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价值体系的三次嬗变
新文学价值体系重建的酝酿
在中国，自五四时期有“新文学”与“旧文学”的称谓起，就在观念上有了以“新”“旧”为价值标准对两种不同系统文学的划分意识和评价尺度，也就有了相对于旧系统而言对新文学价值系统重建的要求。而这一现象的酝酿则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新文学发展历程中，作为精神文化组成部分的文学，价值选择和价值重建始终不曾停止，如果说，五四时期到40年代，文学价值系统是在解构中重建，新中国成立后是在整合中重建，那么，新时期则是在选择和蜕变中重建。
从对五四前新文学发轫期文学革命前驱者理论的重新解读和对他们真实意愿的重新感悟中，会发现，在“思想启蒙”运动中酝酿，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中国新文学，实际是从倡导重建新的文学价值体系开始它的艰难里程的。“重建”的直接动因和出发点，源于他们作为先进知识分子从“新民”、“新国”、“立人”、“立国”、重建价值体系的历史高度对“新文学”的迫切需要，特别是在对文学属性、功能的重新认识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文学整体与社会发展、与人构成的不和谐的价值关系的重新认识。他们在各自的理论中，不约而同地达成了基本的共识：第一，中国古典文学对中国社会及其国民普遍存在的病状负有责任，并有因果关系，文学是“因”，弱国子民的现状是“果”，因此文学必须革命。第二，文学对于社会发展和国民精神的引导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社会的变革，特别是文化精神体系的由旧到“新”，有赖于文学参与其中。这体现了对文学与人的价值关系的新观念。在这些观念中，已经包含了文学价值体系重建的一些新的内涵。
1902年，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在这篇论文中，有两点值得今天重新评价。一是梁启超并不是简单地只把“新”小说与%新”政治相联系，而是把新小说与“新”整体精神文化体系相联系。文章开宗明义：“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之道。”“新”在梁启超的语境中可以理解为“重新认识”和“重新建设”之意。梁启超理论的逻辑关系是，新“民”与“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新人心”、“新人格”等等不同方面相关，或者要从这些方面入手“新民”；而小说在这些方面有其不可替代之价值。不可否认，梁启超确实有夸大小说作用之弊，在论文的后一部分甚至更强化了这种片面性，把“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几乎都归于小说，认为%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中国人妖巫狐鬼之思想”等等，“惟小说之故”。在其他文章中，他的这种看法表现得更充分，但是人们因此也就忽视了梁启超理论中蕴含着对“民”的新理解，亦即“民”之素质包括了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人心、人格等等因素；也忽视了梁启超的整体思路是用中国的反面例子与欧洲的正面例子来强调说明：小说（文学)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发挥其特殊强大的作用，小说必须介入重建社会价值系统，于是提出“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结论。梁启超关注的是“新”“民”，探讨的是造成“民”之特性的整个精神文化体系，着眼点是小说与“民”的关系，他要“新”的这些方面与五四新文化的内容至少是相通的。从价值论的角度分析，他的观念反映了民族振兴对于文学的特殊“需要”，体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在，新中国未来记绪言说，饮冰室主人写小说的目的是因为％顾确信此类之书，于中国前途，大有裨助，夙夜志此不衰兹编之作，专欲发表区区政见”；小说着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其立论皆中国为主，事实全由于幻想”。
现的是以国家，民族为主体归属意识对新的价值追求的“内在尺度”。
第二，梁启超并没有把文学等同于宣传，他看到的是“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因其“浅而易解”、“乐而多趣”，但又不尽然，其更深的原因是：“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而此蠢蠢躯壳，其所能触能受之境界，又顽狭短促而至有限也。故常欲于其直接以触以受之外，而间接有所触有所受，所谓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小说可以使人了解、感触自身之外的世界和人生境界，有超越“顽狭短促”的有限现实的作用。也就是说，文学于人有特殊的功用，可以支配人道而与人构成特殊的效用关系，即精神价值关系。其支配人道有四种力：一是“熏”一如入云烟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迷智为识，转识成智”。二是“浸”一入而与之俱化者也”。三是“刺”一刺激之义也”。“使感受者骤觉。”四是“提”一自内而脱之使出”“常若自化其身”。这些功能是小说特有的，用价值理论分析，就是对文学客体作用于人的特殊属性和功能新的认识，是对文学“客观尺度”的新的理解把握。其实，这里面也包含了对文学的审美作用的注意，包含了对文学精神价值的追求，并不是对传统的“文以载道”文学价值观的简单重复。
1904年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探讨了文学与人的精神联系，研究文学与生活、伦理道德，美学等的价值关系。在对文学价值的研究中，认为文学可以作用于人的知、情、意的不同方面，具有分殊意识。他认为，“吾人之知识与实践之二方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既与苦痛相关系。”“然物之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者，必其物之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后可易言以明之，必其物非实物而后可。”他指出，美术（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就是这种能超然于利害之外者，“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美术之价值，存于使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①由此他认为，《红楼梦》美学上的价值，在于它是彻头彻尾的大悲剧，不同于以往国人的乐天之精神，其精神之存于解脱，具有伦理学之价值。
同时，他阐述了关于文学创作中个人与人类的关系：“夫美术之写作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善于观物者，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现人类全体之性质”。王国维显然从人的精神、心灵世界的的需求的角度提出文学的价值问题，只是他的认识过于消极。王国维这种思想，与他研究、信仰和宣扬叔本华哲学和美学思想有密切关系，他的红楼梦评论有着极鲜明的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和“解脱”说的色彩。他认为叔本华和尼采都代表“破坏旧文化而创造新文化”的先进思想。王国维的反功利的“纯文学价值论”、文学“游戏说”、“天才论”、“悲剧说”均与他对文学的根本理解有关）“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余，于是发而为游戏。婉娈之儿，有父母以衣食之，以卵翼之，无所谓争存之事也。其势力无所发泄，于是作种种之游戏。逮争存之事亟，而游戏之道息矣。唯精神上之势力独优，而又不必以生事为急者，然后终身得保其游戏之性质。
而成人以后，又不能以小儿之游戏为满足，放是对其自己之感情及所观察之事物而摹写之，咏叹之，以发泄所储蓄之势力。故民族文化之发达，非达一定之程度，则不能有文学；而个人之汲汲于争存者，决无文学家之资格也”，这是企图用文学以超越现实的文学价值观，而不是直面现实力图改变现实的文学价值观。然而无论如何，他对文学价值的理性的分析与思考也体现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其着眼点在于文学作用于人的精神的解脱和超越，开辟了探讨文学价值体系的另一种思路。
1907年和1908年鲁迅连续发表的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等论文，体现出具有独特个人色彩的对文学价值的思考。《文化偏至论》提出立国必先“立人”的观点，是他后来文学为人生、改造民族性的文学价值观的重要基础。《摩罗诗力说》介绍“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西方浪漫主义诗人及其作品，则充分体现出他心目中“好”的文学的价值取向。同时，表现出鲁迅对文学作用和价值的独特理解：“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古民神思，接天然之宫，冥契万有，与之灵会，道其能道，爰为诗歌，其声度时劫而入人心。”鲁迅特别强调文学对于国民精神引导和影响的作用，对民众心灵潜移默化的作用，从民族兴亡的高度强调文学的价值意义，思考着以人为主体的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的重建。这是鲁迅早期选择“科学救国”，而后重点转向对国民精神的改造的原因。鲁迅后来回忆他的文学道路时，特别指出了文学对于医治国民精神的重要性，也是强调文学如何介入社会价值体系的问题，文学作用于人的知识“情感”意志，追求真善美。这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价值体系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
1917年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发表，标志着新的文学时代的开始，也标志着对新的文学价值体系重建的发端。是年1月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他提出的“八事”中，第一“须言之有物”。他对“物”的理解，一是指“情感”，“情感者，文学之灵魂”，“今人之美感者，亦情感，之一也。”二是指“思想”，“吾所谓思想”盖兼见地、识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胡适的着眼点是文学的语言形式方面的改良，但他并不把文学改良看做单纯形式的改变，在此首先强调文学与情感和思想的关系，也是看到了文学介入社会价值体系的重要意义。胡适认为文学的价值在于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将文学改良看成与国民的思想情感和文学价值取向相关的问题，不是局部的变化而是带有全局性的转变，所以提出“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同年2月陈独秀《文学革命论》高举“文学革命军大旗”，“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提出的“三大主义”看起来内容比较“笼统”而“革命”精神异常决绝，对旧文学进行的批判，其要害并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学全盘否定，而恰恰是对旧的文学价值体系进行全面颠覆。“三大主义”的意义主要也不在对于文学创作领域具体的探讨，而在于对新的文学价值体系重建的号召，其中体现出鲜明的新的文学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其倡导的“主义”在理论观念层面上具有“系统”、“整体”的意义。从价值意义看，陈独秀非指责旧文学本身发展不充实，而是文学“于其群之大多数无所裨益也”。
“其形体则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乃装饰品而非实用品。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乃其个人之穷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此种文学，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甚至认为，“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也。”陈独秀把大部分社会和人心问题归罪于旧文学，显然有为他提倡三大主义寻找“依据”的目的，但“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既非一日。”他的整体反思和“重建”的意识就非一时的冲动和偏激，乃是代表这个时代人们对文学价值体系认识的新成果。
由此可以看出，从思想启蒙运动前到五四时期文学理论的倡导，出现了从宏观整体的视角重估文学价值的倾向，其实质则是提倡重建新的文学价值体系。它包含了属于两个层次又相互关联的含义一层含义是，文学应该以其特殊功用介入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重建(另一层含义是，为了这种重建，文学需要自身价值体系的重建，即文学革命。这成为此后中国文学价值体系重建的基本内容和架构。
但同时应该看到，这个时期的文学价值重建在整体上还在酝酿中。从康有为、梁启超直到秋瑾等的诗文中，在李伯元、吴趼人、曾朴等的小说中，在春柳社春阳社编定上演的剧本和“南社”的宗旨中，在《革命军》《邹容》和猛回头《警世钟》《陈天华》等宣传革命的作品中！我们能体会到甚至比五四时期文学更直接更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的充溢，更浓烈的愤激情绪和斗争精神的弥漫文学与社会、与政治、与革命的联系和结合似乎更加紧密和具体。但是五四前的文学仍然少有对“人”的问题的思考，对社会“现状”和官场丑恶的“目睹”，远远胜过了对“人”的深刻“感知”。或者说！对中国现实和历史的思虑，还没能与人本身的发展结合起来，这决定这时的文学价值观！还不能以“人之历史”、人的发展为最高尺度和以人为中心。
新文学价值体系的重建，除了理论上的探讨和观念的更新之外，还要依赖于社会整体变革及其深刻影响为其创造的其他基础。
辛亥革命的爆发、封建帝制的崩溃，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也为打破旧的文学价值体系提供了条件。首先，封建制度的推翻和普遍的价值失范对于人们思想禁锢的破除和观念的解放产生了直接影响，这在客观上与西方的上帝已死价值重估有相似之处。对传统文学价值的怀疑，后来文学革命反传统态度的决绝，与人们心理深层的这种解脱感有重要关系。其次，是文化认同危机和秩序失范对文学变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文学价值重建契机。虽然新的文学精神和价值理念积淀还不充分，但为后来文学革新及其与社会变革关系的调整打下了新的基础和打开了广阔的空间。其三，外来文化刺激和“示范”，使的文学价值重建课题逐步凸现。特别是西学东渐，对于接受西方新的文学观念打开了方便之门。文学在这个时期的价值重建尽管还在酝酿，文学自身的整体变革还只是一种理想，但它为后来的变革树立了一个新的开端。辛亥革命对于文学的影响是间接的，但对文学价值重建的意义却是深远的。
新文学价值体系的第一次重建与嬗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