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景公轻信庄姬的诬告，以叛乱罪杀死了赵婴齐的两位兄长赵同和赵括（事见《左传·成公八年》，这里与《史记·赵世家》、的记载大不同），酿成了晋国历史上的一大错案。《左传·成公十年》记载了此事发生两年后，即前581年晋景公所做的两次噩梦。
晋景公第一次梦见一个恶鬼，披着的散发拖到地上，以手捶胸，身体跳起，对自己说：“你杀害了我的子孙，为无义之君，我已请得上帝允许，为子孙复仇。”那恶鬼打破宫门和寝门，进入宫中。景公吓得逃入内室，那鬼又毁坏了内室的门。景公吓醒后，招来一位神巫相问，巫人所谈鬼怒的情况与景公梦见的情况相同。景公询问梦的吉凶，巫人回答说：“您吃不到新麦了。”
景公病得很重，派人到秦国去请一位名叫缓的名医。医缓到晋之前，景公又梦见身上的疾病化为两个童子，其中一个说：“医缓是位良医，一定会伤害我们，我们往哪儿逃呢？”另一个童子答道：“我们躲于肓（胸腹之间的横膈膜）的上端，膏（心脏下的微脂）的下面，他对我们毫无办法。”医缓很快到了晋国，他察看了景公的病情，认为景公是病入膏肓（病灶在心和膈膜之间），难以医治。景公十分佩服医缓的诊断之术，厚礼送归。
这年六月，新麦成熟，景公招来那位解释恶鬼之梦的巫人，把煮熟的新麦拿给他看，然后将其杀死。但当他正要下食时，突然肚子发胀，上厕所时跌倒死去。景公身边的一位小臣前一晚上梦见自己背着景公上了天。中午时，恰是这位小臣背着景公从厕所出来，晋人最后让他为景公殉葬。
晋景公的两梦发生在他死亡前不久，事实上，这时的景公心情是极不愉快的。同年五月，即他死去的前一月，晋人已立他的儿子为国君，是为晋厉公，他在未死之前就已交出了国政。晋景公生前禅位让子，有两种可能的原因，一种原因可能是他病不视朝，第二种原因可能是他被逼禅位。《史记·晋世家》记载：“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寿曼为君，是为厉公。后月余，景公卒。”西晋学者杜预则认为景公让位是“父不父，子不子”的倾轧现象，若按此观点，景公患病就成了新上台的厉公为消除自己夺政之责而强加给君父的托词。总之，景公此时不是受到身体疾病的折磨，就是感受着亲子夺位的悲愤和痛苦，他精神崩溃、身体虚弱，已经预感到了自己末日的来临。
临死的人如果头脑清楚，常常会回味自己的一生，反省一些重大的行为。晋景公此时不会想不起两年前他对赵同、赵括的杀戮，从而感到其中赵氏的冤情。他这时已没有了纠正冤案的权力和勇气，但他深感有负赵衰、赵盾等先朝功臣，愧对赵氏，因而产生了强烈的内疚；同时，人死归天、阴魂不散的迷信观念使他极担心自己死后受到赵氏先祖的报复。这些思想不断地萦绕于临危的晋景公脑际，于是他做了第一场噩梦。噩梦通过他迷信观念的直接表露，释放了惶恐、紧张的情绪；通过赵氏先袓对自己的威胁报复实现了自戕心理，减轻了自己对赵氏的负罪感。
景公的生存状况继续恶化，他不仅破灭了生的希望，而且已开始感觉到了生的痛苦，“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弗洛伊德语）在他身上同时作用。前者使他同意派人请名医医治，后者使他产生了宁可速死的潜意识，这种潜意识受到生命本能的抑制，于是通过第二次梦表达了出来，该梦把疾病转化成能躲避名医诊治的小灵童，他们商议藏于膏肓之间，难以医治，从而满足了死亡本能的要求。
景公此前如果从来没有膏、肓的概念和膏肓之疾难医的听闻，肯定不会有梦中童子的用语和对话；他能完整地理解和记住梦的内容，表明他早有这些概念和听闻。景公正是根据早先的这些诊疗听闻形成了此梦，表达了他不愿配合医治、以求速死的潜意识。如果史籍对此事记载中没有有意照应的曲笔，那我们尚难理解医缓的诊断何以与患者的潜意识设想正好吻合。但不管怎样，景公的诊前之梦反映了他当时死亡本能的活跃。
释梦的巫人断定晋景公吃不上新麦，这与景公的恶鬼之梦没有任何形式上的联系，完全是该巫人凭对景公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的观察得出的大致判断。但当景公的生命延续到新麦成熟时，一向对巫人心存迷信的景公立刻对巫人心生仇视：生命本能觉得巫人诅咒了自己；死亡本能觉得巫人欺骗了自己，于是景公招来巫人，毫不犹豫地将其杀掉。他在动刑前向巫人出示煮好的新麦，是要让这位“罪人”死个明白。巫人对景公判断的是他生命的期限，本意是说他活不到新麦成熟之时，巫人的断语显然是错了，但这一错误并未妨碍后世作史者对神巫权威的曲意维护，于是史籍中有了景公饭前死于厕中的情节。
景公身边的一位卑侍这天做了一个假借景公而飞黄腾达的喜梦，醒来后一定高兴地对人宣扬，但人们用当时盛行的梦观念对其作了不同的理解，果然让他陪景公“上天”。
景公梦见恶鬼闯宫，就诊前又梦见病藏膏肓，这是他身体虚弱、精神萎靡、心境恶劣时的神经焦虑和生存痛苦的反映。死亡虽与梦鬼无关，但却是他这种生命状态为期不远的归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