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哥回忆起他跟程大明少年时的友情，印象中大明其实比他胆小得多。从九龙乘渡轮到香港，然后就到了铜锣湾，那时还没有维多利亚公园，维园是一个大工地。他俩将自行车靠在堆起的下水管上，坐下来喝水吹牛皮。一排木头搭起的临时库房引起了他们的好奇心，两人蹑手蹑脚走过去，向门缝中张望里面的东西。他们看见一个巨大的铜像的基座，上面被绸缎包裹着。这是谁，是港督吗？程大明问我大哥。爬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我大哥说。程大明抖了抖。他紧张地观察四周，路人经过他以为是保安或警察。我大哥在库房背后找到了两块可以撬开的烂木板，他还在那里提心吊胆地磨磨蹭蹭。大哥爬进去了，回过身向他招手，快进来，有个警察从避风塘方向过来了！程大明倏然一惊，这才顾头不顾尾地爬了进去。
库房里黑黝黝的，有一股陈旧、潮湿和酸腐的气味，那铜像露出的一部分冷冰冰的，好像还带有一些修补过的痕迹。不知道为什么，当我大哥去揭开铜像头部的绸缎时，他的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回眸看一眼程大明，他更是抖得厉害，仿佛这是一个不容亵渎的神灵。我们好像站在一座教堂里，我大哥告诉我和程小雨：那幽暗的光线和肃穆的氛围都给我们带来一种奇异的压迫感。
铜像的一部分揭开了，露出一双温和睿智的眼睛，眼睛下面是挺拔的鼻子，优雅的嘴唇。我大哥听到一声低哑的惊叫，转脸看见程大明咬着他那青灰的嘴唇，双腿都软了下来。为了让自己站住，他往板墙上靠着，而他的右手已木偶般地伸到胸前，划起了十字。尊敬的女王陛下，少年程大明喃喃地说，请您原谅我俩吧，我俩没有一点亵渎您的意思啊。
这是原先坐落在中区皇后像广场上的维多利亚女王的铜像，日军攻占香港后，将它拆去，运往日本作战利品。二战结束，港英政府便立即通知盟军统帅部，向日本索回。铜像已残破不堪，请专家修复，因原广场上的基座也被彻底破坏，只好将其重新立于新建的公园，并且将该公园命名为“维多利亚公园”。
程小雨很难想象当年的程大明，他说是吗，我哥他那时真是这样的吗？从他家搬离金巴利道住进永兴街那栋旧公寓起，小雨从大明那里就得到过无数次的提示，是万恶的殖民地资本主义制度害了我们，是大英帝国主义把我们这个家弄到了现在这步田地。大学毕业进入培侨中学工作后，程大明以前温软懦弱的性格在一些“****”同事的互相鼓动下变得面目全非。在一些阴郁的令人伤感的天气里，程家太太会想起我母亲和我的哥哥姐姐，她说不知道张夫人现在过的什么日子，还常去逛百货公司吗，有没有其他姐妹陪她聊天打麻将了？每当此时，程大明就会顶他妈咪的嘴。逛什么百货公司，打什么麻将？他说，大陆上人人都忙着学习忙着进步，张夫人也不会例外。再说她们本来就是进步人士很受尊重，说不定，她的大女儿大儿子都当了领导干部啦，她呀，正坐在西湖边的别墅阳台上晒太阳呢。
我们没有坐在西湖边晒太阳，而是坐在劳改场的医院病房门前晒月亮。程小雨说，住在金巴利道时，他家客厅里挂着一幅维多利亚女王的油画像，挂在壁炉上方，炉台上摆着银质的烛台。搬到永兴街时，女王的油画像没有摘下，而是留给了新的主人。永兴街公寓里没有客厅只有一个小吃饭间，有一天程大明在那里的墙上贴了一张大照片。照片上是一位穿着笔挺中山装的老者，眼泡皮略显浮肿，下巴上有颗痣，很庄严很肃穆地审视着他们。对于从小看惯了维多利亚女王温和笑容的程小雨来说，这位老者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使他感觉很惶然。他妈咪那种压抑的感受大概也跟他差不多，妈咪说，大明呀，我们家能不能不挂这张像呀？
不能。程大明斩钉截铁回绝她。他站在墙前，拿着一支红笔，在这位老者的像下恭恭敬敬地写出一行字：伟大领袖我们永远忠于您。
整夜都有伤员和病人在痛苦的呻吟，住在平房第一间的据说从前是一名大学教授。这位教授在抗战时当过远征军上尉，1957年居然还敢向学校领导提意见，老账新账一起算，他就成了货真价实的反革命政治犯。骨瘦如柴的教授患的是不治之症，他那断断续续的呻吟声像锯子一样锯着我们的耳朵和神经。突然一声嚎叫，程小雨从床上滚落下来。他是不是死了？小雨跪在地上问我，眼睛里流露出深深的恐惧和迷乱。我跑出去看看，没事，我说，拉起他回床上去。他的身体像猫一样缩卷起来，双手抱腿头埋在膝盖上。后来我就听见了一阵低低的啜泣声，我沉默了一会儿，我说，别哭了，这个世界不理睬眼泪。
值班医生拉开了第一间门，嚎什么，他呵斥那教授，已经给你服过止痛片了，再好的药我们这里也没有！医生打开廊灯，惨白的日光灯照着灰塌塌的三合土地面，冷冷地一片。所有的呻吟声都停止了，里里外外一派死寂。远处传来巡逻哨兵的脚步声，大概有只野猫或老鼠蹿过，那哨兵猛地拍了一下枪托，对着黑暗的旷野喊，谁？不许动！我看见你啦，你给我出来。
三
我娘让我给程家姆妈写封信，隐晦地将程小雨平安来到我家的信息告诉他们。我说这封信就让小雨以我的名义写吧，他家人一看笔迹就什么都明白了。
这是一个冬天的童话。我娘坐在窗前看报上的元旦社论。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按照规定，程小雨应该去派出所报临时户口，但是派出所片儿警也分成了好几派，正在进行激烈的内斗。当然，即使他们正常上班，我们也不会这么愚蠢地自投罗网。我们跑到那里去，只是为了开一张侨眷证明罢了。
湖滨派出所对面是市一医院，狭窄的马路经常被人来车往堵得水泄不通。拉病人的三轮车大板车互不相让，一个老太太突然惊叫起来，抓贼骨头呀，我的看病钱被贼骨头偷走啦！人们乱成一团，几个中学生却乘机向空中撒起了传单。一名孕妇双手抱着大肚皮哭着喊着别挤啦别挤啦，再挤就要出人命啦。
我把程小雨拉到路边的花坛上去，他惊讶地看着这幕街景，神情恍恍惚惚。我搡他一把，走吧，小花来了！程小雨拉住我的手说，小花是谁，是一条母狗吗？我跺跺脚，别乱说，我说，小花是派出所的内勤，花木兰的后代。程小雨愣了愣，仍然抓住我的胳膊不放，你别骗我，他说，花木兰的后代也姓花，难道她先生是招赘女婿？
我无法回答这个年代过于久远的问题，我说你走不走，不走就站在这里别动。程小雨想了想，还是跟着我走到派出所去。我们看见小花进了办公室，先给自己倒杯茶，然后坐下了，从抽屉里拿出一把指甲刀专心致志地剪起指甲。我走上前说，小花同志，请你帮帮忙，给我盖个章。小花抬起头来，眯缝着一双细长的眼睛从下到上打量我。开侨眷证明，去银行拿外汇换人民币吗？我点点头，看见小花的双眸突然亮起来。昨晚我刚逛过侨汇商店，那里的东西都要外汇劵才能买，她伸个懒腰说，你哪来的外币，是不是境外特务机构汇给你的活动经费啊。
我笑了，一只脚踩住程小雨的脚背，他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想逃又不敢逃。今天下午，米老鼠手里就会有几张外汇劵了，我笑眯眯地告诉小花同志，那眼神称得上含情脉脉。你可别跟我说，你管不了他。
这位女警察捂住嘴呵呵地笑起来，她摘下剪绒帽，甩一甩两根小辫子，拿起图章往嘴上一呵，啪地盖了下去。米老鼠是谁？程小雨跟着我出去，急不可耐地问我。她弟弟，我说，我小学的同学。
我们只是石头缝里的一株小草而已。我们首先得活下去。程小雨深刻地体会了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跟他探讨他们在香港的行为。我觉得程大明的逻辑是荒谬的，父亲受害于大鱼吃小鱼的金融市场，他应该去找市场或市场操纵者算账。如果翻不了身，只能怪自己本事不够，风大浪高，驾船的能力欠缺。现在他不去学习这些本事，反而从喊口号撒传单发展到研究起了土炸弹硝镪水。莫非这样一来他老子就能重新当襄理了？莫非他们就能搬回金巴利道去住了？这真是瞎搞一气，我说，如果你们成功了，按你老子的成分他也只能是更倒霉，很可能连个小职员也没得当了，戴上白袖套铜锣湾扫马路去！
勒令某某老师交代历史问题，或者揭露某男老师跟某女老师轧姘头的标语大字报，张贴在一所中学大门口的两边墙上。米老鼠耷拉着两只大耳朵袖着双手晃着双腿站在墙边。我把三张侨汇劵放进他脏兮兮的旧警服口袋，我说，米老鼠，你这身皮也该洗洗了，你姐她自己搞得香喷喷的，怎么就不管管你呢？米老鼠低头看看衣裳，嘿嘿地笑起来说，湘九，把你的人字呢咔几军装换给我吧，我保证将这身警服洗得干干净净地交给你，我这就送干洗店去洗好不好？
我身上的黄皮要追溯到抗战胜利那年，我娘买了联合国救济署处理的剩余军用物资：两匹黄色人字呢咔叽布。这两匹布，我娘带到香港，又从香港带回来，让我从读小学起就成了一名小丘八。同学们远远看见我就叫我举起手来，说我是个来自台湾的俘虏兵。一九六六年夏天，首都的红卫兵小将们穿着跟我一样面料的黄军装出现在银幕上，于是，俘虏兵成了革命战士。米老鼠的爹娘都是警察，从小穿腻了这身蓝褂子，他缠着我换衣裳，已经缠了将近一年了。
这哥们是谁？米老鼠说。要不把他那双运动鞋换给我也行。
我表弟。我言简意赅地说。你爹娘还没回家？
当了分局局长还想当市局局长的父亲是造成米老鼠他家所有不幸的祸首，他以为他的属下乃至同僚也是他辖下的老百姓，谁也不敢提他的意见违抗他的意志。他错了，他们到了可以批斗他的时候比谁都激烈。什么跟某个有历史问题的女人上床叫她男人守着门啦，什么该抓的不抓该毙的却放跑啦，你一句我一笔，将他变成了十恶不赦的黑社会头子兼异己分子。老两口先是进了机关牛棚，接着又被送到农场。再下去，我估计该跟我大哥一起去推矿车了。
程小雨从没接触过内地的干部子女，小花和米老鼠使他感到很新奇。如果说他以前所处的是灯红酒绿花花世界，那么他现在见到的更是光怪陆离荒诞不经。港币换成人民币了，程小雨终于挺直了腰板，他说吃饭去吧，我埋单。米老鼠激动得双手颤抖，活像一个饿成低血糖的乞儿。到奎元馆去！吃大肉面！他的提议让程小雨愣了几秒钟。也许想起了自己从深圳过来一路上的饥寒交迫，他脸上漾起一缕同病相怜的苦笑。
一碗热乎乎的面条，上面搁一块白花花的肥肉，米老鼠又往碗里放了不少辣椒酱，呼哧呼哧地吃得满头大汗。我说，你几天没吃饱了？你从前好像不吃大肉面而是吃三鲜面的吧，我印象中你跟你姐一样挑剔，包子要吃富强粉，肉馅要拌笋丁。米老鼠放下筷子，脸上浮现出怅然之色。从前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幽幽地说，现在我姐每月月初给我十五元钱，让我自己吃饭，每个月到了下旬我就饿得像只土拨鼠，到处找食吃。
别怨你姐，我开导他说，她参加工作不过两年，工资也低。再说女孩子要打扮什么的，花销总大一点。
你好像要做我姐夫似的，米老鼠说。你可别枉费心机。我姐说了，她要嫁个大官，至少是省厅一把手，这样才能把我爹我娘解放出来。
我没嘲笑他，更没嘲笑他姐。当到省厅一把手的人该有多大年纪了？五十，或者六十岁？哪怕是个造反上去的，总不会低于四十岁吧。小花上月才过的十八岁生日。我送给她的生日礼物是一支英雄牌铱金笔，在市一医院门口捡来的。
街上开过去一辆广播车，四只大喇叭震耳欲聋，开远了，我们才听清楚广播员说的内容。北京发出了一个《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我们听到的是最后一条：叛徒、特务、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和反革命知识分子在银行的储蓄存款，实行冻结，不准提取。
我的脸色很难看，程小雨也是，我们暗自庆幸及时将港币换成了人民币，不然的话，很难说会不会受到这个文件的牵连。街上的欢呼声经过半开半闭的门窗传进来，一群学生和市民在喊叫坚决拥护的口号。一帮傻瓜，我压低嗓门对程小雨和米老鼠说，他们有什么好欢呼的？就因为他们在银行没啥储蓄存款吗？这样下去，他们也永远别指望自己能致富了。再这样过上十年，他们都会变得比你这只土拨鼠更饿，连喊口号的力气都会消失，所有的银行都会关门大吉，大家抱着宁可吃光用光也坚决不存银行的想法，回到******过去天下人大饿的年代，最终拼个你死我活。
我瞧着窗外的街景，用一种大逆不道的口气继续说道，要是他们还有点头脑的话，应该回到家里去向列祖列宗祈祷，请祖宗保佑他们辛辛苦苦积攥了一辈子的几个小钱不被劫掠走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