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是爱读书的孩子。那时家里仅有两只书柜，上下四格、内外两排挤满了图书，其中一只的下半部分，是我和哥哥的天地。除了刊物《小朋友》和《儿童时代》，除了多种连环画，也有格林和安徒生的童话，也有吴晗主编的《历史小丛书》，也有《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以及通常所说的四部古典小说，也有《诗经》和多种诗选。我不只喜爱读连环画也很早就开始读长篇，不只喜爱阅读也很早就开始自己买书，60册一套的连环画《三国演义》，是泡在书店里看完一册，然后买回另一册，凑到差不多的时候，爸爸为我们一次买齐的。
阅读使我对书籍有了感情，阅读之余，自得其乐地把书柜里的书籍像魔方一样排来排去成了我的游戏，那排列即依照开本的大小，也依照自创的“图书分类法”，似乎没有休止。妈妈从旁看见，不只一次说，“你将来去做书店吧。”说这话的时候，她自己是在新华书店工作的，再早她是在三联书店工作，三联书店以前，是在新知书店。爸爸呢，也是年轻时就进了新知书店，后经三联书店和国际书店，再调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
因为父母的工作经历，早年住家的邻居或来客也多有旧时的书店同事，像读书、生活、新知到三联等书店的名字，像邹韬奋、徐伯昕、黄洛峰、徐雪寒等人物的名字，我也从小就耳熟能详了。家住在南河沿老四合院的时候，院里多有三联书店的故人。东房住的是李易安家，西房住的是仲秋元家，北房自东向西住着张子光家、我家、张明西家、胡士英家，南房住的是许季良家。另外在临近的南河沿大街路西侧，还住着黄洛峰与宁起枷两家。大人们往来叙话中涉及书店的旧事，时常流露出怀念和自豪，使得并不了解书店历史和切实工作内容的我，也感觉那是很有意义甚至很可敬的职业。年龄稍大些，对于书店这一行的社会角色增加了认识，相信那些曾经汇聚在三联书店里工作的，是一群追求光明、传播光明的人。
以我观察，曾经在各地有着众多同仁的老三联书店，很有大家庭的气氛，这在多年所见的人际往还中有所体现，在它后来编创的《联谊通讯》中也有所体现。这样一家只存在了短短3年的企业（以1951年併入人民出版社计，如果上溯到读书、生活、新知的历史，则是19年），其罕见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实在令人叹服。
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是，父辈的三联人转入其他行业后，有不少成为卓有成就的专家，或成为方面的大员。语言学家陈原、翻译家郑效洵、装帧艺术家曹辛之、音乐家周巍峙、文化部副部长仲秋元，广西自治区副主席莫乃群，都算这样的例子吧。他们以毕生之力去追求文明和传播文明，内心都是有三联书店播下的种子吧。父亲虽然名声不显，也可以归属于同类例子，他离开书店进入出版行业后做了半个世纪的文学编辑，获得了首届中国韬奋出版奖，去世前不久还在做着《巴金全集》补编的工作；事实上在他进入书店的那个年代，编辑出版原本就是书店业务的组成部分。
父亲去世后，我还亲身感受了三联书店前辈的情谊。我编《王仰晨编辑人生》一书时，承蒙吴道弘先生转托许觉民先生题写封面，许先生不仅很快完成，还给我来信说，“仰晨同志西归，诸友无不痛惜，尚望圣湖同志与你节哀为是。你现在继承父志，殊堪告慰。”遗憾的是由于出版社的疏忽，未能在该书版权页上为许先生署名，半年后许先生就病逝了，他未及看到成书，我也未及拜见他一面。原本并不熟悉的吴道弘先生，一直在鼓励我上进，数次诚邀我为《出版史料》刊物编译或写作稿件。2007年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学术工作委员会策划出版《书林守望丛书》，他又提出将父亲的编辑工作列入选题，邀请我承担编写工作。
某些三联前辈的后人，虽与我联系不多，也还保持着良好关系。诸如何步云伯伯与孙毓文阿姨的子女、唐泽霖伯伯与张鸿儒阿姨的子女、仲秋元伯伯与何理立阿姨的子女、沈汇叔叔与杨桂兰阿姨的子女、张明西和许季良两位伯伯的子女等等。这种友情源于我们的前辈，首先他们曾是同事，有的还是挚友或曾为邻居，而我们这些老三联书店的后人，无论各自从事了什么职业，无论身在何处，彼此还是葆有一种天然的情谊，因为我们的父辈都是三联人，因为我们心里也都被播下过共同的光明的种子。
2008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