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追随沈先生工
我求教的次数多了，和沈先生交谈的也多了，知道“文化大革命”中他因所著的《中国古代服饰资料》被定为歌颂帝王将相的大毒草而被批斗、抄家。这是奉周恩来总理之嘱而编的，作为国家赠礼的书。知道先生1949年后无奈的改行，也体会到先生担心对二十多年新开辟的领域再次面临无所适从的心境。“不管怎说搞出来对年轻人以后会有用的！”就这样，他并不在乎这种逆境，认准的路一往无前，当好一个合格公民是他给自己定的目标，他对国家的明天充满希望。
沈先生是用事事物物的形象来具体地研究历史的。“文革”前是历史博物馆的陈大章、李之檀、范曾协助他完成工作，“文革”开始后，种种主客观的因由，他们都忙自己的去了。从干校返京的沈先生工作困难随即增多，我这个学绘画出身的自觉能力不够，沈先生鼓励我：“试试吧！”于是就从河北三盘山出土西汉错金银铜车马器上的六只狗熊的摹绘，开始了我追随沈先生的学习。为工作便利，先生想把我调到身边工作，在征得历博的默许后，我想尽办法才得到原单位批准可以调动（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工作要服从组织分配，一个人毕业后分配到的工作一般都是终身制的，若不服从，后果是难设想的）。历史博物馆在审查了我的工作能力后，也决定破格录用。政审后就在我上班前，原历博保管部主任李石英先生跟我谈话告知：“同意调你到博物馆，但是不能跟沈先生一起工作，你工笔画得不错，以后就在馆里摹古画吧！”我选择了拒绝，我不能让老人寒心。拒绝调进历史博物馆，我把自己变成了悬空人物，原单位已停薪停职，没工作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但这一段也是我辅助沈先生工作进展顺利的时期，“熊经鸟申”“扇子的应用与衍进”……都是这时期完成的。有半年时间沈先生每月个人资助我二十元钱，帮我解决生活问题。实不得已，沈先生请王先生帮我调进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我除了协助沈先生绘图以外，从1975年8月，又开始了我从事至今的针对纺织品、服饰的纺织考古发掘、保护修复与研究工作。
记得1974年夏季天气极闷热。7月酷暑中我竟发起了高烧，午后昏睡中，听到被婆母盘问的客人说话的口音怎么像沈先生，爬起来一看，真是他老人家，下午两点烈日当空，脸红涨涨的满头汗珠，右手还挎着个四川细竹篾编的篮子。笨拙的我光顾落泪，竟忘掉接过那沉甸甸的篮子。我今天未到东堂子胡同去，沈先生猜度我是病倒了，带来那多水果、维他命C和鱼肝油……穿北京东城、西城跑到海淀区来看我。沈先生到来，我才知道原来汪曾祺先生只和我家隔一条马路，对面几可相望，且和我家先生是同事。也就是那一次沈先生和汪先生来过我家，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发愿，今后绝不再缺勤。后来调进考古所，我和王每天下班后都准点到达东堂子胡同沈家那间小屋，像从事第二职业一样。《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先生指导我画的三四百幅小图，就多完成在这时期。
那些年沈先生常带我去故宫武英殿、历史博物馆或民族文化宫……看展览和查阅资料，每天挤公共汽车，我常因为帮沈先生找座位而挨批评，沈先生说：“别人工作一天了很累，你不准打扰人家，我习惯了，没关系。”我陪沈先生收集资料，也认识了许多工作上的朋友，使我以后的工作受益匪浅。
抹不去心头的阴影
1975年夏的一天，沈先生又带我到历史博物馆，在二楼美工组那走廊似的工作室，看见一个人正在画诸葛亮像，先生过来他没有言声，先生就说：“不要照这刻本上摹，这巾不大对。你是代表国家博物馆在画，要研究一下当时‘纶巾’的式样……”不料，那人说：“你不要在这指指点点，你那套行不通了！”那人背靠旧沙发，翘着二郎腿上下抖动着，夹着香烟的左手冲沈先生边点戳着边说……一幅桀骜不驯的模样。先生气得面红耳赤，我搀扶他的手觉得他在发抖。先生无言地盯视着那人。看着那副玩世不恭的冷面，我拖着先生朝前走：“您怎能跟这不懂事的人真生气，他是谁呀？”
“范曾。”
这就是我和范曾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我知道当年因他的狂傲得罪了叶浅予先生，毕业分配被发往边寨。他为了前途，用心用信，使得从不求人的沈先生为了美院的这名毕业生，找美院朱丹（原中央美院院长）和叶浅予（原中央美院国画系主任）这些老友求情，未果，借总理批示服饰图录课题，要范曾和夫人边宝华到自己身边协助工作，最后历博费尽周折地终于把他调给了沈先生，范曾和夫人边宝华留在了京城。与范曾晤面目睹的那场面，我痛彻地感觉他就像我儿时即知道的向东郭先生求救的那条中山狼。我为先生委屈，我看着先生多日都恢复不过来的情绪难过。迫于某些缘故，范曾在文章上辩解说没有这回事。“文革”那段不正常时段过后，他也跟人讲过：我和沈先生只是思想认识的分歧……但无论怎样，也抹不去沈先生心头的阴影，他再不愿提这个人。我佩服范先生的聪明和才学，但总也挥不去他当面羞辱沈先生的恶劣影像。借这篇小文我替沈先生述说这个经历，为鸣不平。人在任何时候有些事情都是不该忘却的。
我因办理工作调动认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刘仰峤先生（原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在交往中，我和王先生经常选一些沈先生研究的各种物质文化史小专题给他介绍，譬如“扇子的发展与衍进”“熊经鸟申”“狮子在中国”……仰峤先生尤其感兴趣的是，西汉医学家华佗所倡导的人摹仿虎、鹿、熊、猿、鸟的动作和姿态来活动，以增强体质、防治疾病的“五禽戏”。这种健身导引术，即吐故纳新的“熊经”，反映在西汉壁画、画像石、铜镜、金银错器物上，沈先生通过对这些“熊”的各种姿态排列进行比较研究，具体形象地介绍了这种古代的体育文化。记得仰峤先生边看边有兴致地摹仿，说：“像太极拳，这研究太重要了，有意义……”这样，自1975年始，他逐渐知道了沈先生工作境遇的不利以及沈先生所开展的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所以越来越关心，后来留下了沈先生部分研究专题图文，要正式和胡乔木（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谈谈，看能不能设法给创造工作条件。
时值“文革”末期，社科院的科研条件也困难，“先请菩萨后立庙”是当时社科院发掘优秀科研人员的抢救人才政策。终于，1978年，沈从文先生正式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刘仰峤二位领导让沈先生提出工作要求和生活上的困难，院里可以帮忙解决，沈先生只提了两条：
一、望将王、王亚蓉调到身边协助工作；
二、找个地方集中整理出版周总理嘱编的《古代服饰图录》（这是在历史博物馆时的定名）。
沈先生对自己家中因“文革”遭遇的种种困难只字不提。他曾说过：“个人的小事怎能提？”
任何困苦磨难都有如过客
沈先生“文革”遭遇七八次抄家，住房被历史博物馆没收，分给了一个工人住。北京东城东堂子胡同原住处保留一间小屋，成了沈先生的工作室和宿舍。沈夫人从五七干校回来无处安身，由作家协会在人民美术出版社相邻的小羊宜宾胡同（原小羊尾巴胡同）找了一间小东房（不足十平方米），拥挤不堪，住着沈夫人和两位小孙女（大儿子沈龙朱住集体宿舍，大媳妇在南方水电站工作，二儿子沈虎雏夫妇均迁出，在四川三线的工厂，两个孙小姐只能随奶奶），当时沈家就是这样的居住条件。1975年一友人要去找自称是沈先生学生的江青，当着我和王的面被沈先生坚决回绝，当时的形势，我们着实又为他捏一把汗。
沈家的两间小屋相距一公里多，中国人讲究安度晚年，可先生却从70岁被发往五七干校，返京后又每日为了吃饭和工作奔波于两个小屋间。沈先生的规律是在东堂子书堆中工作，晚上把床上的书往上码一码就睡觉，中午十二点回小羊宜宾吃饭，饭后挎一竹篮子将晚饭带回东堂子。当年我常常加入沈先生奔走吃饭的旅程，我可没少吃沈夫人烧的可口饭菜。小胡同交通也是挺乱的，自行车来回穿梭。有一回在先生回去吃饭的路上，一年轻人骑车从后边撞得沈先生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反过来那小伙子回头还来了一句：“这大岁数了，不在家呆着，出来干嘛！”天理何在！面对不正常的时代里非正常的人，想一想这一位情感世界细腻丰富的大家他的精神感受吧！
任何困苦磨难都有如过客，沈先生的快乐也很动人，那种处境他还总担心王和我的健康，常常未下班就接到先生的电话：“到这儿来吃饭，有好东西！”常常是除带来沈夫人的小炒外，还有沈先生自己做的红烧肉、红烧猪脚。沈先生烧的肉味道很好，肉烂烂的，口味不咸，还略带甜味。知道王吃东西较细，事先声明：“放心，我收拾洗得干净极了！味道好不好？”“好！好！”“那就再给你这一块！”不爱吃油腻的王看着肉皮上竖着的小毛（沈先生眼不好，哪能看得那样细致），只得边大口吞吃着边说：“够了，够了，不能再吃了。”记得一次在沈夫人住处吃饭，一道笋干炖排骨，我们直夸味道好，等沈夫人转身去取饭时，先生悄悄告诉我们：“要不是我偷偷抓了一把糖放锅里，哪会这好吃！”然后像小孩一样神秘地微笑着……那几年的工作紧张辛苦，可快乐充实。
沈家的条件没有地方接待客人，开始社科院为了面子，沈先生接待外宾时都借用院里的一间会客室或饭店的一个房间，后来时局宽松了些，沈先生也忙得跑不起了。他有一张坐了多年的旧藤椅铺了垫子，总是请客人坐，屋里没地方，院里沈夫人种的小花园旁常是沈先生待客的首选处所。有许多朋友现在见面谈起来，仍忘不掉和沈先生在那小花园旁谈话的记忆。俗话说，是金子放在哪里都发光，一点儿不假。想起沈先生讲的“文革”中在历博的遭遇，更是与众不同，有人问到时他说：“还好呀！起码领导们信得过我的人品，派我去打扫女厕所……有的时候分派到院子拔草，看到小花开得那么漂亮，天空那么晴朗，外边干嘛喊天喊地的（历史博物馆就在天安门广场），有多少该干的事呀！真是小孩子胡闹！”先生没有诉苦的习惯，我觉得他总是站在很高的地方，清醒地看待那些过激行为。当我们被一些让人不平或困惑的事干扰得情绪不好时，沈先生常轻轻地谈：“这不去管它吧！要看到我们做的是大事，多少人在研究中国文化，我们得想着对世界作战，我们不能输掉，尤其是日本人，多少人在研究中国文化。”我和王先生常常被先生比得自惭形秽，可又充满了动力地去走下一步。我是幸福的，在好多同龄人无所事事地种花、养鱼、革命的时候，我得遇恩师，得遇王先生，带着我走进充实难忘的人生，使我成为对国家还有点用的人。
先生一生走的这条路着实不易
社科院在北京西郊友谊宾馆给沈先生租了两套公寓房，使多难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书名由“古代服饰图录”变更）得到一个安定的最后整理完成的处所。我和王先生是1975年以后才介入这项工作的。1963年12月周总理建议编纂，并最终落实到以沈先生牵头的历史博物馆编写组后，沈先生讲，在书未成稿之前，有次宴会沈先生与郭沫若先生邻座，谈到这本书，郭老主动说：“我给你写个序言吧！”并很快就送过来了，序言成于书稿之前，郭老未看过书稿。许多人不明就里，总是问为什么序言和内容不符，这就是原因。沈先生理解郭老是用这个方式表示点歉意吧！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也是命途多舛，1964年受命，原计划编写十部，1965年二百幅图及说明的试点本完稿。沈先生这部书选的是历代争论较多、问题较多的题目，他以新的视角和观点进行阐述，提出了很多新看法、新见解。北京轻工业出版社承印，打出了十部样稿送审。谁知“文化大革命”来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变成了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毒书”、“毒草”，物殃及人，沈从文先生因之被斗争，即批斗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先生时为之陪斗，新账老账又算一遍，藏书被七分钱一公斤卖掉，一麻袋与徐志摩、胡适、胡也频等人积攒了五十余年的信件被焚毁“消毒”，一个家抄来抄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