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是后金进入辽沈地区后的第二座、也是入关前最后一座都城。迁都于此之时，满族统治者对汉族文化已不陌生，于是，在这座新都城里，他们创造出了融满汉等民族文化于一体的新的城市和宫殿面貌，使之成为当时中国城市建设和宫殿建筑中富于特色的杰出之作。
第一节 后金定都沈阳
后金天命十年（1625）农历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出于长远战略发展的考虑，决定离开刚刚建成的辽阳东京城，将都城北迁至距辽阳一百八十里的沈阳。据枟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枠记载，本次迁都前，与自赫图阿拉迁界藩、自萨尔浒迁辽阳一样，仍是努尔哈赤面对部分贝勒大臣的反对意见，力排众议，乾纲独断，毅然决策，并向众人说明了这样做的原因：
上欲自东京迁都沈阳，与贝勒诸臣议。贝勒诸臣谏曰：迩者筑城东京，宫室既建，而民之庐舍尚未完缮，今复迁移，岁荒食匮，又兴大役，恐烦苦我国。上不许曰：沈阳形胜之地，西征明由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可由清河路以进。且于浑河、苏克苏浒河之上流伐木顺流下，以之治宫室、为薪，不可胜用也。时而出猎，山近兽多，河中水族亦可捕而取之。朕筹此熟矣，汝等宁不计及耶？
此为乾隆年间重修枟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枠中之记载。较早一些的枟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枠中所记大意相同，但略为简单。而更为原始的枟满文老档枠中，并未录有努尔哈赤关于迁都原因的这段话，而是直接记载了迁都之事：
三月初三日，汗迁沈阳。辰时出东京，谒父祖之墓祭扫清明，于两殿杀五牛，备纸钱而祭之。祭扫毕前往沈阳，宿虎皮驿堡。初四日，于河水桥台有巴珲台吉叩见。于沈阳之河渡口，有率兵往征瓦尔喀之塔玉、噶尔达、富喀纳叩见。未时入城。
迁都之时到祖先神位前祭告辞别，也是更为朴实和合乎当时满族人风俗的行为。我们不能因比较原始的满文文献中，未记有上述努尔哈赤解释迁都原因的谕旨就怀疑其真实性。因为现存的天命十年枟满文老档枠残损不全、阙失颇多。枟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枠完全可能依据当时尚存的史料修撰。从枟实录枠所记努尔哈赤及诸贝勒有关迁都沈阳的态度看，所说都较近情理，而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努尔哈赤的决策是基本正确的。许多研究者都将此次迁都视为努尔哈赤胸怀宏图大志所采取的英明举措，但如果认真分析当时各方面的记载，还是有许多重要的问题值得探讨。
首先是这次迁都是否是努尔哈赤仓促决定后立即付诸实施。因为无论在枟清实录枠和枟满文老档枠中，都未直接提及这次迁都是否有酝酿的过程，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努尔哈赤深思熟虑后，一经宣布就马上付诸实施。其实，如果仔细阅读相关史料记载，还是可以发现这次迁都并非仓促间即决定并实行的。如枟满文老档枠于本年二月初一日记：
我众汉官致毛老爷书曰：今金国汗欲弃辽东之地移向其本土。岂能弃其生身之地及父祖之骸骨而去耶？故我等众官商议，致书毛老爷乞一生路。老爷若以我等不得已而降之，被强迫而生之，怜悯于我等，则望亲书保文或札付寄来。我等若有可能，即夺一城池而居之，若不能则登千山。乞老爷务将所思缮文，并速交来人赍回，迟久恐被发觉。
此应为投降后金的辽东汉官在闻知迁都事后写给毛文龙的书信，可以说明至晚在一个多月前，辽阳的很多人已经知道即将迁都的消息。
其次是迁都的具体时间。
关于后金由辽阳迁都沈阳的具体时间，清入关前史料中有三种记述。
枟满文老档枠、枟满洲实录枠、枟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枠中都明确记载努尔哈赤于天命十年三月初三日率众由东京城启行，当晚宿虎皮驿，次日进入沈阳城。
成书较晚的枟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枠（康熙至乾隆年间几次重修）不同版本中，对这一时间另有两种不同记载：康熙初修稿本（以下简称“康熙本”）记：
（三月）壬午，出东京往沈阳，驻虎皮驿。癸未，至沈阳。
乾隆四年定本（以下简称“乾隆本”）记：
（三月）庚午，上自东京启行，夜驻虎皮驿。辛未，至沈阳 。
查天命十年三月朔日为己酉，本月中并无干支为壬午和癸未之日，故康熙初修稿本所记有误。乾隆本所记庚午为三月二十二日，辛未为二十三日，与枟满文老档枠等书中所记三月初三（辛亥）、初四（壬子）不同。
近年有清史学者曾对这一差别作过专门考证，得出的结论是：迁都之日应以三月初三、初四日之说为是。康熙稿本所记迁都干支日是本年二月初三、初四日，相差一个月；乾隆本所用干支系天聪元年（1627）三月初三、初四日，相差二年。乃是“编修官在纂修干支纪日时之推算错误”。
我们同意迁都沈阳时间应为三月初三、初四日的结论，但对两种枟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枠记录错误的原因则稍有不同看法。理由如下：
上述记此事时间正确的枟满文老档枠等史料中，记迁都之事都未用干支记日，而是直接写“初三日、初四日”。康熙年间重修太祖实录时，为表示郑重，将其记日换算成干支时，错用了二月份初三、初四日的壬午、癸未，因而造成错误。在康熙本的影印本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癸未”二字旁写有被圈掉的“初四”字样，即可以证明这一点。至于乾隆本的错误，应是当时的编修者发现当年三月无康熙本中“壬午”、“癸未”二日，却未认真查核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便将其改成“庚午”和“辛未”，以避免在干支纪日方面出现低级错误。而枟实录枠中本月又只记有迁都沈阳和塔玉等征瓦尔喀归来这两件同日发生的事，所以在文字上并无矛盾之处，以致这一错误被忽视。
第三是这次迁都的性质。如按枟清实录枠所记，是努尔哈赤出于日后进攻明朝、蒙古、朝鲜等考虑。事实上，当时还有一些清（后金）史书中不便明言的原因。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进入辽东地区后，女真人和当地汉人的民族矛盾比较尖锐，而且辽阳又是本地区汉族大量人口长期聚居的中心城市，当时后金国内又逢饥荒严重、粮食匮乏，汉人的反抗此伏彼起，以此为都城会增加民族冲突和不安定因素。而沈阳城规模较小，比较容易控制，可以大为减少这种冲突，这也是后金此次迁都的一个重要原因。
通过认真研究当时各方面的相关史料，我们发现此次迁都，并非只是为了战略进取，相反极有可能具有“战略退却”的意味。因为当时明朝军队在辽南地区不断袭扰后金，加上其统治区域内的汉人的反抗，使努尔哈赤颇感难于应付；沈阳城不仅具有努尔哈赤所说向西、向北、向南进攻的位置优势，也同样有东达建州女真大本营（今抚顺、新宾一带）相对便利的优势。努尔哈赤决定迁都时不仅会考虑到这一点，而且很可能将此作为重要的因素。放弃刚刚建成启用的东京城，而迁到既无宫殿又孤处浑河之北的沈阳，仅仅用“胸怀大志、锐意进取”等理由去解释是不够充分的。上引后金国内诸汉官在致毛文龙书信中提到“欲退回老巢”之事，应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其真实目的。当时明朝方面史料对后金移都沈阳之事是这样记述的：
当奴（即努尔哈赤——引者注，下同）得辽阳，即择形势于代子河（即太子河）北，去（辽阳）旧城数里而城之。甚坚固。其珍异子女皆蓄之。及公（指明大学士孙承宗）渐东，奴俱，遂毁其宫室而北徙于沈阳，止以五百人为守。奴自筑宫于沈阳瓮城，屡不就，又俱袭之，渐运珍异于老寨，而又营城于抚顺关塞外，渐思遁矣。
以上记载虽不一定完全确切，但可与上引枟满文老档枠中诸汉官致毛文龙书信所说互相印证，也应有一定依据。只不过因后来情况变化没有出现事先预想的局面。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努尔哈赤于三月初三日早晨率部众离开东京城，当晚宿于距沈阳十里的虎皮驿，次日未时正式进入沈阳城，这一事实是明确无误的。沈阳故宫的历史即由此揭开了序幕。
第二节 努尔哈赤时期的沈阳宫殿
努尔哈赤从1625年三月定都沈阳，至1626年八月十一日去世，共在沈阳居住了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他作为后金政权的汗王，除因出征、狩猎等离开沈阳，都要在城内居住并处理政务，则因此而兴修的建筑即应称为他在沈阳期间的宫殿。
过去有很多人认为，既然沈阳有清入关前的宫殿（即现沈阳故宫），那么努尔哈赤当时就应该住在这里。通过多年来的研究，已经基本否定了这种看法。但对于努尔哈赤当时究竟居住于何处，还是通过近年来相关史料的发现和实地调查，人们的认识才逐渐清晰。枟满文老档枠在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两月后的五月初三日记载：
汗家北塔之基石，被周围包衣人等盗取毁之。上奏后，遣众大臣搜寻基石，并将被查获之人各杖五十。该僧等因疏于看守，而将为首之八僧画牢饿囚之，待众僧修复后释放。
这条记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努尔哈赤在沈阳的“家”（即宫）之北很近的地方有一座塔，并有和尚住持的庙院。循着这条线索查找，明代沈阳城城内并无塔，只北城门外近百米处有一座辽代所建十三层密檐式佛塔及同时所建之崇寿寺，其塔沈阳百姓俗呼“白塔”。努尔哈赤住宅不可能建于城外，据此分析则当位于城内靠近北门的地方，而且其北侧除城墙和城门外不应再有其他建筑，这样才符合“汗家北塔”之记载。
另外一条有关努尔哈赤在沈阳住处的史料，是上文所引明朝人所著枟督师纪略枠中“奴自筑宫于沈阳瓮城，屡不就”的记载。由于其事并非作者亲见，故记载较为含混，只提到“瓮城”，但并未说明是沈阳城四门的哪座门的瓮城。如系北门，则与前一条记载并不矛盾。
记录此事最有价值的史料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枟盛京城阙图枠。该图绘于清康熙中期至乾隆初年，是沈阳城池及城内主要建筑的示意图，各建筑名称全以满文标注。其中在靠近北城墙中段的一组院落标为“taidzu i tehe gung”，翻译成汉语意为“太祖住的宫”，为一坐北向南的两进院落，入大门为外院，北侧为通往内院的中门，与内院其他建筑同建于垫起的高台之上。入门有正房和东、西厢房（图中所绘各三间，应为示意，不尽准确），正房殿顶覆琉璃瓦。院北侧紧邻明代沈阳城的北门安定门（后改为镇边门，清代以后称“九门”），院南侧分别有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的三座王府，此三人在当时与努尔哈赤同掌两黄旗，所以府邸也与努尔哈赤的“宫”同建于北城。值得注意的是，图中各王府中的建筑均较太祖所住宫为多，这按照当时的等级制度是不合理的，只能解释为太祖的宫很早就已废置不用，而各王府在以后都陆续有所增建。此外，上世纪70年代拆除“九门”遗存时，也发现城门外建有很坚固的瓮城。 可见图中标示与上引两则史料所记基本相符，可以确定这就是努尔哈赤当年居住之处，而且不在现存沈阳故宫建筑群的范围之内。
关于努尔哈赤时在沈阳兴建的“殿”（衙门）的考查，则直接涉及沈阳故宫的始建时间。
从有关后金迁都沈阳前几座都城的记载可以看出，其政权的统治者对“诸贝勒断案、摆宴的大衙门”即后来所称的“殿”是十分重视的。定都沈阳之后也必然要考虑兴建这种用于处理日常政务的建筑。然而，在枟清实录枠、枟满文老档枠等史料中，均未发现太祖时期在沈阳城内使用“殿”的可靠记载，据此应当认为，至1626年八月努尔哈赤去世之前，这座殿尚未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
有关沈阳的“殿”的最早记录，是在清太宗皇太极继位后的天聪元年（1627）。是年正月初一日：
诸贝勒大臣及文武官员等，五更末集于大殿。各按旗序排列。黎明，天聪汗率众贝勒大臣诣堂子拜天即行三跪九叩头礼。还，汗升殿落座，众贝勒大臣及各旗依次行三跪九叩头礼 。
由于此后并无皇太极另建大殿的记载，而且这座大殿沿用至崇德年间命名为大政殿或笃恭殿，故此时所用之殿应该就是至今仍位于沈阳故宫东路的八角重檐顶的大政殿，也成为沈阳故宫最早出现的一座单体建筑。
这座大殿的使用虽在天聪元年以后才见诸记载，但其兴建应从努尔哈赤时开始。理由如下：
1. 由于东北地区气候严寒，冬季无法进行建筑施工，所以这座大殿虽于天聪元年正月才初次见诸记载，但至晚应在上年（1626）农历九月之前即基本竣工，则其兴建过程当在努尔哈赤时期。
2. 据海城枟侯氏宗谱枠记载，其祖先侯振举先为修筑辽阳宫殿烧造琉璃建筑构件，“……（侯家）后于天命九年间迁至沈阳，复创作宫殿龙楼凤阙以及三陵各工等用。又赐予壮丁六百余名，以应运夫差役驱使之用也。余曾祖振举公竭力报效，大工于是乎兴。选择一十七名匠役，皆竭力报效。及大工告竣，并未动用国帑，亦未迟误大典，彼时即蒙太宗文皇帝钦赐云骑尉之职”。此中所云“未迟误大典”，应是天命十一年九月初一日皇太极的即位大典，说明此时大殿已建成使用。
3. 有人认为，在当时的建筑技术条件下，沈阳的这座大殿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建成。这种观点的依据是很不充分的。根据很多学者近年来对现存大政殿建筑技术和装饰艺术的研究，认为某些方面的特征应是在乾隆时期维修后才最后形成的，清入关前所建的原建筑，在结构和装饰工艺等方面应较现存大政殿简单。根据上文叙述可知，辽阳的八角殿于天命七年春至次年四月约经十三个月左右时间即已建成，既然沈阳的大殿与其形制基本相同，施工者又已有辽阳建造八角殿的成熟经验，在从天命十年三月至次年九月的一年半的时间里，完全有可能完成。
4. 据枟清太宗实录枠崇德五年（1640）四月记载，当时曾由阿山、金玉和等官员负责，对笃恭殿（即大政殿）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维修。如以该殿为天命十一年建成，至此时已14年，基本符合当时技术条件下木构建筑维修的时间周期。
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也很值得探讨，即沈阳的大殿，能否是将辽阳八角殿主要木结构拆除后易地重建。因为上引明朝人所著枟督师纪略枠中曾说努尔哈赤是“毁其宫室而北徙于沈阳”，而且在迁都后直至清代，有关辽阳东京城的记载中从未提及城内有八角殿遗存。如按上述说法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时已经决定放弃东京城，为了在新都城中尽快地建起大衙门并节省人力物力，将刚刚建成二年多且已废置的八角殿拆除，移至相距很近的沈阳重建，也是合乎情理的。
与大殿建筑年代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后来排列在沈阳故宫东路的其他建筑，包括十王亭（左右翼王亭和八旗亭）、奏乐亭和銮驾库等，是否也在同一时期修建。史书和档案中没发现有关上述问题的任何记载，现存十王亭建筑，从梁架结构及屋顶形式观察，应是经乾隆年间改建以后的面貌，对于我们辨别其建筑年代帮助不大。奏乐亭、銮驾库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所以只能按照当时的情况去做大体的推断。在大衙门前建朝会、筵宴时八旗贝勒大臣所用的建筑，早在赫图阿拉时期即有记载。迁都沈阳后，有关皇太极外出扎设营帐的记述中，也多次见到中间立一黄幄，两侧各立青幄的记载。如天聪七年六月初三日，孔有德、耿仲明等自辽阳往沈阳见驾，皇太极“率诸贝勒出德盛门十里外，迎于浑河岸。中设大黄幄，两侧各设五青幄。”其排列形式和帐幄颜色与大政殿、十王亭如出一辙，说明大殿与八旗亭同在一处，是与满族兴起初期政权特色相关的一种建筑布局形式。再从沈阳故宫东路的实际情况观察，大政殿前开阔的空间即是为举行大型典礼所用，不可能再有其他无关的建筑存在。因此我们认为，十王亭、奏乐亭及銮驾库（原为五间正房，乾隆年间扩建后改为銮驾库。详见后述），都应是在努尔哈赤时期与大殿（大政殿）同时规划和兴建，也同样是沈阳故宫最早的建筑。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努尔哈赤迁居沈阳后，以靠近城北门的一处宅院作为自己的“汗宫”，并开始在其南不远的城中心兴建大衙门、八旗亭等建筑。皇太极继位后，这座大衙门正式投入使用，后为沈阳故宫最早形成的建筑——大政殿。相关的结论是，沈阳故宫始建于努尔哈赤迁都沈阳的当年——1625年。
第三节 皇太极时期的“盛京皇宫”
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努尔哈赤病逝。九月初一日，其第八子皇太极（清太宗）继承汗位，沈阳宫殿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如前文所述，皇太极继位后所用“大殿”即努尔哈赤时期兴建于沈阳故宫东路者；从对文献记载分析中还可以得知，这位新汗王所用的“宫”并非沿袭其父在北城的故居，应是重新建造的，即现存沈阳故宫中路建筑南北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包括大清门、崇政殿、凤凰楼、清宁宫等在内的清入关前“大内宫阙”。
为什么皇太极要在新的地点另建他的宫殿呢？
表面看来，道理似乎很简单，这里位于沈阳城的中心区，又距已经建成的大殿最近，当然是续建宫殿的合适场所。但如果认真分析，上面的理由似乎并不完全成立。首先，现存沈阳故宫中路虽在旧城中心区域，但却是本区域中偏西的位置，如果将其移至大政殿一路东侧建造，才真正处于沈阳城的正中。第二，现沈阳故宫中路和东路之间，原有一条近五米宽的道路相隔，此路即是明代沈阳城内十字街的南北向大街，后俗称“通天街”。两个区域之间虽距离较近，但却是隔道相望，并非同一整体。
因此，“大内宫阙”的选址应另有原因。
我们认为，这处新的宫殿区域，应是在皇太极继承汗位之后，在自己原来的“四贝勒府”基础上增建改造而成。
后金定都沈阳后，各大小贝勒都在城内建有自己的府邸，而且除少数获罪削爵者外，都延续至清入关后。前文提到的枟盛京城阙图枠上，分别标绘有清入关后大贝勒代善（后封和硕礼亲王）等十一座府邸，其中虽无皇太极的原四贝勒府，但通过各王府的排列位置，完全可以推断出其所在大致方位。按其图所示，以故宫大政殿为中心，努尔哈赤时期两红旗代善等贝勒之府都位于东侧；两黄旗多尔衮等贝勒府都位于北侧；镶蓝旗济尔哈朗府位于南侧之西，南侧之东无王府，应是原正蓝旗贝勒莽古尔泰等人府邸所在地；城内西侧是阿巴泰、豪格等两白旗贝勒府邸。皇太极在努尔哈赤在世时是正白旗主旗贝勒，其府邸也应位于大政殿之西。图中大贝勒代善府位于距大政殿很近的东侧，按此推断当时亦为四大贝勒之一的皇太极，府第应在靠近大政殿的西侧。另外，图中在沈阳故宫西路位置（当时尚无西路建筑）绘有庄亲王府，即承泽亲王（后改封庄亲王）硕塞及其后人的府第。硕塞是皇太极第五子，府第应靠近其父之府而建。按此推断，皇太极之府应在大政殿西侧和旧庄亲王府之间的位置，即沈阳故宫大内宫阙所在的地方。
既然如此，皇太极将自己的王府改建成汗王“大内宫阙”的时间，即是沈阳故宫中路清入关前宫殿形成的时间。通过枟清太宗实录枠、枟满文老档枠等史料的记载分析，这个过程应主要发生在天聪二年至天聪六年（1628~1632）之间。枟满文老档枠天聪元年四月初八日记：
汗遣人邀二兄至其家中，命大贝勒中坐，莽古尔泰贝勒列坐，汗以户主礼设宴。……汗曰：“岂有每至授马之理乎？即初进我家，故各赠一马耳。”因令二兄各乘一马而还。
此时皇太极继位方数月，所居之“家”当是其原来的府邸。至天聪六年正月初二日，皇太极再次请代善、莽古尔泰二兄“至内廷”行家礼，此时的内廷除居住的“宫”，已见有“院门”、“便殿”、“南楼”等诸建筑，应该经过重新整修扩建，但皇太极仍然说：“自我即汗位以来，两兄从未一至我家。今延两兄来家，岂可空返？”说明这处“家”已不再是五年前的旧“家”，则此时大内宫阙已经初具规模。据史料记载，天聪五年皇太极命扩建沈阳城，改原四门为八门，并新建钟、鼓楼等，以更加符合都城的规制。六年八月，建于城内的六部衙门也全部竣工。按常理汗王宫殿的修筑当纳入都城改造的整体规划之中，而且应先于其他公共建筑完成。
当时的后金汗宫，与崇德以后以至乾隆以前的盛京宫殿建筑面貌应有一定区别。以内廷为例，很可能只有中、东、西三座主要寝宫，而非后来的五座。枟满文老档枠天聪六年二月记：
十二日，汗集诸贝勒大臣于内廷筵宴，以戴青贝勒之女册为东宫福晋。此福晋乃蒙古扎鲁特部戴青之女。汗已册立中宫福晋、西宫福晋，惟东宫未立福晋。时值选贤，遂遣人往聘此福晋。……迎入内廷（原注：非好多娶，按例需备三福晋），以聘礼设宴 。
可知按当时制度，汗应有三位地位比较高的福晋（后妃），如此则寝宫也应按此建成中宫、东宫、西宫三座。而后来的东次宫、西次宫，则应是皇太极将察哈尔林丹汗两位福晋纳为妃之后才设立的。
直到崇德元年（1636）四月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对沈阳宫殿各主要建筑分别正式命名后，人们才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这座皇宫的基本面貌。
定宫殿名，中宫为清宁宫、东宫为关雎宫、西宫为麟趾宫、次东宫为衍庆宫、次西宫为永福宫、台东楼为翔凤楼、台西楼为飞龙阁、正殿为崇政殿、大门为大清门、东门为东翼门、西门为西翼门、大殿为笃恭殿。
此后又在大清门前东、西两侧分别建文德坊、武功坊两座牌坊，因坊心有“崇德二年孟春吉日立”，可知建成于1637年。这也是清入关前唯一有确切年代记载的宫殿建筑。
由于清入关初年盛京故宫基本闲置，而且清政府经济状况也相对拮据，所以对皇太极时期的宫殿基本上保持旧有面貌。至康熙时期，一些汉族文人来到东北，也曾对故宫有所记述，对了解清入关前宫殿有重要参考价值。如曾跟随康熙帝东巡盛京的高士奇所著枟扈从东巡日录枠于康熙二十一年三月初二日记：
定宫殿名。以中宫为清宁宫、东宫为关雎宫、西宫为麟趾宫、次东宫为衍庆宫、次西宫为永福宫、台上楼为翔凤楼、台下楼为飞龙阁、正殿为崇政殿、大门为大清门、东门为东翊门、西门为西翊门、大殿为笃恭殿、东牌坊为文德坊、西牌坊为武功坊。大殿之侧东西各创五亭，为诸贝勒大臣议政之所 。
高士奇此次随驾东巡在盛京宫殿中停留时间较短，很难逐一考察记录宫殿，上述记载应是采自当时书籍或档案中。略晚一些的杨宾在枟柳边纪略枠中也对盛京宫殿有所记述，与高氏所记大体相同，但有两处略有区别：一是关于楼阁，既未分台上台下，也没分台左台右，而是简单记为“楼曰翔凤、阁曰飞龙”；二是对大政殿和十王亭记为“殿左有圆殿一，正中脊高二丈、基高尺许，大如高之半，左右小圆殿各五，基与地等，脊高丈许，大亦半之，太祖率诸贝勒受朝贺处也”。其所记有的是出于亲见，有的是录自文献，有的则是采录东北当地“老兵宿将”等所述，难免有误。
乾隆十三年盛京内务府档案中，有一件呈报入关前宫殿情形的公文，应是综合崇德改元前后的记载而成：
宫殿 国初定都盛京，首建宫殿，宸居肃穆，筑鸿图而奠丕基，缔造之始，规模固已弘远矣。规制名额具载于后。宫殿规制：笃恭殿，崇政殿在笃恭殿右，翔凤楼、飞龙阁俱在崇政殿后，清宁宫在翔凤楼后，关雎宫在清宁宫左，衍庆宫在关雎宫左，麟趾宫在清宁宫右，永福宫在麟趾宫右，大清门在崇政殿南，左为东翊门，右为西翊门。国初建大殿于盛京，殿制八隅，左右列署凡十，为诸王议政之所。又于大政殿之西建正殿，殿之后有楼，楼之后为中宫，其东西各有宫。正殿之南有大门，其东西各有门。崇德元年定宫殿名：大门为大清门、中宫为清宁宫、东为关雎宫、西为麟趾宫、次东为衍庆宫、次西为永福宫、台上楼为翔凤楼、台下楼为飞龙阁、大殿为笃恭殿、大清门东为东翊门、西为西翊门。凡宫殿有应修处所，定例照内务府来文核明，需用钱粮移交工部，俟核准日择吉修理 。
以上述枟清太宗实录枠和高士奇、杨宾有关沈阳宫殿的记载，与档案所记及现存建筑群宫殿分布相对照，即可知当时大部分主要建筑的坐落位置和基本面貌，只两处略有差异：
大政殿和笃恭殿 关于“大殿”，上述史料中均称为“笃恭殿”，而现存于沈阳故宫东路的大殿，在清入关前后的绝大多数官方记载以及皇帝御制诗文中，都称为“大政殿”，且悬有乾隆皇帝御笔题写的满汉文“大政殿”匾额。只有在枟清太宗实录枠、枟清世祖实录枠中记为“笃恭殿”，清入关后所修枟盛京通志枠、枟清朝文献通考枠等多种书籍中，都曾有以笃恭殿为崇政殿之误。
“大政殿”之名，最早见于天聪八年（1634）的满文内国史院档案中。是年正月二十八日记：“诸贝勒出大政殿，召集满、汉、蒙诸大臣传谕曰……”如上述满文档案翻译和编排无误，则“大政殿”之名的出现要早于“笃恭殿”的命名两年多。另一方面，在崇德元年四月正式命名宫殿后，枟满文老档枠及其他满、汉文档案中，也仍然沿用大政殿的旧称。因此，我们认为，大政殿和笃恭殿是崇德以后并存的对沈阳故宫东路大殿的称呼，前者出现较早，而且成为称此殿的习惯，所以在多数记载中一直沿用；后者虽是正式命名，但并未流行，故只保留于太宗、世祖两朝实录中，连康熙以后的枟实录枠也不再使用这个名称了。
翔凤楼和凤凰楼 上引枟清太宗实录枠记：台东楼为翔凤楼、台西楼为飞龙阁，而档案中和高士奇记：“台上楼为翔凤楼，台下为飞龙阁”，颇有差异。事实上，清太宗时期盛京皇宫还有另一座楼，即现存之凤凰楼。可能是由于其名称属于俗称或正式命名较晚，在宫殿正式命名的记述中并没有提及。而且在后人记载中，经常把凤凰楼当作翔凤楼，因此造成许多混乱。以崇德元年五月至二年四月这一年间枟清太宗实录枠中关于翔凤楼的记载为例：
元年五月：上以出师征明，御翔凤楼，召和硕睿亲王多尔衮……等谕之曰……
同年六月：上御翔凤楼，偶寝，梦偕皇后东行。俄尔至一殿……
同年八月：召入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赐宴于翔凤楼。
同年十一月：上御翔凤楼，集诸亲王、郡王、贝勒、固山额真、都察院官，命内弘文院大臣读大金世宗本纪……
二年四月：召宗室叔辈瓦尔喀、撒哈席库，姑父苏巴海、殷达虎齐及雅祜、佟阿泰等至翔凤楼赐宴，仍各赐蟒衣一领。
同月，上御翔凤楼，集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固山额真、都察院承政及新设议政大臣谕之曰……
以上六则记载均涉及到翔凤楼，其中前四则见诸于枟满文老档枠，但三、四的“翔凤楼”，枟满文老档枠均作“凤凰楼”。从相关记载分析，这座楼距皇太极的寝宫很近，可供二三十人举行会议，应比较宽敞。至于其到底位于“台东”还是“台上”并无具体说明。
前举天聪六年正月皇太极请代善、莽古尔泰入内廷事中，曾提到“南楼”，并述及二人在得赏后至此楼下谢恩。从记述中还可知当时宴会是在内廷进行，则此“南楼下”是正对中宫之处，应为建于高台上的现存凤凰楼所在之处，如此则当从“台上楼为翔凤楼”之说。上引档案中“清宁宫在翔凤楼后……楼之后为中宫”的记载，也完全可以证明此说之正确，只不过是将凤凰楼误记为翔凤楼了。
清入关后，顺治、康熙年间都有关于修缮凤凰楼的记载。约从乾隆初年起，皇帝正式确定在此存放圣容、枟实录枠等，其名称也很少再发生错误。至于建在台下西侧的飞龙阁（康熙时档案中多以“龙楼”称之），则基本没有异议。因其使用较少，在清入关后损坏比较严重，康熙十一年（1672）档案中曾有欲将其拆除的记载 ，但似乎并未实施。
那么，皇太极时期的翔凤楼（或称阁）又在何处呢？从枟满文老档枠到乾隆初年的档案中，都曾同时出现有关凤凰楼、翔凤楼的记录，十分确切地说明，凤凰楼和翔凤楼分别是两座完全不同的建筑。如乾隆八年和九年呈报宫殿所用门神对联的档案中及到的有：“凤凰楼前后原有门神二副……翔凤阁上下门二副（门神对联）……”，同件档案中提及的尚有大清门、飞龙阁、銮驾楼、线库、转角楼、银库、通道楼、内班房等，可知其所记绝非乾隆十一年以后重建的翔凤阁和飞龙阁，而是自入关前保存下来的旧建筑。又据乾隆七年宫殿修缮档案中记：“翔凤楼山墙一面、后檐墙一间倒坏，丈量得山墙一面长三丈二尺，檐高二丈、山尖高八尺……”，次年的另一件档案中所记飞龙阁的各部位的尺寸与上述翔凤楼完全相同。档案中又有关于修缮此二座楼阁南、北山墙的记载 ，可知其为形制一样的两座厢楼，而且西侧的飞龙阁并未于康熙年间拆除。据枟盛京城阙图枠标示，除现存凤凰楼位置有一琉璃瓦顶三层楼阁外，崇政殿与后宫高台间的东、西两侧，还各有一青瓦顶二层五间厢楼，与枟清太宗实录枠中“台东楼为翔凤楼，台西楼为飞龙阁”之记完全相合。
综合上述资料可以清楚地证明，在凤凰楼台下东侧，原有一座“翔凤楼”。此楼亦应为清太宗时所建。清入关前内国史院档记：天聪七年七月初七日“汗召大凌河各官入东阁楼，以各色果品宴之”。此东阁楼即应是后来的翔凤楼，从前引枟清太宗实录枠中有关使用翔凤楼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它和凤凰楼均是皇帝经常用于集会、设宴之处，崇德元年十一月，还将新修成的枟太祖实录枠送入楼内尊藏。此楼在入关后仍然保留，只不过因其不如凤凰楼那样“高敞壮丽”，引人注目，其名称常被张冠李戴地用在凤凰楼上，如高士奇等人的记载即是。但在有关对其进行修缮或装饰工程的档案中却从未记错过。乾隆帝初次东巡后，在崇政殿前另建飞龙、翔凤二阁（详见后述），才将原有的飞龙阁和翔凤楼一并拆除。
还有一些枟清太宗实录枠有关宫殿命名记载中未提到的建筑，虽然不是主要宫殿，但根据档案记载并据现存建筑分析，也应建成于清朝入关之前。这些建筑分布于前述主要宫殿周围，有的是供宫中地位较低的人员居住、使用，有的供举行典礼时使用或作为存放宫中物品的库房。其中一些在后来有所变化，见下文有关乾隆时期对沈阳故宫扩、改建的章节所述，在此只择要列出，以使读者对清入关前宫殿有较为完整的了解。
东、西配宫：位于清宁宫之北两侧，均为三间硬山式琉璃瓦顶厢房，应与清宁宫等五宫同时建造。从其装饰看，非供宫中下人使用之处，应为皇太极诸庶妃居住或宫内祭祀时制作供品所用。现仍存。
左、右翊门：乾隆时命名并御书满、汉文门额。位于崇政殿东、西两侧，三间硬山琉璃瓦顶屋宇式门，其建筑形式及装饰与崇政殿风格一致，应是同时建造，为平时出入内廷的通道。据乾隆时档案记载，左右翊门内有炕四铺，仍是每门内各搭南北炕。现仍存。
通道楼：位于左翊门之东，为面阔三间硬山式二层楼房，应为宫中普通人员出入宫廷的通道。见于枟盛京城阙图枠和乾隆初年档案。如乾隆八年档案内载：“通道楼三间，中间前后大门……东西间门……上层门……通道楼中间面阔一丈一尺，进深二丈二尺……”乾隆十一年至十三年修建东所时拆除。
崇政殿前三间平房：位于崇政殿前东侧。三间硬山式坐东朝西厢房。应为天聪时期“文馆”和崇德以后的“内三院”值班官员办公之地。文馆原为诸满汉笔帖式供职之处，太祖时即有之，太宗天聪年正式设立机构。从清太宗时期的一些记载分析，文馆办事之处距内廷较近，崇德后虽改文馆为内国史院、内弘文院、内秘书院，但文献中并未发现其“衙门”所在之处的记载，应亦以此处为办公之地，康熙及乾隆初年档案中称其为“内班房”。因其位于宫殿范围内，直接服务于宫廷和皇帝，方有“内三院”之称。此建筑乾隆十一年拆除，于原址改建飞龙阁。
銮驾音乐楼：位于崇政殿东三间厢房后，七间硬山式二层厢楼，西向。清宫档案记载，其在康熙至乾隆初年曾用于存放皇帝仪仗所用銮驾乐器等，应是沿袭清入关前功能，故以用途名之。乾隆时经拆改南移后，名为东七间楼。
银库：位于崇政殿前西侧，七间硬山式二层厢楼，东向，其名称见于清盛京内务府档案中，应为宫中存放银两财帛等用。乾隆时期改建为翔凤阁。
九间楼：位于银库后，九间硬山式二层厢楼，东向。档案中无正式名称，只按其用途或形制称之（见后）。应为宫殿中存放杂物所用。乾隆时拆改后，名为西七间楼。
转角楼：位于九间楼之南，十一间硬山式二层，曲尺形平面，故名。为宫中存放杂物之处。乾隆时重修。
朝房：位于大清门南，东、西各三间 ，硬山式厢房，为官员入宫前候朝之所。乾隆时改为东、西各五间，现仍存。
奏乐亭：共四座。大清门前东西各一、东路南侧东、西各一。均为四角攒尖式，下有台。供举行相关典礼时演奏音乐之用，清代档案中有时也称作“钟楼”或“音乐楼”。现仍存。
大政殿后五间平房：位于大政殿之北，硬山式正房。原为存放杂物之用。乾隆初年改建后存放銮驾乐器，称为銮驾库，多次改建。现仍存。
二十八间仓房：位于清宁宫北墙外，为存储粮食等用。乾隆时重修。
碾磨房：三间，位于清宁宫西墙外，为加工粮谷所用，乾隆时因增建行宫拆除，后于二十八间仓房前另建 。
关于“北辰殿”：以前曾有学者根据枟满文老档枠的个别记载，认为皇太极时期沈阳故宫除大政殿、崇政殿外，尚有一座“北辰殿”，并具体指出其位置应在凤凰楼与清宁宫之间。经仔细查阅枟满文老档枠，“北辰殿”之称曾见于崇德元年四、五月间，四月二十三日记云：
是日，宽温仁圣汗以内库财帛诸物赏外藩蒙古诸贝勒。……颁赏已毕，宾图王、扎萨克图郡王至北辰殿，向圣汗行三跪三叩首礼。对汗屈膝答拜三次毕，宴于北辰殿。
同一件事，顺治九年汉文枟清太宗实录稿本枠记为：
是日，皇帝发内帑财物，赏外藩蒙古贝子。……赏毕，冰兔王、加沙兔王至崇政殿谢恩，行三拜九叩头礼。上亦跪三次答礼毕，设宴待之。……设大宴笃恭殿宴之。
乾隆时改定的枟清太宗实录枠则记为：
是日，上以受尊号礼成，赐外藩蒙古诸王、贝勒、贝子彩缎、银器、甲胄、雕鞍等物有差，仍大宴于崇政殿。
同年五月十四日枟满文老档枠又记：
圣汗诞辰朝贺礼：日出之前，自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以下，牛录章京以上，集北辰殿排班毕，圣汗出御宝座，诸和硕亲王……依次行三跪九叩门头礼。
但至本年十月二十五日万寿节庆贺礼时，此项仪式却于崇政殿举行。上引史料说明，上述几次典礼均于崇政殿或大政殿举行。枟满文老档枠为何记之于“北辰殿”原因不详，但据此断定当时盛京皇宫另有一殿，理由尚欠充分。
从1616年后金建国算起，到1637年沈阳宫殿入关前建筑完全建成，经历了21年时间。其间至少正式修筑和使用了赫图阿拉、辽阳、沈阳三处宫殿。而沈阳宫殿作为其最晚形成的集大成者，也比较充分地体现了这一时期满族地方政权宫廷建筑文化的特色，即其宫殿的形成，是满族统治者在本民族传统习惯影响下，伴随着统一和扩张的进程，逐渐适应地位和自然、社会环境变化而渐次发展的。沈阳故宫的清太宗时期建筑，也是经历了皇太极贝勒府、天聪汗王的“家”和大清国崇德皇帝宫殿几个发展阶段，才最后被人们确认为皇宫，去加以保护和研究的。因此，沈阳故宫以及它以前的后金宫殿，兴建时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并载之史册，建成后没有详细的记述和渲染，甚至没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即使是按照汉族传统命以嘉名，具备了宫殿的“名分”，也只是最简单的记录而已，让人们觉得是一个很自然的从民居到皇家宫禁的发展过程。
第四节 盛京都城规制的完善
天聪初年皇太极续修宫殿的同时，对沈阳城也进行了增修和扩建，以使之更加符合都城的规制，同时也使沈阳宫殿在城市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与周围环境更加协调。
一、改建之前沈阳城的基本面貌
明王朝统一辽东后，因其处于与女真、蒙古及朝鲜国接壤的边陲要地，故对这一地区的经营十分重视，洪武四年至二十五年（1371~1392）间，先后对金州、盖平、辽阳、沈阳、开原等城池重加修筑。其中沈阳城较以前有了重要变化，清代城池就是在这时所筑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
明枟辽东志枠“卷二、城池”对当时的沈阳城记载如下：
沈阳城：洪武二十一年指挥闵忠因旧修筑。周围九里三十步（1里=360步、一步=5尺——引者注），高二丈五尺。池二重，内阔三丈深八尺，周围一十里三十步；外阔三丈深八尺，周围一十一里有奇。城门四，东曰永宁，南曰保安，北曰安定，西曰永昌。
从枟辽东志枠关于各城的记述中可知，当时沈阳城的规模，在辽东都司范围内（包括辽西地区），逊于辽阳城（二十四里八十五步）、广宁城（今北镇）（十四里二百四十步）和开原城（十三里二十步），居第四位，属于中型偏大的城池。
由于清代沈阳城墙基本上是在明城基础上拓建而成，而且其局部城墙一直保持至二十世纪中后期，所以通过近年新发现的文献史料和考古发掘，人们对明代沈阳城池的变化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首先，明代沈阳城墙是用砖砌筑，比元代以前完全以土夯筑有了显著的进步，这从城墙上残留的明代城砖、皇太极时所绘枟满洲实录枠中沈阳城图都可得到证明。其改为砖城的时间有可能在明代中后期，因为洪武年间初筑城时，辽东地区刚刚纳入明朝版图，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筑城夫役来源等方面的因素，都难以满足修筑这样大规模砖城需求，而明中期以后，物质条件改善和防御女真族的需要都具备修筑砖城的可能。
其次，从枟满洲实录枠中所绘沈阳城图可以看出，不仅城墙四面正中各有城门和城楼，在城墙四隅向外凸出的城台上还各有很高的箭楼。其图虽可能并非完全写实，但从同书中所绘辽阳城与枟全辽志枠中该城平面图基本吻合看，其反映的城池基本面貌还是可信的。
第三，1958年对明代沈阳城北门遗址（沈阳人俗称九门）的清理调查证明，明代沈阳城曾在修缮过程中有所改动。如其北门安定门，至晚在万历二十四年就已改名为“镇边门”，并将原来的单券城门改为外加瓮城的十字券洞式城门，其后又在原城门之北连接一十字形券洞门并重修瓮城，以适应防御功能需要 。其他城墙和城门也应有类似情况。
此外，通过史籍的记述以及留存的遗迹，对明代沈阳城内的官署、寺庙等建筑及公共设施也可以有一些基本了解。据枟全辽志枠所记，嘉靖四十五年（1566）以前，城内的官署有：沈阳中卫治所、经历司、镇抚司，左、右、中、前、后五所（在城内东南隅），察院行台（在卫治西南）、沈阳游击府（在卫治西南）、沈阳备御公署（在卫治西）、军器局（在卫治西）、军储仓（在卫治西）、预备仓（在军储仓内）、钱帛库（在卫治西南）、养济院（在卫治西南）、草场（在卫治南）、儒学（在卫治东）。城内寺庙有通玄观（在城内西北隅）以及清以后尚存的长安寺、三官庙、城隍庙等。又据枟满洲实录枠中所载沈阳城图，在城内中心十字大街交叉路口，建有下设四面券洞门的街楼一座（如内置钟鼓则称钟鼓楼），成为城内正中心的标志性建筑和瞭望制高点。
明代沈阳南城门（保安门）外尚设有关城，称为南关，相当于外城的性质，建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周围长六百七十九丈，内驻军兵，并有在城驿（传递公文的驿站）设于其中 ，应是作为主城附属防御设施而建。
作为沈阳城历史第三个时期的开端，明城规模较前代扩大，建造水平也提高到新的层次。在明辽东都司范围内，除首府辽阳和开原、广宁两座边防及马市贸易重镇外，沈阳是最大和最坚固的城池。这也是明、后金萨尔浒之战以沈阳为大本营，战后明又于此设重兵防御后金西进，以及后来清太祖迁都于此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清盛京都城的形成
1625年三月后金迁都沈阳后，最初的几年，属于适应和稳定时期，其间主要的建筑活动应集中在宫殿的兴建上，即首先解决汗王居住和处理国政的场所，以尽快实现和完善都城作为政治中心的基本职能，对于城池，虽然也进行修缮加固，但尚未做大规模改造。然而，新都城沈阳毕竟只是明代的一座中卫城，与作为其政权统治中心的“都城”尚有不小的差距。此前后金在辽阳建东京城时，就已开始吸收汉族城郭文化的理念，在这座周长仅六里余的小城修筑了八座城门，并修筑了高达三丈五尺的城墙（当时沈阳城墙高仅二丈五尺）。因此对沈阳城池加以改造，使之符合“都城”形象和用途是势在必行之举。从天聪五年（1631）便将都城建设的主要精力用于城池，清代史书及地方志中，都把沈阳城的“增拓”系于这一年。
皇太极时期拓建沈阳城池的目的，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使沈阳城更加接近中国传统的都城规制。在当时沈阳城市人口并没有大规模增加，并不急需扩大城市容纳量的情况下，主要是解决城池面貌和都城特有建筑的规划布局。至清崇德元年（1636），工程基本告竣。
1. 改原城池的四门为八门。原位于四面城墙正中的城门。永宁（东）、保安（南）、永昌（西）三座拆除改为城墙，镇边（北）门封堵。另于原城门之两侧约为城墙长度三分之一的位置各修建一座城门，即东侧南为抚近门（俗称大东门）、西侧相同位置为怀远门（俗称大西门）；东侧北为内治门（俗称小东门）、西侧相同位置为外攘门（俗称小西门）；南侧东为德盛门（俗称大南门）、北侧相同位置为福胜门（俗称大北门）；南侧西为天佑门（俗称小南门）；北侧相同位置为地载门（俗称小北门）。两座对应的城门之间各修大街相通，城内区域也相应由原来以十字街划分为四区改变为井字街划分成九区。
2. 城中央区域建宫殿，其南侧在德盛门内大街路东建吏、户、礼三部衙门；内治门内大街路西建兵、刑、工三部衙门；在皇宫前东侧建都察院、理藩院衙门；在城南建天坛，城北建地坛，城东抚近门外建堂子和太庙。除堂子为满族传统祭祀建筑外，其他都是历代都城必有的国家机关和象征皇权的礼制建筑。
3. 在内治门与外攘门之间大街与福胜门内大街交叉路口建钟楼一座，与地载门内大街交叉路口建鼓楼一座，也是按照中原都城规制添建的公共设施性建筑。
二是加强城池的防御功能。城墙内外都用砖石砌筑，高三丈五尺，比明修城墙增高一丈，墙厚一丈八尺，新筑城墙周长九里三百三十二步，比明旧城长出三百零二步，应是在明城基础上加宽城墙所致。城墙上女墙高七尺五寸，设垛口六百五十一个，除八门各设敌楼一座外，城四角还各设角楼一座。同时将城墙外的护城河加宽至十四丈五尺，周长十里二百零四步。又在城墙内侧修水池七十二处，供外泄积水之用。“八门正戴，方隅截然”，“京阙之规模大备”。
经过此番增拓，沈阳城的面积虽未比以前扩大，但其规制已非昔日可比，天聪八年（1634）四月初九日，皇太极传谕，称沈阳城为“天眷盛京”，后简称盛京，以与其国都地位名实相符。
根据枟盛京城阙图枠等有关史料的记载，沈阳城内当时还应建有清初所封各亲郡王的王府。其名称、府主及具体位置是：
礼亲王府：初封者为太祖次子代善，位于城中心区域大政殿之东；
成亲王府：初封者为代善长子岳托，位于抚近门内大街路北；
颖亲王府：初（追）封者为代善第三子萨哈廉，位于抚近门内大街路北；
敬谨王府：初封者为褚英第三子尼堪，位于抚近门内大街路南：
肃亲王府：初封者为皇太极长子豪格，位于怀远门内路北：
饶余郡王府：初封者为太祖第七子阿巴泰，位于怀远门内路北；
郑亲王府：初封者为太祖侄济尔哈朗，位于天佑门内大街路西；
武英郡王府：初封者为太祖第十二子阿济格，位于地载门内路东；
睿亲王府：初封者为太祖第十四子多尔衮，位于福胜门内路西；
豫亲王府：初封者为太祖第十五子多铎，位于福胜门内路西；
庄亲王府：初封者为太宗第五子硕塞，位于中心区域宫殿之西。
上述十一个王府中，庄亲王府应为较晚形成的名称，因其初封者硕塞于顺治年方晋为承泽亲王，至康熙年间才改王号为“庄”，而且其在沈阳的王府后迁至抚近门内路北，成亲王后改封为克勤郡王、颖亲王后改封为顺承郡王，此二王与礼、肃、郑、睿、豫、庄六王在乾隆以后合称清代八家“铁帽子王”，即爵位世袭罔替，王号永不变更。所以清代后期记述沈阳王府的情况为：
礼邸在灰市，睿邸在木行西边，豫邸在木行东边，肃邸在西式华门西，庄邸在龙王庙后，郑邸在小南门里，克勤郡邸在将军署后，顺承郡邸在庄邸北大红袍。
可以看出，其坐落位置（除庄王府外）基本与清入关前相同。所以，在当年盛京都城改建完竣后，这些王府，基本上按努尔哈赤时期南蓝、北黄、东红、西白的八旗旗色方位顺序排列于宫殿周围的城内各区，也成为这座满族政权都城的一种富于特色的标志。
此外，清太宗时期还在沈阳城周边修建了一些庙宇，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崇德三年（1638）建成的“莲花净土实胜寺”（俗称沈阳黄寺），位于外攘门外约三里处，系专为供奉由察哈尔蒙古移来的元代玛哈噶喇金佛像而建。二是分建于城外四面数里处的“四塔四寺”，东为永光寺、南为广慈寺、西为延寿寺、北为法轮寺，每寺旁各建一白色喇嘛塔，寺名前均加“护国”二字，始建于崇德七年（1643），竣工于顺治二年（1645）。这几处宗教建筑虽不位于城内，但都是皇帝敕建的重要庙宇，与沈阳都城的规划布局及相关功能有着重要的关系。
沈阳城的这次增拓，是由普通城市升为都城之后，在城市原有空间和建筑分布基础上，适应其地位变化而进行的带有飞跃意义的改造。其结果使之成为东北地区最具中国传统都城特征的城池，也为当时和后来沈阳城的地位创造了城市面貌的基础。沈阳宫殿作为后金政治中心和都城中的核心建筑群，前有“六部”、“两院”等建筑为行政、司法办事机构，后有钟、鼓楼及稍后于其间形成的“四平街”商业街，形成城内“前朝后市”，周围有寺庙、王府、民居等分布的合理格局，更加烘托出宫殿的显要地位。
清入关后，由于盛京城仍是国家“肇兴之地”东北地区最重要的城市，在按“陪京”体制增设各种机构的同时，从康熙年间起，随着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沈阳城的建设也在继续完善。其间最重要的变化，是康熙十九年（1689）皇帝命于沈阳城之外加修关墙。墙高七尺五寸，以土夯筑，在原有方城之外形成周长三十二里四十八步的圆形外墙，在与内城八门直线相对处，各辟一门，大东门（抚近门）外者称“大东边门”，小东门（内治门）外者称“小东边门”，余类推。各边门与城门间的关厢区域，分别称“抚近关（大东关）”、“内治关（小东关）”等，此后沈阳城遂有“八门八关”之称，使“留都京阙，规制益闳”，城市整体环境与宫殿彼此呼应，相得益彰，成为东北地区规制最完备的古城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