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还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先驱者在破除旧文学的神圣化的同时，就在为新文学的神圣地位而斗争，“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并把这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这里的关键是要在“新与旧”之间划清界限，而非在破除神圣性的前提下从事新文学运动，否则他们不会如此看重文学。梁启超、王国维一代对文学特殊功用的理解和形成的观念意识，在五四一代人身上得到了延续，甚而可以说，中国历史上对文学及其功能神圣化的观念在深隐层次中也得到了继续。
新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走向神圣化，与其说是一种文学观念和意识的反映，毋宁说它是一种必然，一种必要，它有其历史的动因和复杂的社会背景。不管是先前王国维的寻求精神解脱，梁启超的启迪民智和改良政治，还是后来鲁迅的改良民族精神等，他们都把文学的神圣性与民族、国家和人生的神圣性联系在一起，文学的神圣在于它所负的使命的神圣和功用的神圣。而这个时代是一个特别重视精神领域的时代，“立国必先立人，立人必先启蒙，”这种思路使文学与时代的神圣事业有了天然的联系。维护文学的神圣尊严，是一种时代现象，是一种精神态度。五四一代及其此后几代文学家曾因政治立场、思想意识、人生态度、审美意识、个人禀赋各种原因而形成了对于文学的各种理解和态度，但是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他们都不去亵渎文学自身的价值，不奢谈“玩文学”，而视文学为神圣的事业、高尚的精神活动。不唯茅盾、郭沫若、丁玲、蒋光慈等有强烈政治使命感的作家，即使那些有意疏远政治、追求独立意识的作家也不把文学看做可有可无的玩物。沈从文、徐志摩、林语堂、梁实秋等，“死抱住文学不放”是因为他们在维护自己心目中文学的“神圣”。现代文学史上那么多的斗争、冲突、论争，除过少数几次带有直接政治内容的斗争之外，大多数冲突和争论都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维护文学的神圣的地位和使命。对文学的这种神圣的态度和精神，贯串在创作活动中，极大地影响着文学的追求指向、意蕴和品格。中国现代文学在表现对象和创作方法上面向现实、追求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但其精神品格是神圣化的。突出文学的启蒙色彩、教育功能、陶冶性情和改良精神的功能等等，都不是为了满足世俗的欲求，而是通向神圣的事业。现代文学史上有老舍、张天翼等描写世俗生活并以通俗、幽默见长的大师，有赵树理方向，有群众性的文艺活动，但这一切仍然弥漫着神圣的气息。张恨水为代表的通俗小说尽管数量很多读者面广，但仍在当时不能成为新文学的一部分其源盖出于它的世俗精神不能与时代精神合流。
当代文学在整体上承继了现代文学的这种特性，在具有代表性的当代文学作品中，描写对象、创作技巧，甚至作家世界观都更加面向现实和大众，但神圣性却有增无减。《青春之歌》《红旗谱》《红岩》《保卫延安》《林海雪原》《谁是最可爱的人》《创业史》《艳阳天》《欧阳海之歌》《雷锋之歌》等等，从中反映的是革命事业的神圣、信仰的神圣、理想的神圣、道德和人格的神圣，偶尔还有爱情的神圣，甚至我们可以从最普通的“雷锋日记”“王杰日记”中也看出神圣。毫无疑问，当代文学的这种神圣感确实影响了几代人的精神世界，其中的利弊不是一下说得清的。文学的神圣化在“文革”中走向了极端，样板戏是典型一例。样板戏在这时似乎已不成“戏”，而等同于现实，戏被神圣化，戏中的人物被神圣化，一种宗教般的强制性接受的氛围弥漫于文艺活动中。当学唱样板戏成为政治活动的一部分并与立场态度联系时，文艺在这时早已谈不上精神享受而成为情感的折磨，神圣化混淆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神圣也走向了荒谬。当然这不能怪文艺本身，因为那是一个最容易使事物神圣化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容易亵渎神圣的时代。
如同五四新文学对古曲文学的神圣展开攻击而又形成新的神圣文学一样，新时期文学也由对文革前后形成的“神圣”文学及其观念的反拨开始，迅速形成了新的神圣化文学。70年代后期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恢复法度、公正、“天理”和神圣。当时，梦醒之后的人们借助于文学发泄愤懑，控诉暴行，展示心路历程，赞美高尚的情操，呼唤神圣的人性，继而对往昔反思、为改革呐喊，并呼吁重铸民族灵魂。这是一个弃旧图新充满憧憬的阶段，是带着过渡时代的色彩因而心灵迷惘但精神并不空虚的阶段，文学在这一阶段以自己的声音显示了自己的神圣和尊严，这时不可能有人会出来“玩文学”。正是在这种神圣的时代，这种神圣的文学氛围中，我们再次看到了作家的理想之光和自信自尊，看到了责任心、历史感，看到了文学的“轰动”。那时，在理论上还有过对“新人”的期盼，有过对“当代英雄”的呼唤，一些带有缺点的“理想人物”也频频露面。文学、文学家给人以跃跃欲试重塑“形象”的欣喜和神圣感。那时，不管是从“北方的河”，“南方的岸”，还是从“广阔的地平线”，传来的都是作家以神圣的态度对待人生对待文学的气息，即使从预感到“别无选择”的感叹中，也能体味到由激情与思虑交织而成的神圣感。
20世纪中国文学尽管道路坎坷，饱经磨难，但它却从未被社会所轻视，从未失去自己的神圣地位。这种状况持续到80年代中后期却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文学的失落感、文人的失落感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文学家理论家也在为文学的解脱束缚而呼吁呐喊，想象着“解放”之后的自由和惬意。而到了80年代中后期，商品大潮的巨浪一下子把文学、文学家推向社会，文学家的自由度的确大为增强，但是大部分作家并未有如鱼得水之感，反而有了某种“遗弃感”、失落感，这种感觉已非一日，也非个别人才有。最为恼人的是，不但“通俗文学”“大众文学”与严肃“文学”“纯”文学分庭抗礼，而且世人根本就不再把文学放在眼里，文学不再神圣，文人不再神圣，文学角色不再神圣，文学功能不再神圣，作家的知名度和作品的销售量主要看其在满足世人娱乐、消遣和世俗精神欲求方面提供的“成色”。于是“玩文学”意识得以风行。平心而论，文坛的这种现象并不是文人自己鼓捣出来的，而是社会结构变动、历史转型引起的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20世纪前八十多年，尽管历史巨变，社会震荡，民族斗争你死我活，阶级较量风起云涌，但是，整个思想文化领域、意识形态领域和人们的精神世界反而受到格外的重视，社会精神生活始终没有与历史主流游离和脱节，而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在这种大背景中，总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只要整个社会大系统中有精神领域的合理的位置，或者说社会不去冷落精神现象和精神价值的创造，那么文学作为思想文化的特殊“肖像”就不会被冷落。而在商品大潮下，在人们由注重政治、文化方面转向注重商品、经济方面之后，在经济生活占据时代中心的条件下，文学不被格外重视实属必然。而当实用功利目的成为一种价值标准，一切以是否有现实效用为准绳的观念得到推崇后，文学的价值意义、优与劣、成功与失败的评判自然也会发生重大变化。也许每个文人都会有所感触，商品大潮对文学、文学家的冲击力是剧烈而持久的，它要改变的不是如以往迫使文学适应眼前的任务和创作内容，而是要调整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位置，它可以从根本上破除中国文学一贯的神圣面孔，使中国文学的风貌和格局来一次空前的转换。无疑，这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又一次特殊的机遇。这一次的历史机遇，不同于五四新文学因与社会政治革命、思想启蒙结缘而使文学功用、使命神圣化，而是由于以经济变革、商品意识为动因和氛围因而使文学世俗化。中国文学希图真正成为普通民众的精神享受、以世俗姿态关注现实人生的追求目标，终于可以借助这种机遇得以实现。近十几年来在这方面的进展的确明显。问题在于，如笔者所已指出的，历史不可能只提供机遇而不出难题。正像前七八十年，文学因与政治结合而不失落但却难有独立特性一样，如今文学借助社会转型而涌入了世俗精神并打破了文学神圣的局面，但同时却也遇到了难题，这就是（世俗与神圣的背反。文学在打破神圣化之后，却似乎连神圣本身也被否定；与此相关，世俗精神被畸形扭曲而助长着庸俗倾向。
世俗化倾向是当代中国一种重要的精神现象，它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因素，如经济的迅速发展，政治及意识形态的淡化，商品意识的增强，以及拜物拜金、享乐主义的盛行等等。
作为一种群体社会心理，它最直接的产生原因是时代的中心转向了经济方面，是这种转轨引起的精神变动，因为“社会的心理永远地顺从它的经济目的，永远适合于它，永远为它所决定”。世俗化同时也标示价值观念、价值标准的变化，昔曰神圣的事物不再神圣，昔日神圣的精神追求变为今日的追悔和寻求补偿。凡人也罢，伟人也罢，历史也罢，现实也罢，一切用现实的、功利的、此时此刻的标准去衡量，于是世界近乎无差别、无是非；物质利益、现世享受认为是具体实在的，而精神、信仰等则是虚无的。因此，世俗化又是一种人生观世界观的体现，是一股来源于社会实践的哲学思潮，“哲学思潮波动同社会气候的变化和社会活动实际可能的大小密切相关。一个社会处于上升阶段，就会刺激人们追求对象性的、此的自我实现”。世俗化倾向在当代中国的出现和存在，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曾经长期沉浸于宗教般社会氛围中，被政治化了的中国人，在改革开放、物质生活日益丰富后渴望“潇洒走一回”，渴望尽情地享受人生，满足可能满足的欲望。而转型期社会的各种复杂现象，包括一些“恶”的社会现象的不能遏制甚至受到怂恿，更加剌激着人们的心理并逐渐认同世俗倾向在冲击传统的僵死的经院哲学和保守的观念意识方面有其积极意义，但它在重建精神文明、重塑民族灵魂中会起到何种作用则需要具体分析，它的价值指向是否与历史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相一致也值得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