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国复杂的矛盾纠葛常使某些国家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战国中后期秦国在西部崛起，与关外数国的矛盾异常突出。齐国居处东土，与秦国没有接壤，两国的矛盾稍微缓和些，但这种局面却常常使齐国处于两种势力争夺的两难境地。齐国曾经用口是行非的策略手段谋求对这种困难处境的摆脱。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和《资治通鉴·周纪四·郝王中》记载，秦昭襄王见七国国君都称王号，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尊贵，于是准备称帝。他为了拉拢齐国，使齐王与自己分担各国的责难，乃让齐湣王也同时称帝。齐湣王受到秦王推举，很是为难。如果接受帝号，势必得罪关外五国；如果推辞帝号，则又拂逆了秦王之意。后来，齐王采纳了苏代之计，采取“受之而勿称”，接受帝号但不使用的办法，一时应付了秦王，又未得罪五国诸侯。
与此相同的另一件事是，《列国志》根据《史记·楚世家》所载楚怀王合纵六国军队伐秦时“齐独后”的事实，生动地描述了齐国当时对出兵讨伐一事的计策谋划：“伐则结秦之仇，不伐则触五国之怒。莫如发兵而缓其行。发兵则不与五国为异同，行缓则可观望为进退。”（第九十一回）按照这一筹划，孟尝君田文率兵参战，但他一出齐郊，就突然称病治疗，一路耽搁不行，直到五国军队在函谷关之外被秦军打败逃归，齐军尚未进入秦国疆界。
齐国在上述两难的场合都是采取了口头应诺但不真正实施的策略手法，在两种势力的尖锐对立中，一种势力首先拉齐国入围，齐国口头上答应了其相约之事，因而取得了该势力的欢心；但另一方面，齐国在实际行动上找他事作借口，并不真的履行诺言，因而也不得罪另一相对立的势力。齐国用这种口是行非的计策来应付两难的处境。
应该说，口是行非的计策使施计人一时摆脱了眼前的困难处境，为其观察事态的发展，选择稳妥的立场和方针提供了较充足的时机。然而，它也给施计人从长远上带来了消极的作用：首先，它是一种伤害施计人信用的手段。尽管施计人在做出违背自己承诺的行动时，会找其他事情作借口，巧妙地搪塞别人，但个中隐秘终究会被他所搪塞的人所看清。如果多次使用此计，其心迹必然大白于天下，会造成世人对其歪曲型形象的塑定。其次，两种势力的对立和争夺，不会与施计人绝对无关。施计人对两种势力一味取中立和观望的态度，似乎一时避免了矛盾，实际上并未能彻底解脱于矛盾之外，两种势力争斗的长远后果必然直接影响施计人本身。口是行非，企图超脱于矛盾之外，反映了施计人对自己长远利害的短视，从事情发展的全过程看，实是一种坐待焚身的拙策。比如，在秦国吞噬关外诸国的关头，齐国只有支持五国的生存，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齐国的执政者看不见这一长远利害，居处于战争的背后坐观列国争斗，没有给五国以坚决的支援，遏制秦国的兼并，及等秦国灭亡了五国，齐国也就自然成了秦国的囊中之物，被迫吞下了亡国的苦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