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人们还是要锲而不舍地盖房，勒紧腰带省吃俭用地盖房，东挪西借求爷告奶地盖房，互相攀比你追我赶地盖房。房子的外表越来越光鲜，贴瓷砖、盖琉璃，但里面却空空如也，甚至多年都只是水泥地。有些人财力不足，没有钱做外墙装修，也要建上三四层，家里什么都没有，“家徒四壁”，一年到头也没有几个人住。而每盖这样的一层楼，七八十平方米毛坯，按今天的工价材料价，至少也是五六万元打底。
我总纳闷，这些钱，为什么不省下来把有限的房屋空间收拾得更温暖舒适干净整洁些？为什么不把钱积攒下来留给孩子读书创业，或者帮助孩子在他所工作的城市做首付按揭买房呢？
像这样产权不能分割的房子，将会很快成为房地产市场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淘汰品种，取而代之的是更为舒适、小巧，更容易交易、处置的套房。豪宅除外。大量的现有自建房名为有天有地，实则鸡肋而已；既极端浪费，也极不温暖舒适。除了留守乡下的父母辈自住几间，其他时间大部分空着。买卖时必须整栋买卖，随着小家庭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整栋买的人会越来越少。它也无法实现后代间的合理分割，后辈们不能根据需要及时处置属于自己的那部分产权。
同样的房子，城市房屋比乡下房屋还略有优势：一是可以部分出租；二是可以和银行进行抵押贷款。至于乡村，在我眼里已经是满目“繁荣的废墟”！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转移和减少，未来农村很快将衰败下去，那里的房子将不再有现今的价值，或者说，有价无市，恐怕城镇和部分县城也不例外。
更有甚者，但凡儿女稍有点出息的，家中的老人都会雄心不改，明里暗里呼唤：回来盖房，祖屋不能荒，某某邻居都盖房了！你得有异常坚强的神经，才能抵挡内心“不孝”的嘀咕！
近几年，随着城市化的脚步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在感叹“乡村沦陷”，但是在我看来，中国的乡村，至少我看到的房屋越来越漂亮的中国南方乡村，事实上从来没有“崛起”过，它的文化和精神，与近百年前赛珍珠写的《大地三部曲》里的各色人等没有任何两样。人人都麻木无知地生活在别人的评价和世界里，没有人能够谛听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人人都按着本能和惯性生活，没有人思考人与世界、与时代的关系；人人都以自我为中心，不知道也不思考别人会怎么样、未来会怎么样。物质再繁荣，精神和文化也是巨大的空洞。甚至，物质繁荣本身也是假象，因为没有内在的精致、精细、精美、精微、精到。这是粗鄙文化造就的“贫穷的富饶”、“繁荣的废墟”！
听说，日本北海道的小房子，小小的，各不相同，而且整体都非常整洁，几乎没看到过死角儿，哪里都拾掇得干干净净。今年春节回家，最温馨的一幕是在一家咖啡厅，小小的包间，两排沙发对座，五六个人，一壶茶，几碟干鲜果盘，开着空调，朋友们来来去去，一屋子的温暖与温情。
小，是美好的。
布鲁代尔在谈论历史的时候，认为文明有一个最高核准权，经济力量再强大也无法完全征服精神生活，文明的最高核准权最终还是在精神层面。最终，是无的力量在决定有的质量。智者寥寥数语，往往有洞穿千年的光芒，让人不由得不信。
中国城市化的陷阱
2012年2月9日，中国首部国际城市蓝皮书《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2》指出，中国大型城市正步入“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
《蓝皮书》认为，到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了51.27%，首次超过50%。从统计学意义上来看，中国已成为一个“城市化”的国家。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5%。这期间，1.5亿中国人将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换。尽管这是按照常住人口来统计的，即将在城市生活半年以上的农业户籍人口也计算为“城镇常住人口”。但是，这些群体的“城市化”劳动与生活仍是常态性的，他们真实地支撑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与此同时，大量的人口往中心城市集聚，加速了大型城市的资源压力。
《蓝皮书》指出，从我国地方发展情况看，各大城市发展阶段参差不齐，但是都在步入郊区化、大都市化的关键阶段。在此阶段，城市人口快速膨胀，由于人口和城市布局缺乏预见性规划，城市基础设施承载力严重不足，带来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秩序紊乱、运营低效、行政区划分割等一系列问题，这些因素都制约着城市的持续发展。未来一段时期将是我国“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城市病”将成为影响城市和谐稳定的隐患。由此，加强城市治理刻不容缓。
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大城市的“城市病”集中爆发？一种观点认为，是大城市人口发展过快导致，于是大城市应该不遗余力地限制人口增长。我们过去持的就是这么一种观点。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观点。正是这种观点及其制度导致了今天大城市病的集中爆发且愈演愈烈。
在城市化进程中，我们过去的主流观点和制度是极其落后的，这种观点和政策认为大城市资源有限，必须限制人口增长，甚至对人口增长幅度定出控制性指标，导致城市交通、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于人口增长，并导致“城市病”集中爆发。然而此后，这种观念和制度丝毫不检讨自身的过失，反而一味将“城市病”的原因归结为人口增长过快，导致恶性循环。
就以北京为例。北京市“十五”和“十一五”规划都在试图严格控制新移民。《北京市“十一五”时期水资源保护及利用规划》就“根据水资源承载能力分析”，确立“每年净增人口不宜突破20万人”的行政目标，“十五”规划也是每年人口净增长不超过20万人。但是这两个五年规划过去，北京市常住人口从不到1400万人，到2010年底2200万人，人口净增加了800万人，平均每年净增80万人。
按年增20万人的控制标准来进行基础设计建设，却要承载年增80万的实际人口，“城市病”不爆发才是咄咄怪事！
大城市人口控制是个不可能的任务，“城市资源承载力”也是个伪命题，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在控制大城市人口并盲目、过度地发展中小城镇的道路上气宇轩昂地阔步向前，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少“临城市病而不乱”的勇气，而是因为我们无知无畏。
2012年2月下旬，国务院发布通知要求对于户口迁移政策实行分类，在县级市有合法职业和住所，即可落户；在设区的市有合法职业满三年可落户。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通知》仍然要求继续控制直辖市、副省级市和其他大城市人口规模。可谓一条道走到黑，不知道到底是“明知不可而为之”，还是因为根本不知道城市发展的规律是什么。
正是在落后、无知的观念指导下，今天的中国化正面临着两个巨大的陷阱：一是过度发展中小城市和限制大城市；二是只见物不见人，城市化进程中不保障人的权利和自由，导致社会底层的上升成本大大提高。
中国的城市化，不能只看到现行体系的统计数据。2011年末，城市化率达51.27%的数据，是包含6个月以上的“常住人口”，如按户籍人口统计、扣除候鸟般在城市没有根的农民工，实际城市化率不到35%。2.2亿左右的常住人口根本没有融入城市生活，没有公平享受教育、医疗、就业等福利。中国的城市化率实际不到35%，暴露出的问题就已经如此严峻，还有三分之二的城市化进程，再不改邪归正，还不知道会闹出多大的事！
中国的城市化，应该回到尊重规律、尊重人权、保护生态的正确道路上来！否则，“城市病”病入膏肓，权利贫困制造阶层对立和仇恨，为时就晚了。
中国城市化的陷阱，就是违背规律，过度控制大城市化，同时又在中小城市进行着城市化大跃进。
当代中国城市化的最大特点，是国家一直在鼓励中小城市，俗称小城镇化发展战略，却在限制大城市的发展。这是一种从根本上违背城市发展规律的做法，却被坚持了长达十多年之久，而且至今不见改弦更张的趋势。人们不遵从人聚财聚的基本规律和逻辑，却在一相情愿地认为用物质堆砌筑好了鸟巢就一定能够引来凤凰。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显示，2001年至2007年，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增长了70.1%，人口增长却只有30%。在大城市发展一直受限制的背景下，这一数据足以说明，中小城市大跃进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这样的城市化，只见人们大肆圈地盖楼，却不见生机勃勃的人，有很多地方形成巨大空城，浪费了资源、破坏了环境。
因盛产优质煤而人均GDP一跃超过香港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花5年时间、耗资50多亿元打造了一座面积达32平方公里却几乎无人居住的康巴什“鬼城”，昆明呈贡新城也几成空城，内蒙古清水河县十年建设留下“烂尾城”。全国各地的征地和造城大跃进，大同小异，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除了政府直接唱主角的新城建设，一些貌似以市场为主导力量的“造城运动”也每每唱出一幕幕的空城计。
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2010年7、8月间，用了多期节目报道了北京、天津的空城计。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在距离大城市中心城区50公里之外的遥远区域造城，不知道准备给谁住。比如红磡领世郡——天津赫赫有名的明星楼盘，它虽然只是个住宅项目，但占地面积，比天津市中心的和平区还要大，相当于8个天安门广场的面积。小区占地5000亩，居住人口可以达到6万到7万之间，住房套数在两万套左右。在距离天津市中心30公里的东丽湖边，一个占地4095亩的区域就是天津东丽湖万科城，这个项目依东丽湖而建，占据了整个东丽湖北岸。是万科开发的最大一个项目。规划3万户，15万人，独栋别墅、联排别墅、洋房、小高层，各种业态一应俱全。
这些项目一手房都已经基本卖光，而且已经入住，但是真实入住率低得惊人。然而，比起被誉为“亚洲最大别墅区”的京津新城，上述项目只能是小巫见大巫。该项目位于京津腹地，南距天津50公里，车程50分钟，西北距北京120公里，车程一个小时，东距唐山105公里，总规划面积25000亩，相当于33个天安门广场，5个颐和园。按照规划，这里将有8000座别墅，可供50万人生活、居住、娱乐，是亚洲最大的一个别墅区。五星级酒店、27洞高尔夫球场、马术俱乐部、商业区、温泉度假村在这里一应俱全。
5年的时光，合生创展集团在天津宝坻这片远离尘嚣的土地上营建起1000座高端别墅，而这尚不及京津新城总体规划开发量的1/10。而入住率更是只有10%，空置率高达90%，俨然一座空城。
北京周边的情况也是彼此彼此，大兴、燕郊、昌平这些远郊区，大规模开发的小区，入住率不到三分之一的并不鲜见。如大兴龙熙顺景、永定河孔雀城等。
一个个空城已经出现，但是造城者的热情却并没有减退，其中不乏大品牌开发商的强力介入。还是在天津，一个叫“星耀五洲”的项目计划占地4100亩，在7000亩水面周边建设约300万平方米的建筑，计划将五大地块，设计为功能多样、个性鲜明的五大洲板块。《时代周报》2011年12月的一则报道说，星耀五洲项目地价款62.9亿元，两年半的销售额不足50亿元。
这就是不顾市场规律的长官意志必然受到的惩罚。
我们在城市化的战略指导思想上出了问题，对于规律的研究和准备不足，对于有着强烈自发需求的大城市化过于谨慎甚至害怕，导致各地纷纷出现“反城市化的城市化”——最该城市化的大城市及其周边土地和基础设施供应不足，人口准入的门槛奇高甚至没有公平透明的准入标准，比获得外国国籍还难；不该城市化或者说市场本身没有城市化需求的偏远地区却搞城市化大跃进。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黄亚生教授的研究表明，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所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从1996年到2007年，也即在中国的城市化突飞猛进的时期，中国内地中型城市的人口密度实际是在降低的。这也证实了我的一个基本判断：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伴随着一线大城市、大城市群、大城市圈的迅速崛起，我们的一些中小城市则是要不断衰落的。
可以想象，在各地方政府拔苗助长式的城市化大跃进中，我们正在为未来埋下极大的风险，这个风险将表现为土地和房屋资源的极大浪费，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能在这场千年未有的城市化运动中存活下来，如果违背市场和自然社会的发展规律，你追逐得越快、越热烈，可能死得越惨、越难看！——透支了大量地方财政和百姓未来的收入，摧毁了城市原有的文化和精神谱系，打乱了百姓世世代代传承有序的正常生活，建起的却是一堆堆毫无生机而且注定要被淘汰、被风化的钢筋水泥丛林！
中国城市化的第二大陷阱，是见物不见人，在控制大城市过程中严重漠视甚至公然侵害公民权利，使城市和乡村之间失去正常的连接纽带，使儿童权利受到严重侵害，使社会底层和中上层之间失去足够的弹性空间。
表现之一是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户籍管制和儿童权利保护落后，儿童不能在流入地平等地上学和高考，导致了问题严峻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问题，他们的教育和权利贫困，为未来社会埋下严重隐患。全国妇联2005年1%人口抽样数据显示，当年全国14岁以下的留守儿童已高达5800万。在全部农村儿童中，留守儿童比例达28.29%。如果按照联合国标准，18岁以下都算儿童，绝对数字还要更高。国务院《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显示，2005年，全国范围内不能在当地平等就学和高考的流动儿童已达到2000万。
各方数据和调查显示，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要么亲情缺失，要么权利缺失，心理负担重、学业较差、易受侵害、违法犯罪倾向和行为明显高于正常的普通儿童。
表现之二是丝毫严重漠视新生代移民的居住权利，越是流入人口多的大中城市，越是攻城略地，大量斩草除根似地拔除城中村，使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的新移民失去落脚点，既阻碍着底层人口的正常上升，更有可能因此阻碍流动人口的子女和父母在一起生活的法定权利实现，加剧代际贫困的世袭与传承，为社会制造不平等和动荡的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