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孩子表情呆滞，傻乎乎地看着秉生将这个小坏蛋一把拎起，猛地甩在草坪上。我走过去，看见两个小家伙颓然坐在草坪上，整个身子在急促地颤动，眼睛里满是惊恐的神情。我说，向小英子道歉，不然明天就不要来上学了，你爸是社长总编也没用，明白吗？他俩好像不明白，咬着发白的嘴唇不说话。一位年轻的女教师从办公室跑出来了，怎么回事，她说，你们从哪里来的？
小英子号啕大哭起来，孩子们纷纷向老师告状。我不是垃圾婆，小英子大声喊道，他们先骂我打我的，秉生哥是好人，是来劝架的！我的面颜抽搐了一下，她眼里似乎只有秉生而没有我。年轻的女教师看看两个小坏蛋，又回过头看看泪流满面的小英子，怔在了那里。半天，她才醒过神来，勉为其难地说，好了好了，你们都有错，不准骂人，更不准讲粗话懂吗，否则我要告诉家长去的。秉生迟疑一下，拉起小英子往门外走，边走边说，别怕他们，谁要是再敢欺负你，你就跟他对打，打不过就去找我们。
那是西子湖边的黄昏，涟漪在脚下颤动，发出一种叹息般的低语声。一片即将落山的红光罩住了湖面，唤起人一种苦闷的感觉。我坐在湖边的石阶上，木然地凝望夕暮中的三潭印月，听见身边的小英子在啃着那个番薯。她吃得如此缓慢如此甜美，使我感觉分外地凄凉，我知道那是一个在洪水里浸泡过的“大水番薯”，基本上煮不烂的。秉生还在教唆她，轻声对她说，幼儿园开饭时你要注意，第一碗饭要盛得浅一点，赶紧吃完还来得及盛第二碗。我回过头说，是你娘教你的吧，这是你爹当兵时的经验，可惜小英子根本用不上，因为幼儿园是分餐制，没有第二碗的。秉生说是吗？小英子点点头说是的。秉生沮丧地叹了口气，闪亮的眼神随之黯淡下来。
这个初冬的傍晚，将留给我们永久的回忆。我们带着小英子回到竹竿巷时，遇到了找上门来的哑巴阿珍的亲戚。那是她的舅舅和舅妈，我想起来了，当初逼她嫁给一个算命瞎子的就是他们。阿珍的父母死于一次洪灾，茫茫的大水淹没了几十里稻田和村庄，死去的牲畜漂浮在浑浊的水面上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恶臭。阿珍坐在大水退去后的家园废墟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时，她的舅舅舅妈领着一个六十岁的瞎子走过来了。那时候阿珍猛地站起，抓起一根棍子哇哇乱叫，舅舅说你不要乱来，这是我们给你找的一条活路。舅妈说，阿珍啊阿珍，你是个哑巴，不嫁给他又能嫁给谁呢？别看他又瞎又老的，挣的钱可是比青壮年还多。舅妈冷笑一声又说，你这个不懂事的哑巴，莫非也在做什么自由恋爱的美梦吗？
阿珍在民政局办的手套厂做编织工，下班回来较晚，黄排长不太了解这个背景，从食堂买了几个馒头回家，然后就进厨房去炒菜了。等他听见阿珍进门的脚步声，跑出来看时，桌上的馒头已经全都进了舅舅舅妈的腹中和口袋里。水，给我、我水，舅妈揉着自己的喉咙，正在使唤她男人时，阿珍扑了过去，一把夺过舅舅手上的茶杯，砰地扔到了窗外。刚好走到窗前的我赶紧跳开去，茶杯的碎片还是划伤了我的脚背。
黄排长不了解这两个来自绍兴的乡下人，我却是了解的，我冲进他家的客厅说，怎么，现在想到这外甥女和外甥女婿了？那舅舅将手护着鼓鼓囊囊的口袋说，你是谁，我家的事情轮得到你这个小猢狲来管吗？我不屑地一笑说，阿珍是我妈的干女儿，我不管谁管！大概那块馒头终于落下去了，阿珍舅妈翻翻眼珠子，插嘴说道，我们是阿珍正儿八经的长辈，能跟干亲比吗，你就别来插一脚了。我一愣，沉下脸说，什么狗屁长辈，黄排长你去把派出所警察找来，今天非把这两个人贩子逮起来不可！黄排长愕然地看看我，又转过脸去阿珍，阿珍跺着脚，指着我做了个手势，让他听我的。
这对乡下来的恶人终于慌了手脚。老太婆拉住黄排长，抹一把脸，霎时挤出泪来，阿珍啊阿珍，她凄凄凉凉地哭道，千错万错当初是我们的错，可我们也是为了让你活下去呀。现在我们都要饿死了，不得不来找你，你怎么能见死不救呢！她的哭号像唱越剧一样，颇有韵味，唬得黄排长进退两难。老太婆突然蹲下身去，抱住了小英子。阿囡啊，她说，偶的乖阿囡，偶是你的亲舅奶奶呀，你娘她，她不能这样赶我们走呀。
客厅里乱作一团，报馆宿舍的邻居都走过来看热闹了，小英子吓坏了，哭着喊着扑向她妈。俗话说十个道你好十个道他好，因此我果断地打开了房门，将阿珍早年的遭遇讲给大家听。小学五年级的我已经是全校的作文状元，讲得如泣如诉动人心魄，秉生奔过去推那糟老头子，他说你们快走吧，不然派出所一定会把你们抓去的！报馆里两个年轻记者也过来拉扯两个老家伙，老太婆拼命地挥着手喊，救命啊，城里人欺负偶乡下人啊！阿珍抖瑟瑟地走过去，摸出一把钞票塞到她舅妈手上。阿珍气急败坏地拍着我的肩膀，让我替她翻译，我只好咬牙切齿地说道，这是她刚发到手的工资，一个月的辛苦钱都给你们了，拿着回乡下去吧。我挥着手说，走吧，赶快走吧。
天色已经黑透，食堂也没有馒头了，黄排长将原先炒的青菜萝卜热一下，煮了点稀饭，饥肠辘辘的我和秉生也不客气，将清汤寡水的锅子一扫而空。阿珍家的境况无疑比我或秉生家好多了，但粮食是定量供应的，自然也很紧张。阿珍什么也不吃，坐在床边啜泣。黄排长忧心忡忡地说，绍兴是鱼米之乡，如今都成了这样，我老家想必就更惨了。不行，我得赶紧回去一趟。他霍地站起身，说，坐轮船去，天亮就到苏州了。
阿珍不同意他今晚就走，说至少要买点粮食带去。黄排长是个急性子，食堂主任就住在隔壁，他说，我先找他借一点就是了。我不得不放下筷子，跟他去那位主任家。食堂主任胖乎乎的，倒也爽快，同意借给他四斤棉籽油、十斤面粉、十斤六谷粉。六谷就是玉米，彼时可是好东西。
那天晚上我才知道，黄排长的父亲早已去世，老家只有一个老母亲了，这老太太也不是他的亲生母亲，而是继母。我说你干脆将她接来杭州吧，也好替你照顾这个家。黄排长苦笑起来，她还有个女儿，跟她的前夫生的，现在一起住在我家的老宅，黄排长幽幽地说，如果我把老太太接来了，她们还住得下去吗？
风高月黑，我和秉生带着小英子，送他到运河码头。昏黄的桅灯下，我看见黄排长蓬乱的头发上结了一层白色的霜，疲倦的脸上满是刀刻般的皱纹。背景是几艘黑压压的船只，河水伴着桨声默默地流淌。坦诚地说，我是在那个晚上重新认识了他的，因为在这以前的印象中，我一直当他只是个扛过枪的翻身农民。类似秉生他娘这样的落魄太太们，常常跟我母亲说起这些翻身农民，那种害怕和鄙夷的口气，不可能不在我心中留下某些阴影。
黄排长跟阿珍很相配，他俩都是孤儿，一根藤上的两只苦瓜。如果他是健全人，或者不需要背负着这些米面食油，应该让小英子跟着去的，现在只好算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即将开船的那一刻，身后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我们看见一个人影在码头通向船舷的跳板上蹭了一下，然后便落在了甲板上。阿珍的到来使我们目瞪口呆。船上响起一片惊叫声。小英子从码头扑出身去，哭喊着我也要上船去，阿珍却拎起面粉和六谷粉，向我挥挥手，指指我家的方向，拉着她老公进了船舱。
牵着小英子回我家去的路上，我的耳边一直响着哗哗的水声。那是运河水面被螺旋桨划破的水声，一个失去一条腿的游子带着他不会说话的妻子在这水声中回家去。家乡其实没有他的直系亲人了，老乡们在河边的田埂和石埠上谈论起他们时，脸上的表情是困惑不解的，尤其那位老太太和她的女儿，看见一个哑巴媳妇搀着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子与兄弟出现时，其惊讶与不安更令人难以想象。四斤棉籽油、十斤面粉和十斤六谷粉，当时足以拯救一家人的性命，老泪纵横的继母因此而显得分外迷茫。
很多年以后，小英子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她说有一个少年，住在乡下，燕子在他家的门檐上筑了一个草巢。他看着大燕子在小燕子嗷嗷待哺的啁啾声中出去觅食，看着小燕子长大，再看着它们飞出去觅食，然后反哺给老燕子。少年的家乡很贫困，沿海的平原上是一片荒凉的盐碱地。少年的生母很早就去世了，父亲怕后娘虐待儿子，一直没有再娶。少年长大了，想去参军，他苦苦地哀求父亲说，你就给我再娶个后娘吧，这样我才能安心去当兵啊。父亲含着眼泪笑了，现在谁还会虐待他的儿子呢。于是，少年在继母进门的第二天离开了那个家，那座村庄，一群燕子盘旋在他的头顶，一直将他送到了队伍上。
这个故事很美，美得让人感到辛酸和苍凉，就像一对残疾人互相搀扶着走在那片荒凉的盐碱地上。路边的白杨树在初冬的风中颤抖，落叶如梦。天空下起了绵绵的细雨，空气中带着一股湿湿的咸腥的寒意。泥泞的道路上留下了他们的脚印，其中一个脚印分外沉重，那是黄排长的金属假腿留下的脚印。他们走过老宅，走过村落，一直走到了大海边。他们的头上已经没了当年的燕子，只有一只海鸥在低低地飞翔。
三
秉生和他母亲原先是打算暑假去东北的，但是他父亲病了，他们不得不在寒假里出发。我记得秉生他娘当时的打扮，她穿着一件老式的棉袍，将一条墨绿色围巾罩住大半个脸庞，脚下是一双厚厚的蚌壳棉鞋，看上去像是三十年代老电影中的人物。秉生则裹着一件黄呢子美式短军大衣，头上戴顶狗皮帽，那形象简直就是个小俘虏兵。月台上火车的蒸汽和冬日的雾气弥漫在一起，信号灯在远处变幻着红光与绿光，我母亲说上车去吧，替我问候各位老将军。我举起手，老三老四地跟他们说了句一路平安。
列车驶向北方，秉生茫然地看着窗外的异乡异土。阴惨惨的乌云在辽远的天空徐徐地移动。田野空旷而辽阔。寒风在长江与黄河两岸一无阻挡地呼啸着。列车经过一个个小站，秉生他娘念念有词地说，这里是你爹与日本人拼过刺刀的战场，那里是你爹跟中原野战军对垒的地方。“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秉生的心一下热了，旋即又化为冰冷。寒风悲啸，日色昏黄，蓬蒿断落，野草萎枯，秉生闭上眼睛对他母亲说，我爹他坐牢都坐这么多年了，你还说这些干什么呢。
他们从火车站走向城郊。昏鸦的叫声凄厉，脚下是积雪和尘沙混在一起被践踏成的硬土，耳边传来树木的折裂声，远处的高墙和岗楼闪烁着铁丝网与枪刺的寒光。他们终于走到了哨兵跟前，秉生他娘抖瑟瑟地掏出派出所开的证明递过去。哨兵很严肃地回到岗亭里去打电话了，他们的心又是一阵阵忐忑。
等待的时间其实不长，几分钟后就有一名大尉军官迎了出来。你丈夫住在医院里，他对秉生他娘说，我送你们过去。于是母子俩恍恍惚惚地跟着他上了一辆吉普车。女人说，我孩子他爹到底是啥病啊，他还有救吗？大尉笑了。开始以为是胃癌，手术时发现不是，他说，你们真的很幸运，也许，他很快就能出院了。
俞先生躺在一个单人病房里，脸色跟墙壁一样苍白，神情疲惫而凄婉。看到秉生跟着他娘推门而入，他不无艰难地抬起头，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秉生他娘却一时失控，呜呜咽咽地哭出声来。俞先生摇摇头，伸出一只青筋绽露的枯干老手召唤儿子。秉生赶紧走过去，握住父亲的手。他很难相信，就是这双孱弱到了极点的手，曾经挥舞军刀向敌人发起进攻，令对方心胆俱寒。秉生说，张家姆妈托我们向你、向其他伯伯们问好。俞先生说，是吗，我听说张将军前些年在海峡对岸去世了，大概是受孙立人事件的牵连。
秉生回来把这个信息转告我们时，虽然我母亲早有思想准备，还是大哭了一场。母亲说，你爹他关在战犯改造所，怎么可能听说这样的消息？她点燃一支烟，猛吸两口又将它掐灭，也许是上面叫他们给对岸那些老同事写信搞统战，或者是那些探监的亲友传来传去传到他耳朵里的信息吧？我不相信，母亲猛地拍一下桌子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否则我绝对不信！
那天晚上，阿珍母女正好来我家，母亲那泣血的痛哭把她们吓坏了。小英子马上要上小学了，已经很懂事，她抱着我母亲叫外婆，外婆您别哭，我害怕。阿珍绞了一把热毛巾，揩我母亲脸上的滚滚热泪。我不吭声，站在窗前凝望着昏暗的夜空，眼睛里闪烁着一种茫然而空洞的白光。我在襁褓里就离开了父亲，这使我难以展开想象的翅膀，他留给我的好像只有祥林嫂的门槛，怎么捐也消解不了无尽的罪孽啊。
秉生跟我一样，多少次在梦中飞越遥远的腥风血雨。他看见他娘藏在箱底的老照片，年轻的父亲带着士兵们涉过一条奔腾的江流到左岸去，这条江名叫澜沧江，左岸炮声隆隆的日军阵地卷起红色的火焰与狂风，挟起他爹跌跌撞撞地抢入滩头猛烈开火。秉生确实很难将这个父亲与病床上有气无力的老人重叠在一起。后来秉生告诉我，当他的母亲絮絮叨叨地讲起家中那些鸡零狗碎的琐事，而老头子倚在床头，露出劫后余生的笑容频频点头时，他只好走了出去。他的感觉与我完全相同，心里也是空荡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