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栓夫妇是忙人，一面得招呼茶客们，一面还得招呼小栓的病。他们最需要好好的睡。可是老栓去等馒头这一夜，他俩都没有睡足，也没有睡好；所以第二天早上两个人的眼眶都围上一圈黑线。那花白胡子甚至疑心老栓生了病。这一夜老栓其实不必起来得那么早，连华大妈似乎都觉得他太早了一些，所以带点疼惜的说，“你就去么？”②但是这是关系儿子生命的大事，他怎敢耽误呢！大概他俩惦记着这件大事，那上半夜也没有怎样睡着，所以第二天才累得那样儿。老栓出了门，到了丁字街近处那家关着门的铺子前面立住，“好一会”④，才有赶杀场的人“从他面前过去”⑤，他确是太早了一些。这当儿华大妈也不会再睡。她惦记着，盼望着；而且这一早收拾店面是她一个人的事儿。老栓出门前不是叫了小栓“你不要起来。……店么？你娘会安排的”②。“老栓走到家，店面早经收拾干净，一排一排的茶桌，滑溜溜的发光”，可见她起来也是特别早的。两夫妇一个心，只是为了儿子。
老栓是安分良民，和那些天刚亮就起来赶杀场的流浪汉和那些刽子手不是一路。他们也看出他的异样，所以说，“哼，老头子。”“倒高兴。……”⑤“这老东西……”⑨，他胆儿小，怕看杀人，怕见人血，怕拿人血馒头。他始终立在那铺子的檐下，不去看杀场。固然他心里只有儿子的病，没心赶热闹去；害怕可也是一半儿。他连那些去看杀人和那杀人的人的眼光都禁不起⑤⑧，他甚至看见那杀人的地方——丁字街——，听见讥讽他也来看杀人的话，都“吃一惊”④⑤，何况是杀人呢？人血馒头是那刽子手送到他面前来的。他还不敢接那“鲜红的馒头”⑧，是那刽子手扯下他的灯笼罩，塞给他，他才拿着的。这人血馒头本该“趁热的拿来，趁热吃下”，可是老栓夫妇害怕这么办。“两个人一齐走进灶下商量了一会”，才决定拿一片老荷叶“重新包了那红的馒头”，和那“红红白白的破灯笼，一同塞在灶里”，烧了给小栓吃。他们不但自己害怕，还害怕小栓害怕，所以才商量出这个不教人害怕的办法来。他们硬着头皮去做那害怕的事儿，拿那害怕的东西，只是为了儿子。但他们要尽可能的让儿子不害怕，一来免得他不敢吃，二来免得他吃下去不舒服。所以在重包馒头的时候，华大妈“慌忙说：‘小栓——你坐着，不要到这里来’”。
她正是害怕小栓看见“那红的馒头”。——但那是人血馒头，能治病，小栓是知道的。
老栓夫妇唯一关心的是小栓的病。老栓起来的时候，小栓醒了，“里边的小屋子里，也发出一阵咳嗽”②，他出门的时候，吹熄灯盏，特地走向里屋子去。小栓又是一通咳嗽。老栓“候他平静下去，才低低的叫”他不要起来，店面由他娘收拾去②。“听得儿子不再说话，料他安心睡了”③，老栓才出了门。一个作父亲的这样体贴儿子，也就算入微了。母亲自然更是无微不至。重包馒头时华大妈那句话，上节已引过了。她和小栓说话，给小栓作事，都是“轻轻”的。第二段第三段里见了三回：一回是“轻轻说”，一回是“候他气喘平静，才轻轻的给他盖上了满幅补钉的夹被”，又一回是“轻轻的问道”，老栓固然也是“低低的叫”，但那是在夜里，在一个特殊境地里。华大妈却常是“轻轻”的，老是“轻轻”的，母亲的细心和耐性是更大了。
老栓夫妇是粗人，自然盼望人血馒头治好小栓的病，而且盼望马上治好。老栓在街上走的时候，“仿佛一旦变了少年，得了神通，有给人生命的本领似的，跨步格外高远”③。
他的高兴，由于信和望。他拿到那馒头的时候，听得有人问他话。“但他并不答应；他的精神，现在只在一个包上，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⑩。这是一种虔敬的信和望。华大妈的信和望和老栓其实不相上下。“老栓走到家”的时候，她“从灶下急急走出，睁着眼睛，嘴唇有些发抖”，问：“得了吗？”只这半句话，便是她的整个儿的心。后来她和小栓说，“吃下去罢，——病便好了”。又说，“睡一会罢，——病便好了”。她盼望小栓的病便会好的。所以小栓又在吃饭的时候，她便“跟着他走，轻轻的问道，‘小栓你好些么？——你仍旧只是肚饿？”
“仍旧”这个词表示她的失望，也就是表示她的盼望。她不高兴“听到‘痨病’这两个字”，也由于她的盼望；她盼望小栓不是“痨病”。她知道他是可是不相信他是，不愿意他是，更不愿意别人说他是“痨病”。老栓和她一样的盼望着小栓不是“痨病”，可是他走到家，看见小栓坐着吃饭的样子，“不免皱一皱展开的眉心”。他是男人，自然比华大妈容易看清楚现实些，也比她禁得住失望些。但是他俩对于那个人血馒头却有着共同的信和望。小栓吃下那馒头的时候，“一面立着他的父亲，一面立着他的母亲，两人的眼光，都仿佛要在他身里注进什么又要取出什么似的”。
老两口子这早上真高兴。老栓一直是“笑嘻嘻的”。那花白胡子说了两回：一回在康大叔来到茶馆之前，他说，“我想笑嘻嘻的，原也不像……（生病）”。一回在康大叔来到之后，他说，“怪不得老栓整天的笑着呢”。老栓如此，华大妈可想而知。康大叔来到的当儿，老栓“笑嘻嘻的听”，华大妈也“笑嘻嘻的送出茶碗茶叶来，加上一个橄榄”；他俩的笑出于本心。后来康大叔说出“痨病”那两个字，华大妈听到“变了一点脸色”，“但又立刻堆上笑，搭讪着走开了”，那笑却是敷衍康大叔的。敷衍康大叔，固然也是害怕得罪这个人，多一半还是为了儿子。她谢康大叔的那一句话，感激是真的。他们夫妇俩这早上只惦着馒头，只惦着儿子；很少答别人的话——自然，忙也有点儿。老栓不答应路上人的问话，上文已提过了。烧馒头的时候，驼背五少爷接连问了两回，老夫妇都没有答应；虽然“老栓匆匆走出，给他泡上茶”。花白胡子问，“老栓，你有些不舒服么？——你生病么？”他也只答了“没有”两个字，就打住了。连康大叔来，他都没有说一句话。这早上他夫妇答别人的话只有华大妈的一句和他的半句。奇怪的是，他们有了那么一件高兴的事儿，怎么不赶紧说给人家听呢？——特别在花白胡子向老栓探听似的问着的时候。也许因为那是一个秘方，吃了最好别教人家知道，更灵验些；也许因为那是一件罪过，不教人家知道，良心上责任轻些。若是罪过，不但他俩，小栓也该有分儿。所以无论如何，总还是为了儿子。
小栓终于死了。不用说，老夫妇俩会感到种种“不足和空虚”。但第二年清明节，去上坟的却只有华大妈一个人。这是因为老栓得招呼店面，分不开身子。他俩死了儿子，可还得活下去。茶馆的生意是很忙的。第三段里说，“店里坐着许多人，老栓也忙了，提着大铜壶，一趟一趟的给客人冲茶”，驼背五少爷也说，“老栓只是忙”，他一个人是忙不开的，得华大妈帮着。所以这一日“天明未久”，她便去上坟，为的是早点回来，好干活儿。她在小栓坟前“哭了一场，化过纸，呆呆的坐在地上；仿佛等候什么似的，但自己也说不出等候什么”。儿子刚死在床上，也许可以不相信，也许还可以痴心妄想的等候他活转来；儿子死后，也许可以等候他到梦里相见。现在是“天明未久”在儿子的坟前，华大妈心里究竟在等候着些什么呢？或者是等候他“显点灵”罢？“微风起来，吹动她短发，确乎比去年白得多了”。半年来的伤心日子，也够她过的了。华大妈如此，老栓也可想而知。她后来看着夏四奶奶在哭，“心里暗暗地想，‘这坟里的也是儿子了’”。所以在夏四奶奶发怔的时候，“便忍不住立起身，跨过小路，低声”劝慰。这种同情正是从“儿子”来的。后来见夏家儿子坟顶上“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忙看他儿子和别人的坟，却只有不怕冷的几点青白小花，零星开着”。夏家儿子的坟确有些与众不同，小栓的似乎相形见绌。这使她“忽然感到一种不足和空虚，不愿意根究”。她是在羡慕着，也妒忌着，为了坟里的儿子。但是她还同情的陪着夏四奶奶，直到“上坟的人渐渐增多”，才“想到要走”。她早就该回茶馆帮老栓干活儿，为了同病相怜，却耽搁了这么久，将活儿置之度外。
她整个儿的心，还是在“儿子”身上。——以上是亲子之爱正题旨。
副题旨是革命者的寂寞的悲哀。这只从侧面见出。那革命党并没有出面，他的故事是在康大叔的话里，和夏四奶奶的动作里。故事是从那人血馒头引起的。第三段里那花白胡子一面和老栓说（那时华大妈已经“搭讪着走开了”），“原来你家小栓碰到了这样的好运气了”，“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低声下气的问道，‘康大叔——听说今天结果的一个犯人，便是夏家的孩子，那是谁的孩子？究竟是什么事？’”从这几句话里可以见出那位革命党的处决，事先是相当秘密的；大家只知道那是“夏家的孩子”，犯了不寻常的死罪而已。难怪康大叔刚进茶馆“便对老栓嚷道”：——“你运气，要不是我信息灵……”。那“信息”自然也是秘密的。他回答花白胡子的第一问：“谁的？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儿子么？那个小家伙！”
接着说：“这小东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我可是这一回一点没有得到好处；连剥下来的衣服，都给管牢的红眼睛阿义拿去了。——第一要算我们栓叔运气；第二是夏三爷赏了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独自落腰包，一文不花”。这些话并不是回答花白胡子，只是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自己有点牢骚罢了。夏三爷独得“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康大叔羡慕这个。
他自然不会忘记老栓的那包洋钱，可是比起“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那就不算什么了。何况那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⑧。而且是他“照顾”老栓的，怎能算是他的好处！他说“信息灵”，他说运气了老栓，“第一要算我们的栓叔运气”，都是要将人情卖在老栓的身上。但就故事的发展说，这一节话却是重要的关键。那革命党是不出面的。他的故事中的人物，全得靠康大叔的嘴介绍给读者。这儿介绍了夏四奶奶，第四段里那老女人便有着落了。那儿不提起“夏四奶奶”，是给华大妈留地步；那一段主要的原是夏四奶奶的动作，假如让华大妈分明的知道了那老女人就是夏四奶奶，那必露出一番窘相。那会妨碍故事的发展。但他听了那老女人“他们都冤枉了你”一番话之后，好像也有些觉得了；“似乎卸了一挑重担”那一句便是从这里来的。这里又介绍了牢头红眼睛阿义和那告官的夏三爷；这些是那片段的故事的重要角色。但康大叔并没有直接回答花白胡子的第二问，他只说“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没“关在牢里”的时候，不用说是在“造反”了；这还不该杀头之罪吗？不但他该杀头，夏三爷要是“不先告官”，连他也会“满门抄斩”呢。这就是回答了花白胡子了。
至于详细罪状，必是没有“告示”；大约只有官知道，康大叔也不会知道的。
康大叔提到那革命党，口口声声是“那个小家伙”，“这小东西”，“贱骨头”。那革命党向红眼睛阿义说过“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康大叔说这不是“人话”。一面还称赞“夏三爷真是乖角儿”。红眼睛阿义是他一流人，第一是想得好处。他原知道那革命党“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可是没有料到他竟会那么穷，榨不出一点油水，已经气破肚皮了；他还要老虎头上搔痒，便给他两个嘴巴”。这儿借着阿义的口附带叙述了那革命党家中的情形。康大叔和阿义除了都想得到好处之外，还都认为革命党是“造反”，不但要杀头，而且有“满门抄斩”之罪。他们原是些做公的人，这样看法也是当然。那热心的革命党可不管这个，他宣传他的。阿义打他，他并不怕，还说“可怜可怜”呢。革命者的气概从此可见。但是一般人是在康大叔阿义这一边儿。那二十多岁的茶客听到说“劝牢头造反”，道，“阿呀，那还了得！”“很现出气愤模样”。那驼背五少爷听到“给他两个嘴巴”，便“忽然高兴起来”，说，“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那花白胡子听到康大叔“还要说可怜可怜哩”那句话，以为那革命党是在向阿义乞怜了，便看不上他似的道，“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经康大叔矫正以后，他“恍然大悟似的说”，“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那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发了疯了”。那驼背五少爷后来也“点着头说”，“疯了”。他们三个人原先怎么也想不到“可怜可怜”是指阿义说的，所以都是“恍然大悟”的样子。那三个茶客代表各种年纪的人。他们也都相信“造反”是大逆不道的；他们和康大叔和阿义一样，都觉得“那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而且“简直是发了疯了”。——“疯子”这名目是“吃人”的巧妙的借口；这是封建社会的“老谱”。《狂人日记》里也早已说过了的。——这就无怪乎夏家的亲戚早不上他家来了。（夏四奶奶“亲戚本家早不来了”这句话里的“来”字不大清楚；若说“来往”，就没有歧义了。）其实就是夏四奶奶，她对于革命党的意见，也还是个差不多。不过她不信她儿子是的。她说，“瑜儿，他们都冤枉了你”，又说，“可怜他们坑了你”。她甚至疑心他坟顶上那“一圈红白的花”是“特意显灵”要她知道的。她是爱她的儿子，可是并没有了解她的儿子。革命者是寂寞的，这样难得了解和同情的人！幸而，还不至于完全寂寞，那花圈便是证据。有了送花圈的人，这社会便还没有死透，便还是有希望的。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里说，他不愿意抹杀人们的希望，所以“不恤用了曲笔平空添上”一个花圈在瑜儿的坟上。这是他的创作的态度。第四段是第一个故事的结尾，尤其是第二个故事的结尾。这里主要的是夏四奶奶的动作；可是用了“亲子之爱”这个因子，却将她的动作和华大妈的打成一片了。
通常说短篇小说只该有“一个”题旨，才见得是“经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