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山壁
中学时代迷上了新诗，中国新诗的天空，一弯新月，三星高照，群星灿烂。三星者臧克家、艾青、田间。三星高照的气象一直持续了半个世纪。三星高照又非三足鼎立，不同时代交互领先。
臧克家、艾青、田间先后出生于1905年、1910年、1916年，分别诞生于中国北部、南部和中部农村，几乎同时登上了诗坛。臧克家1932年出版《烙印》，1934年出版《罪恶的黑手》；田间1935年出版《未明集》，1936年出版《中国牧歌》、《中国农村的故事》；艾青1936年《大堰河》一鸣惊人。
三大诗人风格迥异，臧诗精粹，对农村的困苦感受深切，情感真挚，善于捕捉典型，酿造诗意，苦吟农民悲惨命运。田诗火热，紧紧把握时代，大胆疾呼农民起来反抗。艾诗深沉，留学归来，身陷囹圄，对黑暗进行诅咒。审美取向上，臧有传统诗词功底，构思精巧，把中国的悯农诗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艾青留过洋，吸取了西方象征主义精髓，挥洒自如，追求诗的散文美。田间学习苏联和民歌，采用一种活跃、铿锵的句式，表达自己激越之情，给诗坛带来一股新风。
那时我正值少年，仰望三星，光芒四射，高不可及。比较起来田间更亲近一些，与我的身世和籍贯有关。我是抗日战争造成的孤儿，听到“时代鼓手”短促而跳跃的旋律就热血沸腾。还有田间在晋察冀战斗十年，地方报刊和中小学课本中，常有他的信息，还带有一点传奇色彩。
田间本名童天鉴，出生在安徽无为县羊山脚下。17岁考上光华大学政治系，把怀揣来的作品天女散花一样在上海报刊发表，引起左联的注意，胡风赞赏他敏锐的感觉力和奔放的想象力，又较少“革命诗歌”概念化和口号化的通病。茅盾先生写了评论文章，称其“完全摆脱新诗已有的形式的束缚，这是很可贵的。”同时也引起当局的惊觉，他反映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中国牧歌》，以红军长征为背景的《中国农村故事》被列为禁书，本人也被列入搜捕名单，亡命日本投奔郭沫若。不久七七事变，与郭沫若同船回国，应茅盾之邀，投奔武汉。武昌艺专十平米的收发室，一头艾青夫妻，一头田间，中间拉了一道布帘。两位诗人亲密无间，在上海时田间曾出资为艾青出书。艾青看了田间墨迹未干的《给战斗者》，兴奋不已，说：“赶快送给胡风主编的《十月》，他没说错，你就是第一个喊出民族革命的战争的诗人！”出版后，闻一多亲自登台朗诵，并发表评论：“摆脱了一切诗艺的传统手法，不排解，也不粉饰，不抚慰，也不麻醉，它不是那捧着你在幻想中上升的迷魂音乐，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在这片大地上。”他是“时代的鼓手”。
1938年2月，田间与肖军、肖红，聂绀弩到达临汾，参加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脱下西装，换上八路军的灰制服。不久又奔赴延安，入党，发起街头诗运动，写出《假如我们不去打仗》、《义勇军》、《坚壁》等名篇。11月响应毛主席号召，深入敌后，把街头诗运动带到了晋察冀。深入生活熟悉群众，使田间的创作转入叙事诗，三年创作了长篇叙事诗《亲爱的土地》、《铁的子弟兵》、《柏树》等三部，又写了小叙事诗《回队》、《曲阳营》、《英雄谣》等十几篇。继《给战斗者》开中国近代政治抒情诗之先河后，小叙事诗又成为新诗之创举，名副其实的中国抗战诗歌第一人。田间不仅是一名出色的抗日诗人，更是一名勇敢的战士，曾任****盂平县委宣传部长、雁北地委秘书长、张家口市委宣传部长，都是正职实职。战争年代的“官”不像现在，都是真刀真枪，出生入死干出来的。他身先士卒，有勇有谋，深得贺龙、聂荣臻、肖克、杨成武的赏识，结下生死之交。陈庄战斗中，贺龙送给他一只手枪，一件缺一只袖筒的日本军大衣。1944年冬，西战团受命回延安，邵子南、孙犁绕到盂平约他同往，田间说：“不行，在这里几年，和群众已结成骨肉之情，难分难舍呵！”把大衣转送孙犁。后来延安发大水，冲坏窑洞，这件大衣被洪水冲走，每次提及，孙犁都感到十分惋惜。
田间1941年兼任晋察冀文协副主任，还是北方局文委委员，边区参议员。1946年和行署主任杨耕田一同当选抗日根据地“国大代表”，因为******撕毁协议，才没有成行。这等显赫的经历，在战争年代的诗人中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建国初期，艾青错划****，臧克家属民主人士，周扬把田间奉为中国诗坛一面大旗，自有他的道理。在外交空间有限时，屡屡受命出访亚洲、苏联和东欧，代表中国诗人参加亚非作家会议，作品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成为各国汉学家关注最多的一位中国当代诗人。
1957年底，田间调回河北省任文联主席，《蜜蜂》主编。1958年我到天津上大学，感到与田间更近了一步，省会的青年诗人莫不以聚拢在田间的光环下而自豪。1960年秋一天，校党委书记戈华送客，见我路过，呼来引见，说田间是他冀西抗日的战友。田间伸出手来，让我受宠若惊。仔细看时，又似曾相识，正如胡风描述的那样，“和尚头，圆圆的脸”，“眼色温顺”，“个子不高，步幅很大”。尤其是孙犁写过的，连走路都“一往无前的姿态”。孙犁还说过一个故事，田间在平西采访时，一个人走夜路，“一往无前”地走进敌人的阵地。幸亏天下大雾，没被发现。
正是这一面之缘，决定了我人生之路，着迷似的向往田间的战士生活。毕业之前我给田间写信，希望到农村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他很快回信，鼓励我的志向。毕业时，校方决定我留在天津，别人是求之不得的，我自连连上书坚辞，因了田间的这封信，我才如愿以偿。下去以后，生活赐给我的诗有了较快的进步，连续在《诗刊》等报刊发了不少组诗，田间看到都来信鼓励，还在《河北文学》写了专门评论。1964年在保定召开全省创作会议，田间在工作报告中两次提到我，一年后我26岁选调为省文联专业作家，大概有田间一票。
1966年省委成立吕玉兰写作组，文音美戏六十多人，田间带队，正月十六进村，两间土房住五个人，田间、李满天、张朴、李润杰和我。东留善固是个穷队，一天两顿饭，锅上锅下都是红薯把儿，连我这穷苦出身的都觉着有点受不了，田间这个大诗人却很适应。吃派饭时怕吃超了，数着块吃，其实五斤鲜薯顶一斤粮票，他怎么也吃不了一斤二两粮票指标。打游击落下毛病，半夜需要嚼点东西，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到供销社给他买了几包饼干，非让退回去不可，不搞特殊。白天打井，晚上开会，他都先到，随身带个小本，写了短诗，抄在街头。天津歌舞剧院作曲家肖云翔谱了曲，教社员们唱。李润杰是中国快板书大王，说了《双枪老太婆》，就说田间的诗。田间鼓励我向李润杰学习，学习他生动活泼的语言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开始，田间首当其冲，被打成河北文艺界头号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棚。起初估计不足，会议室田间吐着烟圈，走廊里梁斌哼着昆曲，饭桌上李满天还讲笑话。造反派煞他们威风，一个个给戴上高帽，坐上喷气式，“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田间少年参加革命，戎马半生，历史清白，用放大镜也找不到半个污点，只有拿他的作品说事，上纲上线：抗美援朝的诗是“和平主义”，《欧游札记》是修正主义。田间果真是一位战士，不肯失去诗人的尊严，不肯低下高贵的头颅。摁下去又抬起来，常常为一个名词、一个定语坚持半天，招致“批判的武器变成武器的批判”。有时我偷偷接近他，小声说：“又不是定性，含糊一点，免受皮肉之苦。”他说：“这个我知道，但是动摇一步，就会后退十步，叛徒就是这样形成的。”让我想起他的一句诗：“我从枪林弹雨中走来，一点不留媚颜奴色。”
造反派早就把田间划成敌我矛盾，为找证据，三次去北京抄家，拉回来的“战利品”不过是电视机、录音机、油画、相册，最神秘的物证是阎锡山的布告，日军的宣传品，日本人拍摄的平阳、阜平、应县惨案的照片。其实都是报清组织批准，留作创作资料的。正是根据这些，田间创作了长篇小说《牛棚传》、《拍碗图》。这些“罪证”公安部门不认可，当作垃圾扔掉了。田间夫人葛文说：“太可惜了，留到今天，都能帮助打赢南京大屠杀那样的国际官司。”
随着“运动”的深入，田间和省文联的干部处境更加险恶。从保定的“牛棚”，到石家庄学习班，住进一座旧日本鬼子西兵营，棺材盖子式的屋顶，有门无窗，一条炕上挤二三十人，只能侧卧不能翻身。后来又转到唐庄劳改农场，住进临时腾出来的监号，在明晃晃刺刀下低头进出，因为多数人戴眼镜穿干部服，被周围群众称为******。从学习班到五七干校都是工宣队管制，知识分子成了工人阶级的俘虏。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需要大批人马，人手不够。没有几个产业工人，多数是刚刚参加工作的技校毕业生，田间他们浴血沙场时，还没在他爹腿肚子里转筋呢。
工宣队从劳教干部那里学来一套本事，叼着烟卷坐在树荫凉里，吆喝我们劳动，成了二地主。文联干部多是农民出身，吃不饱时，你糊弄我肚皮，我糊弄你地皮。只有田间认真，他生长在扬子江边，北方农活不大会干，春天间苗时，不是屁股朝天，就是双膝跪地，手忙脚乱，还总落在后面。我劝他惜一点力，马虎一点也能过去。田间面带难色，说习惯认真了，不会做假。让我暗暗佩服他的为人真诚。
进入1972年，干部陆续“解放”，干校只剩下田间、梁斌少数人不能毕业。从“牛棚”算起，已经第八个年头了，和整个抗日战争一样长的八年。那个八年，他是勇敢战士，叱咤风云，写下了震惊世界的诗篇。这个八年，成为阶下囚，忍气吞声，写不完的交代材料。1973年初，唐庄五七干校清场，把田间、梁斌他们转交芦台农场。一个风雪夜，田间在监管人员押送下，敲开北京后海北沿38号，解放初用两千元稿费买下的四合院。葛文出来，面前站着一个乞丐样的人，帽沿压着眉毛，围巾裹着头脸，只有一双细长的眼睛说明正是等了八年的丈夫。八年了，夫妻没说过一句话，一双小儿女早已记不清这个父亲。
1973年底，政策终于落实到田间头上，接替阮章竞任省革委文艺组长、《河北文艺》主编。文艺组只有四排二十多间小平房，田间在二排一号，与我们诗歌组为邻。田间1941年就是高级干部，可以吃小灶，这时也跟我们一起吃大食堂。星期天改善生活，分发馅和面，田间和几个光棍汉一起包饺子，迫不及待，凉水下锅了，煮成一锅片汤。田间意外地发现一个完整的饺子，好奇地解剖开来，是两层皮，不知谁怕馅大撑破皮，又顺手补了一层。恍然大悟，原来饺子需要两层皮，一时传为笑柄。1976年唐山地震，田间像战士接到命令一样，赶赴唐山，住帐篷，喝雨水，冒着余震奔走在废墟瓦砾之间。
田间从运动开始就对******有看法，了解他们的底细。记得在党组会上，我做记录，田间说******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出卖过田汉。******在晋察冀是他的部下，曾经与葛文、坚壁在同一个村里，阴阳怪气，心术不正。江青是个戏子，看她怎么收场，奸臣怕散戏。1974年江青在天津宝坻县小靳庄，搞“意识形态领域革命试点”，用民歌评法批儒，影射周总理，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小靳庄诗选》。香河县文化馆送来一沓张庄社员民歌，要跟小靳庄对着干。我看了稿子，都是写学大寨、农村气象的，还有些艺术性，其中一首至今还没忘：张庄社员真是棒，个个都是红高粱，颗颗粒粒实心眼，还有一身绿军装。送交田间，心有灵犀，三人商定在张庄召开民歌创作现场会，全省重点作者参加。时间定于9月22日，会开得热火朝天。宝坻与香河一河之隔，原来同属廊坊地区，新划天津不久。宝坻一名作者趴在我耳边说：“大家都想弃暗投明，东边天阴西边晴，一条河旁两样诗。”
1974年秋天，《光明日报》刊出一首短诗，署名红柳，收到读者来信，质问好像是田间的诗，为什么发？当时田间虽然“解放”了，还要夹着尾巴做人，稍有不慎就是“走资派还在走”。直到粉碎“******”，才重见天日。为夺回失去的光阴，重回延安，重返太行，南下深圳，迈开“一往无前”的长腿，省文联有四大快：肖林的嘴，田间的腿，刘振声的抓挠，侯民泽的鬼。一时间田间的诗又满天飞了，出版了诗集《青春中国》、《离宫及其他》。
正当田间重振雄风，只争朝夕时，意外地遭到一记闷棍误伤，折断了诗人的翅膀，击碎了诗人的梦想，那就是1979年春天的一场《歌德与缺德》风波。李剑的这篇文章在田间主编的《河北文艺》发表之后，举国震惊，还惊动了胡耀邦同志。关于这场风波的来龙去脉，我已在《美文》发表专门文章，本文不再赘述。又不得不说的是，文章是小青年李剑写的，文责自负，田间只负领导责任。但是我们的社会习惯刮风，听风就是雨，习惯莫须有，一传十，十传百，传着传着就走了样，最后好像李剑就是田间。十八年后，我去洪湖开丁力的纪念会，一位诗刊的老编辑，竟然也说《歌德与缺德》的作者是田间。经我解释才恍然大悟，追恨自己，误解了这位老诗人。
我们的文艺批评和社会舆论，有个让人很无奈的标准，唯题材、唯政治，唯当下的政治，基本上不说艺术。这样一来复杂的问题就可以简单化了，否定杨朔一句话就够了：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你为什么********。否定郭小川、贺敬之也很简单；人民群众都那样了，为什么还歌功颂德？其实作家创作是百花齐放，从生活出发，作品的生命力在艺术。但是习惯势力往往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1980年省文联换届，田间变成了名誉主席，新任主席梁斌比田间还年长两岁。解决那场风波，胡耀邦同志主张平心静心，保护李剑，不过多追究个人责任。而只是负领导责任的田间，尽管大会小会检查，还是没有放过。
孙犁说过：“田间是一个勇敢的，真诚的，夜以继日，战斗不息的战士。”“他成名很早，好像还没有领会人情世故，就出名了，他像一个孩子。”田间的确十分单纯，不善言谈，与人为善。举一件事，他扶持多年的一位青年诗人，“****”中与自己对换了位置，曾经对他动手动脚。后来调查“三种人”，田间沉思了一会儿说：“记不得了。”还要保护他，想他一生道路还很长。但是，又要汲取教训，给他捎话：“真正的诗人，在琢磨诗歌的同时，是会雕琢自己灵魂的。”对自己的误伤，窝在心里，不做解释，也不会发泄，郁郁成疾，患上了不治之症。1985年住进医院，艾青来看望他，鬼使神差，胡风也住在这里。中国文坛三个传奇人物，有过上海和武汉共同的浪漫，又有着后来不同的命运。三星高照即将结束，最早陨落的却是最年轻的田间，8月病逝时，还不到70岁。三缺一了，臧克家异常痛心，写了一首诗悼念田间：“黄金足赤从来少，白璧无瑕自古稀。魔道分明浓划线，是非不许半毫移。”
田间八宝山的葬礼，来了许多将军，杨成武、肖克、孙毅、魏巍，也来了许多文人。军界对这位抗日战士的追思是真诚的永远的，而文学界对位杰出的诗人却显得薄情。曾经有过历史辉煌的田间，身后是如此暗淡和冷清，甚至河北省某出版社1991年的一本《当代中国文学史》，竟然没有田间的章节。搜索百度，也竟然查不到田间的条目，只有童天鉴一条简介。让人不可理解。
诚然，田间新中国成立后的诗歌，不如战争年代精彩，但是绝对是不容忽视的。他的创作热情十分高涨，十七年中出版了诗集《短歌》、《向日葵》、《汽笛》等11部，长篇叙事诗《一杆红旗》、《长诗三首》、《英雄战歌》等4部，《赶车传》续篇上、下两卷，其中的《马头琴集》、《芒市见闻》和《雷之歌》曾经受到普遍好评。当然也不否认，从战争年代转入和平建设，田间的创作有点找不着北，紧跟形势，为政治服务，甚至认识生活有过失当。连他当年的文学向导茅盾也曾经指出，田间的危机在于“没有找到得心应手的形式，因而格格不入不能畅吐，有时又有点像是扯着脖子拼命地叫”。听话的田间开始找啊找，找到民歌，又钻进牛角尖，把六言当成主要形式。依重民歌，他这个南方人对北方群众语言又不大精通。好朋友孙犁说：“我并不喜欢他这些年写得那些诗，我觉得他只在重复那些表面光彩的诗句或形象，比如花呀，果呀，山呀，海呀，鹰呀，剑呀，已经没了《给战斗者》那种力量。”但是，一个诗人能够独领十年风骚，留下那么多脍炙人口的名篇，足以在文学史占据一席之地了。不懂得田间就是不懂得历史。
（选自《美文》201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