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类，是由城市中、下层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组成的、情况极为复杂的作家群。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如沈雁冰、叶绍钧、冰心等，虽然基本上在中国本土生活，但却不是旧式的“土生土长”，而是较系统地受到了新式教育，形成了新的意识结构和文学思想，特别如沈雁冰，对自希腊罗马开始直到20世纪末的文学思潮有系统的了解，形成自己的文学观。他们能立足于中国现实又不封闭自守。
第三类，是留学回国、吸收了异域营养的知识分子作家。他们在国外受到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心理的熏染，接受了不同文学观念的影响，对中国现实的了解虽不如前一类作家，但中外文化和东西方社会的强烈反差常常使他们感情冲动，情绪激昂。急于求成的心理和彻底重造”中国文化的姿态中，总有外来的影子在浮动。如创造社、新月社等就属这类。
第四类，是通过不同渠道流入城市的“乡土作家”，他们有对乡土中国社会的较深的了解，有“乡下人”的生活阅历、积累和情感，但他们却不是纯粹的乡下人，而是接受城市文化和现代意识的小知识分子，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观乡村，把许多不为人知的社会场景、人生状态和乡土意识带进了文学领域。
第五类，大多是1923年前后步入文学界的知识青年，他们多因某种外因的刺激，对国之不幸、家之不幸和个人之不幸的愤慨，理想在现实面前的破灭，甚至失业的困扰和境遇的窘迫而不期然地走上了文坛。
这几类情况不同的作家群之间并非是互相绝缘的，而是相互影响的，因为他们处于同一时代氛围之中，但是他们各自的特点也是明显的，这些各自的特点在特定情势下对新文学阵营总体格局的形成有着特殊的意义首先，不同的气度第一类作家，特别是其中的“新青年”群体，代表了一种先驱者的开拓精神和恢弘的气度。陈独秀对科学和民主的大力提倡，踏实的“启蒙”的实践；李大钊对中国社会历史根本问题的思考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鲁迅对重建中国文化价值系统(改良国民精神的深入思考与努力；胡适对语言文体改革的大胆尝试和对传统文化领域研究的拓展；周作人对“人的文学”“思想革命”的独特见解及适时倡导等等，都从不同的层次、角度和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中国文化和文学现代化的课题。大处着眼，颇具宏观意识成为他们的共同特点，表现出先驱者的勇气和卓识。而他们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切体验和理智判断，加上对外来文化的分析态度与拿来主义精神，使得对于封建主义的反叛态度十分强烈，反戈一击也特别有力。
这从另一方面表明了他们共同承担着开始划出新旧时代界限的先导工作。不管他们身后是纪念塔还是“坟”，他们在开创期的工作影响了整个新文学及其发展却是事实。继起的第二类作家，表现出一种踏实稳健的研究和建设新文学的执着精神。这一方面表现在他们在对文学与人生关系的理解中，渗透着一种严肃地面对人生、面对现实社会，进行观察和思考的积极进取的态度，他们在寻求一种能使文学改良人生成为可能的现实基础和过程，并体现于自己切实的文学实践中。另一方面，在具体的文学理论建设和文学创作实践中，表现出科学的态度和历史责任心。文学研究会、语丝社、未名社等作家群，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建设工作有独特的见解和努力。如对外国文学有计划地译介，对文学理论的引进都有着经过理智思虑后的分析态度，常常体现出全面思考中国文学未来蓝图的责任感。留学归来的创造社作家曾讥讽文学研究会“独霸文坛”倒从另一方面道出了文学研究会等作家群的气势。第三类作家群以具有留学经历的作家为主。他们有着由对本土与外域、东方与西方国情和文化的强烈反差而产生的焦灼心理和创造欲望，对于外国文化意识、文学观念和气息的直接接受，给予他们对中国文学变革以更大的勇气和更具体的摹本，使得在创作的内容与技巧方面更能超越传统规范。而他们对中国现实了解的不深不全，在开初成为他们大胆冲破精神樊篱、充分表达理想的有利因素，而后来则成为他们必然发生转变的直接原因，因为回国后面对的中国现实教给他们的东西要比外国“先生”教给的深刻得多。留学生作家群又因不同的地域和文学色彩大体分成日俄留学生群，如创造社、南国社；英美留学生群，如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的大部分成员；法德留学生群，如象征诗派等。他们的出身教养、经历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使得他们各自的作用、“形象”也很不相同，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为中国新文学运动带进了新的东西。现代文学史家早就说过西方两三百年所经过的文艺思潮在中国几年内匆匆地演过。
其所以会如此，在相当程度上与留学生作家群直接“拿来”的工作分不开，他们本身就是最有力的传播“媒体”。第四类即“乡土作家”群，如蹇先艾、许杰、许钦文、王任叔、彭家煌、王鲁彦、合静农、徐玉诺、王思玷等。他们出身经历决定了“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但他①鲁迅中国新们“于悲哀深有阅历”，对古老的以农业经济为中心的封建社会的各个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方面有独到的感受和体验。当他们接受了现代文明来反观“故乡”时在他们身上隐现着心曲的哀愁和深沉的忧患意识。他们带给文学界的，不仅是“乡土”题材，还有那种凝重的坚稳的乡土精神和乡土作家特殊的心态。乡土作家群的出现不能说是异军突起，尤其在文学理论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建树，但是在20年代文学创作的总体格局中，在创作实践上，是一个有特色的“板块”。在某些方面，他们上续鲁迅的创作，下接30年代乡村文学。第五类作家群，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而觉醒，但是他们加入新文学队伍时却已是五四退潮期，“苦闷彷徨的气氛笼罩着文坛”，连五四的策源地北京也“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他们此时的心情热烈而悲凉，同时充满着强烈的青春气息。他们有苦恼，有愤懑，有伤感，有哀怨，同时有奋争，有反抗，有呼唤，有期待。即使是发泄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痛苦，是无所可爱的悲哀的鸣叫，“声音究竟醒而且真”。这几类作家，从纵向大致形成了持续不断的新生力量的投入的态势，从横向则呈现出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联结的局面。各个具体的社团、流派之间、不同类型的群体之间，在艺术观念、题材领域、创作方法诸方面各有特点，甚至有冲突。但在20年代中期前，这种冲突并不构成根本性的对立。这一时期，他们的独特性表现得充分，而整体的深层联结也紧密坚固。这主要表现为：
其一，共同的群体意识一以“人的发现”和“文学的自觉”为意识核心，文学家对人生人与社会人的历史地位人的自我等等的思考，不同于在此之前的作家群。不管是鲁迅对中国国民灵魂的探索，文学研究会对人生究竟为什么的追问，还是创造社对自我感受和欲望的表达，都表明了“人的发现”成为这时关注的中心。这一点不仅是这一时期作家群的总体特征，而且为后来逐渐把关注重点从个体转向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做了“铺垫”。与人的发现相伴而来的，是“文学的自觉”。各个具体作家之群从不同的方面证明着，新文学有多种价值要素产生的可能，文学可以与人生建立多维的价值关系而不是传统留给的单一的解释。在这一点上当时人们就意识到不可能有“几乎一致的意见”。而正是这种不一致，才从宏观上呈现出多元性。文的自觉的核心是探索实验文学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功能文学到底有多少种解释，文学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需要。人的发现与文学的自觉，在新的基点上建构了人与文学的价值关系。
其二，相似的艺术视角一一理想烛照下的反思。对社会人生进行冷静地反思和浪漫的“前瞻”是这一时期作家大致相似的艺术视角。把20年代作家群与“世纪初”作家群比较就能看到，“世纪初”作家群所处的时代，面临着那样多的国家的、民族的重大课题，人们的情感又是那样的强烈和激愤，但是实际上，他们的作品整体上却没有达到充分反映这种历史精神的水平，文学数量的丰富和题材的广泛也没能获得相应的艺术效果。而到了五四时期，中国文学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创作实践上开创了文学的崭新的局面。这种变化显然不仅仅是文学题材上突然出现了新的变化，而在于五四一代作家具备了新的文学艺术眼光。作家有了艺术地观察、体验、理解世界的新的价值尺度，有了人的发现之后的新的人生的理想模式。用西方文化反观中国文化，用外来文艺观念反观中国文艺，用城市眼光反观乡村，一时成为一种潜在的思维模式和角度。这种反观在创作上，是挖开“回忆的坟墓”，或是童年梦的破灭，或是切身经历的诉说，或是感情体验的宣泄，或是从现实中得来的人生结论的形象化，或是个人情愫的抒发等等。这些是冷峻的反思与浪漫的前瞻的结合。这在表面上似乎只是生活的变化、题材的变化引起的反映，实际上正是艺术视角的变化。
五四和20年代作家群，在构筑中国现代文学价值系统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如果说，世纪初作家群为中国文学的历史转变提供了新的思想文化基础的话，那么五四作家群则通过个体转换，使中国文学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意识，它建构起了中国新文学的基本的构架，确立了文学与人的新的价值关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这一基本建构上变化发展。
三四十年代作家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