，也有其很明显的消极面。对此有学者分析到：“传统的独善其身，与禅宗的自我解脱，嫁接，传统的克己复礼，与佛教的乌龟人生哲学杂交，老庄的无为，自然，与士大夫的淡泊、自然生活情趣混合，在唐宋以后，逐渐形成了中国士大夫那种以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与自然、淡泊为特性的生活情趣，也熔铸了中国士大夫极端的内向、封闭的心理与克制、忍让、和谐的性格特征。”“这种人生哲学源远流长，而且越积越厚。它在中国士大夫生活的各方面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成为民族心理上的一个致命缺陷。”这种心理特征和性格缺陷，可以说是瞒和骗”文学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文人从心理和性格对于文学价值要素的形成所起的作用虽不像政治态度作用那样的明显和强烈，但有时却远为深刻和内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文学特质和品格的现代化，无论如何不能绕过文学家人生哲学、人生态度和心理、性格的历史性变化。这方面的自觉意识在五四一代文学家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他们通过对古代文化哲人的历史评判强烈地反映出自己的态度。
郭沫若在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德国文化的比较中，站在新的历史高度阐述孔子、老子哲学，提出“我们要把动的文化精神复转来，以谋积极的人生之圆满”。他认为：“我国自佛教思想传来以后，固有的文化久受蒙蔽，民族的精神已经沉潜了几千年，要救我们几千年来贪懒好闲的沉痼，以及目前利欲熏蒸的混沌，我们要唤醒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而吸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
我们要在我们这个新时代里制造一个普遍的明了的意识：我们要秉着个明动的进取的同时是超然物外的坚决精神，一直向真理猛进，”郭沫若企图通过对固有文化精神的重新认识来制造一种新的意识，即“动的进取的”精神，这种对于传统的重新阐发解释似乎与五四时期反传统的气氛不和谐，其实他所倡导的精神的特质和指向正是现代最应发扬光大的。
与郭沫若正面对传统文化精神的肯定不同，茅盾是在对传统文化中消极面的批判分析中表现出他的人生哲学和价值取向。茅盾评判庄子哲学：“庄子的根本思想是怀疑到极端后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庄子的人生观是一切达观、超乎出形骇之外的出世主义。……
他否定一切，固然像是高超，固然像是极革命的，但是他把一切都看着毫无价值，失去自己进取的地步，固只能逍遥物外，竟成了进步革命的障碍物依庄子的处世哲学，所谓原为祥金原为不才之本最好不过造成一种不关心社会痛痒、不问民生疾苦，乐天安命，听其自然的废物，下焉者且成为阿谀依违、苟且媚世的无耻小人。”①茅盾对于庄子哲学的这种严厉的批判态度，与他20年代一系列论文中对那种“只求得些安慰或求得灵魂的归宿”的文学现象的批判，同出于一种明确意识的支配：文学应该负起社会责任，应该以积极进取的态度来从事文学活动。从中也反映出与郭沫若相似的精神态度。由此我们联想到，30年代，鲁迅在他的一系列杂文和小说《故事新编》中，对老子《出关》、庄子《起死》、叔齐和伯夷《采尔》等等的讽剌和批判，主要集中批判他们的处世哲学和人生态度，而作品中现代成分的融入，使得现实针对性极为明显，可以说这是鲁迅对于“奇妙的逃路”的批判的继续。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在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中，反对妥协和退让的精神与政治意识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新的统一，直接影响到这一时期文学的价值特质。“七月诗派”对古老民族顽强生命力的掘发、对意志力的强调，以及解放区文学中积极进取人生态度在新的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使得现代文学在这方面形成了贯穿始终的线索。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不管情况多么复杂，道路多么曲折，但那种遁世归隐、龟缩媚世的人生态度和退避一旁把玩人生的意识，不再受到尊崇和肯定，相反，时时受到冲击。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人生”是一个频繁出现的字眼，“为人生”，“改良人生”，“表现人生，指导人生”，观察、体验、探讨人生，乃至“在人生边上”调侃人生，形成多种角度多种层次的文学与人生关系的生动景观，它直接影响到文学价值要素的特点和文学的品格，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的重要区别之一。而这中间，贯穿始终的是对人生的严肃态度和积极进取的精神。
其二，人的发现与历史意识的增强。
20世纪中国文学家与古代文人的重要区别之一，是他们生存活动的文化环境和氛围有了极大的变化，因此也使得他们对人的自我、人与社会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有了新的理解。西方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两大哲学思潮及其演变，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或猛烈冲撞或融会改造，使得中国文学开始跳出传统的思维模式和理念的束缚。不管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文学家在人的问题上的意识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他们肯定人的自然天性，尊重人的个体价值、肯定人的合理欲望，但却已不是传统老庄哲学的简单延续；他们注重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把文学与现实人生价值的追求联系起来，注重理想人格的塑造、肯定伦理道德规范的必要性，但却已不是传统儒家哲学的直接继承。当然，这也不是对西方文化哲学的照搬和移植。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整合与“重造”，其核心是)肯定人的正常的欲求，使人性得到真正的解放和发展，而又不走向非理性主义、走向异端；注重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提倡人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感，却又要挣脱传统束缚，使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发展相统一。这一核心问题辐射到诸如东方与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理性与非理性等一系列问题。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对中国现代文学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人的发现”这一历史哲学课题，因历史意识和辩证观点的注入具有现实含义和实践意义。人的发展与历史的进步的关系这一命题，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一个基本主题，并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充实进新的内容甚至本该同样属于基本课题的人与自然、人的自我意识等，也一度被有意无意地被置于这一命题之外。因此文学家在这一问题上的意识特点，制约着文学的价值特点和艺术品格。
人与历史的关系，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其意义颇大，而把握却难；成就殊多，然教训也深。其难就难在如何历史地看待人的发展和以人为目的看待历史的发展的辩证关系其教训在于或离开历史的具体性把人性抽象化，或把人与历史对立起来使人只成为工具。但是，只要不过分地纠缠于过去某些时期，不让追悔之情淹没了科学态度，而从整体上将现代与古代比较，我们仍能感到在这个问题上的巨大的进步，会看到新的许多重大收获和突破与文学家这种意识的升华成正比。
中国现代文学对于古代文学的变革，不仅是观念层次创作技巧和题材层次的重大变化，更重要的是文学创造主体审美感知心理结构和艺术思维方式的整体变化。作家们开始以一种新的心理感受思维角度和方式来把握和表现这个世界。作家心理结构、艺术思维方式的变化，是新的社会思潮文化意识社会历史内容“转化”为文学肌质的中介，是文学内涵和品格发展变化的内在机制。正是经由作家个体的这种转换方式，才使得中国文学整体价值系统发生变化成为可能。
中国古典文学的艺术特征和价值内含的形成，与中国古代文人独特的思维方式直接相关。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是整体性直觉思维，是思维主体对于思维对象的直接把握。它省略了思维的中介环节，不是循序渐进的过程，而是一种突发过程，即主体一下进入对象中，或由最初前提一下跃向最终结论。它强调意会性、不可言传性。这种特点后来和禅宗结合，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学艺术的创作活动。中国传统文人的思维方式确实反映了文学艺术活动的某些基本规律，比如，强调感性、顿悟，宜于表现内心感受等等，其优点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思维方式与中国古典文学将诗词散文这些以表情达意为主的样式作为正宗的文学格局是十分适宜的，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传统文学的整体的品格和风貌。如有研究者所分析的：“禅宗对士大夫的渗透过程中，士大夫也不觉地习惯了禅宗的思维方式，逐渐形成了以直觉观照中沉思冥想为特征的创作构思，以自我感受为主追溯领悟艺术品中的哲理、情感的欣赏方式，以及自然、简练、含蓄的表现手法四合一的艺术思维习惯。这种心理性格一审美情趣一艺术思维的结合，使中国士大夫文学艺术形成了与其他民族、其他阶层的文学艺术迥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它偏爱宁静、和谐、淡泊、清远，而蔑视冲动、激烈、艳丽、剌激，它注重哲理与情感的表现，而忽视物象的再现与描摹，它长于抒情写意，而短于叙事状物。”①这说明中国文人士大夫的艺术思维特征，直接关系到中国文学艺术的特质和精神内涵。
进入现代，社会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决定文学艺术家思维方式的诸多因素本身也有了极大的变化。这些因素包括第一，现代中国文学家在社会上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客观环境使他们不能长久地沉溺于内心的冥想之中。第二，现代文化背景、哲学思潮有了极大的变化。影响文学艺术思维方式的哲学和文化思想，让位于唯物主义思潮，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极大地改变着人们感知世界的观点和方式。第三，西方的文艺思想、理论和观念，被直接地引进和吸收，不仅改变着中国文艺理论本身，而且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角度，特别是现实主义的大力提倡和传播，对于中国传统文艺思想和艺术思维方式具有直接的冲击作用。第四，文学在现代社会中地位的重新确立、文学目的性与社会历史发展的进一步密切，亦即把文学纳入“认识世界进而改造世界”的认识论的轨道之后，也极大地改变着文学的功能，它反过来又驱使文学艺术的思维方式发生相应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