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作为文学价值重建的重要因素需要深入思考。可喜的是当代作家对此有了理性意识，“我觉得最后给人带来心灵温暖的还是人的善良，人要在精神上进入到一种比较舒适的状态，还得靠人与人之间友好的温暖的相互关怀。”“对死亡的恐惧、对爱的渴望同样会永远存在，和上个世纪一样是没有区别的。在这一点上做文章，是美差也是苦差，责无旁贷地留给了艺术与文学。”①从价值选择去看，最大的自由是合规律性、合完善性的艺术实践，是真、善、美的合目的性的统一，是文学介入社会价值系统，最终目的是使人获得更多的自由。“让人们去感受一个世界，去重新解放感性、想象和理性。”②另外，文学价值重建还要强调“思想”蕴涵的重要性，“如果作品里没有实在的精神、思想，作品肯定是苍白、无力的。”因此，出色作家已意识到思想与作品价值的重要关系：“文学是古老而求新的行当，我希望我的笔能够将时代的新痛苦新欢乐准确地表达出来，我希望能够将新的感觉新的体验和思想的真谛表达出来，而且我认为真正的小说家应该是思想家，只不过他们的思想是用优美的故事、栩栩如生的人物、跌宕起伏的情节、精彩生动的语言和他们对世界的认识表达出来的。”③在这里，真善美、创作自由、价值重造是相通的。
第二，对文学“需要”进行价值论的分析研究。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生存、发展所具有的意义或效应。它不是事物固有的某种属性，也不是某种实体范畴，而是主客体相互作用、客体满足主体精神需求的功能关系范畴。人对文学的需要是构成价值关系的重要方面，需要的复杂导致价值取向的复杂，研究“需要”是揭示文学价值迷失与混乱的重要切入点。当前文学的复杂现象归根结底是因人们对文学的多种“需要”而产生的。一般说来，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读者需要的作品，它就会被更多人接受，从而显示出它的更大价值。但正是这种“常识”掩盖了一个实质问题，即“需要”本身是有层次，也是有合理与否的区别的。文学满足人的需要当然是多方面和各种各样的，但它的一个总体取向是，有利于人类共同进步和得到全面发展。然而，当前对于读者的“需要”却缺乏研究，更没有从理论上给予令人信服的解释。
文学界普遍把主体需要或当作自然本能，或混同于主观的欲望、兴趣、情感、愿望、目的和动机，而忽略它的客观社会性，因而将价值当作主观随意的东西。实际上，“需要并非天然合理，主体需要有健康的、有益的需要与不健康的、有害的需要之分。满足健康的需要，是有价值的（满足不健康的需要，只能产生负价值”。人的需要不仅在本质上是社会的，也是客观地被决定的。对主体需要最大的误解，莫过于把主体需要混同于主体欲求。人的需要本身并不取决于人的意识，也不取决于人的生理和心理感受！而取决于人的社会本性，取决于个人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取决于人的客观生活条件。不能把主体需要同其在意识中的反映（欲望、幻想、情欲、兴趣、动机、目的）混同起来。文学有满足人的精神需求、理想、愿望的功能，也有陶冶情操、净化不合理欲望的义务。文学价值重建如果不能在“需要”层面做出理性分析，而一味地把满足人的无限欲望当作“满足精神需要”，只能加深价值混乱而无异于价值系统建设。因此，对需要也有一个评价，即衡量需要的价值高低的问题。主体需要怎样的文学，是以主观形式表现出来的，但这种需要的出现并非纯粹的主观愿望，而是社会发展促进和激发了个体的新的需要，或者说是受社会客观条件所制约，从根本上说是由历史决定的。而把主体需要看做纯粹个人随心所欲的主观愿望，则必然导致脱离历史环境而进行文学价值评价，引起历史与价值尺度的矛盾冲突。从主体归属上说，“需要”有个体、阶级、群体、民族、人类等不同层次。每个从事文学活动的人都是一个主体，每个主体都有一套价值坐标体系，从此意义上说，主体的需要就是价值评价的内在尺度。当然，主体归属于意识具有复杂性，个人、民族、阶级、人类等不同层面存在着主体意识相互交织的现象（同时，主体归属意识并不一定直接决定文学价值的蕴涵。一般说来，文学的价值属性是否具有普遍性与主体归属意识有关，但这不应同时导致另一简单的结论，即认为越是超越时空具体性的文学作品就越有价值，或者说离开个体、阶级和民族的主体归属而只从“人类”主体意识出发的文学创作才具有人类性和永恒价值属性。因之，有必要处理好民族性与世界性、个体性与群体性需要诸关系。
三、在实践层面作家和批评家应该强化价值意识
哲学范畴的“价值意识”亦即价值观念！是人们对于事物价值的观点与信念，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与人们各自的需要、利益、志趣、知识等个性特点有关，也与人们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提出“价值意识”的问题，还特别强调在文学活动中要有关于文学“价值”问题的“意识”，即文学活动者要意识到自己的创作或者批评都包含着某种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价值意识决定个体的态度和行为，所以这种意识理应也包含着责任心和道义感。“作家应该守住自己的心灵，从心到心”首先是一个优秀、正直、健康的人，再才是一个作家。”①文学创作和批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行为，是人为了某种精神价值目标而自觉从事的活动，不能认为文学活动是一种不触及价值，完全脱离功利目的的纯粹自我行为，这一不言而喻的常识现在似乎被忘记和淡化了。同时，重建文学价值必须经过文学活动者个体才能贯彻，将集体的意志变成个体的自觉行为，“在一个真正的文明中，整体的意志，只有通过个体的本性，才能实现”。文学工作者必须面对现实，面对未来的文学发展。作为个体，作家不仅要认识文学创作的规律与方法，而且要对表现内容中涉及的是非，善恶，利弊，美丑等做出判断与评估，并自觉维护和追求真理，正义，公正，民主、自由、良心，审美等人类美好理想和价值准则，并体现自己的价值选择和信念。
各个创作个体有了这种价值意识和追求，才能形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一个时期的宏观价值体系。对于作家个体来说，评价事物价值的基本依据即价值标准，既与自己的需要、指向、利益等密切相关，却又不完全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而要顾及特定社会的文化背景及其社会效果。批评家也要正视自己的批评行为所具有的价值问题，以及批评对创作的影响。有人曾尖锐地指出：“严格地讲，创作在前，评论在后。……但现在文坛出现的现象恰好相反：都是报刊编辑竖出个旗号，然后再招人。这样一来对文学的健康的发展会起到相反的作用。这些旗号会引得一些搞创作的人迷失方向，去投靠，这样写出来的作品绝对不是从实践中创作出来的，自然就没有生命力和艺术价值，只会是过眼烟云。在中国好似批评家就是上帝，其实理论家和作家是一回事情，都在摸索、探索，不能是理论比创作高，创作与理论批评应该是舌唇口齿相存相依的关系。”②因此，文学批评作为价值评价的重要环节，如何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追求科学、公正、客观，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也是价值重建中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四、在制度层面建立既多元开放又有主导倾向的文学价值系统，鼓励文学的原创意识，包括文学理论的创新，真正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成果。
中国当代文化和文学所面临的问题是，在较长时期的自由发展中出现了价值的多元、冲突与迷失现象，这需要适当地整合以形成基本的共识和共同的远大目标。20世纪中国文学为此提供的重要借鉴是：文学价值体系在“破旧”后会出现一个相对自由和繁荣的时期，文学价值也呈多元化（接着往往容易出现价值失范的现象，这种失范导致对新的规范和标准的寻求，而在这种寻求中又容易走向另一极端，即出现人为的“统一”而愈趋狭窄化。今天我们呼吁文学价值的重建，最需要的是开放的视野与胸襟，也要有文学价值分殊的意识。既要有主导的文学价值体系，又要有多样的文学价值维度。就是说，在一个时期有一个总体的被普遍认同的文学价值指向，但具体的文学价值要素应是多维的、有层次的。既不能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和相对主义的观点，让文学价值的无序现象与失范状态放任自流，也不能将文学的发展简单地“统一”起来。文学既有整合社会意识形态的功能，也有对落后意识的消解作用，还有心灵抚慰和美感的功能。当文学介入社会系统的不同方面，建构一个合理的价值体系才有可能。同时，社会重大变革给文学发展既提供机遇又提出了难题，特别是文学价值重建的难题。所以，文学与时代既要保持联系又要有距离和自己的独立性，不能一味迎合时代和读者的需求而忽略自身的价值意义。文学创作作为情感性的精神现象，它不仅是现实的反映和理想的表达，还是对精神匮乏的克服与缺失的寻找，是这种精神价值目的的特殊物化，其中体现了深刻的精神动向和价值诉求。21世纪的文学发展面临着更复杂的环境，如何把握历史提供的机遇以克服价值重建之难题需要认真地对待。文学价值重建应以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为价值中枢，一方面文学要适应社会的要求，引导文学以其特殊功能推进文化整合；另一方面文学要发挥它独立的审美功能。文学不能被动地顺应潮流，而应主动地介入生活，在保持独立性的前提下重建价值体系，构成文学与现实、历史、人类的新的价值关系，在宏观上形成合理的文学价值结构系统。
21世纪的中国文学应冲破价值迷惘的困境！体现对现实和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怀，体现对人类精神和心灵问题的思考当然，文学价值系统的重建是个艰难的渐进过程，但我们坚信：只要树立自觉的意识并为之付出不懈的努力，完全有可能走出价值体系对立冲突的循环模式，在新的世纪整合各种有益的资源，建起健全、合理和科学的文学价值观念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