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需要“手段”，这一点毋庸讳言，因为管理者面对的是纷繁复杂的情况，常常需要解决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一概以简单、明白的方式去管理会置自己于被动的地位。这时候，用一些招法，耍一点手段，只要并非以害人整人而是以解决问题为目的，也就没有什么不好。
学会控制一下自己的形色
身居管理位置的人，最忌别人一看你的脸色、一听你的言辞就知阴晴寒暑、雨雪风霜。为什么？如兵法云：兵不厌诈，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能而示之不能，战而示之不战。如果你不能推行诡道，不懂得心藏九天玄机，你就难以做到含而不露。如此，便会显现两大弊端：一是你的部属可洞悉你的心灵，使其可施展反操纵术，把你操纵于手心之中。二是你的观点、主张、决策、布置很容易被敌手掌握，那样，你就只有等着葬送自己了。
要做到喜怒不形于色，最关键就是要含而不露，含而不露的优势在于，让敌手充分暴露，并且让他无法搞清自己的意图。攻之，可乘其不备；击之，可自由安排。
喜怒不形于色的要点是：一、在你欣喜或愤闷时，让别人看不出来，喜怒哀乐不露于形。二、你的色或许是你内心的反面，又或许是你内心的表现，但都能达到你自己想达到的目的，都能为你的管理目的服务。
喜怒不形于色，含而不露必须要把握住迷惑对手的度，如果把握不好，过犹不及。在适当的时候也不妨“虚则虚之，实则实之”，以搅乱对方的判断思维。当然这种手段是必须控制在不使自己受到严重损害为前提的。喜怒形色含而不露还应控制在让手下人能明白你的真实意图的度之中，否则，也会贻误事机。
当年刘备寄曹操篱下，青梅煮酒论英雄之际，难道一个雷鸣电闪果真能吓得刘皇叔酒杯掉落？这也不过是刘备藏锋隐芒的一种表演罢了。倘若此刻曹操看出端倪：此公日后将割据蜀国与我一争高低，那刘备死在临头了。
但藏而不露的根本目的不在藏而在露，你必须看准时机，在该露的时候毫不犹豫，立刻脱颖而出，当然，在藏的时候，并非被动地四处躲藏而是藏中有露，时而藏时而露，神龙见首不见尾，这样才能保证他日时机一到，你能一出必成。
藏与露的时机实在难以掌握，何时当藏拙，何时当露锋芒，是没有一定之规可循的，只有相机而动，适时而出。在一个团队之中，其成员都追随实力安排自己的行动。通常，企业管理中一把手应该时时处处显示自己的实力和威信，第二、三把手应该在隐藏自己，循序渐进，扩张势力的同时，显现其给予人以希望的力量。两者的目的都是一样，也即争取更多员工的支持。在一号位，有一号位的争取法，在二号位、三号位有二号位、三号位的争取法。如果盲目求进，只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刚升职的管理者为什么变“傲”了
要想客观地分析和评判一个人，最好就是从其所处的环境入手，设身处地进行体察和思考。有很多时候，人们之间彼此的误解、猜忌等等，就是因为人们观察问题时喜欢从自己的好恶和立场出发，从而造成主观对客观的扭曲。确实，有的人一旦从普通员工成为管理者，或者从低一级的管理者晋升为高一级的管理者，就沾沾自喜，过去被压抑的心态就很快暴露出来了，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但是，还有些时候，其实管理者并未“傲起来”，只是观察者带着有色眼镜看人，从而得出了不客观的认识。
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真实的情况常常是这样的：有些人看到某人又升了职，从项目主管升为某重点业务部门的经理，心中就不免生出几分担忧，“自己会不会被冷落？”“我们的关系是否还能维持下去或更进一步？”……所以，用这种带有倾向性的目光来看他，难免就像那个“邻人偷斧”的寓言，人家对其或许只是一个无心的忽视就被他看做是有意的疏远。于是，心理上的失落和嫉妒难免油然而生，他变傲了就成了许多人的解嘲语。
其实，只看到“管理者傲了”这一假象是因为并没有设身处地地去理解他。
在许多时候，管理者不是变得“傲”了，而是为了应付从一个管理十个人的位置升到管理一百个人的位置上，而你的地位则要从由其他九个人来衡量变为由其他九十九个人来衡量，一般说来，每个人的重要性都是会有所下降的。正如一勺盐放到一碗汤与放到一锅汤一样，其效果肯定是大不相同的。这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一个普遍法则。
从另一个方面讲，管理者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处理这么复杂的人际关系问题。他也不可能去搞“等距外交”，所以，他只能采取有近有远、有亲有疏的方略，才能够把人际关系协调好，搞好各项工作。
美国有一个叫格兰库纳斯的组织学家，他曾用数学的方法证明，管理者每增加一个下属，其直接单独联系的数量就会按算术级数增加，而其包括交叉联系和直接团体联系的相应的联系总数，则会按指数比例增加。
可见，管理者的升迁往往还意味着其人际关系网络的巨大调整，管理者不仅要处理与下级的关系，而且还要花很大的力气去处理与上级和同级间的关系，这对他来说真是一个非常繁重而又耗人心力的事情。
所以，刚升职的领导有意地疏远或无意地疏忽了某些下属是可以理解的。他并不是“傲起来了”，而是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精力、也没有那种必要去照顾每一个下属的情绪。“等距外交”对管理者来说反倒是一种缺乏领导艺术的表现。
学会巧念紧箍咒
看过《西游记》的人都知道，孙猴子是众神中最难驯服的一个，但他为什么对唐僧俯首听命、唯命是从呢？因为唐僧会念紧箍咒。虽然唐僧既不会腾云驾雾，又不会什么变化，但他却掌握了管住孙猴子的法宝。
诸葛亮是中华民族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他在民间一直被视为贤相的典范、智慧的化身。他在管人方面，不仅善于用人之长，还能巧妙地利用下属的某一方面的缺点，让他们像戴上了金箍的孙悟空，本领再大，也得听他调遣。
早在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就为他设计出一套成功的方案：占荆州，据蜀地，东和孙权，北拒曹操，以待时机统荆州之兵，进据宛洛；率益州之师，出击秦川，以兴汉室。诸葛亮出山之后，就是借此蓝图来辅佐刘备的。建安十三年，曹操基本平定北方后率大军南下，旨在消灭刘备、并吞江南。此时刘备兵少将寡，军事上连连失利。诸葛亮认为，刘备的唯一出路是联合孙权，打败曹操，先有立足之地，再图发展。于是他亲自出使东吴，舌战群儒，说服孙权，智激周瑜，促成了孙刘联盟。又从多方面帮助周瑜，为即将开始的赤壁之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根据诸葛亮的判断，曹操兵败赤壁后必经华容道出逃，届时生擒，如囊中取物。但捉后如何处置，倒成了一大问题。他反复分析后认为：如杀之，则中原群龙无首，势必四分五裂，你争我夺，东吴便会乘机向北发展。一旦时机成熟，将会掉过头来吞并刘备。如不杀，也已灭其主力，一时无力南侵，还能牵制孙吴。若如此，刘备则可乘机占领荆州，进军巴蜀，正符合他隆中对时的设想。鉴于此，诸葛亮便考虑起人员的调配。他认为，张飞坦率急躁，捉住曹操后是不会放走的。赵云忠贞不贰，捉住曹操是不敢放走的。而关羽，他不但义气如山，还曾受曹操厚恩，而且是主公二弟，捉曹后定会释放。何况关羽还有一大缺陷：素凭百战百胜的威名有时傲气太重，若抓住他“捉放曹”的小辫子，也可届时给他点限制。主意已定，诸葛亮便将张飞、赵云、刘丰和刘琦一一派出，唯对身边的关羽置之不理。关羽忍耐不住，就高声斥问：“我历次征战，从不落后，这次大战，却不用我，竟是何意？”诸葛亮故意激他：“关将军莫怪！我本想派您把守一个最重要的关口，但又一想，并不合适。”关羽很不高兴地问：“有什么不合适的呢？请明讲！”诸葛亮说：“想当初您身居曹营，曹操对您多方关照。这次他惨败后必从华容道逃窜，若您前去把守，必会捉而放之！”关羽抱怨他未免多心，还说自己斩颜良、诛文丑、又解白马之围，早已报答了曹操。若再遇他，决不放行。诸葛亮仍以言相激，终于激得关羽立下了军令状，才领兵去华容道埋伏起来。
果然不出诸葛亮预料，曹操在赤壁不但被周瑜烧掉了他苦心经营的全部战船，还烧毁了一连串的江边大营。曹兵被火烧水溺、着枪中箭，死伤不计其数。曹操仓惶出逃，又一路遭到赵云、张飞的伏击，最后只剩27骑，且又人困马乏，狼狈不堪地来到华容道。突然，关羽横刀立马挡住了去路。曹操吓得浑身瘫软，不住地乞求关羽饶命。其随从也一个个跪地乞怜。关羽终于念及当初，随起恻隐之心，不顾事先立下的军令状，高抬贵手放走了曹操，灰溜溜返回大营。诸葛亮又照事先设想，特地迎接关羽，更使关羽无地自容。当关羽有气无力地禀报了原委，诸葛亮装作恼怒的样子要对他处以军法，刘备一再求情，才免了关羽死刑，令他戴罪立功。
诸葛亮精心设计的“捉放曹”，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后人每谈及此事，都赞扬说：“诸葛亮智绝，关羽义绝。”而诸葛亮之智正在于实现自己战略设想的同时，还顺便以“抓小辫”的方式制服了平常不大服从管理的下属。
掌握管理中的平衡术
在管理活动中，有时会遇到这种情况：你的下属分为不同的派别，每一个派别都拥有自己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还没有实力将他们一一掌控，平衡各方力量以达到对全局的管理和控制就成了首要之选了。在这方面，东晋时期的政治家王导的确是个集大成的人物，所以在这里我们不能不再次提到他。
东晋是一个没有秩序的社会。当时，北方早就天下大乱，叛乱、夷侵、裂地为王者不计其数。南方的东晋朝廷也处于各种力量的冲突之中，如中原来的贵族力量、江南望族、皇亲国戚等等。他们彼此之间的利害关系各不相同，王导意识到国家根本就没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此时，稳定才是最为重要的。这样，王导就明确了自己的使命：平衡各方关系，极其务实地消除社会矛盾。总之，面对大风大浪和急流险滩，小舟不沉就是胜利。
为了团结南方望族，王导不顾北方人的蔑视，平时与人交往多用南方语气，还向南方的陆氏家族提亲。陆家是吴国名将陆逊之后，声望极高，他谢绝了王导的提亲，但是王导并不在意。平时处理政事时，出身南方望族的下属有冒犯之处，王导也多于体谅，不当回事。如果对方言之有理，还予以采纳。所以，傲气的南方望族感到与王导还合得来，与东晋王朝的关系也融洽多了。
南迁的中原贵族也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王导本人是北方士族出身，自然有控制力。一次，这些北方名流在建康郊外欢宴，席间忽然有人叹息道：“此地虽然风景美丽，但终非故国景色，洛阳真是令人怀念啊！”在座诸人无不相顾挥泪。这时，王导严厉呵斥道：“正因为故国异色，我们更得团结一致，振兴晋室，哭有什么用呢？”众人于是纷纷拭泪，并发誓复国。
但是王导明白，在当时的情况下，复兴晋室只是内聚北方士人的公关手段，在他的内心，若能安定东晋已是极为不易的了。所以，主战派多次提出“北战收复失地”的主张，均未得到王导的支持。对于北伐名将祖逖等人，东晋王朝的态度也是消极的，因为从稳定的角度考虑，以北伐为国策并不符合南方望族的意愿，而且，一旦大肆北伐，新形成的北方势力也可能危及东晋王朝。既团结北方士族又协调朝廷的关系，就此而论，王导的策略是成功的。
有一次，叛军攻打建康，将军温峤擅自将皇帝巡幸必往的朱雀桥烧掉了。皇上知道后暴跳如雷，但是温峤并不在意，连道歉的意思也没有。王导知道此事可能会造成的后果（或者它本来就是一种信号），于是匆忙赶来为温峤说情：“皇威之下，温峤不敢说话，请皇上面察。”这既保住了皇上的面子，也给温峤一个台阶下，温峤也就势道歉，化解了一场可能产生的内乱。
平时，对于各地的叛乱，王导尽可能大而化小。如此做法自然令人不满，但是王导也有其苦衷。对于一个虚弱的王朝来说，不顾一切硬拼可能远不如忍耐一时、等待变化更为明智。当然，王导对军队力量也并不是毫无节制的。譬如，他极力强化贵族的威势。有时候，叛军甚至已经占领了都城，并想当皇帝，至少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是，一掂量，感到军队的威势还远远不够，结果，还是得将王导抬出来，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对于东晋朝廷，王导的策略是极力推崇它的皇威，以此号召天下。同时限制皇族势力的发展，使政局不致失衡。在公开的场合，王导是诚惶诚恐，礼数周到；当他独自面对君王时，又敢于犯颜直谏，甚至直言无忌。一次，晋明帝问温峤，自己的司马氏祖先是如何统治天下的，温峤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王导道：“温将军时值壮年，不熟这段历史，就由微臣代他回答吧！”于是，王导从司马懿如何清除异己开始，一直到司马昭是如何杀害魏王曹髦，诸般险事一一道来，毫无隐瞒。明帝听了不禁为之叹服，说：“如此看来，朝廷的命运也是在天之数了。”
当然，王导之所以能这样做，除了高超的平衡策略，还在于王氏家族有着巨大的力量，当时谚语曰：“王与马，共天下。”但是王导也知道，对王姓家族的势力若不加以限制，也会破坏脆弱的平衡关系。
东晋的建立，王导与其堂兄王敦出力最大。后王导任宰相，而王敦任大将军，领重兵在外。如此局面，又使得皇帝有傀儡之感，便有意削弱二王之权。王导不动声色，颇令士大夫同情，王敦则木然，他本来就有野心，干脆借口除奸而率兵杀向建康。
以当时的客观力量而言，朝廷远不及王敦，而且宫中也有议论，认为王敦造反有理。但是王导心里丝毫不愿与王敦合谋，他认为唯有司马氏才是安定的象征，王氏家族在安定的情况下，不必因此而失衡，否则王氏家族同样遭到迫害，何况以王敦的个性，一旦大权在握必定酿成大祸。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有趣的一幕：一面是王敦的造反；一面，王导却率领以四个族弟为首的20余位族人，每日清晨去中书省自请裁定。当时，朝廷虽然也有人上书要灭王门九族，王导也清楚，晋元帝不敢那么做。但是他仍通过各种渠道疏通关系，终于重新获得了元帝的信任，元帝赐其“大义灭亲，一代忠臣”的诏书，将国家大事重新委托给了王导。趁着王敦的叛乱，王导在朝廷中的地位反而变得更加稳固。两年以后，王导发兵灭了王敦，消除了危及平衡的大障碍。本来，王敦叛乱，王氏家族理应受罚，但是皇帝却做了非常处理：“王导大义灭亲，应恕其罪至百代之后。”王氏家族从而得以延续。
公元339年，64岁的王导去世。他先后担任三任宰相，自身没有任何积蓄，然而却以其独特的平衡策略，团结了各种社会力量，在风雨飘摇之中维持了东晋王朝的存在和社会的安定。而这，又不能不说是战乱之世的一大奇迹。
我们现代的管理者，在企业处于内忧外患时，如何保证企业的稳定并求得发展，王导的平衡各方势力的做法就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平衡力量不要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平衡术虽有效，但并不是谁都能用得好的，也不是对什么下属都能用的。管理中需要平衡术，但也讲究放手用人，如果将可靠的部下定为平衡的对象，用不可靠的人来“平衡”他，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们对三国时期蜀国的第二代君主、刘备的傻儿子阿斗都不陌生，但是对他于诸葛亮去逝后竟也用平衡术管理臣下恐怕知者甚少，只不过他的大脑实在被刘皇叔摔出了毛病，以致于他“平衡”的对象竟是忠心护国的姜维，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去世后，姜维回成都，升右监军辅汉将军，统帅诸路大军，加封平襄侯。与蒋琬、费礻韦一道总理军国要务。后来，蒋琬、费礻韦、董允相继去世之后，姜维成为蜀国的主要军事首领，带兵征战在外。
而此时，朝中后主刘禅不思进取，政治被陈祗、黄皓一班人把持。黄皓为宦官，与陈祗内外勾结，操持了后主。延熙五年姜维率兵出汉中伐魏，但又被魏将邓艾打败。姜维拥兵讨敌，连年攻战，又没有取得突出的军事进展，于是黄皓等人便开始在朝中弄权，排挤姜维。
后主怕姜维力量过大会影响到自己的安全，就想限制他的权力。为了钳制姜维，它重用黄皓，黄皓又重用马忠的部下阎宇，擢升他为右大将军，他们内外呼应，黄皓要用阎宇代替姜维。姜维也觉察到此阴谋，就在延熙六年上书后主并期望后主杀掉黄皓，后主答说：“黄皓只不过是一个奔走小卒而已，以往董允也切齿痛恨，我常常心中过意不去，你何必介意！”姜维见黄皓的关系网盘根错节，便缄默不再多说。后主饬命黄皓到姜维住处谢罪。姜维为了避祸，佯称到关中种麦，就引兵离开了成都。
由于黄皓的钳制、掣肘，蜀国前线一败涂地。姜维上疏后主说：“据说钟会屯兵关中，准备进犯，我们应派大将张翼、廖化分别领兵护守阳安关口和阴平桥头，以防患于未然。”但是黄皓为了抑制姜维，居然诓骗后主，假托巫鬼迷信之道，称敌军肯定不会到来，让后主放心享乐。由于失去必要的防备，魏军很快就攻陷成都，灭亡了蜀国。刘禅虽用了平衡术，但不得要义，乱加钳制，结果灭国亡身，自食其果。
善用“以下制下”之法
当对自己的下属有所怀疑之时，下属的下属倒可以成为一个能够利用的力量。
帝王对于权臣，除用分、隔手段削弱其权势外，还扶植新的权力中心，以削减、抵削原有权力的中心。这是“以臣驭臣”的办法。从中国历代宰相权限的逐步缩小和权力中心的不断转移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办法的使用。
封建时代，宰相是帝王的副手，“相”字本身含义即有帮助、辅佐之意。君相合力，共治天下，宰相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为帝王处理大量政务，君、相之间难免龃龉。善相处者，从大局出发，相互让步；不善处者，君、相驭事，不免酿成冲突。贤明宰相要约制残暴、昏庸之君；英武君主，容不得能力太强的相臣，加之历代相臣篡位者时有发生，帝王总是设法削弱宰相权力，王权与相权之间斗争几乎贯穿全部封建政治史。用牵制手段，以抑损相权，是帝王与宰相斗争的主要武器。
秦汉时期，丞相权力很大，用一语概括：丞相辅佐天子，助理万机，上至天时，下至人事，几无所不包，无所不管；丞相不但为国家最高官吏，还是辅佐皇帝补其缺失唯一人臣。秦汉时期，君主高高在上。君主若有差失，只有丞相能够谏阻，良相应当以此为己任。丞相对皇帝诏令如有不同意见，可以面折廷争，甚至拒绝执行。对此，皇帝很不放心。因此自西汉武帝以后，首先用尚书一职以分丞相拆读奏章的权力，继而提高太尉、御史大夫的地位，使之与丞相平级，并将此三职先后更名为大司徒（丞相）、大司马（太尉）与大司空号称“三公”，从而改变丞相无所不统的局面，将一相变成三相。至东汉，原先由丞相执掌的政务，全归属尚书台，三公徒拥虚名。
唐代承上启下，在前朝官制基础上，正式设立“三省制”。即由中书省掌制令决策，起草诏令；门下省掌封驳审议，对中书省所制定诏令如有不同意见，有权批改复奏，然后下达尚书省；尚书省负责执行，其下分设六部（吏、礼、户、兵、刑、工）分管各部政务。三省长官都可参与国计，均为事实上的宰相。同时，皇帝还可以让级别较低的官员，带上“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头衔，参与三省长官联合办公，这些官员亦可视为宰相。这样，秦汉时一个丞相所承担的政务，已由三个机关与十数名官员分别担任，以期达到相互制约的目的。
三省分权，可以相互检查，起到制衡作用，有利于君权对相权的控制，这是皇帝建立三省制的真实意图。但施行起来，颇多不便，互相牵制，不易推行政事，其弊端连皇帝本人也很难看出。所以，贞观元年，唐太宗任王王圭为侍中时，有鉴于此对王王圭道：“国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查。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人心所见互不相同，苟托难往来，务求正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比来或护己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心，知非不正。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卿曹各当循公忘私毋雷同也”。太宗此语，确实道出了三省分工的弊端。太宗用意，固在教育当官者，遇事“循公忘私”，既不苟公，又不固执，则国家政治可望清明。但皇帝此种教诲，还须从制度上予以落实，才能收到长久之效，因而有政事堂的设置。政事堂初置门下省，后迁中书省，为三省长官办公机关。
宋代将宰相所掌民政、军政、财政之权进一步分割开来，改由三个机构分别执掌，使之互相牵制：中央最高行政机构为中书门下，其长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参加政事，一般被称为正、副宰相，但实际所理政务只限民政；总理军务最高机构为枢密院，类似后世国防部，其长官枢密使又有“枢相”之称；中央最高财政机构为三司，总揽各地贡赋予国家财政，其长官三司使又称“计相”。三个机构彼此独立，互不相知。真宗咸平时期，田锡上书曾言：“枢密公事，宰相不得预闻；中书政事，枢密不得预议；以致兵谋未精，国计未善”。三机构严格分职，是宋天子集权于一身，其余政事，遂产生流弊。例如景德四年，中书命秘书丞杨土元通判凤翔府，而枢密院也在此时命之掌内香药库，两府不通气，宣敕各下，互相抵触。杨土元之任命发生矛盾以后，诏令从此时起，中书所行事关军机及内职者，报枢密院；枢密院所行事关民政及在京朝官者，报中书。于是二府行事，相互有个招呼。但是以后这种分职界限，渐被打破。
明仿元制，中央设有中书省，由左右丞相总理六部；地方设有行中书省，统管地方军事。这一制度就中央而言，大部分权力掌握在丞相手中，地方上行中书省权力也很大，这对皇帝朱元璋来说，很快感到威胁，不能容忍。于是，他首先从地方开刀，将行中书省一分为二，互相牵制，以承宣布政司掌握民政与财政，以提刑按察司掌管刑法，以都指挥使司掌管军事，互不统属，直属中央。凡遇重大政事，须都、布、按三司会议，上报中央有关机构。并对于中书省采取措施，即下令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政要事”，以此牵制中书省。中书省内部，设有左、右丞相，互相制约。不久，朱元璋借处理丞相胡惟庸谋叛案件之名，废除中书省与丞相制，将其权力归属六部，提高六部职权与地位，由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至此，皇帝权力之大，几乎类似秦始皇，君主专制已发展至顶端。
明代仁宗以后，内阁大臣权力渐重，品级亦有提高，皇帝用内廷司礼监代替自己处理政务，使之凌驾于内阁之上，以制约阁臣。清代对军机处权力，亦有种种限制。军机处官印收藏于“大内”，凡有须用印信时，必须奏事太监处“请印”，用毕即行归还；皇帝处理政事，除通过军机处外，还由皇帝与亲信密折往还，如有必要，皇帝可避开军机处，直接召见大臣“面为商酌，各交该衙门办理，不关军机大臣指示。”
当然，现代企业管理与封建专制制度下纯粹为了保住皇帝个人的权力的目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管理要以史为鉴，就是要从中汲取有益的养分，而不可良莠不分。
不要轻视“推”的作用
在管理活动中，“推”是一项经常运用的管理艺术。其基本含义是：在推行既定目标或新的举措过程中，对所遇到的诸多障碍因素不采取直接的消除措施，而是运用时空的自然跨度，促使障碍因素自我化解或消除，从而促成与团队意志相一致的行动。
不要把“推”的艺术同优柔寡断等同起来，与当机立断、果断处置对立起来。
“推”的艺术既有明确的目标，又有实现目标的行为。“推”的艺术的产生和运用，在主观上不是管理者的主观冲动，也不是管理者的无能失控；恰恰相反，是管理者全盘把握、合理控制的高超策略和审时度势的能力在行为上的集中反映。
“推”的艺术运用范围十分广泛，大到战略问题，小至一次谈话，长到一个时期，短至几分钟，甚至几十秒钟都可以成为“推”的艺术运用的时空。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产生、成长、暴露的过程，任何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一定的主客观条件。
管理者判断一个事物可以不可以“推”，主要是看这一事物的发展规律是否得以显现，解决这一问题的主客观条件是否成熟。“推”就是选择最佳时机、最佳环境。
当有人提出某件事情要求处理时，你对这件事情一无所知，情况不明，难以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处理，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简单地给予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这时可以说：让我了解一下情况再答复你。
“推”的目的是为了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然后再做决定。
遇到下属职权范围内的事情时，如果下属能够自行处理，管理者不要越俎代庖，取而代之，而应“推”给下属。下属没有把握或感到无力处理的事情，领导者也不应急于处理，可先让下属拿一个处理意见，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指导和纠正。
当某人面临某个问题或某种情况，需要正确对待，思想认识也有待提高时，“推”就用于等待提高认识。
管理者使用“推”的艺术，有其自身内在需求和运用范围，不可不看条件和对象乱用。否则，会如同守株待兔一般得不偿失。
运用“推”的艺术要根据客观实际，灵活地采取适当的方法。管理者对推行意图过程中的问题不太了解，不熟悉，或是所遇到的矛盾非常尖锐，或是在讨论会上一时达不成一致意见，抑或通过的人数超过不了半数，或是员工和下级对领导的管理意图暂时不能服从，诸如上述问题就要采取“悬球法”，把问题搁置起来，放一段时间，待眉目清晰，相异之处有了统一的基础，再行处理。
在管理团队或下属中，常常会遇到一些个性突出难与他人相处的人，或固执古板，或举止粗俗，或恶语伤人，或针锋相对，会使管理者陷入无谓的纠缠中去。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取“推”的手段，让时间和事实说话。
管理者在工作中，首先要看事实，视事而定。一定要分清事情的轻重缓急，对急需处理的事情，就应立即处理，不可随便硬推，推了不仅要误事，还会影响你与当事人间的关系，你把他推出去，他对你肯定会有意见。他去找别的管理者，别人又会认为你在推卸责任，进而影响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因此，该自己办的事，不要推给别人，该现在办的事，不应拖延时间。
“推”还要看对象，因人制宜。有些问题的处理，还要因人而异，要考虑到当事人的个性，看其接受程度如何，“推”能不能取得预期效果、达到“推”的目的。如果当事人接受不了，容易产生逆反心理或误解，加深矛盾，甚至会引发新的问题。比如，性急的人不到黄河心不死；鲁莽的人，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差。遇到这种现象，最好不要推，推了会使矛盾加剧，甚至激化，产生难以想象的不良后果。
再次要看火候，适可而止。有的事情可以“推”下去，一推到底，不言自明，自生自灭。有的事情“推”到一定程度就要适可而止。因为事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不断发生变化。
因此，“推”不是放手不管，一推了之，而要密切注意观察其发展变化情况，把握好火候，适时进行处理，以期达到适时适度、恰到好处，妥善解决矛盾和问题的目的。
在管理工作中，“推”只是可以运用的工作方法之一，不可不分青红皂白，随便乱“推”，而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尔后选择“推”还是不“推”，“推”到何时何样，才能更好地解决矛盾处理问题，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