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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擅权谋阴奉阳违

晋王杨广在凯歌声中长大成人,成功的喜悦激发了他的政治野心。实际上,青年杨广捞足了政治资本,他不满足于做一个藩王。按礼制成规杨广次不当立,要夺宗嗣统必须耍阴谋。杨广敢冒风险,矫情饰貌,不择手段,乃至冒天下之大不韪,弑父屠兄囚弟,人世间最丑恶最毒辣的事杨广都做了,并且最后获得了成功,夺得了帝位。旧史家着力谴责了他不道德的禽兽行为,传记作家则从他的夺位阴谋看到了他的才智,杨广算是一代枭雄。古代夺嫡篡位者并不是杨广一人,然他却干得最隐蔽、最残忍、最曲折,可以说是浊浪排天,惊心动魄。

隋王朝建立后,杨勇以嫡长立为皇储,入主东宫。所以,表面上杨广不敢有所表示,但是他内心不服,同样是皇子,自己,也有继承皇位的条件与希望,怎能凭天由命呢?因此,他的两只眼睛死死地盯住了东宫。

皇太子作为储君,仅是潜在的权威,皇帝才是现实的权威,皇太子地位的存废,重要还在于皇帝的意志。开皇五年( 585)三月己未(初八)洛阳有一男子高德上书,请隋文帝放弃帝位,不当皇帝而当太上皇,把皇位传给太子杨勇。高德上书和太子杨勇无关系,他本无官职,想以此邀功请赏。隋文帝也没有加以处罚,而是就此发表了一番议论:“朕承天命,抚育苍生,日旰孜孜,十分担心不逮,岂效近代帝王,传位于子,自求逸乐者哉!”所谓近代帝王,指的是北齐武成帝高湛与北周天元宇文赟,他们年轻时就把皇位传给儿子,自己当上了太上皇纵情享乐,导致国家败亡。隋文帝认为太上皇不足为训,谢绝了高德的“好意”。

时隋文帝正值壮年,嗣位继统还要等好长时间,这就决定了储位争夺是一场持久战,错综复杂的满朝文武大臣与动荡不定的政治时局等各方面的因素都会影响储位争夺的进程。

隋储君之争大约在灭陈天下一统之后开始,起先一切都只是在十分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皇太子杨勇在明处,他自以居嫡长,名分已经定,根本没有留心弟弟们的夺嫡阴谋。他毫无心计,我行我素。杨广则在暗处,政治资本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权力欲也渐大。为夺嫡,杨广毫不眷恋手足之情,也无半点仁慈之心,为达目的一定要不择手段。

夺嫡谋划在杨广坐镇江都时开始,从开皇十年( 590)任扬州总管到夺嫡成功,杨坐镇江都十年,正是这十年他用尽阴谋,一步步迈向权力高峰的十年。

杨广在江都先是广罗江南有识之士,扩大自己的势力。但搞阴谋进行夺宗活动,首先依靠的还是他在并州时的藩邸旧臣,李彻、王韶是正人君子,不会答应杨广的夺宗阴谋,要举大事,一定要物色见利忘义的小人。最先和杨广商讨夺宗之计的是旧臣张衡。

杨广又竭力拉拢跟随他南下平定江南和平陈叛乱的将军郭衍和宇文述,他们和张衡一样都属于关陇勋贵成员,两人成者是“性贪鄙”,成者是“事上奸谄”,是“柔颜取悦”的小人。

这样,杨广以宇文述、张衡、郭衍为核心,组成了最初的夺嫡阴谋集团,并且制定了阴谋计划。按计划如杨广夺宗成功,自可为皇太子,进而龙飞九五,假如不成功,也可据淮海,复陈、梁之旧,分裂国家,在江淮重建偏安割据政权。时杨广坐镇江都,宇文述据寿州(今安徽寿县)总制淮南江北,郭衍领重兵据洪州(今江西南昌),控制江南。他们大修甲仗,阴养士卒,把握了江淮相当大的一片土地。

隋文帝为了掌握杨广在江都的活动情况,任命刑部尚书杨异出任吴州总管,让杨异“每岁一与王相见,评论得失,规讽疑阙”。这个杨异并非杨广的心腹,他曾经任蜀王杨秀的益州总管长史,西南道行台兵部尚书。此人为人较刚正,“甚有能名”,隋文帝让他每年一次往江都,尽管主旨在于让富有政治经验的长者杨异能辅佐年轻的儿子,让他不负厚望,但是也不排除有让杨异监视杨广所做所为的意图。但杨广也非常注意了解朝廷动向。隋文帝让坐镇江都的杨广“每岁一朝”。每年只有一次机会进京朝见父皇,朝廷的变故不能及时知道,必将丧失许多难以再来的机会,而且会有意想不到的危险。因此晋王杨广“每令人密觇京师消息,遣张衡于路次往往置马坊,以畜牧为辞,实给私人”,事实上是在京师暗设了情报站。

杨广深知中枢权力圈的大臣对隋文帝政治取向很有影响,是夺嫡的重要中介环节,因此又卑词厚礼,交结朝中大臣。右卫大将军元胄“素有威名”,隋文帝对他“亲顾益密”,杨广亦“每致礼焉”,尽为拉就。吏部尚书牛弘是当朝宿学,才华横溢,得到朝臣的敬重,杨广因此“数有诗书遗牛弘,弘亦有答”。杨广还进一步拉拢在朝廷遭贬失意的文武才能之士。如将军于仲文是关陇勋贵北周八柱国于谨的孙子,由于叔父太尉于翼事受牵连曾经下狱,官位不显。开皇十年(590)率军参与平定高智慧叛乱,当时“三军乏食,米粟踊贵,仲文私粜军粮,坐除名”。但是杨广认为于仲文“有将领之才,每常属意”,后上书奏请隋文帝,让于仲文调到扬州,“督晋王军府事”。

那时才俊文宗的薛道衡因被谮参与苏威朋党事,被罢免了吏部侍郎的职务,贬出朝廷,“配防岭表”,杨广私下派人与他打招呼,让他赴岭南时从扬州路过,到时杨广再上奏请隋文帝将他留在晋王府,但薛道衡并不想去扬州充当晋王府僚,而是听从了汉王杨谅的建议,从江陵道直赴岭南上任。

夺嫡的关键还在于隋文帝的态度,所以必须结交能在隋文帝身边说上话的当朝权贵。为此,杨广与宇文述、张衡等日夜谋划,宇文述对杨广说:“大王仁孝著称,才能盖世,数经将领,深有大功。皇上与皇后咸所钟爱,四海之望,实归大王。但是废立者,国家之大事,处人父子骨肉之间,诚非易谋也。然能移主上者,唯杨素耳”。他以为能劝说隋文帝行废立的只有当朝权相杨素,一定要拉杨素入伙,才有成功的希望。

杨素当时贵盛无比,已经是位极人臣,但是晋王杨广与他缺乏交情,他与皇太子杨勇也没有交恶,要使老谋深算的杨素成为杨广的党羽,并不是易事。宇文述说他与杨素之弟杨约交情不浅,就请杨广派他去京师先拉拢杨约。杨广欣然同意,所以舍家财以资他进京游说。

杨约是杨素的异母弟,字惠伯,儿时爬树坠地,伤了生殖器,此后竟成了宦官一样的阴阳人。这人“性好沉静,内多诘诈,好学强记”,深得哥哥杨素的“友爱”和信任。杨素凡要做什么事,总是先与他商量,之后才办。当时杨约任大理少卿,宇文述至京师后即邀请杨约畅饮,并且陈设玩物器皿,下棋赌博。宇文述每次都故意输,把杨广所送的金银珠宝全都输给了杨约。杨约赢了许多金银珠宝,就向宇文述略表谢意,宇文述趁机把话挑明:“这都是晋王杨广的赏赐,你与我一起玩乐的”。杨约很吃惊,忙问原因,宇文述就转诉了杨广的意思,并劝说杨约:“恪守常规固为人臣的本分,但是违犯常规以符合道义,也是明智之举。自古贤人君子,无不关注世情以避免祸患的”。说得杨约点头说是,宇文述于是进一步点到了利害之处:“公之兄弟,功名盖世,当涂用事,有年岁矣。朝臣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胜数哉!又储宫(指太子杨勇)以所欲不行,每切齿于执政(指杨素),虽公自结于人主,每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弃群臣,公亦何以取庇?”实际上,杨素执政得罪了不少人,包括皇太子,许多人都以除去杨素为后快。尽管深得皇上宠信,而一旦皇上谢世,杨素一家不就大祸临头了吗?又如何立足于后世呢?一席话危言耸听,又分析得头头是道,令杨约不禁出了一身冷汗,他也的确不时在为其兄长与家族的命运担忧。宇文述于是献计说:“假如能在文帝面前劝行废立,废皇太子杨勇,请立晋王杨广。才是万全之策,诚能因此时建大功,王必镌铭于骨髓,斯则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

杨约是奸诈狡猾的势利小人,宇文述一提醒,认为有理,回府马上与杨素计议,认为皇太子杨勇已失爱于皇后,皇上素有废黜之心。如果杨素能尽早结托于晋王杨广,促成废立,“则匪唯长保荣禄”,而且可以“传祚子孙”。杨约说:“晋王倾身礼士,声名越来越大,躬履节俭,有主上之风,以约料之,必能安下,兄若迟疑,一旦有变,令太子用事,担心祸至五日矣。”利害既已经点明,杨素只好考虑。

杨素在当时也是一奸雄,在权力斗争中已经是老手,杨约的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因此一步踏上了杨广的这条贼船,积极参与了夺嫡的阴谋。

杨广在广结朝臣和权贵的时候,也没有忘记拉拢和迷惑母后独孤氏。

皇后独孤伽罗出身高贵,从血统上讲独孤皇后是一个胡汉混血儿,但是从文化传统上讲,却是讲究礼法的汉族门阀闺秀。她“柔顺恭孝”,他们家族“贵戚之盛,莫与为比”,但是伽罗总是“谦卑自守”,受到了关陇勋贵的普遍好评。那年,隋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是追随独孤伽罗之父独孤信起家,从权势和地位来看,显然杨家在独孤氏之下,两家存在着某种从属关系,杨坚与独孤伽罗的结合,也可能受这种关系的影响。之后杨坚以外戚身份篡得北周皇位,独孤氏家族的地位及影响也起了某种作用。当杨坚入禁中总百揆掌握了军政大权而又遭到周宗室大臣的攻击时,也曾经得到独孤氏的一臂之力。独孤伽罗特意派人告诫丈夫:“大事已然,骑虎之势,必不得下,勉之!”

杨坚受禅,独孤氏马上被立为皇后。这对于家族华贵的皇后,隋文帝一直存在着畏惧心理。

独孤氏堪称是一位贤德的好皇后,她尽力地扶助丈夫,希望将国家很快治理好,达到天下太平。她生性节俭,不奢侈。有一次幽州总管阴寿告诉皇后,说在边境上与突厥互市,突厥有明珠一箧,价值八百万,问独孤后是否买下。皇后回答说:“明珠非我所须,当今戎狄屡屡入寇犯边,边境将士戍边辛苦,不如将八百万钱分赏有功战士。”话传到宫外,百官“闻而毕贺”,全称赞皇后贤德。

独孤皇后非常关心政治。隋文帝每次上朝,皇后都和他同乘方辇,送至朝堂,但是她自己决不登上殿阁一步,送到为止。有时,皇后也会让宦官至朝堂听隋文帝处理政务,“政有所失,随则匡谏,多所弘益”。待隋文帝退朝的时候,独孤皇后又每至殿前迎接,二人又同乘方辇回到后宫,一同进餐,同枕共寝。二人相顾欣然,隋文帝对她是既敬畏又宠爱。在后宫,独孤皇后又常与隋文帝谈及政事,二人意见总是一样,宫中称为“二圣”,独孤皇后对于隋文帝的政治判断和倾向,可以说是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杨广对母亲的性情十分了解,他深知要争宠夺嫡,一定要在母亲身上下功夫,博得母亲的好感,因此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为讨好母亲,他给长安县崇所居寺庙送去寺户七十余户,水碾及碾上下六具,充作寺庙基业。杨广同时在江都为县崇禅师“造露盘并诸庄严,十四年内,即始成就,举高一十一级,靖耀太虚,京邑称最”。受戒不忘至尊皇后,戒名日孝,杨广以尊佛来博取父母欢心其用意是非常明显的。

杨广既知母亲“性忌妾媵”,痛恨色淫,父亲好尚节俭,因此更加矫饰,平时只与妻萧妃居处,侍女也用老丑者,让她们穿没有绣花边的布衣,屋内屏帐也改用一般粗布。隋文帝和皇后见儿子如此俭朴,非常欢喜,赞不绝口。杨广为蒙父母,因此对非萧妃所生子女“皆不育”,以“示无私宠”。杨广一生只有三个儿子,独孤皇后生前见到的长子杨昭、次子杨睐,都是萧妃所生,在菩萨母后看来,次子杨广才是遵守礼法,尊崇佛陀的模范,她几次在隋文帝面前称赞老二贤明。

但是杨广毕竟长期不在父母身边,为讨好父母,他费尽了心机。虽然远在江都,但是杨广从不放过任何博得父母欢心的良机。只要是父母派到江都来的使者,无论贵贱,杨广都与萧妃迎门接引,并且为他们设盛宴,送给他们厚礼,甚至奴仆也受到超级的礼遇。这些人回朝后个个都称颂晋王“仁孝”。杨广每次入朝,车马侍从都刻意修饰穿戴得十分俭简朴素,在朝堂他“敬接朝臣,礼极卑屈”,独孤皇后每次见到老二,都是满怀欢喜。

开皇九年(589)隋用兵江南的时候,塞北东西突厥之问正连兵不已,东突厥都兰可汗继承其叔父处罗侯、父沙钵略的遗业,继续向西征讨,打算统一东西突厥。西突厥达头可汗因这时还受波斯大军攻掠,难于两面应付,不得不对东线采取守势,而全力向西对付波斯。所以都兰的西征一度取得重大胜利,其前锋推进到于阗、高昌一线。均势的打破,意味着对隋朝的不利。

此时,大鼙公主宇文氏自沙钵略可汗死后,按突厥习俗续为处罗侯妻,处罗侯死,又续为都兰可汗可贺敦。公主时年三十岁,还是楚楚动人,而且有文采,妻塞他钵、沙链略、处罗侯及都兰祖孙三代,受宠爱之深一代胜过一代。平陈之后,隋文帝专门派人将陈后主的屏风赐给大义公主,公主怀念故国以及已经死的父母兄弟,心里不能平静,因此在屏风上题诗,叙陈亡以自寄。诗曰:

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

荣华实难守,池台终自平。

富贵今何在?空事写丹青。

杯酒恒无乐。弦歌讵有声!

余本皇家子,飘流入虏庭。

一朝睹成败,怀抱忽纵横。

古来共如此,非我独申名。

唯有《明君曲》,偏伤远嫁情。

隋使将诗抄来报告隋文帝,文帝见宇文氏对家国耿耿于怀,有些生气,遂对大义公主恩礼和赏赐渐少。公遂煽惑惑都兰反隋。开皇十一年( 591)二月,都兰可汗曾遣使向隋文帝“献七宝碗”,十二年也遣使来朝。十三年( 593)有内地流人杨钦逃入突厥,造谣生事,公主从中蛊感,使都兰“不修职贡”。隋文帝很担心发生变故,因此密令长孙晟、裴矩谋除去宇文氏这一心腹大患。长孙晟侦知公主私生活不检点,同身边的西域胡人安遂迦私通,于是当众揭发公主私事,使都兰可汗蒙羞,“国人大耻”。可汗逮捕了安遂迦和杨钦,交付长孙晟。长孙晟又让隋文帝派牛弘给都兰送上四位美艳的中原妓女,并下诏废公主,最后宇文氏被杀,血洒草原。

此后,都兰可汗又向隋文帝上表请求和亲,但是长孙晟认为都兰“反复无信”,最后终必叛乱,而其北面的小可汗梁干,是处罗侯之子,父子两代均输诚于隋朝,也想通婚,不如许亲于染干,让他率部众南徙,牵制都兰。隋文帝考虑很久,认为长孙晟的分析有理,于是对都梁、兰干兄弟二人的和亲请求都答应,而其用心实为离间分裂已渐强大难制的东突厥。

此时中亚方面西突厥的情势,有些变化,达头可汗通过与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结盟,夹击波斯,西线和波斯的战事胜利结束,中亚后方得到了巩固,因此从容调动兵力,开始向东线全面反攻。开皇十七年( 597),西突厥达头可汗大破东突厥都兰可汗。达头得胜后,就自称“七姓大首领,世界七国主罗,简直是以突厥大汗自居,不可一世。都兰可汗兵败如山倒,众叛亲离,实力很快衰弱。隋于此时也抛弃了都兰,许婚于染干,册立宗女为安义公主,送与突厥染王可汗和亲。

但是居于北方的染干部众不多,势力较弱,长孙晟说服他帅部众南徙,居度斤旧镇。此处较靠近隋边境,隋为离间突厥,厚此薄彼,对染干“赐赉优厚”,并派遣苏威、牛弘等相继为使,优礼染干。都兰汗又羞又恼,断绝了和隋的关系,“亟来抄略”,“数为边患”。染干可汗“伺知动静,辄遣奏闻”,和隋“边鄙有备”。

窘迫的都兰可汗在遭隋抛弃,内部叛离的情势下,在开皇十七年( 587)投附了西突厥达头可汗,东西突厥达头、都兰两大势力重合流为一股,达头可汗进入漠北,变成突厥大可汗,都兰则沦为他麾下的小可汗,二人连兵共同向染干发动进攻,同时大规模侵袭隋边境。隋与突厥的大规模战事重又开启了。此年(公元 587年)正是封泰山的第二年,突厥达头可汗已在漠南与隋朝朔州总管赵仲卿交兵,双方在族蠡山大战七日,突厥败去,降者万多家。

东北方面,附属于突厥的奚也、契丹在都兰可汗的煽动下蠢蠢欲动。开皇十七年(587)又出现高丽国王高元率靺鞨之众万余人人寇辽西之事,隋北部边疆出现了非常紧张的局势。二月,隋文帝命刚上任没过多久的并州总管汉王杨谅和王世积并为行军元帅,左仆射高颎为汉王长史,发水陆三十万大军,大举征伐高丽。隋水军总管为周罗喉,马军总管为李景,这是自灭陈战役结束后隋出兵最多的一次,虽宰相高颎又挂名汉王长史,但是仍是实际统帅,他曾向文帝“固谏”,觉得不可轻易举兵,但是文帝不从。六月,汉王杨谅军由陆路师出临渝关(今河北抚宁),到达辽水,行军总管元褒从杨谅到达了柳城(今辽宁朝阳)。最后遇“霜潦疾疫”,士兵在大雨天饥寒生病,“王师不振”。水路周喉军自东莱(治今山东掖县)趋平壤,也遇大风,许多船漂没。九月,隋军罢兵回师,死者十有八九,这是隋建国以来打的第一大败仗,也是后来隋炀帝反复征讨高丽的先声。

虽高丽国王高元因天时地利击退隋军,但惶惧万分,遣使谢罪,上表称“辽东粪土臣元”。文帝罢兵,没有恼羞成怒再动武,而是待之如初,和平朝贡关系恢复了。裴矩后来向已经称帝的隋炀帝杨广却说成是“杨谅不肖,师出无功”。时汉王杨谅还小,文帝“专委军”于高颎,与当年灭陈以晋王杨广为名誉统帅,大权操之于元帅长史高额的情况完全一样。不一样的是灭陈之役高颎是促进派,长年准备,有取胜把握,而这次征伐高丽则事起仓促,缺乏战前准备,高颎初认为不便行,但是被任为元帅长史负起统率全军的实际责任后,又义无反顾。高颎心怀至公,以文帝寄以厚望,也就没有自避嫌疑,但又一次没有处理好与皇子的关系,对杨谅所言,“多不用”,引起汉王衔恨。兵败回京后,杨谅竞向母后独孤氏哭诉:“儿幸免高颎所杀”。独孤氏把失败的责任推给高颎,对文帝说:“颍初不欲行,陛下强遣之,妾自然知其无功矣。”文帝听后也很生气,自后对高颎的信用大打折扣。初出茅庐的汉王杨谅也蒙受了败将之名,这些都对杨广有利。

此后,文帝转而任用年长的皇子,开皇十八年( 598),文帝诏蜀王杨秀出灵州道进击突厥。在任高颎统军的时,任用杨素。开皇十九年( 599),染干可汗向长孙晟报告,都兰制作攻城战具,准备进攻大同城,隋文帝又遣汉王杨谅为元帅,左仆射高颎率将军王备、上柱国赵仲卿并出朔州(今山西朔县)道,右仆射杨素率柱国韩僧寿、李彻出灵州(今宁夏灵武),上柱国燕荣出幽州(今北京市),“发六总管,并取汉王节度”,分路出塞以讨塞厥。

都兰大惧,于是引来达头大军,合力掩杀染干,双方大战于长城之下。因为担任总指挥的汉王杨谅“竞不临戎”,无亲临前线,长孙晟与隋干只五骑乘夜南走,渡河入蔚州(今山西灵丘),收得散败数百骑,于是率部悉入隋境,在四月来到长安。时都兰之弟郁速六也因内部矛盾弃妻子部众投奔长安,隋文帝大喜过望,赐给大量珍宝,以示抚慰,并且任长孙晟为左勋卫尉骑将军,持节护突厥。

此时杨素、高颎率军在塞外都兰大军与、突厥达头激战,隋出动了全部精锐,其中蜀王杨秀的司马行军总管段文振遇达头可汗于沃野(今内蒙古河套地区),曾经挫败达头军。史万岁也与达头接战,最终突厥大败,达头可汗受重创而返。还有一路高颎也击破突厥都兰可汗,突厥于是败退。

开皇十九年(589)十月甲午(初二),隋文帝拜染干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意思是“意智健乞肩民上表谢恩:“臣既蒙竖立,复改官名,昔日奸心,今悉除去,奉事至尊,不敢违法”。于是文帝令长孙晟率兵五万,到朔州筑大利城(今内蒙古清水河县),安置启民及其部属。这时安义公主已经死于战乱,文帝又以宗女义成公主下嫁启民可汗,派散骑常侍柳謇之和将军李景、杨纪送到启民帐中。启民万分感激,穷其所有,赠给隋及亲使柳謇之等大批马匹和杂物。

但是都兰可汗仍侵掠不已,启民势弱无法抵挡。长孙晟奏请将启民所部毽五原,黄河以南夏州、胜州之间(今陕西靖边县及内蒙古准噶尔旗一带),以河为固,发徒“掘横堑”数百里,东西至河,南北四百里,都是启民畜牧之地。又派朔州总管赵仲卿屯兵两万保护启民。督徒筑金河(故址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

开皇十九年( 599)底,隋文帝又发数路大军,师未出塞,十二月乙未(初四),都兰可汗不幸被其部下所杀,境内大乱,部众投归启民。都兰可汗死后,达头自称步迦可汗,统领东西突厥全境,继续与隋为敌,从碛东进攻启民,并南下侵扰隋边境,但是其势已弱,内部分崩,已经是强弩之末。

历史给杨广又一次以成就功名的机会,就在突厥已趋崩溃的时候,隋文帝调晋王杨广参加了对突厥的反击作战。开皇二十年( 600)夏四月壬戌(初四),突厥步迦可汗南下犯塞,隋文帝令晋王杨广为行军元帅,出师反击。此次大规模的反击战,隋军分数路出击,晋王杨广与杨素出灵武道(今宁夏灵武),汉王杨谅和史万岁出马邑道(今山西朔县)。晋王杨广事实上只是挂名的空头元帅,他与汉王杨谅各统一军,实际统帅是杨素和史万岁。随杨广出击的有左领军将军史祥。大军来到黄河边,杨广设祭,祭祀轩辕黄帝,“以太牢制币,陈甲兵,行三献之礼”。晋王率军北进,步迦可汗逃走,晋王没有碰到强劲敌手。时长孙晟率突厥降人为秦州行军总管,受晋王杨广节度,长孙晟在突厥人饮水的小河溪上游下毒,使下游饮此水的突厥人畜多死,突厥人不明缘故,非常畏惧,说“天雨恶水,甚亡我乎!”因此连夜逃跑,长孙晟乘势追击,斩首千余级。

出马邑道的汉王杨谅军在名将史万岁统领下,率大将军李药王、杨义臣、柱国张定和等出塞,到大斤山,与突厥相遇。步迦可汗得知是名将史万岁,还没有战先退,史万岁率军穷追数百里,追上后纵兵横击,斩首数千级,又向北追逐数百里,取得重大胜利。但是杨素想为寇,只想于塞上畜牧”。因此史万岁的战功竟被抹杀,万岁多次上表陈述,但是文帝没有领悟。

后步迦可汗又遣俟利伐从碛东攻启民,隋文帝又发兵助启民据守要路,俟利伐只好退回,启民可汗向隋文帝上表陈谢:“大隋圣人莫缘可汗(文帝),怜养百姓,如果天无不覆也,如地无不载也,诸姓蒙威恩,赤心归服,一定将部落投圣人可汗来也。或南人长城,或住白道,人民羊马,遍满山谷。染干譬如枯木重起枝叶,枯骨重生皮肉,千万世长与大隋典羊马也”。突厥启民可汗至此已经死心蹋地臣服于隋朝,隋文帝更被尊为“圣人可汗”。

隋文帝君臣将帅对突厥采取和亲与离间相间并行的政策,变被动为主动,结果取得了巨大胜利,制服了突厥。欧洲有名的学者沙畹表示:“中国始终用其远交近攻,离强而合弱之政策,是为妨碍突厥建设一持久帝国之要因,如果没有此种反问政策,突厥之国势不难推想得之,数百年后蒙古之得势,能例已”。离间政策使中原农业帝国在与北方游牧帝国的竞争中占了上风,以智谋取胜,避免或减少了双方大规模的直接战争,减少了财产的损失和生命的牺牲,保存了隋朝的国力。否则在冷兵器作战时代,强悍的游牧民族骑兵滚滚压来,出身农民的府兵的确难以招架,长城再长也不可能没有缺口。因此,隋文帝离间政策的运用值得高度评价,较之后来隋炀帝三征高丽一味蛮干,表现出其大智大勇。

对突厥反击作战的胜利主要应归功于隋文帝、高颎、长孙晟、史万岁、杨素等君臣将帅,晋王杨广在其中并无什么建树,也没有什么功劳。但是他参加了对突厥的最后一击,也没有犯什么差错。弟杨谅征辽失败,显出了他的威名。真可谓不费功夫,坐收名利,使他声名籍甚,冠于诸王。

出塞对突厥反击作战的将帅同样留下了描述塞北和战争的瑰丽诗篇,尤其是领兵统帅杨素,能文能武,作有《出塞二首》,并且与虞世基、薛道衡相唱和,兹引杨素诗一首:

漠南胡未空,汉将复临戎。

飞狐出塞北,碣石指辽东。

冠军临瀚海,长平翼大风。

云横虎落阵,气抱龙城虹。横行万里外,胡运百年穷。

兵寝星茫茫,战解月轮空。

严镰息夜斗,驿角罢鸣弓。

北风嘶朔马,胡霜切寒鸿。

休明大道暨,幽荒日用同。

方就长安邸,来谒建章宫。

杨素的边塞诗写得气势恢宏,诗中假借汉朝故事怀古抒情,实际上是诗人从军纪实之作,反映了诗人领兵出塞和突厥交兵的生活体验,如实地描写了塞外的荒寒景色与将士们艰苦的战斗生活,也表现了自己舍身为国、老当益壮的情操。全诗笔力苍劲,是隋诗的上乘之作。

似乎杨素的出塞诗将我们带进了千年塞北古战场,边塞闻笛和霜天零落之鸿声,悲怆情调中弥漫着征战者的粗犷壮大气概。《出塞》是当时诗人经常歌咏的主题,晋王杨广也出塞参加了反击突厥作战,他同样写了两首反映边塞的诗,题《锦石祷流黄》二:

(一)

汉使出燕然,愁闲夜不眠。

易制残灯下,鸣砧秋月前。

(二)

今夜长城下,云昏月应暗。

谁见娼楼前,心悲不成惨。

让人惊奇的是,杨广所说的竟是征人思妇两地相思之事,其委婉曲折,辞凄楚动人,亦当为上乘之作。但是此诗与晋王杨广的身份不合拍,杨广为何不和薛道衡、杨素等人一样写征战题材的诗,而要写相思诗呢?

边塞征战烽火连天,青年杨广渴望血战沙场,建功立业。但是他年轻的心和壮志长期受到了压抑,他不能随心所欲指麾千军万马,事事处处要听父皇的敕命,甚至要听父皇指派的实际统帅的命令。每次征战,他只能当名誉统帅。杨广不服,因此写相思诗寄托情思。两首相思诗照见的是杨广长期受压制、深深刺痛的血淋淋的心。这时杨广所思不在塞北,而是朝廷,他眼睛直盯着最高皇权,如果他获得皇位,真的能指挥千军万马,他将写出豪迈的边塞诗。

晋王杨广经过精心策划,矫情饰貌,多年努力,占尽风头,结果在实际政治声望上超过了太子杨勇。杨勇的骄奢失宠又给了杨广机会。杨广抓住时机,凭借实力,制造舆论,壮大了自己的声势,耍尽阴谋,分化离间,瓦解了政敌的能量。杨广十分奸诈诡谲之能事,充分发挥政治上的主观能动性,最后成为大隋皇位的继承人。

晋王杨广有南征北战的声绩,已经具有了争夺嗣君之位的条件。但是皇太子之位已定,夺嫡既是阴谋,是非法,要成功光凭实力还不够,还必须要有机会。这种历史的机遇也一再呈现在杨广眼前,这就是哥哥杨勇的不堪为嗣,自毁前程,恰好给杨广留下了可供钻营的空隙。当杨广在不择手段地算计哥哥杨勇之时,太子杨勇不但没有丝毫的戒备和警觉,反而纵情声色,授人以柄。杨勇自认为自己居于嫡长,皇太子地位已定,所以从不虚情假意地去讨父母欢心,根本没有留心弟弟们的夺嫡阴谋。而是骄奢淫逸,越来越放荡。

杨勇自小爱好文学艺术音乐,东宫招揽了很多伎艺人才,咏诗、歌舞、作画本是贵族子弟的普遍爱好,也是贵族高雅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其间应有一个度,适度和过度意义大不相同,一旦过度,放纵淫乐就会使自己荒唐,毁灭自己的前程。杨勇正是没有自我节制,他一味寻求快乐,纵情声色,率意任情,自己把自己毁了。

杨勇招揽文士修撰书籍,起先隋文帝并不反对,但是天长日久。杨勇在皇太子位上过得十分不耐烦,开始寻求刺激。时有平原明克让、魏郡陆爽、沛国刘臻等均以诗文受到太子亲昵,阎毗也以“伎艺”侍娱乐宫。所说的“伎艺”,即书画艺术及工艺美术之类。阎毗“能篆书,工草隶,尤善画,为当时之妙”,是周隋时代著名的建筑艺术家、书画家。在东宫他经常以“碉丽之物取悦于皇太子”,得到杨勇亲待,并称美于皇父,宿卫东宫,任太子宗卫率长史。杨勇的玩物、车马、衣服等,多为阎毗制作。

又有吴兴人沈光,乃陈吏部侍郎沈君道之子,陈亡移居长安,杨勇招为东宫学士。沈光自幼手足灵敏快捷,善于戏马,他的骑术号为天下之最,有人称他为“肉飞仙”。这位“肉飞仙”平时交结轻侠,不拘小节,京师地痞、恶少都围着他团团转,太子杨勇与汉王杨谅都争着延揽他,成为王府座上客。

但是东宫文人学士大都没有政治才干。例如刘臻就是其一,成天恍恍惚惚。有一个叫刘讷的,也为东宫学士,与刘臻同样官为仪同,两人情好甚密。一次刘臻往长安城东,对侍从者说:“去刘仪同家。”从者不知道是寻刘讷,于是返回刘臻家,到了家门口,大呼:“刘仪同可出矣”!刘讷出来相迎,他这才醒悟过来。如此之下,竟然也得到太子杨勇的亲狎,即可窥知杨勇无政治抱负。

太子左庶子唐令则更为杨勇所“亲狎”,常常在东宫教内人弦歌。左卫率长史夏侯福也为太子亲昵,在东宫和杨勇戏马玩耍,竟无复尊卑上下之序。太子左庶子刘行本切谏,杨勇不听。一年元旦,杨勇在东宫设宴招待宫臣,唐令则请弹奏琵琶,于是自弹自唱起媚娘之曲,太子洗马李纲马上出来谏止,杨勇却说:“我欲为乐耳,君勿多事。”

倡优工匠出身的云定兴为杨勇制作奇服异器,进奉东宫,他的女儿云氏被杨勇纳为姬妾,所以与太子交往密切,往来无节度。左庶子裴政切谏,太子不仅没有听,而且疏远了裴政。皇太子不控制自己的行为,恣意纵乐,其手下的人也仗其势不遵法度。太子千牛备身刘居士好作獠舞,聚徒任侠,引公卿子弟臂力雄健的人至家,先把车轮套在他们脖子上,之后用棍棒乱打一通,几乎快打死还不屈求饶,就为壮士,与他相交,结为党羽。其中灵活敏捷者,编为“饿鹘队”,有武艺的编为“蓬转队”,常带着老鹰,牵着狼狗,在长安街上骑马横冲直撞,侵夺商贩,殴打路人。街上百姓无贵贱,只要见到“饿鹘队”或“蓬转队”来了,就罢市逃窜,由于是东宫皇太子的人,而且公卿妃主也不敢招惹,得罪不起他们。

杨勇还十分贪恋女色,他讨厌父母作主给他包办的嫡正妻元氏,长期冷落她。杨勇明知母亲独孤氏痛恨男人宠爱姬妾,却要明目张胆地广纳美姬。杨勇的内宠很多,特别宠幸昭训云氏,也就是云定兴之女。杨勇的第一个儿子杨俨就是与还没有选入东宫的云氏在外边野合而生的。此后,招入东宫立为昭训,云氏接连又生下杨筠、杨裕两个儿子。杨勇不足三十岁,女儿不算,儿子就生了十个,他们分别出自五六个母亲。而太子正妃元氏却从未得幸,当然也就不会有生育,所以,隋文帝和独孤后都深表不满。

开皇十一年( 591)一月丙午(二十三),皇太子妃元氏突然发病,第二天便死去,独孤皇后怀疑元妃的死有其它原因。隋文帝怀疑是杨勇指使马嗣明下毒,对杨勇进行了极严厉的谴责。

正妃元氏暴死,父皇母后很是伤心,杨勇却高兴得很,认为自后云昭训得扶为正妻,专擅内政,他的私生子杨俨也可名正言顺地以嫡长子身份继承皇位了。这态度更使隋文帝和皇后大怒,因此对元氏的安葬大肆铺张,专门于朝堂文思殿与大臣一起举哀,意在压一压太子的嚣张气焰。

更严重的是,独孤皇后和隋文帝还怀疑杨勇和云昭训在外野合私生的长子杨俨不是真正杨家血脉。杨俨刚生下来时,独孤后与隋文帝曾将他抱入后宫抚养,但是杨勇却多次将他抱回东宫。隋文帝和独孤皇后十分看不起云昭训的父亲云定兴,这个优人工匠自从当了隋文帝的亲家翁后,四处招摇,得意忘形。他的另一个女儿嫁给了佞人刘金辚,也与云定兴非常亲热。隋文帝为此很是气愤,于是将刘金辚轰出长安。但是杨勇并不在意岳父云定兴身份低贱,又将乐工曹妙达引入寝宫,和云氏一起进餐共宴。曹妙达出宫后也到处吹牛:“我今天给皇太子妃劝酒了”。但云昭训也因为自己是庶妻,生子不是长嫡,怕人不服,也有意四处张扬,“欲收天下之望”。隋文帝对太子杨勇的庸劣无法忍受,认为“此儿不堪承嗣久矣”,于是有意调查杨勇的劣迹。独孤皇后也派人暗中伺察太子,搜寻杨勇的罪过。此时,杨勇的皇太子地位开始动摇了,独孤皇后和隋文帝都有意要取消他继承皇位的资格。杨勇肆意妄为,杨广则大加矫饰。杨广侦知杨勇失爱于父母,十分高兴,于是抓准时机,火上添油地中伤大哥。有一次入朝后将还镇江都,杨广入宫辞别母后,特意跪在母亲面前“哽咽流涕”,母后抚摸着爱子也不觉“泫然泣下”。杨广装出一副委屈相,诉说:“儿臣性情见识愚笨,常顾念兄弟之情,但是不知何罪失爱于兄长,皇太子很生气,要对我诬陷杀害。我常恐谗言出于亲人之口,酒具食器中被投入毒药。忧虑恐惧,念念在心,担心早晚要遭毒手,儿性命危在旦夕”。皇后对杨勇也十分不满,话既挑开,心想:“我还活着,他就这样,我死后,更要残害你们兄弟。我每念及东宫竟无嫡子,百年之后,让你们兄弟在贱妇阿云生的儿子面前跪拜,一想到这就心碎”。独孤皇后一边说一边哭,说完更是悲伤,杨广也扑到母亲怀里呜咽不止。于是母子俩抱头大哭,依依难别。此后,独孤皇后更下定决心要废掉杨勇,立次子杨广为皇太子。

因为得到独孤皇后的支持,杨素有恃无恐,走上前台,充当了废立阴谋的主角。他不仅在隋文帝面前大加赞誉杨广,攻击杨勇。而且更在朝臣中大肆活动,广造舆论,煽动更多的人诽谤太子。这时“内外渲谤,过失日闻”。在杨素的煽动下,对皇太子的流言蜚语接连不断传到隋文帝耳中。

时而有谣言说东宫“多鬼勉”,很多次出现“鼠妖”,隋文帝即命术士萧吉去东宫“禳邪气”。萧吉煞有其事地于东宫宣慈殿设神坐,说是看见一股来自鬼门关的迎风,“扫太子坐”。萧吉啕啕大叫折腾了一番,用“桃汤苇火”将鬼风驱逐出门,又设坛谢土地神,搞了一些虚玄鬼把戏,最后神秘地对隋文帝说:“太子当不安于位”。隋文帝既“阴欲废立”,对萧吉的话自然深信不疑,凡有变化即向萧吉顾问,“赏赐优洽”。

人言可畏,许多流言铺天盖地向杨勇袭来,父母对他冷淡,朝臣对他疏远,杨勇总算明白自己皇太子地位受到威胁了。但他无计可施,惊慌失措。杨勇与父亲一样也迷信鬼怪巫术,他听说新丰人王辅贤能“占候”,就将他引来问卜。王辅贤说:“太白袭月,天象对你不利,是皇太子废退之象”。于是教杨勇用五种铜铁兵器,制作了避邪诅咒之物,试图以“厌胜”的办法除去厄运。他又在府邸后园建造了一个庶人村,村里房屋低矮简陋,自己经常在其中睡觉休息。杨勇已不再像往常一样奢华,身穿布衣,铺着草褥子,希望以此来挡住谗言。在仁寿宫的隋文帝知道杨勇不安好心,就派杨素去观察动静。杨素到了东宫,故意偃息不入,杨勇换好衣服等待,杨素好久不见进门,用以激怒杨勇。杨勇怀恨杨素,形于言色。杨素于是回报说:“杨勇怨恨,害怕会生变故,望陛下深防明察”。隋文帝听了杨素的诋毁,对杨勇更加猜疑。独孤皇后也派人暗中探察东宫,细碎琐事都呈报给隋文帝,根据诬陷之词来构成杨勇的罪状。

开皇十八年( 598),隋文帝开始采取行动以削弱东宫势力,东宫属官凡有才能者统统调开,例如苏孝慈为太子右卫率,有文武才能和政绩,受到杨勇的倚重,隋文帝将他调任浙州刺史,对此杨勇“甚不平,形于言色”。隋文帝还大兴宫北玄武门到宫城东北隅的至德门之间,每隔几步就设置一个候人,以观察杨勇动静,事无巨细都要随时奏闻。另外,东宫值宿警卫之人,侍官以上,名册均归属各个卫府,不归东宫管辖。勇猛矫健者,全部调走,只留老弱供杨勇给使。又以图谋不轨罪将太子千牛备身刘居士斩首,公卿子弟受牵连的也不少。隋文帝的这些措施已大有咄咄逼人之势了。

而太史令袁充看见又落井下石,添油加醋地对隋文帝说:“我观察天象,皇太子应当废黜。”隋文帝感叹道:“玄象出现很久了,群臣不敢说啊。”这时,皇太子杨勇的地位已是岌岌可危了。

杨广的夺嫡举动在朝臣宰相中并不是没有反对者,这使他一时难以得逞。

开皇十二年( 592)成立的以高颎、杨素为核心的宰相班子,虽然杨素当涂显贵,权势日盛,但地位仍在高颎之下。杨素乃高颎推荐,他本人对高颎也很钦佩。在夺嫡中,宰相高颎的意见也十分重要。

高颎任宰相多年,权位崇高,从没有参加过任何派系斗争。他母亲曾告诫他“富贵已极”,要处处小心谨慎。高颎见朝廷政治生活很不正常,也常恐祸变。有一次天象有变,“荧惑人太微”,术士刘晖私下告诉高颎:“天文不利于宰相,应修德以避禳”。高颎内不自安,告诉了隋文帝,文帝听后安慰了一番,并且厚加赏赐,说明文帝对高颎仍是信任的。但国家大事特别是皇位继承问题,必须要老宰相表态。有一次文帝试探高颎说:“有神凭告晋王妃,言晋王必有天下,若之何?”高颎大吃一惊,长跪在地下,告诉说:“长幼有序,其豇葭乎?”明表示不会同意轻易废掉皇太子。高颎是佐命元勋,在朝臣中威望极高,他坚持皇位嫡长子继承制,没有重大理由,当然反对废杨勇而立杨广。隋文帝于是默然而止。

不久隋文帝下令挑选东宫卫士到皇宫上值宿卫,高颎上奏说:“若陛下把强壮的卫士都选走,恐怕东宫宿卫太弱”。文帝沉下脸来说:“太子安坐东宫,培养仁德,那儿用得着壮士”。隋文帝怀疑高颎因为儿子娶了杨勇的女儿,并且向着杨勇。高颎的三子高表仁是娶了杨勇的女儿为妻,高颎和杨勇也成了亲家翁,但这层关系并不能决定高颎就维护杨勇的皇太子地位。他的第二子高德弘,也是杨广亲任的王府记室,在杨勇、杨广之间,高颎每怀至公,既不因与杨勇为亲家翁而党于皇太子,也不可能因二子为杨广的亲信而被拉拢加人杨广夺嫡阴谋集团。早在平陈之战时,高颎和晋王杨广的关系就没有搞好,以后一直交往不多。杨广深知,要夺嫡成功,一定要除去这块绊脚石。然而,由于文帝仍然信任高颎,杨广本人无能为力。

高颎与独孤皇后的关系原来很好,原先他就是独孤氏的家客。但独孤后杀文帝宠幸的尉迟氏女,高颎劝解文帝时说不要为一妇人轻弃天下,这话被杨素传到独孤后耳里,导致了皇后“衔恨”。还有一件事也增加了独孤皇后的不满意。高颎的原配正妻贺拔氏与独孤后十分友善,贺拔氏生病时皇后曾亲派左右宦官前往慰问,后夫人病死,独孤氏出于对高颎的关心,曾经对文帝说:“高仆射老矣,而丧夫人,陛下何能不为之娶!”文帝即将皇后的关切转达于高颎。高颎非常感动,含泪陈谢说:“臣今已老,退朝之后,唯斋居读佛经而已。尽管陛下垂哀之深,至于续弦再娶正室,非臣所愿”。隋文帝没有再勉强。但不久高颎的爱妾生子,文帝闻讯致以祝贺,然独孤氏却甚为不悦,文帝问什么原因,独孤后有板有眼地诉说:“陛下还能再信任高颎吗?先前陛下想为颎取妻纳室,颞心存爱妾,面欺陛下。今其诈已见暴露,怎么还能对这种当面撒谎的人相信呢?”文帝一想有理,以后对高颎开始猜疑疏远。

后高颎领军攻打突厥,大军追击越过白道,谋划进一步深入大漠,派人向朝廷请求增兵。隋文帝左右竟有人诬高颎图谋造反,但是隋文帝还没有批答,高颎已打败突厥班师还朝,其谣言也不攻自破。

但是,这时朝廷最高层的政治生活已经十分不正常,文帝虽是励精图治之主,但到晚年猜忌之心越益严重,持法特别峻,“喜怒不常,过于杀戮”,使“公卿股栗,不敢措言”,“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

苏威自解除右仆射位后,没过多久任纳言,仍为宰相,但在官场的磨难使他学得圆滑多了,自后也不再劝谏皇帝,据理力争了。多年居闲的宰相,原“四贵”之一的虞庆则下场更为可悲。开皇十七年( 597),岭南人李贤据州反叛,隋文帝一定要虞庆则任桂州道行军总管前往镇压。自在习惯的虞庆则不愿出征,遭到文帝谴责。平定李贤之后,虞庆则回师至潭州临桂镇,观察山川形胜,叹称险固攻不可拔,不料这次竟被与虞庆则小老婆有通奸行为的内弟赵什柱告状。虞庆则既早已经遭文帝心烦猜忌,现又被告有反状,隋文帝愤怒地即下令将宰相虞庆则问斩。他的子虞孝仁当时在江都为晋王杨广的亲信僚属,豪侠任气,也因父事除名。

战将王世积见隋文帝性忌刻,很多功臣不是被杀就是获罪,此后嗜酒如命,常常喝得烂醉如泥,从不和朝官谈及政事,以此来避祸。后转任凉州总管时,亲信安定皇甫孝谐犯罪,被官府缉捕,投奔王世积,世积没有收纳。皇甫孝谐被捕后,因报复和侥幸求功的心理,上书告王世积谋反,称王世积曾请道士相面,称其为国主,夫人当为皇后,其亲信曾对王世积说:“河西天下精兵处,可以图大事”。这纯粹是诬陷之辞,并无任何证据,但是隋文帝最怕有人仿效自己篡夺皇位,得报马上征王世积入朝,设大狱穷治其事。结果王世积被处斩,皇甫孝却因诬陷有功,拜上大将军。

在审问王世积的时候,有一些关于宫禁之事。据说出自高颎之口,隋文帝想顺藤摸瓜,构成高颎之罪,假装非常震惊,令官司穷追。又有人上奏:“高颎与左卫大将军元曼、右卫大将军元胄均与王世积交结往来,接受了王世积赠送的名马”。文帝不由分说,马上怒斥元曼、元胄,要追究高颎罪责。上柱国贺若弼、民部尚书斛律孝卿、吴州总管宇文强、兵部尚书柳述等一班朝廷重臣都知高颎清白,因此站出来上奏申明高颎无罪。但是文帝既存心要整高颎,见众多重臣出来说情,更加生气,下令将为高颎申辩的人也都交付执法官吏问罪。刑部尚书薛胄依据刑律条文为高颎“明雪”辩解,竟被“械系”,带上了刑具。因此,群臣百官就没有人再敢为高颎辩护求情了。开皇十九年( 599)八月癸卯(初十),高颎被罢免了上柱国、尚书左仆射的官职,以齐国公归家闲居。没有权位了,倒霉的事也就接连不断,没过多久,齐国公府的国令就上言告发高颎“阴事”,称高颎之子高表仁以司马懿的故事劝高颊忍耐。文帝十分生气,下令将高颎囚禁至内史省,进行审问。宪司上奏说佛门真觉禅师曾经对高频说过“明年国有大丧”;又有尼姑令晖也对高颎说“皇帝有大难”。文帝听后怒不可遏,不少朝官叫嚷请将高颎斩首,但是文帝念及旧情,说:“我去年杀了虞庆则,今年又斩了王世积,如果再诛高颎,天下人会如何看我呢?”因此下令将高颎除名为民。

高颎既常恐祸变得以免死,也处之泰然。以前,国子祭酒元善认为高颎最有宰相之具,曾对文帝说:“杨素粗疏,苏威懦弱,元曼、元胄之流好像鸭子,随波逐流。能付社稷者唯独高颎”。隋文帝起初也认为说得不诺,及至高颎获罪,文帝又狠狠地责备元善,元善竟致忧惧而死。

高颎罢相对杨广夺嫡十分有利,这是搬走了最后一块绊脚石,这时候,也是隋政治的分水岭。唐太宗曾盛称“高颎有经国大才,为隋文帝赞成霸业,知国政者二十余载,天下赖以安宁。文帝唯妇言是听,因此令摈斥,刑政由是衰坏”。贤相被斥,帝王不圣,隋政治自后发生逆转,“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高颎罢相并没有政治权力之争,皇太子之位的争夺却由此达到白热化。

高颎被罢后,杨素“贵宠擅权,百僚震慑”,他的势力如日中天,“无敢忤者。”

杨素受独孤皇后和杨广的委托,积极谋划废立,他“舞文巧诋,锻炼成狱”,罗织罪名,使皇太子杨勇有口难辩。

杨广还直接命令心腹段达去暗地贿赂受杨勇宠信的东宫幸臣姬威,让姬威暗中观察太子动静,所有举动都向杨素密告。杨勇在四面围攻下已无法招架,杨广见夺嫡时机已成熟,即果断地命段达去胁迫姬威:“东宫罪过,主上皆知之矣,已经奉密诏,定当废立。君能告之,就大富贵。”这是诱使姬威上书,诬告皇太子杨勇图谋不轨。

开皇二十年( 600)九月壬子(二十六),早就听到不少关于皇太子坏话的隋文帝收到东宫官姬威的诬告书后,非常紧张,认为杨勇真要动手抢夺帝位了,马上从避暑之地仁寿宫(其址在今陕西省麟游县新城区)回到大兴城。来时车驾严加戒备,如临大敌,警卫重重。晚上睡觉怕出现险情,隋文帝竟从后殿迁到前殿居住。第二天早朝,隋文帝以为朝臣都知道有关皇太子谋行不轨的事,立刻发问:“我新还京师,本应开怀欢乐,怎么如此抑郁愁闷?”希望朝臣呈报太子过失。但吏部尚书牛弘不知原委,连忙说“臣等不称职,使陛下忧愁劳累”。隋文帝一听文不对题,马上严肃了,喝令将东宫官属太子左庶子唐令则等逮捕,交官司讯鞫,并让杨素宣陈东宫事状。

于是杨素危言耸听地诉说自己奉旨回京,令皇太子查核刘居士余党,太子竟公然抗拒诏旨,“作色奋厉,骨肉飞腾”。还说“居士党尽伏法,遣我何处穷付?尔作右仆射,委寄不轻,自检校之,何关我事?”杨素还编造杨勇的话:“过去禅让大事要是不顺利,我得先被诛,如今父亲做了天子,竟乃令我不如诸弟,凡事不能作主”。以上富挑衅性的诬陷,把隋文帝气得火冒三丈,怒目圆睁。满朝文武大臣听后也都屏息流汗,诚惶诚恐。

当即隋文帝宣布:“此儿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恒劝我废之,我以布素时生,复是长子,望其渐改,隐忍至今”。接着历数杨勇罪恶,尤其是毒害正妃元氏之事。又宣称云定兴的女儿是在外野合生下的私生子,想到她的出身来历,为何用她的后代作为继承杨家基业之人呢?当着群臣的面说他怀疑云昭训与杨勇生的长子杨俨恐不是杨家血脉,恐怕乱了皇家血统,事关国家前途命运。隋文帝最后声言:“我虽德惭尧、舜,终不以万姓付不肖子也。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敌,今欲废之,以安天下”。终于废立之事由隋文帝亲口说出来了,满朝文武大臣鸦雀无声,只有左卫大将军元曼出来谏止:“废立大事,天子无二言,诏旨若行,后悔无及。谗言罔极,惟陛下察之”。自从杨雄被架空,虞庆则被希以后,开皇末年隋文帝将禁卫大权交给了魏宗室后代的元胄和元曼。元胄在杨坚禅代之际就典禁军,充侍卫,曾虎口拔牙从赵王宇文招的宴会上挺身救出了杨坚,后杨坚称帝时曾经称:“保护朕躬,成此基业,元胄功也。 ”但是右卫大将军元胄为人奸险,在杨广的极力拉拢下参加了其夺嫡阴谋集团。元曼为人则较正直,他“辞直争强,声色俱厉”,进行了苦谏。但是隋文帝没有听,令姬威出来揭发太子的罪恶,并且鼓励姬威:“太子事迹,宜皆尽言。”姬威有恃无恐,把根据杨素、杨广之意早就编造好的诬陷之词,全说了出来。

姬威先揭发太子“欲得从樊川以至于散关,总规为苑”,“意在骄奢”,营建楼台宫殿,在东宫苑内筑一小城,一年四季,作役不辍,“营起亭殿,朝造夕改”。又告太子曾经扬言:“若有谏我者,正当斩之,不过杀百许人,就自然永远清静了”。姬威又揭发太子目无朝廷,前年苏孝慈被解除东宫左卫率,太子气得奋髯扬肘,骂道:“大丈夫会当有一日,要报此恨”。除此之外,东宫内所索取的东西,尚书省经常恪守制度不给,太子亦经常发怒,说:“仆射以下,吾会杀戮一二人,要叫他们知道怠慢我之祸”。结果,姬威又揭发太子目无皇上,诬杨勇常说:“皇父厌恶我有许多侧庶姬妾,难道陈叔宝、高纬也是庶子吗?嫡出不一样亡国吗”。又曾令女巫师姥占卜吉凶,妄称:“皇帝的忌日在开皇十八年( 598),此期马上到了”。隋文帝听到这里,禁不住泫然落泪,说:“谁非父母生,乃至于此”。又说:“朕近览《齐书》,见高欢纵其子,不胜忿愤,安可效尤邪”。下令将杨勇及其诸子统统拘禁起来,并且逮捕杨勇的部分党羽。

左卫大将军元曼感到此事蹊跷,乃苦苦劝谏。杨素见状,就伙同元胄指使下级官吏诬奏元曼“曲事于勇,情存附托”。说在仁寿宫,杨勇曾派亲信裴弘给元曼送信,信上写着“勿令人见”四字。隋文帝得报信以为真,他生气地说:“朕在仁寿宫,有纤介小事,东宫必知,疾于驿马,怪之甚久,岂非此徒邪?”因此将元曼逮捕。右卫大将军元胄当时该下值,怕元曼在隋文帝面前辩诬,因此特意留在殿中,并且诡称自己不下值是“为防元曼”,怕元曼发动左卫兵叛乱,隋文帝更被激怒,马上下令处死元曼,赐元胄帛千匹。

不久,在东宫查出了“火燧”数千。原来,前不久杨勇看见一棵大五六围的枯老槐树,问左右可派什么用场,有人说古槐特别适于作火把,杨勇遂令工匠制做了几千枚火燧,打算分赐左右。这时放在库房被收缴。除此之外,东宫药藏局还贮存有好几斛引火用的艾绒,杨素问姬威,姬威于是造谣说:“太子此意别有所在”,皇上在仁寿宫,太子经常饲马千匹,他和诸子往返于京城,急行一夜便至,原来说要打着火把夜围仁寿宫。杨素又以姬威的供词来盘问杨勇,杨勇不服气,说:“我听说你家饲养的马有上万匹,我为太子,有马千匹就是造反吗?”问得杨素哑口无言。火把做不了谋反罪证,杨素于是找出东宫的服饰玩器,凡有雕刻镂画的器物都陈列在宫殿中,展示给文武群臣,作为太子的罪证。独孤皇后和隋文帝也屡屡派人责问杨勇,并将罪证诸物给杨勇看,杨勇无法辩解,内心是极不服气。

开皇二十年( 600)十月乙丑(初九),隋文帝派人来召杨勇,杨勇见到使者,十分吃惊,说:“得无杀我耶!”来到朝堂,看见隋文帝身着戎装,陈列军队,百官立于殿东,皇室宗亲立于殿西。杨勇和他的几个儿子被带到殿内中央排列,于是隋文帝命内史侍郎薛道衡郑重宣读废皇太子诏书:

“太子之位,实为国本,苟非其人,不可虚立。自古储副,或有不才,长恶不悛,仍令守器,皆由情溺宠爱,失于至理,导致宗社倾亡,苍生涂地。故说,天下安危,系乎上嗣,大业传世,岂不重哉!皇太子勇,地则居长,情所钟爱,初登大位,即建春宫,冀德业日新,隆兹负荷。而性识庸暗,仁孝无闻,昵近小人,委任奸佞,前后愆衅,难以具纪。然百姓者,天下之百姓,朕恭天命,属当安育,尽管欲爱子,实畏上灵,岂敢以不肖之子,而乱天下。勇及其男女为王、公主者,皆废为庶人。顾惟兆庶,事不获已,兴言及此,良深愧叹!”

就这样皇太子杨勇结束了东宫的生活,和他的子女一并废为庶人,成了平民百姓。对于杨勇来讲,这就像是从高山之巅堕入了万丈深渊。隋文帝又让薛道衡向庶人杨勇传旨:“尔之罪恶,人神所弃,欲求不废,其可得邪!”杨勇多次跪伏在地,说:“我该斩于闹市,以为后人鉴诫,幸蒙陛下哀怜,得保全性命”。说完,眼泪流满了衣襟,随即跪拜,“舞蹈”而离去。

隋文帝接着又降下诏书:“自古以来,朝危国乱,皆邪臣佞媚,凶党扇惑,致使祸及宗社,毒流兆庶。若不标明典宪,何以肃清天下!”因此将太子左庶子唐令则、太子家令邹文腾、前吏部侍郎萧子宝、太子左卫率司马夏侯福、前主玺下士何竦等推为罪魁祸首,并且处斩,妻妾子女皆收没官。东郡公崔君绰、车骑将军阎毗、瀛州术士章仇太翼、游骑尉沈福宝等四人“皆是悖恶”,尽管会免死,但每人皆仗一百,其资财田产,统统没官。副将作大匠高龙义、率更令晋文建、通直散骑侍郎元衡皆令自尽。

接着,又在广阳门下召集中下级官僚宣读诏书,一层层传达。将被判死刑的人当众处死。此次受牵连的人还有非常多,如太子仆河东柳肃等均坐除官为民。杨勇则由东宫迁居内史省,遭到软禁,仅给他五品官员的俸禄。

观德王杨雄率群臣并代表百官对隋文帝拥护废皇太子,杨雄称:“至尊为百姓割骨肉之恩,废黜无德,实为大庆,天下幸甚”!废嗣是一件国家大事,为表彰有功的人,隋文帝赐给杨素财物三千段,赐给杨约、元胄财物各一千段,作为审讯杨勇的奖赏。

皇太子哥哥的被废,是杨广阴谋夺嫡取得的大成功,他耍阴谋权术算计兄长,由权相杨素出面,以母后独孤氏为后盾,自己则躲在幕后,做得可谓天衣无缝。

权相和皇后都只是不自觉或自觉地充当了杨广夺嫡阴谋的工具。皇太子杨勇的被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杨勇自己不成器,自毁前程,让杨广钻了空子。太子被废也是隋王朝政治统治中的一件大事,对后来隋朝的政治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因为继立的杨广后来成了暴君,导致亡国。

但从杨勇的作为和品性来看,就算他当了皇帝也不会是一个好皇帝,也许他可能不会像其姐夫周天元宇文赟那般残暴无度,任性胡来,但是却与北齐后主高纬和陈后主陈叔宝有相似之处,荒嬉淫乐,置百姓及国家大事于不顾。他没有责任感,缺乏自制力,只顾自己一人之享乐,没有什么治国的政治才能。和弟弟杨广相比,无论是政绩,还是政治素质才干,都不如其弟。因此,可以说杨广取代其兄杨勇而为皇嗣本是很正常的,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在没有民主制度让贤选举的封建君主专制时代,政变和阴谋是智者和平获得权力的惟一办法。相比之下,杨广以情打动母后,以虚假迷惑父皇,并没有动武,以术交结权相杨素,自己不动声色,不出面就把大事办成了,整个过程充分表现了杨广的政治才能。成功固然可庆,但杨广也早就作了失败的准备,事不成就武装割据江南,分裂国家,恢复南北朝局面。还好事情没有发展到这一步,中国将延续天下一统的局面。

开皇二十年( 600)十一月戊子(初三),对晋王杨广来说,是他人生历程中值得纪念的日子,他如愿以偿地被册立为大隋王朝的皇太子。为了表现自己的谦慎和节俭,投其父皇之所好,杨广请求免穿礼服,东宫的臣僚对太子不自称臣,隋文帝欣然答应。已届晚年的隋文帝这时更加相信佛道鬼神,恰好这个月国遭地震,这似乎昭示着不祥,隋文帝对此很担忧,因而让杨广先到长安附近的大兴县住,说:“吾以大兴公成帝业。”他希望次子杨广也能以大兴而继承帝业。

仁寿元年(601)正月乙酉(初一)这一天,隋文帝下诏宣布命尚书右仆射杨素为尚书左仆射,接受第一宰相,纳言苏威继任右仆射。丁酉(十三日)改封杨广的长子河南王杨昭为晋王,并任内史令,以杨广次子豫章王内史令杨睐调任扬州总管,代其父坐镇江都。之后又以观德王杨雄的弟弟杨达为纳言,组成新的宰相班子。

新班子中苏威棱角早已经磨得平平,没有什么政治作用,朝政大权实际上独揽于杨素一人之手。此时杨素贵盛“近古未闻”,他又将才学之士牛弘、薛道衡拉入宰相班子,尽管无宰相之名,却均掌机要参预决策。尤其是内史侍郎薛道衡更受杨素推重,“久当枢要,才名益显”,“声名籍甚,无竟一时”,禁内诏书多为薛道衡起草,隋文帝常说:“薛道衡作为文书称我意。”薛道衡由于文才出众,皇太子杨广也事实没有停止对这样有才之士的拉拢,对牛则更是互相常有诗书唱和,往来不绝。仁寿初年,以杨素为首的宰相班子,实际上是听命于杨广,而不是听命于隋文帝。

皇太子杨广也开始组建自己的政治集团,组建东宫官属。杨广的东宫官属算是江都晋王府亲信府僚,开始他要求将心腹宇文述调任太子左卫率,又任原督晋府军事的于仲文任太子右卫率,郭衍任太子左监门率,以张衡为太子左庶子,后转太子左宗卫率。段达任太子左卫副率,吐万绪任太子虞候率。仁寿二年( 602)八月己巳(二十四),独孤皇后逝世,享年五十八岁。这对刚当上皇太子不久的杨广来说,的确是不祥之事。旧史记称太子杨广当着父皇和宫人的面悲痛欲绝,但是在自己府内却谈笑如常,实际上,恐未必如此。杨广不可能不爱母后,对母后支持自己夺嫡成功他感激不尽,尽管严厉的母后在世时凡事都在其监督之下,自己必须矫饰应付,但是独孤皇后既是杨广的政治靠山,支持其阴谋夺储,她一死,杨广不但失去了政治上的坚强后盾,同时将直接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反对势力,这样他能否顺利嗣位,也成了问题。

皇后死后,隋文帝为了加强对杨勇的管制,干脆将他交给杨广,幽禁于东宫。杨勇慢慢明白自己被废的真相,要求面见皇父申诉,被杨广遏止。杨勇没有办法只好爬上大树,大声呼喊叫冤,声音传到隋文帝寝殿,杨勇希望父皇听到喊冤声能接见他。因此隋文帝询问杨素,杨素说杨勇已情志昏乱,有疯鬼附身。隋文帝既对杨勇非常伤心,信以为真,也不想再见到杨勇了。杨勇对杨广已经没有威胁。但对杨广皇嗣地位的威胁还有同胞弟弟,尤其是桀骜不驯性情耿直的四弟杨秀和幼弟杨谅,他们得知大哥被废非常震惊,对二哥的阴谋夺嫡极表反感。蜀王杨秀坐镇西南已经二十年,虽然在开皇末年受到其父猜疑和监视,但是仍在竭力组织自己的势力集团。对于二哥杨广的夺储他“意甚不平”,于是加紧了应变及日后叛乱的准备,并私通父皇身边的右卫大将军元胄,以为党援。就像是隋文帝所预言,父皇在位,杨秀不敢有异动,但隋文帝一死,他决不肯臣服于杨广,一定会发动叛乱。杨广也清楚这一点,他恐杨秀“终为后变”,因此暗中指使杨素搜求杨秀罪过,常在父皇面前诬陷诋毁。隋文帝早已经对杨秀的作为非常不高兴,经杨素一说,遂于仁寿二年(602)七月下诏征杨秀回京。

杨秀接到诏书十分犹豫,遂以有病为由拒绝了,总管司马源师来劝他,杨秀脸色一变厉声说:“此自我家事,何须卿也。”源师流着眼泪苦谏:“我被任为王府幕僚,怎敢不尽心竭力?皇上有敕追究您已好长时间,若仍迁延不去,朝廷内外猜疑骇惧,圣上震怒,再来追究,大王又怎么申辩?”隋文帝恐杨秀生变,于是在七月戊子(十二日)任命独孤楷为益州总管,乘驿驰至成都接替杨秀。独孤楷到后,杨秀还是没有答应,又经独孤楷的苦心劝导,杨秀才上路。但独孤楷察觉杨秀有些后悔,忙部署军队作应变准备。结果,杨秀启程才走了四十余里,途中自思前途未卜,又打算返回成都袭击独孤楷,他先派人回城探视,知独孤楷已有准备这才作罢。

杨秀回到长安时母亲独孤氏刚去世没多久,葬于太陵。隋文帝见到杨秀时一脸的严肃,不与言语,第二天,又派使者来严辞责备。这之后,杨秀再见父皇,畏惧万分,叩头谢罪,太子杨广则虚情假意地为杨秀说情,其余皇子则在旁流泪。隋文帝还在生气,大吼道:“往日秦王糜费,我曾以父道训斥他,今日杨秀蠹害生民,我当以君道来绳治他”。因此将杨秀交由司法部门议处,有人劝谏文帝念及骨肉,不要处罚蜀王,隋文帝则十分生气,要割掉他的舌头,并且厉声对群臣说:“应当将杨秀推于闹市斩首,以谢百姓。”于是命杨素、苏威、柳述等人对杨秀穷追治罪。

这个时候,太子杨广虽假意为四弟开脱说情,但是他知道父皇一旦气消原谅了杨秀,杨秀就有可能东山再起,成为与自己争夺皇位的劲敌。为了就此置杨秀于死地,一定要加重杨秀的罪状,于是杨广又暗地和杨素精心策划,制造大狱。他们知道隋文帝相信鬼怪巫术,杨广暗中制作木偶人,捆住手脚,用针钉住其心,带上枷锁,并且写上隋文帝及汉王杨谅的姓名,还写上:“请西岳慈父圣母收杨坚、杨谅神魂,如此形状,勿令散荡”。还派人秘密将木偶人埋在华山脚下。接着,诬陷杨秀狂妄地自称应图谶,宣称京师有妖异怪状,造谣说蜀地征瑞吉祥,并写了一则檄文曰:“逆臣贼子,专弄威柄,陛下唯守虚器,一点也不知道”。自陈蜀中甲兵之盛,要“指期问罪”发动叛乱。这些谋逆的材料都收到伪造的杨秀文中。

杨素又假装搜出了文集,并据文集所提供的“线索”,假戏真做地来到华山脚下,发掘出预先埋好的木偶人,因此“铁证如山”,都交到了隋文帝手中。见到这些“确凿”罪证,当然隋文帝为之震怒,叹曰:“天下宁有是耶!”因此重治杨秀,十二月癸巳(二十日),下诏罢杨秀王爵,废为庶人,幽禁于内侍省,不能和妻子相见,仅给两名僚族女婢照应生活起居。受牵连的蜀王党羽一百多人,也都受到严厉处罚。例如右卫大将军元胄及杨素的政敌治书侍御史河东柳或,并且除名为民。隋文帝又派司农卿赵仲卿往益州穷查杨秀党羽,益州官属除源师外多相连坐。河东柳俭“在职十余年,民夷悦服”,同样被免职回乡里,“妻子衣食不赡。”

当时杨素一手遮天,像诬陷太子杨勇一样诬陷蜀王杨秀。隋文帝生气时,除一味相信之外,还严厉惩处。而杨秀既遭“幽逼”,却“愤懑不知所为”。还好有大姐杨丽华护持,史称“蜀王得罪,帝将杀之,乐平公主每匡救,得全”。哥哥杨勇被废时只求保全性命,杨秀被废时上表则只求开恩,企求能与爱子相见。

阴谋家杨广这样不动声色,由杨素出面,诋毁诬陷,借父皇之手,又除掉了一个争夺皇位的对手,当然这对杨广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杨广的幼弟汉王杨谅这时坐镇并州,当然也是杨广的竞争对手。父皇特别宠爱杨谅,大哥杨勇被谗废,二哥杨广夺得皇太子位,对年轻的杨谅刺激很大,因此“居常怏怏,阴有异图”。四哥蜀王杨秀被废,让他“愈不自安”,预感到下一个遭殃被废的将轮到自己,因此暗中作应变准备。杨谅总管五十二州诸军事,自崤山以东,至于沧海,南至黄河北至塞,尽归他统领,住在天下精兵之处,他借防御突厥,上书父皇:“突厥方强,太原即为重镇,宜修武备”,得到父皇批准。因此招兵买马,缮治器械,收纳亡命,准备父皇一死即以武力争夺帝位,夺位不成则复高齐之旧。当然皇太子杨广明白幼弟的用心和阴谋,但是因父皇对杨谅非常宠爱信重,杨广已经连续除掉了一兄一弟,不便再对幼弟下手。

杨勇被禁之后,太子杨广就能平稳地登上皇帝宝座了吗?非也。反对杨广的势力还是很强的。在杨勇之后的要算蜀王杨秀。

杨广的弟弟是杨秀,原为越王,后又封为蜀王,拜柱国、益州刺史及总管。杨秀容貌雄伟,喜爱武艺,有胆量魄力。朝廷官员见他怕三分。隋文帝常对独孤皇后说:“秀必以恶终。我在当无虑,至兄弟必反。”知道杨秀肯定会不得好死,我在世的时候,还不会出问题,因此不必担心,要是他的兄弟当政,他一定会叛变。兵部侍郎元衡出使蜀地时,杨秀竭尽全力巴结他,关系甚为密切,返回京都之后,他们的关系更加密切。隋文帝不希望他们有这种关系。大将军刘哙讨伐西爨部落的时候,隋文帝命令上开府仪同三司杨武通率军继续前进,杨秀任命一个受他宠信叫万智光的人作杨武通的行军司马。隋文帝认为万智光并不合适,加以责备,并且对文武官员说:“坏我法者,必在子孙乎?譬如猛兽,物不能害,反为毛间虫所损食耳。”意思是,破坏我的法纪的,是我的子孙,这就好像猛虎一样,其它的动物都不能伤害它,它反而被皮毛问生的那些寄生虫损害,以致蚕食掉。因此,隋文帝大大削减了杨秀所属的武装部队。杨秀对此,是有所觉察的,但是没有流露出自己的不满情绪。

杨秀抵达京都长安之后,隋文帝接见了他,但“不与语”。不说一句话,这也使杨秀难受万分。次日,隋文帝派使节去责备杨秀,这个责备是严厉的,杨秀承认有罪,请求宽恕。杨秀说:“忝荷国恩,出临藩岳,不能奉法,罪当万死。”这个时候,刚被封为太子的杨广和各亲王来到了金銮宝殿前,哀求隋文帝原谅杨秀,这完全是一种故作姿态。因为把杨秀推上与父、王对立的地步的,事实上正是新立太子杨广。此事,也可证明杨广之多谋善断。隋文帝没有理睬,他说:“顷者秦王糜费财物,我以父道训之。今秀蠹害生民,当以君道绳之。”意思是,前些时候杨俊浪费金钱,我曾经以父亲的身份来训诫他。现在杨秀残害人民,我应该以君王的身份来惩处他。隋文帝说完后,马上把杨秀交付执法部门。此时开府庆整劝阻说:“庶人勇既废,秦王已死,陛下儿子无多,何至如是?然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责,恐不自全。”认为前太子杨勇既被废作平民,秦王杨俊也已逝世,陛下现存的儿子少了,不能严厉到这种程度?蜀王杨秀性格耿直,如今被重责,担心他难以承受,会发生意外,隋文帝听到这些毫不客气的话,暴跳如雷,想割掉庆整的舌头,就对文武百官说:“当斩秀于市,以谢百姓。”还下令交给杨素、牛弘、苏威、赵绰、柳述等调查审理。

太子杨广也许觉察到隋文帝对杨秀的处理犹豫不决,于是进行阴谋活动。这又一次证明杨广在杨秀事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暗地制造两个木偶,用绳索绑住木偶的手,又用铁钉钉住木偶的心,又加上脚镣手铐和重重枷锁,一个木偶写汉王杨谅,一个木偶写隋文帝杨坚,除此之外还写:“请西岳慈父圣母收杨坚、杨谅神魂,如此形状,勿令散荡。”意思是,请西岳慈父圣母收去杨谅、杨坚的神魂,就保持这样的形状,不要让他们到处游荡。杨广令人把这两个木偶秘密地埋在华山之下,接着由杨素把它们再挖掘出来。这个时候又查出杨秀狂妄的引用图谶预言书,说京师遍地有“妖异”,而巴蜀“吉祥高照”。又查出所谓杨秀曾经撰写的檄文,檄文声称要“指期问罪”。杨素把这些材料都统统套在杨秀的档案袋里。制造的各种证据,也一并奏报隋文帝。隋文帝看后大为震惊,他生气地说:“天下宁有是耶!”几天之后,隋文帝下诏把杨秀贬为平民,软禁内侍省,不允许他跟妻子儿女相见,仅派两个山獠部落女子在旁侍候,当时受到株连的有一百余人。杨秀被软禁之后,愤愤不平也不知所以然,因此要詈上请求宽恕说:“臣以多幸,联庆皇枝,蒙天慈鞠养,九岁荣贵,唯知富乐,不曾担忧。轻恣愚心,陷兹刑网,负深山岳,甘心九泉。谓天恩尚假余漏,至如今者,方知愚心不可纵,国法不能犯,抚膺忿咎,自新莫及,犹望分身竭命,少答慈造,但是以灵祗不佑,福禄消尽,夫妇抱思,不相胜致。只担心长辞明世,永归泉壤,伏愿慈恩,赐垂矜愍,残息未尽之间,希与爪子相见。请赐一穴,令骸骨有所。”没太多要求,只是说,深愿陛下仁慈厚恩,对我同情怜悯,在我残身还存之时,想和儿子杨爪子相见一面,并且请再赏赐一个墓穴,让我的骸骨有个归所。杨爪子,是杨秀的爱子,隋文帝准许杨秀跟他的儿子相聚。但是,隋文帝仍然公布了杨秀的十大罪状,诏曰:

“汝地居臣子,情兼家国,庸、蜀要重,委以镇之。汝乃干纪乱常,怀恶乐祸,噼睨二宫,容纳不逞,结构异端。我有不和,汝便觇候,望我不起,于是有异心。皇太子,汝兄也,次当建立,汝假托妖言,乃云不终其位。妄称鬼怪,又道不得入宫,自言骨相非人臣,德业堪承重器。妄道清城出圣,欲以己当之,诈称益州龙见,托言吉兆。重述木易之姓,更治成都之宫,妄说禾乃之名,以当八千之运。横生京师妖异,以证父兄之灾,妄造蜀地征祥,以符己身之幸汝岂不欲得国家恶也,天下乱也?辄造白玉之挺,又为自羽之箭,文物服饰,岂似有君?鸠集左道,符书厌镇。汉王子汝,亲则弟也,乃画其形像,写其姓名,缚手钉心,枷锁扭械。仍云请西岳华山慈父圣母神兵九亿万骑,收杨谅魂神,闭在华山下,勿令散荡。我之于汝,亲则父也,又云请西岳华山慈父圣母,赐为开化杨坚夫妻,迥心欢喜。又画我形像,缚手撮头,仍云请西岳神兵收杨坚魂神。如此形状,我今不知杨坚、杨谅是汝何亲也?

苞藏凶慝,图谋不轨,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灾,以为身幸,贼子之心也。有非分之望,肆毒心于兄,悖弟之行也。嫉恶子弟,无恶不为,无孔怀之情也。违犯制度,坏乱之极也。多杀不辜,豺狼之暴也。剥削民庶,酷虐之甚也。只求财货,市井之业也。专事妖邪,顽嚣之性也。弗克负荷,不材之器也。以上十者,灭天理,逆人伦,汝皆为之,不祥之甚也,欲免祸患,长守富贵,其可得平?”

这里公布了杨秀的十大罪状,虽然隋文帝准许杨秀跟他的儿子相聚,但是仍然软禁着,这种软禁,对杨广来说,是拔掉了一颗同自己争夺继承权的钉子。

杨秀被禁锢之后,又株连许多和杨秀关系密切的官员。

一、柳或被贬。治书侍御史柳或被誉为敢言的“正直士”,因为他同杨秀有往来而被“除名为民”,也有杨素个人的私怨。那时,杨素曾因犯小过,使隋文帝大怒,隋文帝要他到御史台去报到,命身为治书侍御史的柳或审理。杨素一直以来依恃地位显贵,“百僚怊惮,无敢忤者”,一到御史台就登榻坐上柳或的座位。柳或从外进来,站在台阶下,举起笏版,严肃地对杨素说:“一奉敕治公之罪。”意思是,我奉皇帝命令要治你的罪,杨素不得不走下来,柳或手扶桌案而坐,让杨素站在庭堂上,柳或一一询问,杨素一一答辩。因此,经此审查之后,杨素对他恨之入骨。柳或曾经藏有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十卷,杨秀派人去索取,柳或就将《治道集》十卷送给他,杨秀回赠柳或婢女、家奴十人。等到杨秀被认定有罪,杨素弹劾柳或“以内臣交通诸侯。开除官籍,贬为平民,发配到怀远镇去戍边。

二、益州大半官吏被定罪。隋文帝还派司农卿赵仲卿到益州深入调查审理杨秀案件,连杨秀幕僚宾客曾到过的地方以及所来往的人家,赵仲卿都严格地以法律条文去追究并严厉治罪,但最后,那儿的州县官吏大半以上都受牵连而被定罪。隋文帝觉得赵仲卿非常能干,赏赐他很优厚的财物。

三、加害前太子杨勇。前太子杨勇被隋文帝软禁在东宫,交给杨广负责看管。杨勇自认无罪,不应该受到罢黜,因此不断地请见父皇,面申冤屈。杨广从中阻拦,使杨勇的请求无法呈递到隋史帝那儿。杨勇悲苦交集,于是爬到树上,面向皇宫哀嚎呼叫,希望声音传到父皇耳朵,得到父皇怜悯,得以召见。杨勇的哀嚎声果然被隋文帝听到了,隋文帝询问这是为什么,杨素趁机回答:“勇情志昏乱,为癫鬼所著,不可复收。”附体,不可能痊愈。

这时,贝州刺史裴肃正在四处活动,反对隋文帝对杨秀、杨勇的罢黜。他还特地派人给隋文帝呈递奏章说:“臣闻事君之道,有犯无隐,愚情所怀,敢不闻奏。窃见高颎以天挺良才,元勋佐命,陛下光宠,亦已优隆。但是鬼瞰高明,世疵俊异,侧目求其长短者,怎么可能胜道哉!愿陛下录其大功,忘其小过。臣又闻之,古先圣帝,教而不诛,陛下至慈,度越前圣?二庶人得罪已久,宁无革心?愿陛下弘君父之慈,顾天性之义,各封小国,看把所为。若能迁善,渐更坛益,如或不悛,贬削也和页。今者自新之路永绝,愧悔之心莫见,难道不愁哀哉! ”裴肃的言辞是十分严厉的,高颎天赋良才,又是开国元勋,佐命为大臣,受到大家嫉妒,以至于被废黜不用。希望陛下记着高颎的大功,忘其小过。还有,两位被黜为平民的亲王杨勇及杨秀,受到惩罚已经很长时问了,难道他们不想洗心革面吗?希望陛下弘扬君王和父亲的仁德慈爱,顾念父子骨肉天性的大义,封他们每人一个小国,继续观察他们的所作所为。假如能有善行,就逐渐改变他们的待遇。假如态度仍是恶劣,再免除官爵,削除名位,这也不算晚。他们现在改过自新的道路永远断绝。惭愧悔恨的心情不能获得宽恕,这岂不悲哀!

隋文帝看了这一奏章对杨素说:“裴肃忧我家事,此亦至诚也。”意思是,裴肃忧虑隋文帝的家事,也是诚心诚意的。因此征召裴肃进京。太子杨广一听此事,心里甚为紧张,他忙去问左庶子张衡说;“使勇自新,欲钶为也!”其意谓,让杨勇悔过自新,其最终目的什么?张衡告诉说:“观肃之意,欲令如吴太伯、汉东海王。”是说,裴肃是打算教杨勇像汉代的东海王、周代吴国的太伯一样。一杨广听后,心里更为不平静。没过多久裴肃抵达京城,隋文帝在含章殿接见他,当面告示:“吾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后宫宠幸,不数人,自勇以下,并皆同母,非为憎爱轻事废立。”隋文帝当面告诉他:“杨勇有疯鬼附身不可能复原”。自新之事只能作罢,然后再命裴肃回任。此事轻易作罢,是由于杨广从中作梗。

四、梁毗入狱。当时反对晋王杨广夺宗的反对派有个相同的特点,那就是把主要攻击目标对准杨素。都是先站出来反对的是历任谏官而有“鲠正”之名的梁毗。梁毗,安定人。最初当西宁州刺史,长达十一年。杨广莅太子位后,隋文帝不仅没有采纳梁毗的上书,反而将梁毗投入监狱。梁毗是个很有政绩的刺史。他治地酋长都觉得黄金越多,身价越高。因此互相攻击抢夺,简直没有安宁的年月。梁毗对此十分忧虑。后来,趁着各酋长争相用黄金贿赂自己的机会,把黄金放到坐椅旁边,对着金子痛哭,说;“此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灭,数不清。今将此来,欲杀我邪?”意思是,这些黄金,饥饿的时候不能吃,寒冷的时候不能穿,你们却因为它而互相残害,争战之事多得难以计数,如今你们又送金子到我这里来,是不是打算害死我。梁毗将黄金全部退回,并且各酋长都受感动而醒悟,于是和平相爱了。隋文帝得到报告,非常高兴地嘉许梁毗,并且调他担任大理卿。梁毗执法公平,他看到杨素专擅权柄,“恐为国患”,就上书说:“臣闻臣无有作威福,臣之作威福,其害乎而家,凶乎而国。私下见左仆射、越国公杨素,幸遇愈重,权势日隆,捂绅之徒,属其视听。忤意者严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荣枯亩其唇吻,废兴候其指麾。所进咸是亲戚,所私皆韭患谠,子弟布列,兼州连县。天下无事,容息异图,四海稍虞,心为祸始。夹奸臣擅命,有渐而来。王莽资之于积年,桓玄基之于易世汉祀,终倾晋祚。季孙专鲁,田氏篡齐,皆载典诰,非臣臆说。陛下若以素为阿衡,臣担心其心未必伊尹也。伏愿揆鉴古今,量为处置,俾洪基永固,率土幸甚。轻犯天颜:伏听斧斩。这份密奏意思是古人说:臣子没有一个不是由于作威作福而危害其家并祸患于国的,我梁毗观察到左仆射杨素越来越得到皇上的恩宠,权势越来越显赫,朝廷官宦都是他的耳目。冒犯他的人便遭到似酷夏的暴雨、严冬的霜冻般的打击,阿谀奉承他的便会受到适时的雨露般的照顾。所有人身败名裂或荣华富贵,都在于杨素口中一句评语。一个人是飞黄腾达或万劫不能翻身,转眼间,他就可以决定。他厚爱的人都不是忠心报国之士,他所保荐的人全是亲戚。他的子弟势力满布各州县。这种情形,在天下太平之时,还能容忍他有私图,如果四海动荡,杨素定是祸根。奸邪之辈玩弄大权由来已经很久。王莽凭借的是王家多少年当权的成果,桓玄的根基也早从上一代(桓温)开始,最后分别灭掉汉王朝及晋帝国,陛下要是任命杨素为执掌朝政的大臣,我担心他的心不能像殷商的伊尹一样。希望陛下考察借鉴古今之事,斟醐轻重,采取适当行动,使王朝大业永固,天下百姓都受到恩泽。

梁毗奏章呈上后,隋文帝十分生气,逮捕了梁毗,囚入监狱,亲自盘问。这时的隋文帝的政治天平已经完全倾向杨广一边了。梁毗极力抨击道:“素既擅权宠,作威作福,将领之处,杀戮无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废的日子,百僚无不震悚,惟素扬眉奋肘,喜见容色,利国家有事以为身幸。”梁毗认为杨素仗恃皇上的信任,随意使用权力,军队所到之处,屠杀平民百姓,十分残酷。蜀王杨秀、太子杨勇因犯罪被废作平民的时候,朝廷文武官员的灾难,当作自己的幸运。梁毗的辩解满怀深情厚意,而且言之有理。隋文帝听后,也感到没法说服梁毗,因此又把梁毗从监狱里放走。

尽管这份奏章激怒了隋文帝,但它动摇了杨素的地位,“素自此恩宠渐衰”,即自从隋文帝接到梁毗的奏章后,逐渐疏远杨素,且开始猜忌。隋文帝当即训令:“仆射国之宰辅,不可躬亲细务,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评论大事。”杨素是隋王朝的最高行政长官,用不上亲自处理细小的事务,因此只需要三、五天前往尚书省一次处理大事就行。外表看起来这一决策,是优待杨素,事实上是剥夺他的实权,此后直到隋文帝逝世(公元 604年),杨素对尚书省的事,不再过问,隋文帝又把杨素的弟弟杨约外放当伊州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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