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种市价准则被运作在全国2860个县之间，因而这种竞争的程度以及广度可想而知。这样去看，在如今的中国大地，不仅有着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运作在个人与个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市价准则，而且还有一个运作在各个地区政府间的市价准则。这种地区间竞争不仅为中国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同时也带动了传统层面的人与人以及企业间的竞争。这种运作在地区间的市价准则在任何一个国度都不曾发生过，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有着如此快速的财富增长了。
综上所述，中国模式最简单明了的解释就是政府公司化。在政府公司化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不仅可以将土地价格变为负数，也可以压低当地的环境、劳动力、社会保障、劳动保护价格，形成“廉价环境、廉价劳动力优势”，形成“以资为纲”的法律与政策环境，形成“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法律落不到大地上”的奇特发展格局。
中国模式的另一个特点是发改委主导了项目审批权，导致各地方都“跑部钱进”纷纷去争项目。而发改委的背后其实还有更大领导的长官意志。这其实还是计划经济那一套。中国要实施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我看先要撤销发改委。
政府竞争僭越甚至代替了企业主体之间的市场竞争，其结果是市场信号被严重扭曲，导致一些过剩行业被扶持，形成产能过剩；一些亟须发展的行业却有可能被打压。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2012创新中国高峰论坛上演讲时说，过去政府总是把它认定的最好的企业扶着，叫做“慈父主义”。其实这是害了企业，第一是害了这个企业，第二是它对一个企业给予倾斜，其实就打击了其他的企业，也许你扶起来一个企业，但却扼杀了成千上万个企业。
中国模式的发展陷阱
过去三十年中国模式的核心，就是强政府、弱社会。政府职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公司化，直接与民争利。经济结构以出口和政府投资、政府消费为主导，民间消费和创新无力。过去这些年，经济学的主流的确是更多地注重了效率而忽视了公平；更多地关注了经济数字的增长而忽视了能源的过度消耗以及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更多地关注了增长而忽视了包括产权在内的各项公民权利；更多地关注了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忽视了百姓的幸福冷暖。北京工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胡俞越说：GDP这东西，对于中央来说，是绩；对于地方来说，是地；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屁；GDP有了新翻译：绩地屁。
以各级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方向为特征的中国模式，只要政府下定决心，速度就很快，比如拆迁速度就比印度快得多，但它破坏的速度也很快，它的陷阱也非常多。
一是土地、能源、金融、劳动力、环境等资源要素价格全面扭曲，导致资源错配和结构失衡。比如，要素市场扭曲促成了“虚高”的出口竞争力和过高比重的资源消耗产业。
二是政府掌握了极大的社会资源，而且这些社会资源又可以通过市场变现，导致官员短期行为取代经济长期行为，公权私有化严重。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中国权力交接班面临的挑战》一文中指出：“从中央到地方，越来越多的领导人缺乏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利益规划，做什么事情都是围绕自己任期内的利益。地方更是这样，他们对地方的长远利益根本没有兴趣，只为了自己的政绩而搞出很多政绩工程，大量浪费资源，很多地方，几代人的资源一代就消耗完了。”
三是国富民贫官富民贫的格局固化。《人民日报》2012年11月4日一篇文章称，2002年到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均增长1.8倍；此10年间，央企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至28万亿元，增长2.9倍。GDP从10多万亿元，到接近50万亿元大关，增长4倍。文章没有说的是，大部分人的平均收入“被增长”了。同时，比居民收入增长更快的是财政收入增长和物价上涨。2002年，全国财政收入18904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收入10389亿元），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十年增长4.49倍；即使2012年遭遇全国性的经济不景气，但财政收入仍然上涨。2012年7月15日消息，财政部7月13日宣布，2012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63795亿元。这一数字是2002年全年全国财政收入的3倍多。2002年全国平均商品房价2130元/平方米，2011年是5381元/平方米，十年上涨1.53倍——而且计算房价上涨要考虑房子越到后来越远离中心城区的因素，因此同类房屋实际上涨至少在3倍以上。经济增长到底是为谁增长、谁的增长？不言而喻，数字最直观。
四是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当代和代际成本都由普通百姓承担。
五是计划经济的“慈父主义”破坏竞争与创新，这个上面部分已经提到。
六是出口导向导致的国内通胀越来越严重，成为老百姓巨大的负担。这一切导致现有模式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来越低，负面作用越来越大。也就是边际效用迅速递减而边际成本迅速升高。正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家许小年所说：“中国早已进入收益递减规律效应明显的阶段。中国投资的规模越来越大，但是投资所带来的增长却越来越少。”也正如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说：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用出口和投资需求来弥补内需不足、消费需求不足。这样一种办法在一段时间里面取得了效果，特别是在1994年的外汇改革以后。但是到了本世纪的初期，这个起弥补作用的出口导向政策所造成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它正面的作用在消退，而负面的作用在积累，于是在近年来这个问题就变得越来越突出了，不管从微观经济方面，还是在宏观经济方面，所积累的问题就变成了我们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强大的阻力，比如资源的耗尽，生态环境的破坏，一直到投资率不断的上升。
政府主导型经济导致周期性经济震荡。在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周期性经济波动一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典型特征，并且决定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事实上，以政府为主导而不是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体系，由于大量要素资源价格被政府的强力人为扭曲，经济波动更频繁。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周期与政府换届一直保持着明显的相关性，不惜代价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不协调的增长方式，带来的是经济的无效和频繁调整。
过去30多年的经济高增长基本上是靠投资拉动尤其是政府的投资拉动，其中充斥着被一些学者称为“腐败型投资”的政府投资项目。所谓腐败型投资，指的是投资不是按照经济规律来办事，不考虑投入产出比，投资目的不是为了增值，不是为了税收和百姓福利增加，而是为了官僚小集团乃至个人政绩服务。这也就是老百姓所谓的“政绩工程”。根据世界银行估计，“七五”到“九五”期间，中国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损失大约在4000亿到5000亿元。以“国际化大都市热”为例，目前中国的600多个城市中，竟有183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
各种政府投资都有可能明里为官员捞取政绩暗里为官员中饱私囊铺平道路，形成典型的权贵资本主义，导致财富迅速向权贵资本集中。
政府主导型经济在一些地方已经变成了典型的双向掠夺型经济：一方面是掠夺自然和资源，大量圈地却抛荒无数，或者留下半拉子工程，或者工厂竣工之时即是其停工之日，土地价值无法得到充分挖掘和利用；另一方面则是对普通百姓的掠夺。野蛮征地、野蛮拆迁业已成为基层官民的最主要矛盾。
我们现实中的市场，是被政府的力量强力渗透的市场，是一个诸侯割据的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中，市场的主体发生了扭曲、市场的价格发生了异化、市场的机制已经部分或完全失灵，最后必然导致某种程度上的“权力路径依赖”，即：权力造成的问题不可能通过市场手段来解决，而只能依赖更高一级的权力来解决。
真正的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没有确立，地方政府对微观经济的插手可谓易如反掌。在这种情况下，权力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就如吸鸦片一样上瘾。土地可以低价、无偿甚至负值转让，企业的投资相当部分最后可以通过地方政府“命令”国有银行贷款来获得，企业实际上是在借鸡生蛋。瘦死的母鸡肥硕的蛋，生的蛋是企业自己的，母鸡却是社会公众和中央政府。所谓的市场主体和市场价格，其实都是被严重扭曲的。根本不能反映市场的本真状态。
但是，市场的最终作用总是要发挥出来，这只是一个迟早的问题。一旦产业链的高端（消费端）发生“崩盘”，整个产业链的全面崩溃就在一瞬之间，谁也逃不出“一哄而上，一哄而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命运。而最后为此收拾残局、承担风险的，不是“市场主体”，而是全体国民和中央政府——那些被从银行借钱的“债主”。这样的“市场投资主体”和地方政府，怎么可能通过市场的力量扼制其投资、逐利的冲动呢？
“通胀—治理整顿—再通胀—再治理整顿”实际上是政府主导型经济自身不可避免的恶性循环，而权力主宰市场导致的“权力路径依赖”，又进一步反过来扼杀市场主体的培育和市场机制的完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一直都有过热倾向发生，从80年代各地竞相上马彩电、冰箱等家电制造业，到90年代汽车、钢铁成为投资热点，再到2000年开始直到现在的以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工程为代表的“高新”项目成为各地竞相争夺的焦点和招商引资的重点，再到今天的钢铁、电解铝、水泥三大行业的投资热和房地产热。产业不断“升级”。接下来是高铁和光伏产业。
周而复始的经济震荡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呼唤：政府应该退出市场，否则周期性经济波动无药可治。
政府主导型经济只讲投入不论产出。所有的投资都要讲资本回报，唯独政府投资例外。因为花别人的钱不心疼，花别人的钱做自己的事最不心疼。高铁投资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为了短期政绩，借着中国人多地大，开创了世界历史上高铁大跃进的“奇迹”，2008年的4万亿元投资刺激，相当一大部分直接用在了高铁建设上。但是结果如何？大家都看到了，高铁技术像扶不起的阿斗，一个闪电就让它车毁人亡；铁道部门的腐败却层出不穷，从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到原铁道部长刘志军，腐败级别动不动就百亿元计。很多人只看到高铁后面的安全事故，像2011年7月23日一样惊天动地，但更加无声无息也更加惊心动魄的，是不少高铁因为价格太高空荡荡没人坐，是全铁路系统连年亏损，但全国人民已经为它背上了至少2.3万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债务，仅此一项，13亿中国人平均每人为它背了1770元的债务，而且这个债务还会随着一些高铁工程的上马以及利息的增加而不断增加。
互联网、城市化、高速铁路将深刻改变中国，这点毫无疑问。但是今天的我们对高铁建设不计成本地大干快上，同时又不考虑乘客的实际需求与承受能力，形成既不对投资者（实际上是全体纳税人）负责、又不对消费者负责的畸形怪圈。
俗话说：花别人的钱最不心疼。不少政府投资都是这样乱套的：用的是纳税人的钱，不惜成本和代价，甚至大幅度提高成本和代价（因为腐败成本也要计入其中），却既不用考虑投资风险，也不用考虑公共服务。市场招标通常是价廉物美者得，而政府招标却基本上都是价高者得。这种情形下的大量政府投资，事实上变成了少数人名利双收的“面子工程”和少数利益集团的“腐败型投资”，甚至是为投资而投资，一切只为了创造腐败机会。铁道部一部挂名张艺谋导演的五分钟的宣传片，业内人士认为十几万元就可以制作成功，却花了1850万元天价。据参与宣传片拍摄内部人士透露，除张艺谋收取250万元酬劳（税后）外，该宣传片实际制作费（含税）也就六七百万，剩余700余万元被拿了回扣。
这么一看，该宣传片的总费用里，第一是回扣，第二是税，第三是张艺谋的片酬，第四才是制作费。你可以想象，在一些政府投资中，腐败的成本有多高。而腐败的程度，只能用“疯狂”二字来形容。
少数人摄取经济成果，多数人为环境和通胀买单。政府主导的经济一定是少数人主导的经济，这种经济形式一定会导致决策收益少数化、决策成本外部化，进而导致少数人摄取经济成果多数人承担改革和发展成本。中国模式的最终体现，就是少数人摄取经济成果多数人为环境和通胀买单。
不顾一切求发展，人人追求短期利益，导致中国社会阶层的分裂：上层在刮地三尺的掠夺性发展中杀鸡取卵式地榨取社会剩余价值，然后快速逃离；中层在通货膨胀中不断向下坠落；下层和子孙后代则被迫陷于自然环境和人心败坏的恶劣环境中苟延残喘。整个社会缺乏凝聚力与社会共识，离心离德，环境破坏、道德沦丧。社会底层不仅要承担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的成本，还要承担环境污染和破坏的隐形成本。而且，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地污染的最终成本也要由全民共同承担，它由此导致的食品安全问题是整个国家和民族不堪承受之重。上层社会固然可以通过进口食品部分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但中下层社会显然不具备相应的支付能力。
中国模式长期的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也带来了全社会的通货膨胀问题。吴敬琏在2012创新中国高峰论坛上演讲时说，我们用来矫正内需不足的出口导向政策，一方面它的效益在衰退，另一方面它的负面影响变得越来越严重了。它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外汇存底越来越多了，它在宏观经济上造成的影响就是货币超发。现在我们有3.5万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这是用25万亿元的中央银行货币买来的。而中央银行货币是一种高能货币，在中国，中央银行货币的货币乘数大概是4左右，这就意味着为3.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创造的货币购买力大概是10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这100万亿元人民币开始时表现在我们资金充裕，可是它经过一段时间的滞后期，就表现为资产价格、房地产价格飞涨，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就表现为通货膨胀显现。
经济高增长的背后可能是财富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经济增长和财富增长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一点很多人不加区分。在经济活动中，财富增长和财富转移都可以体现为GDP的高增长，甚至很多时候，财富净损失也可以体现为GDP的高增长，比如环境污染和破坏，比如拆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