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百姓为了消灾祈福，就相信仙、佛、神、鬼，将希望寄托于超自然的神力，相信能与神沟通的人一巫师（婆）。而邪教教主引诱信众，编造本教祖师、教主的神迹神通和故事，诸如祖师出身寒微，自幼素食；目不识丁却会授经写经；不入佛家但能悟道参禅，是弥勒佛等，这就显得很神圣也很神秘。民众由信仰民间宗教而逐渐迷信，逐渐就转向邪教信仰而不自知，更不能识破邪教对创教祖师或教主神化的别有用心。对于普通信众而言，邪教所编造的超凡脱俗、亦神亦人的教主或祖师的确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另外，邪教首领常在经卷中透露他们是神、佛、仙等下凡，具有超人的能力和神通。这使得普通信众更加深信，对教主顶礼膜拜和神往，自愿贡献一切。
一般来说，巫术巫教中的所谓巫师，是指一些能够通神通天通鬼的人，他们能够差遣某些鬼神来驱除另一些鬼神，或者是做法事让鬼神帮助人们克服现实生活的种种困难，以满足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欲望或者用以损人利己、报复报仇、泄愤害人，所以被人们视为有神通的人。在历史上，巫师往往也因此成为妖言惑众的祸源，所以儒家一直主张“不语怪力乱神”。故自古以来，中国民间宗教的巫术巫教信仰，虽然长期存在，起起灭灭，但都未能登入大雅之堂。而正因为如此，贵州佛道儒巫混杂合流的这种民间信仰也一直难登大雅堂，从而与正信的佛道儒三教也有根本的不同。以佛教为例，佛教也承认有神通的事实，即凡夫可有五通，出世的圣人有六通，佛有三明六通。所谓五通：一能知过去世叫宿命通，二能知未来世及现世的远处和细微处叫天眼通，三能知他人的心念活动叫他心通，四能用耳朵听无远弗届的声音叫天耳通，五能飞行自在叫神足通，但这五种神通是属于有漏有执著的，并与解脱无关，也不是菩萨道，所以圣人必须另得漏尽通。所谓漏尽，即去我法二执而证涅槃。唯佛有三明六通，即六通之中的天眼、宿命、漏尽的三通称为三明。佛教认为有了三明六通也只是普度众生的方便，不是异能异术的表现，所以不能显神通以惑乱人心。一般来说，佛教把这种佛道儒巫混杂合流的宗教文化称为附佛外道。
由于近年来出现“信仰真空”，人的信仰需要“填充”。而在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一方面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了显著进步，另一方面却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拉大现象，腐败现象也十分突出，一些人也不再信仰科学社会主义。人们需要的是当下的、现实的关怀，邪教的“现世性”、“人间关怀”这时正好派上用场。再加上人们对于宗教偶像、宗教经典采用一种实用的态度，在普通人群中普遍存在一种迷信心理，对未知世界总抱定一种“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信则灵不信则不灵”，“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心理。有很多人遇事就爱去找算命看相的人员推算一下，是否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邪教“******”在宗教、气功、人体特异功能的幌子下，结合巫术手段，迎合了这些群众。邪教“门徒会”亦然。这种心理最终导致许多人在试试看的心态支配下，走上了邪教道路。
四、对佛道儒巫宗教文化中巫术和迷信的大肆利用
“巫术和原始宗教是从野蛮人对世界怀有朦胧的敬畏和神秘感觉中，同时产生出来的。”而迷信最早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的巫术。一般认为，巫术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朝理性化的方向一朝唯心主义哲学和宗教哲学渗透，二是沿着低俗和无知方向发展，形成各种迷信。迷信形式在许多领域根深蒂固，在普通民众中有一定的心理基础。相信迷信的人常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和非主流群体。迷信的实质是人们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牵强附会的歪曲的反映。迷信思想和活动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长期存在，以文化的形式渗透到许多领域。
巫术是一种民间宗教信仰，表现形式包括巫医、跳神、走阴、圆光、关花、扶乩等等。巫是一种原始迷信信仰。它受鬼神观念支配，是一种生存方式、行为方式、活动方式和结果。这些观念是万物有灵论、图腾观念和鬼神观念。
这些观念长期与人类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巫文化。巫文化内容丰富，表现为巫教、巫术、避邪、崇拜、巫歌、巫书、巫医等。其万物有灵论和鬼神观念对人们的影响很大，常常左右人们的生存和发展，产生敬畏鬼神、崇拜祖先、乞求神灵保佑的心理。一般说来，巫术常与其他宗教融合之后，再被邪教利用。而贵州佛道儒巫宗教文化中本身即具有巫文化色彩，所以常常被邪教利用。
同时，尽管当代科技发达，但仍有人相信迷信。迷信可分为愚昧迷信和现代迷信。愚昧迷信指相信占星、卜筮、风水、鬼神等的一种思想，包括盲目信仰和崇拜。寻求心灵安慰是迷信心理的原因。遇到困难或灾祸时，祈求启示和指点，帮助自己和家人求精神解脱、躲避邪恶和灾害等等。现代迷信则是指20世纪70年以来，人类兴起的对超自然现象的迷信和崇拜，以及由此引起的传统迷信的现代翻版。包括带有现代巫术性质的“特异功能”、装神弄鬼的伪气功和反动邪说等。在农村，迷信鬼神和巫术的农村群众就有可能被邪教组织利诱而转向邪教组织。邪教大肆渲染的“生病不吃药、不打针，祷告就会好”，对于贫困农民特别是对看病不方便、就医难、药费高的农民来说，很容易相信。邪教“门徒会”还宣扬“信得好，能吃上生命粮、发酵粮”，这些宣传对粮食缺乏、生活来源差的人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和诱惑力。而正是这些辨别正邪能力较差的群众就极容易向邪教靠近以致最后沦为邪教信徒。
贵州省广大农村长期受佛道儒巫宗教文化影响和熏陶，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受其影响更深，因而，巫术活动和由此产生的迷信活动成为广大群众日常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信之甚笃，趋之若鸯，举凡红白喜事、生病、起屋、看地、风水、灾祸、过传统节日和民族节日等等，都要举行一定的仪式，目的在于祈求神的保佑；驱除鬼怪的祸害，获得福祉。人们对神灵的敬畏、乞求神灵禳灾的心理根深蒂固，这容易造成这种宗教文化的神秘化、世俗化、功利化，从而被邪教利用，使人们的信仰向邪教转化。
另外，按吴东升的说法，传统宗教的骨干分子或信徒，在经过对自身思想的逻辑框架进行论证后，为了取得政治地位、经济利益以及其他目的，转向创立自己的“教派”。邪教教主大体上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邪教教主都有加入过某种“教”的经历，与原来的“教”产生了一些矛盾，于是从原先信的“教”中演化出来，另立门户。邪教教主所具有的特殊经历和文化背景、生活背景在某种契机的诱发下，突然使教主认为自己是某个神的使者，获得“神”的启示或神秘体验，从而具有了“与神沟通的能力”，成为神的代言人。
早期的“******”招收一些游民从事练功活动，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法。后来李****借用巫术的手法对其广大信众说：“在班里，我要先把你们的身体调整到适合于高层次修炼的状态，然后把****和能量机制放入你们的身体……****是宇宙的缩影，具备这宇宙的一切超常功能。一旦植入你的身体，它就在你的小腹部一年到头永远转下去，不再停了。”李****说他能不接触学员身体就可将轮子放进学员的身体。这个轮子能产生许多神通。心理上有缺陷的学员对此深信不疑。这种巫术性质的手法被其利用，“******”与巫术结合，演变成邪教。
邪教“******”在贵州的泛滥，与贵州佛道儒巫宗教文化现象的长期存在有内在的关联。******在贵州的发展主要有两种形态，即有打着宗教旗号的“农村中心型”和打着气功、人体科学旗号的“城镇中心型”。它们都是从佛道儒巫宗教文化现象中衍生出来的。在当代社会转型时期，竞争和冲突日益激烈，旧的规范被打破，新的规范尚未形成。价值观的困惑、传统信仰系统备受外来文化的冲击，新的价值观和信仰系统又未形成，多数人遇到“新”与“旧”、“中”与“西”、“古”与“今”等各种冲突时表现得无所适从，形成认知上的混乱。这种失范行为通过不同利益主体根据自身需要向多元化发展，若不能有效地控制多元化导致的冲突，由此而产生的种种社会不稳定因素就给邪教的滋生提供了可能性。
邪教并非宗教的派生或附属物。它是“异端”，或叫“极端的宗教”。邪教将各种宗教的教义进行综合熔铸，再结合巫术，最终形成一种功利性极强的社会组织。为了迷惑人们的心思，便于操纵，邪教常常运用巫术手段，把少数人神化，让普通人认为他们具有超常的能力、超常的神通，造成一种至高无上的、人人都必须服从的权威。这些少数人有了这种权威，就对信众进行控制，从而为实现个人的野心而建立邪教组织。邪教的特点在于行动大于理论，邪教的“行动”多数具有暴力倾向，只有彻底废除邪教，它的“行动”才有可能自行中止。
