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山完造
许景宋女士来信了，拆开看时里面有一帧照片，是女士和海婴的近照。真快啊，海婴都十岁了。鲁迅先生长眠而后，一晃已经三年，我近来忙于诸事，疏于探望，所以女士特告诉我她们母子健康。信上还说，诸般平安，请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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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和鲁迅先生见面，首先对他的相貌平凡十分意外。先生来到我的书店，常被中国读者误认作店员，向他盘问书价什么的，而他绝不介意。谈笑风生的先生，老是捏着个短烟嘴，一支又一支不停地吸着香烟，他晚年常吸的，是一种早年在日本也风行的，叫“品海德”的香烟，中国名字是“品海”。先生饮酒不多，但嗜烟如命；先生所不喜爱的，是各种体育运动和无意义的娱乐。
记得由于医生的劝告，我曾私下里为先生安排了8月里去九洲的云仙静住休养，决定自己也同行。但鲁迅先生知道后问我，“老板，静养时能做些什么？”“悠哉游哉地闲养呗！”我这样回答，可是先生忽然敛容说，“不行啊，这不行！现在沙漠逼迫了我们面前，我不能无所用心地闲游！”这次的转地静养，后来也因为其他的事终未实现，可我认为原因之一，的确在于有了这次谈话。先生是名副其实地连一寸光阴也要珍惜的人，直到临终前，仍是如常工整地记下日记。《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的文稿，同样是在临终前写作的。
先生和野口米次郎谈话时说过，“我看中国的将来可能成为阿拉伯沙漠，因此我要战斗。”这句话现在又重新响在我的耳边。
对于先生，四亿民众站在饥饿线上的情景好像是历历在目。今天，我目睹中国的现实，特别想到这点。先生作为中国白话文革命的战士，是尽人皆知的。在许多同志进行文艺理论论争的时候，先生直接地运用白话文写作了《狂人日记》，知情的人，当知道先生是怎样进行实际战斗的战士了吧？《狂人日记》才是用白话文创作的最初的文艺作品，中国文艺的大众化，究其实，是由先生发端的。我不了解用剑战斗的先生，可我认为先生是用笔率领民众进行实际斗争的人物，直至病倒，都在抵制他的那位同乡******，这种绝不妥协的精神，正是中国青年人必须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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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是务求纯粹的人。他曾说，日本的学者常常引用《四库全书》，我们中国人则不然。为什么呢？《四库全书》虽然十分广博，却是乾隆皇帝为了向世人炫耀自己的权力而编纂的，是一种权力的产物，绝非学术良心的结晶。如果是我们自己的作品，即使再微不足道，只要它是学术良心的产物，就可以毫无踌躇地加以引证，反之，即使是举世无俦地广博，对于考究学问也是不足取的。我对先生的话只有点头膺服。
先生操着锐利的手术刀，无所顾忌地解剖着自己。他的文章读来不像林语堂先生的《吾土与吾民》、《生活的艺术》之类那样无关痛痒，其锋芒所向，是剖析肺腑、触及灵魂的，因此先生在国内树敌颇多。尽管如此，先生却绝非以此寻求痛快，而是用来作为教育可爱的孩子的一柄教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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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妇女被恶棍们合伙敲诈，她为了营救丈夫，只好向鲁迅先生借赎金。先生明知她是受骗，却什么也没说，就把一笔钱交给了她。于是我问，为什么不告诉她是在被敲诈呢？先生说，那不行。如果我现在这样说，她只会觉得我是为吝惜金钱而说的，两者在中国的习惯上，宽裕的人在穷人告帮时是无法拒绝的。她没有钱，我有。那么只有借给她才是。她想必也知道自己是受骗，然而也是无奈吧。听了这些道理，我不由脸红了。我感到先生实在是伟大的教育家，并且是身体力行的教育家。先生之所以独步东方，名噪世界，原因也由此可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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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常常说起，自己在病中发现，中国人都有一种通病，叫“马马虎虎”病。他同时探索东洋的小岛帝国日本仅在半世纪内就跻身世界五大强国之列的原因。所得结论是，那是在于日本国民具有求实的精神，若不根治中国人的马马虎虎则不能救中国。归根结底，救中国只有用日本人的求实精神这剂药最有效。他说，我的病一好就要大声疾呼，即使我们排斥整个日本，也必须买下“求实”这剂药。可惜先生遽而早逝，没能如愿。我感到责无旁贷──每当要把先生的这些话明白无误地向中国的青年诸君转达时，我都把自己所敬畏的先生的话率直地相告。今天写我的回忆，所以再次把这些写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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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早晨，先生在上海施高塔路大陆新邨九号的寓所里，结束了五十六岁的一生。先生遗下爱子，在许景宋女士的怀抱里去世了。二十二日下午两点，先生的大殓从万国殡仪馆开始。长长的送葬行列，肃穆地行至虹桥路的万国公墓，时间已过了四点。没有一位僧侣、道士、牧师，只是由几位治丧委员主持着极其庄严的葬礼。我身为治丧委员之一，也受命致辞。烦黄源先生翻译，做了简短的演说。时至五点，薄暮渐渐降临，安葬仪式在黯淡的月光下结束了。然而在我眼前，还是不时呈现出像约翰那样呼啸独去的先生的身影。
先生负着政治的压迫，经济的困窘，病痛的折磨三重重荷，犹在为解除人类的不幸战斗着。我认为，只有那种不屈不挠的战斗，方可称为先驱者的战斗。我写着这篇回忆，愈发萌起对先生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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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改造社，在先生逝世的同时，出版了《大鲁迅全集》的第七卷，因为各类原因，全集的完成尚有待时日。然而先生在日本知识界中所占的崇高地位，仅从这一卷的发行情况便可想见。在中国，《鲁迅全集》的出版同样因为种种原因延迟了。不过，去年八月一日，鲁迅纪念委员会做出预告，计划每月五卷，四个月完成全集的出版工作。据说，普及版二十五元，纪念版一百元。初版本是按照普及本千部，纪念版百部的预定方案出版的。普及版连印三版，已告售罄。在我的印象里，通常是没有这般盛况的，又兼时值日中事变。上海还是与四方隔绝的孤岛，无论如何是不能外销到别处的。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出版新书简直是不智的举动。但是，不仅全集成功地出版了，甚至售罄了三版。就连书脊和封皮烫金，木匣精装的纪念版，也仅余数部了。我看这除去说明先生的伟大，是别无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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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万国公墓中，最巨大且极豪奢的坟墓，是宋家（宋子文家，原注）的墓吧。我记得那是气派十足的。而世界大文豪鲁迅先生的墓，却极简陋，在只有三尺余高二尺宽，镶嵌着先生玉照的墓碑上，由七岁的遗子海婴用稚拙可掬的笔迹写着“鲁迅先生之墓”。我在心中对比这两座墓，顿觉若有所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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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鲁迅先生送给我广东的珍果凤眼（学名是苹婆，原注。这种果子有坚硬的荚壳，上面像是用红色油画颜料涂着斑彩似的，成熟时荚壳裂开两瓣，便能见到当中黑褐色的果实与眼球相似。因其美丽而得名凤眼。把它的果实煮熟后剥去黑褐色的皮，尚有一层无光的黑皮，再剥则露出一层极薄的茶色的膜，把这膜去掉又是一层稍厚的涩皮，其中便是像煮鸡蛋的蛋黄一般，味道近乎栗子的果仁。这就是苹婆，在广东一带是七夕的供果之一。当时，我正有从东京带来的上等紫菜，想到先生是喜欢的，便随意按日本的习惯把它作为回礼送去给了先生。数日后，先生惠临时突然问我：“老板，在日本接受礼物是马上要回赠什么的吗？”听到他这么问，几天前收到凤眼果和回赠紫菜的事顿时浮上我的脑海。我自己也未必有那样做的习惯，可却回答说，“回礼的习惯是有的。”于是先生说：“在中国人中间，甚至在往还并不亲密的客套交际中，也不这样做。因为这有对于对方不肯领情的味道，特别是老友中间，这样做反至不愉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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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逊的醉雨先生，是上海有数的日本书法家。他为人不很健谈，然而却是鲁迅先生理想的谈伴。
一天醉雨先生对一句汉文的日本译法产生的疑问，于是向巧遇的鲁迅先生提出询问。鲁迅先生说，“这颇有些微妙。我写来给你看吧。”翌日，鲁迅先生如言郑重其事叶把它写好，醉雨先生也如影随形地跟来了。鲁迅先生一面解释，一面将写下的说明递过去，使醉雨先生心满意足。
我记得那仿佛是有关“将无同”这一句的解释，鲁迅先生对于醉雨先生不拘泥于传统解释的真知灼见表示了敬意；醉雨先生得益于鲁迅先生的恰切说明，理解了这句话的微妙含蓄之处，从而更加崇拜鲁迅先生了。醉雨先生现在是在大阪之郊的丰中悠闲散居，可惜鲁迅先生已作黄泉之客了，呜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