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同《中华英烈》副主编秦晓鹰谈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问题时认为，当时有两个层次，高层次的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当然是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一般年轻人多是接受的爱国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夏衍说，当时的主义很多，一个是无政府主义，一个是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又有几种：有欧洲的，有日本的新村主义。后来毛泽东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
夏衍说，陈望道赶到上海和李达筹备共产主义小组，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在1920年，真正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并没有翻译过来。30年代，主要翻译的是斯大林的书。毛泽东在延安所看的马列主义书籍，最主要的是《联共（布）党史》。
1930年李夫带王明到上海，搞的完全是斯大林的东西。
夏衍说，我们搞革命学的是列宁的东西。马克思提出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之后可以搞社会主义。列宁提出在资本主义落后的俄国可以搞无产阶级革命，这点是违反经典著作的，但是是正确的。夺取政权以后怎样才能走到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里都没有，有的都是列宁的。列宁有两点是可以推敲的，一是提出“垂死的资本主义”，把革命胜利估计得太快太容易。二是把社会民主党当作最凶恶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