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价值选择的启示意义
中国新文学在其发轫阶段就昭示出许多具有时代特征的征兆。如果说，认为“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全是文学工具的革命”①，提出的是对文学自身价值体系重建的话，那么，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就清楚地表明对新文学介入社会文化价值系统重建的吁求。当时的这两个目标和任务，在客观上触及新文学后来发展中一对重大关系，即如何处理文学自身的价值重建与文学介入社会价值体系重建的关系。这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都是关系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现代文学的经验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现代文学的经验表明，在文学最终作用于人这个交叉点上，文学自身的价值选择与文学如何介入社会相统一。在这一点上，鲁迅做出了最好的思考与回答，也在后来遇到了最大的难题。鲁迅认为中国旧文学是“瞒和骗”的“不好”的文学，而再三地呼吁文学应该“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待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并从精神上唤起民族的觉醒，追寻理想的人性。他认为“不好”的旧文学可能引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而“好”的新文学可以是“引导国民前途的灯火”，这体现出他对新文学的价值选择。鲁迅从现实的教训中意识到，改造国民精神比医治肉体创伤更重要。据许寿棠留学日本回忆：“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我讨论下列三个相关的大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鲁迅在自己一系列的创作中，着力于“画出国民的魂灵”，“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批判国民劣根性，去寻求“国民精神之发扬”。
直到去世前不久，他仍在思考中国的“人史”，并说：“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译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儿点说的劝，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①鲁迅主要是以小说和杂文来解剖中国人的“国民性”弱点的（《阿，正传》《示众》可谓小说方面的代表)，但他并没有把“病根”归于“小民”，而是归于“大小统治者”的“治绩”②；更赞叹中国大多数老百姓是能够“明黑白，辨是非”③的，那些“地层下”的民众是“中国的脊梁”④。鲁迅深刻地触及对国民精神的价值、信仰、情感、伦理道德等问题，而这也正是文艺介入对社会价值体系的解构与重建的一个例证。但鲁迅并没有一味追求在作品中为人指出明确的“道路”，或者“预约黄金世界，”，而是以其形象性、情感性、艺术概括性等特质和属性，让价值选择和情感倾向自然而然流露出来，达到改造国民精神的作用，实现自己的文学价值目标。这充分体现了“文学价值”之与一般价值的区别和文学介入社会价值体系重建的独特意义。而鲁迅后来与“革命文学”阵营内部，与自由主义文学在关于文学特性与当代价值方面的争论或斗争，包含了深刻的文学价值冲突和自己求真求实的选择。
“为人生”、“画民魂”、“举火把”成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众多现代作家的自觉追求，也成为他们艺术创造的价值目标。不独独鲁迅，从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到田汉、胡风、艾青等等，都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对自身在社会大系统中文化身份、价值作用做出了定位与选择。即便是作品从来被划为“另”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自由派”作家，其中如梁实秋、沈从文、张爱玲之类，尽管有艺术观念看法方式上的不同，但在大的方向上，依然眼于文学要成为社会的写照，表现对人生、对生命态度的严肃探索精神。这不能不说也是有意的价值选择。依现代文学的经验，我们大体上可以看出，在文学的价值选择上，大致上呈现为以下三种形态，或者说是三种基本的方向：
其一，文学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互渗互动。“互动”表明变化。它不同于以前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而是从文学认识论的哲学基础转向价值论哲学基础，也就是说，不仅仅探讨文学对社会反映与被反映，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而是从文学活动主客体的相互关系着眼，深入解释文学实践主体的需要，动机与文学客体属性之间建立的价值关系，从而更深入地研究各种价值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特别是作为文学活动主体的个体追求文学价值的动因。价值关系视角在这里就获得克服或者片面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或者片面追求所谓“纯文学”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既是现代文学理论建设的需要，也是扭转现代文学部分创作被动局面的需要。此价值选择的哲学基础并不动摇反映论基础，而是进一步深化这种基础，从而更有利于实事求是地解释现代文学的价值现象。
其二，启蒙与政治审美化的不同路径。中国现代文学因是处于历史大变动时期，无疑渗透着浓浓的政治文化因素。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因之而凸现出来。从价值的选择看，现代作家作品中主要选择的是或将政治性内容审美化，或将审美性因素政治化两种取向。前者以鲁迅，茅盾，巴金为代表，将启蒙政治予以审美化）后者以创造社，“左翼”为代表，从审美浪漫主义转化为革命浪漫蒂克，从文学革命转为革命文学，走的是价值选择政治化的道路，虽给现代文学造成一定负的影响，但也不失现代性文学道路的另一种探索。
其三，文学价值选择是中国人在进入现代社会后的精神世界的感性显现。创作与欣赏，作为作者和读者的一种精神实践，内在地包含了人的目的性与价值选择。文学的价值实现过程也充满非常复杂的现象，它即反映着文学价值实现的取向、程度，也体现着社会价值取向、精神追求的特征。每一次的文学价值观念、价值创造和价值体系的重建，都发生在社会和文学的重要历史转型期，都与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变化密切相关，都是对文学主导发展方向的价值探讨与引导。它不是假定的命题，而是文学实践和社会发展面临的现实课题。
中国20世纪文学价值体系重建，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
从文学与人的价值关系的本来意义上看，不同艺术倾向之间有融通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从宏观说！文学发展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就是文学以人为价值主体和轴心，向外，追求人与世界（社会、自然）的“效应”关系，包括形象而具体地感悟、认识、理解世界，引人介入具体的社会历史进程并确立自己在其中的价值意义；向内，寻求精神的平衡和心灵的安顿，通过文学表达或激发自己的感情，满足精神需要，体验生命，健全人格，合理地生存）这两种最本元的文学价值追求的延展和嬗变，是构成两大文学价值主导倾向的根源。鉴于文学活动具有自由的精神创造活动等特性，文学价值体系的具体形态将会是复杂的，它不仅介入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体系，也能对社会的情感系统、人的精神家园的建构发挥特殊作用，对社会的信仰体系、对人的诚信理念的建设发挥积极作用。文学不会直接推动社会变革，但文学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人及其精神。从文学审美特性着眼，联系中国近代以来人文精神中不断强化入世层面而缺少超越层面的现象，文学以自身的特质介入社会价值体系，弥补主要靠政治上的共同目标和阶级的共同意志来统一人们思想所带来的不足，开辟和建构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的空间；确立以人为价值主体的文学观，消除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整合融通两大文学价值系统，寻求价值内涵的普遍认同与价值结构的科学和谐。
文学价值系统的建构过程，是一个不断地对价值导向的选择过程；但是，这并不是说文学没有客观标准，文学可以随遇而安。文学是最需要自由的，然而，文学也是最充分地包含多维价值要素的。正因为如此，一个国家在一个特定时代，尤其是在价值多样化的时代，需要建构较为科学的相对稳定的主导文学价值观念系统。文学价值选择应以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为价值中枢，一方面文学要适应社会的要求，另一方面文学要保持自己的独立特性。以闻一多的心路历程为例，从诗人学者到“民主斗士”，既是作为个体，又同社会潮流与文学主潮合拍的人生进取和文学进取，作为包含文学价值和精神世界丰富的作家，他用鲜血完成的旅程比作品更动人、更显示其独立的价值。文学不能被动地顺应潮流，而应主动地介入生活，在保持独立特性的前提下重建价值体系，构成文学与历史、与人的新的价值关系，在宏观上形成合理的文学价值结构系统。
每一次社会变革，都刺激了新的文学需求，也引起文学价值体系的剧烈变动。文学价值的实现，最终是社会实现，作品通过阅读而发生作用是最浅显的道理。如果把文学从创作到出版到阅读看成一个精神生产和消费的过程，那么这其中就有“供求关系”问题。中国现代文学，有供不应求的时期，也有供大于求的时期，有复杂的供求矛盾。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既有文学自身的，也有社会变革方面的。所谓社会变革方面的原因，一是社会变革直接刺激某种文学的需求，使之呈现出“需要优势”，如五四时期对彻底反封建的“呐喊”文学和张扬个性解放的“人的文学”的特别需求，抗战时期对救亡的战时需求。以艾青的诗集为例，他最早自费印的大堰河（只印了500本，托书店代卖，一周卖了不过几本）而抗日烽火中出版的北方》》《向太阳》《火把（等则成了“热门货”，不少年轻作者作为“信物”购赠给恋人或携带奔赴抗战前线，也成了战时诗朗诵主打作品之一。另一方面是社会变革对社会精神文化、生活方式、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影响对文学需求的间接刺激和影艺出版社响。文学供求关系的变化是社会精神动向变化的反映，其背后则有社会年版。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方面的复杂原因，社会变革对文学需求的刺激，或者说对文学需要优势的形成的影响，直接影响文学价值取向。20世纪中国，有过较单一的文学供求时期，比如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文学作品可以说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它们的价值，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作品的印数在今天看来十分巨大，读者也很多。作者出版一部小说，就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作家，就可以奠定自己的文学地位。而这种现象也反映了文学的供不应求，实际反映的是单一的精神需求。其背后则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方面的复杂原因。文学供求关系的变化是社会变化的反映。社会变革对文学需求的刺激，或者说对文学需要优势的形成的影响，有着清晰的轨迹。当今文学在“供求关系”方面积累了许多问题，需要从文学价值的主客体关系入手探讨，特别是对“需要”的深入研究。
21世纪文学面临的新挑战
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界曾出现过一股围绕“世纪之交”展开的对文学未来的想象和探讨的热潮这种聚焦于时间维度的“跨世纪”情结，实际上反映着在文学多元价值选择中，由于缺乏具有主导性价值系统而引发的对文学现状、发展方向和前途的焦虑、迷惘与期待。当如期跨入21世纪，时间悄然逝去，期待似乎不再，焦虑和迷惘却在加剧，文学价值的迷失和冲突却进一步凸现，价值重建成为文学理论界不能再回避的重要问题。
在人类历史上，作为独特的人文领域和艺术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文学有过多种存在形态和演变过程，但都无不包含着人类从中追求更有利于自己生存发展的特殊效用和价值目的，文学因此与科学、宗教、实践等理性地把握世界的方式和目的有明显不同，在文化的价值建设中发挥着精神价值生成、价值判断、价值取向、价值传播等功能，形成了作用于人的精神与情感的独特价值系统。
20世纪初，世界与中国文学都曾面临过价值重建的问题。当时在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人们心灵的刺激和震撼所涉及的精神文化问题，哲学思想上的反传统与“价值重估”为文学变革提供的理论依据，文学艺术自身在走向现实主义巅峰之后的艺术探索与转向等，共同促成文学艺术剧烈而持续的变革，形成了以现代主义为特征、其他文学现象杂然纷呈的文学艺术格局。在中国，则因为历史的根本转型、民族振兴的需要和文学自身的变革等多重因素，促成了文学价值系统的重建，也形成了与古代完全不同的现当代文学格局。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演变过程，是现代中国人对文学价值不断选择与对新的价值意义不断寻求的过程。从历时态考察，自新文学发轫，中国现当代文学一直处于不断地酝酿、生成、整合、解构、重建价值系统的过程中，它大致经历了三次大的重建和整合过程：一是辛亥革命时期封建帝制的解体与文学价值重建的酝酿，五四时期新文学价值体系的第一次重建）二是新中国成立后文学价值系统从调整到第二次重建）三是新时期前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文学的“拨乱反正”和价值回归，80年代后文学价值体系的第三次重建。在这个过程中出现过激烈的价值冲突和对峙现象。从总体上看，矛盾冲突不仅在于对文学价值属性的不同认识，更重要的还在于文学主体不同的归属意识与不同的文学价值取向，其结果形成了两大文学价值主导系统，即以肩负历史和民族责任，追求文学参与社会变革过程，突出文学现实认识意义的文学价值系统以崇尚个体生命价值和个性自由，追求文学超越意义的文学价值系统。它们在不同时期或冲突对峙或相互交织，特别在不同时期的嬗变构成了复杂的文学价值现象。
中国20世纪形成并在后来延续嬗变的两大文学价值系统，其形成的理论上的思维定式至今还在发生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